作家雪珥，媒体称其为“历史的拾荒者”，以对一百多年前晚清时期中国那一场改革历史研究出名。《绝版恭亲王(风口浪尖上的晚清改革舵手)(精)》是“雪珥-中国改革史系列”之一的“人物卷”。
    本书讲述了晚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恭亲王奕訢的故事。恭亲王发动体制内改革的基本特征，也是恭亲王能够四两拨千斤、举重若轻而且保持自我低调的原因所在。中国近代改革史那些公认的改革实践先驱们，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背后，其实都站着一个低调的恭亲王奕訢为他们保驾护航。奕訢拉开了中国近代一个半世纪改革的序幕，从内忧外患的荆棘丛中辟开强国之路，摸着石头过河，奠定了中国近代改革开放的基调……

    雪珥－中国改革史系列之《绝版恭亲王（风口浪尖上的晚清改革舵手）（精）》，重塑了大清“总理”恭亲王的形象。很多人误以为，李鸿章是晚清改革运动的总设计师，但实际上他只是前台操盘手兼新闻发言人而已，真正画圈、掌舵的，是那个看似低调到“一生为奴”的恭亲王，是他让被后世描绘为“腐朽、没落、反动”的王朝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生命。
    作者雪珥认为在激烈的利益冲突下，体制内改革者的悖论在于：没有权力，难以改革；有了权力，反而要和光同尘，小步前行。发现问题不难，难的是解决问题。比改什么更重要的，是如何改。从1860到1911年，50余年的晚清改革，发轫于恭亲王，奠定了中国百年改革运动的民族心理根基，它早已超越王朝更替与种族的界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具有深远意义。

    雪珥，本名蒋文胜，中国改革史及战略史学者。
    1991年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曾在担任公务员9年，获得律师资格；中国最早的财经专栏作家之一；曾在澳中两国经营企业十多年。
    自2006年开始中国改革史的系统研究及写作，同时研究中国战略史及国际关系，重点是南海战略、新疆战略及中美、中澳关系。
    目前担任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西悉尼大学澳中文化艺术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恭王府特聘研究员兼近代改革研究室主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家族企业》杂志顾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长江商学院等多家商学院EMBA授课教授；《中国经营报》《国家人文历史》及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多家报刊专栏作家。

本书初版代序
难以复制的大清王爷
本书初版自序栏杆猛拍春梦惊
第一章  叔嫂共和
  风啸天安门
  权力的天平
  “总理”的劳碌相
第二章  皇家无亲
  “窝囊”王爷绵中针
  政治六合彩
  王爷蓝筹股
第三章  谁主沉浮
  风中芦苇
  “谋杀”同治帝
  中南海的脐带
  紫禁城的平衡木
  亲王之死
第四章  老大帝国
  英国议会：大清稳定压倒一切
  “枪杆子里出政权”
  洋干部下岗
  谁家的走狗
  资料链接——刺破大清的泡沫
第五章  美国兄弟
  华盛顿的定情信物
  黄龙旗下的美国葬礼
  美利坚雪中送炭
  谁可托福
  鸟巢外交
  北京欢迎你
  延伸阅读——鹰龙之恋：大清国与美国战略对话
第六章  西域狂沙东海浪
  披着羊皮的熊
  东海饿狼
  抗俄还是抗日
  天山风雨
  日本趁火打劫
  为保新疆失琉球
  资料链接——琉球与浩罕
第七章  改革旗手
  蝴蝶飞飞曾国藩
  春意盎然李鸿章
第八章  中央“一抬”
  号令不出中南海
  改革的阳谋
第九章  裸泳的年代
  猫儿闹大清
  华商不爱黄龙旗
  李鸿章吹起大泡泡
  谁动了恭亲王的奶牛
  盛宣怀打“野鸡”
  裸泳的奴家
  延伸阅读——被误读的晚清改革
代后记  恭亲王：绝版之外
别册他人说

