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浙江绍兴会稽县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作品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其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作者自编文集，再现初版原貌。
    《鲁迅自编文集》适合各年龄层段的读者阅读、收藏，体现了经典图书的加成价值。
    对社会事件和文明进程的敏锐洞察，使其作品具备预言性质和研究价值。
    这本《三闲集》是鲁迅的一部杂文集，收录了鲁迅在1927－1929年间所写的杂文三十四篇。

内容提要

  

    《三闲集》是鲁迅的一部杂文集，收录了鲁迅在1927－1929年间所写的杂文三十四篇。包括《无声的中国》，《在钟楼上（夜记之二）》，《述香港恭祝圣诞》，《柔石作〈二月〉小引》，《流氓的变迁》等。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樟寿，后改名树人，字豫才。
    1918年5月，在《新青年》杂志4卷5号上，他次以“鲁迅”的笔名发表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此后鲁迅陆续创作了《孔乙己》《药》等小说，并亲自选编结集为《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在小说创作的同时，鲁迅也以杂文为武器，以犀利、冷静的笔触表达自身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深刻的社会见解。此外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野草》和《朝花夕拾》。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序言
一九二七年
无声的中国
怎么写（夜记之一）
在钟楼上（夜记之二）
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并来信）
匪笔三篇
某笔两篇
述香港恭祝圣诞
吊与贺
一九二八年
“醉眼”中的朦胧
看司徒乔君的画
在上海的鲁迅启事
文艺与革命 （并冬芬来信）
扁
路
头
通信（并Y来信）
太平歌诀
铲共大观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革命咖啡店
文坛的掌故 （并徐匀来信）
文学的阶级性 （并恺良来信）
一九二九年
“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皇汉医学”
《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柔石作《二月》小引
《小彼得》译本序
流氓的变迁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书籍和财色
我和《语丝》的始终
鲁迅译著书目

前言

  

    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编集此后的杂感。看看近几年的出版界，创作和翻译，或大题目的长论文，是还不能说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者，却确乎很少见。我一时也说不出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这“杂感”两个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厌恶，避之惟恐不远了。有些人们，每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候，就往往称我为“杂感家”，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视，便是一个证据。还有，我想，有名的作家虽然未必不改换姓名，写过这一类文字，但或者不过图报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别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战斗，因此就大抵任其消灭了。
    “杂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确也-因此很吃过一点苦，但编集是还想编集的。只因为翻阅刊物，剪帖成书，也是一件颇觉麻烦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终于没有动过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来了，越打越凶，终于使我们只好单身出走，书报留在火线下，一任它烧得精光，我也可以靠这“火的洗礼”之灵，洗掉了“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这一个恶谥。殊不料三月底重回旧寓，书报却丝毫也没有损，于是就东翻西觅，开手编辑起来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时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脸，摩摩枯皱的皮肤似的。
    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讲演，原就没有记录外，别的也仿佛并无散失。我记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T-”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这时候，有一个从广东自云避祸逃来，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也终于忿忿的对我说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
    那时候，我是成了“这样的人”的。自己编着的《语丝》，实乃无权，不单是有所顾忌(详见卷末《我和<语丝>的始终》)，至于别处，则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挤”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进去干什么呢。所以只写了很少的一点东西。
    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至于对手的文字呢，《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中虽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这些方法一时恐怕不会失传，去年的“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说，就是老谱里面的一着。自问和文艺有些关系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实呢，我自己省察，无论在小说中，在短评中，并无主张将青年来“杀，杀，杀”的痕迹，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这集子里所有的，大概是两年中所作的全部，只有书籍的序引，却只将觉得还有几句话可供参考之作，选录了几篇。当翻检书报时，一九二七年所写而没有编在《而已集》里的东西，也忽然发见了一点，我想，大约《夜记》是因为原想另成一书，讲演和通信是因为浅薄或不关紧要，所以那时不收在内的。
    但现在又将这编在前面，作为《而已集》的补遗了。我另有了一样想头，以为只要看一篇讲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时香港的面目。我去讲演，一共两回，第一天是(《老调子已经唱完》，现在寻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这《无声的中国》，粗浅平庸到这地步，而竟至于惊为“邪说”，禁止在报上登载的。是这样的香港。但现在是这样的香港几乎要遍中国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但是，我将编《中国小说史略》时所集的材料，印为《小说旧闻钞》，以省青年的检查之力，而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却是至今还不能完全忘却的。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编成而名之日《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编讫并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