    难以复制的大清王爷
    150年前的1860年9月，英法联军的隆隆炮声将大清王朝的咸丰皇帝赶到热河“狩猎”，而咸丰则将京城的烂摊子丢给了自己的弟弟——时年27岁的恭亲王奕訢。几天后，攻入北京的侵略者悍然将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付之一炬。临危受命的奕訢亲历了种种耻辱，与英法两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以割地赔款的代价使内忧外患的帝国有了难得的平静。
    可能恭亲王本人也没有想到，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将会在大清王朝扮演一个极为特殊的角色。在历史浪潮的颠簸中，恭亲王站到了舵手的岗位上，极力维持着大清帝国这艘破败的巨轮缓慢前行，直至心力交瘁。
    回顾起来，恭亲王奕訢的一生确实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先是在与咸丰的储君之争中功亏一篑，被封为恭亲王后不久便受到咸丰的猜忌和排挤。经过与外国交涉的历练，勇于任事的奕訢开始奠定自己在政坛的地位。咸丰死后，他抓住机遇，同慈禧共同发动辛酉政变，控制了中枢机关，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成为权势显赫的铁帽子王。作为满亲贵族中难得的有才识者，恭亲王奕訢几乎一手导演了随后30年间的王朝改革，可谓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从总理衙门到洋务运动，从近代海军到近代教育，使本已痼疾缠身的王朝居然出现了颇具声势的“同光中兴”，可谓厥功至伟。
    遗憾的是，在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中，奕訢始终无法摆脱慈禧太后的阴影，不得不一次次在宦海沉浮中挣扎，最终抱憾辞世。但是历史不会忘记奕訢，他的时代抱负和政治智慧至今仍值得后人思考。
    19世纪后半叶，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处于急剧发展时期，中华帝国却裹足不前。清朝军队虽然屡屡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蒙羞，但多数士大夫仍然顽固地沉浸在天朝大国的旧梦中，无事则空谈气节，有事则颟顸畏缩。即使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恭亲王，也是在极为艰难地实施满腔抱负。事实证明，在其一生的改革努力中，奕訢几乎无时无刻不受到保守势力的牵掣。他首先必须在权力斗争的夹缝中谋生存，然后才能小心翼翼地为王朝谋发展，其代价便是个人命运的几番沉浮以及朝野舆论的毁誉参半。正如本书作者曾经感慨的：“尽管恭亲王早已获得了‘鬼子六’的雅号，被人们贴上了自由派的标签，但是，除了蔡寿祺之类投机钻营的举报者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对他的人品及政治品格有过怀疑。这种稳健的政治手法，使恭亲王在关键时刻，既能推动改革不断前进，也能掩护激进的改革者从反对的声浪中逃生。”
    岁月如烟，那位曾经书写了一段传奇的恭亲王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过他的府第倒是在历经沧海之后得以保存。如今，在风景秀丽的北京什刹海西南角，有一条静谧悠长、绿柳荫荫的街巷，当年门前车水马龙的恭王府就坐落在这里。作为现存清代王府中保存最完整的建筑，恭王府已成为中外闻名的旅游景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近些年来这里游人如织，但绝大多数看客都是为恭王府曾经的主人——著名权臣和珅而来的。现代的人们往往会对虚构的电视剧趋之若鹜，却对真实的历史漠然置之，这恐怕要算恭亲王奕訢的又一重悲哀了吧。
    著名学者侯仁之先生曾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在浮躁喧嚣的今天，又有多少人能真正体味这其中的含义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现今恭王府的管理者，我由衷钦佩雪珥先生非凡的历史见地。虽然雪珥自称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但他多年来始终以独特的视角致力于中国近代改革史的研究，成果斐然，其已出版的《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及《国运1909》等作品均引起了热烈反响即是明证。在雪珥看来，恭王府曾经的主人——恭亲王奕訢堪称是中国近代改革的源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本人曾多次前来恭王府实地搜寻资料，凭吊历史，最终写成《绝版恭亲王》一书，为我们展现了一代亲王在那个云谲波诡的年代中曾有的飒爽英姿和痛苦无奈……
    毫无疑问，恭亲王的传奇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绝版，但我希望像雪珥先生这样的杰出研究永远不会绝版。
    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孙旭光
    2010年8月于恭王府

    恭亲王：绝版之外
    《中国经营报》：读者通过恭亲王这一晚清政坛二号人物，得以一窥清廷政局之堂奥以及清末改革中坚人物的坚守与无奈。作为将这一切呈现给读者的人，你为何选定了恭亲王这个人物，他的哪些性格吸引了你去探究？能不能谈谈你从开始关注到研究恭亲王的过程？
    雪珥：20多年前，我痴迷般地喜欢上了一本书，那就是尼克松的著作《领袖们》。这位美国前总统在书中如此描绘中国总理周恩来：“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尼克松当然不会明白，在中国的舞台上，聚光灯必须也只能照在一个人的身上，其他人则必须谦恭地将自己湮没在巨大的阴影下，明智地躲避着，或者耐心地等待着聚光灯。
    那时，我刚刚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求学，在几位师长的帮助下，给自己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读书计划。当我读完几本讲述洋务运动的书后，书中那着墨不多的恭亲王，却总令我想起尼克松的这段评述。
    谦卑、韬晦，在领导面前勇于并且善于自我批评，乃至自我贬低，在时机未到时静如处子，在时机到来时动如脱兔，所有这些，也正是我在那所号称“青年黄埔”的大学内所接受的官场入门训练。
    那位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就成为国家掌舵人，之后又被历史贬低到无限小的恭亲王，是否就是中国特色的从政之路的典型呢？我对此很感兴趣。但这种兴趣只是一闪而过。从1987年赴北京求学，到1999年移民出国，这12年间，中国大多数人都难以安宁地守着一张书桌了。恭亲王，被忙碌的名利追逐扫出了我的关注范围。直到2002年我重新回国，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漫长6年间，为了抵御孤独和诱惑，我重新提笔写作，并将笔端伸向最感兴趣的中国改革史，那时，那个阴影中的人物，才回到了我的脑海。
    在我今年撰写的恭亲王专栏中，我不止一次地提到了那阴影中的人物的共同点：老二性格。恭亲王曾经是有棱角的，在“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的“一国两制”早期，权力的重心在恭亲王手上。但在经历了几次碰撞后，他彻底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帝国的管家，而太后们才是真正的女主人。自此，那个神采飞扬、风度翩翩的恭亲王就不见了。郁郁寡欢，忧谗畏讥，言辞谨慎（“谨言”却未必“慎行”），成天忙于事务，只管埋头拉车，不管抬头看路，消极“抓革命”，积极“促生产”，“老二性格”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令我震撼的是，在参观整修如故的恭王府时，我在百年的宫墙发现了一些40年前的红色标语，其中就有：
    努力学习最高指示 忠实执行最高指示 热情宣传最高指示 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那一刻，我真感觉头皮发麻，对历史的无情和荒诞充满了敬畏。那个从恭亲王联想开来的离经叛道的念头，又在脑海闪现：为什么在如此多需要他操心的大事小事中，周恩来要将整修恭王府对外开放，作为自己交代给谷牧的三个遗愿之一呢？（请读者自行查阅相关官方报道）为什么周恩来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百忙之中，还多次来到恭王府，他真是为了发掘“大观园”的原型，还是在凭吊什么，或是想传递什么信息？ …… 《中国经营报》：我们知道，你除了做过公务员、商人、律师，还曾做过财经作家，今天你又选择了一家财经媒体开设专栏，是否有某种媒体情结？为何在财经媒体刊载自己的历史研究成果？ 雪珥：哦开始近代史的写作，至今已经5年多了。随着读者群的不断扩大，我发现在一些场合，包括红墙之内和国土之外，在赞美声或讨伐声中，我的文章和观点有时会被有意无意地误读了。研究历史，资治通鉴是我的主要目的，我把自己的写作模式又定位在“历史现场记者述评”，有意识地强化了现场感和现实感，便于读者自我“代入”，这些都促使我在选择发布渠道上十分慎重，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联想。 曾经有海外媒体约请我开设专栏，开出了十分诱人的稿酬，但我谢绝了。不是我想和钱过不去，而是我不想被人当枪使。我有自己的生意，可以养家糊口，不必卖文为生，赚取版税和稿酬被严格限定在“卖艺不卖身”。只有经济上的独立，才能保证人格上的独立，才能保持思想的贞洁。 我偏爱财经媒体，一是财经媒体比较务实，可以少卷入一些不必要的争论之中；二是财经媒体的受众群多是中产阶级，有相当强烈的社会担待，这一人群不仅是社会稳定的骨干，也是社会发展的主力，这令我可以远离那些装腔作势的八股混混，以及少不更事的愤青们——尽管我并不讨厌他们，但实在没有时间伺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