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奥地利文学大师罗伯特·穆齐尔，被英国《泰晤士报》评价为“半个世纪来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他的散文集《在世遗作(精)》，或从微观处映射世界形势，或针对时事进行带有明显时代痕迹的嘲讽。他以昆虫、动物讽喻人类，于荒诞故事中暗藏锋芒，读来趣味盎然，而又值得反复思考。

内容提要

  

    《在世遗作(精)》是罗伯特·穆齐尔在世时亲自出版的“个人遗作”，分为三大部分：“图像集”仿佛一幅幅静物画，耐心而细致地描摹着微小的事物、定格的瞬间和细腻的感受；“不友好的观察”是对当时德国和奥地利社会的某些文化现象所做的讽刺和批评；“不是故事的故事”则是五篇短小的虚构作品，其中既有带有穆齐尔自身经历色彩的《乌鸫》，也有《三个世纪的故事》和《儿童故事》这种不失轻快的作品。

    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1880－1942），奥地利作家，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德语文学大师之一，与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并列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伟大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没有个性的人》、《学生托乐思的迷惘》，短篇小说集《三个女人》，散文集《在世遗作》等。

望远镜中的世界碎片——译者序（徐畅）
前言
图像集
  捕蝇纸
  猴岛
  波罗的海岸边的渔民
  通货膨胀
  马会笑吗？
  被唤醒的人
  换一种眼光看羊
  棺材盖
  兔子的灾难
  老鼠
  耳聪
  斯洛文尼亚乡村葬礼
  少女与英雄
  永远不再膳宿公寓
不友好的观察
  黑魔法
  房门与大门
  纪念碑
  画师
  一个文化问题
  尽人皆是诗人和思想家
  艺术周年庆典
  望远镜
  这里真美
  谁将你，美丽的森林……？
  岌岌可危的俄狄浦斯
不是故事的故事
  巨人阿果阿戈
  一个没有个性的人
  三个世纪的故事
  儿童故事
  乌鸫

前言

  

    为什么是遗作？为什么又是在世时的？
    有些文学遗产是伟大的礼物；但是通常来说，遗作总是与商店倒闭时的大甩卖和大减价具有可疑的相似之处。之所以它们尽管如此还能受到喜爱，可能是因为，对于一个最后一次向他们提出要求的作家，读者们往往怀有一种情有可原的偏爱。但是不管怎样，也不管对于一份遗作何时有价值、何时仅仅是一件有价商品这个问题可以做出怎样的揣测，无论如何，我决心在我已经不能这样做之前，阻止我的遗作的出版。而这样做最可靠的手段就是，在活着的时候亲自出版自己的遗作，不知道这样的解释是否能让每个人都明白。
    但是我们还谈得上在世吗？德意志民族的作家难道不是早就已经过时了吗？看起来是这样，准确地说，就我能够回忆起来的，情况似乎一直都是这样，只是在一段时间之前进入了一个决定性的阶段而已。用现成部件制作定制的鞋子，制作适合每个人的个人尺码的现成西装的时代，似乎也想生产出用现成的内部配件和外部配件组合而成的作家。几乎在所有地方，遵循自己特有尺码的作家都生活在一种远离生活的深深孤独中，但是他们却又没有死人的本领，能够不需要房子、不需要吃喝。在世时期对于遗作就是这般有利。这对这本小册子的命名以及它的产生不无影响。
    所以人们就得愈发谨慎地对待自己的临终话语，尽管它们只是佯作的临终话语。身处一个充满喧闹和叹息的世界，却只发表一些小小的故事和观察；在发生了那么多重要事情的年代，却只谈次要的事情；为一些远离事件中心的现象而生气：毫无疑问，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懦弱，并且我愿意承认，出版的决定让我自己也感到忧虑重重。但是第一，文学表达的分量和不受这种表达之影响而在宇宙中飞奔的两亿七千万立方米的地球的分量之间，一直都是有某种等级区别的，这一点必须容忍。第二，人们可能会认为本书缺少一种凝聚性的力量，对此，也许我可以引我的主要作品为证，那些作品最不缺乏这种力量；但是若想继续写作那些作品，恰恰要求先有这本书的出版。最后，当我被建议出版这本书，并且构成这本书的各个部分重新摆在我面前时，我觉得，它们其实似乎比我自己担心的更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这些小作品几乎全部写作并首次发表于1920年至1929年期间，但是在目录中被称作“图像集”的那一部分，是源于一些更早的作品。例如《捕蝇纸》在1913年就曾经以“罗马夏日”为题目在一份刊物上发表；《猴岛》也出自这一时期，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否则人们很容易以为，它们是根据后来的形势而作的虚构式改写。事实上它们更多的是一种预见，只不过采用了捕蝇纸和猴子的群体生活这种表现形式；但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这样的预言，只要他在一些不引人注意的细微之处观察人类生活，并且把自己交付给一种“等待”的感觉，在被某个时刻搅动起来之前，这种感觉似乎一直“无话可说”，因此只是平平常常地表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和包围着我们的事情中。
    某种相似的东西大概也可以用于对“不友好的观察”和“不是故事的故事”的理解，但用法基本是反过来的。它们带有其产生时代的明显印记，其中的嘲讽言论有一部分是针对当时的形势。这种起源也表现在它们的形式上，因为它们是为报纸写的，其读者群是不专注的、参差不齐的，面目模糊而且数量众多；假使我是为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而写的它们，像我写我的书那样，那么它们毫无疑问会是另一种样子。正因为如此，我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我是否可以重新发表这些东西？任何改动都要求在整体上进行重新构思，我只能完整地保留它们，只是在一些零星地方，把那些在当初写作时的形势下未能遂愿的东西，在符合它们本身目的的意义上做些修改。所以有时候它们真的可以说是一些影子，一种已经不存在的生活，而且还是以一种有限愤怒的方式，这种愤怒不可能要求圆满和完整。尽管如此，我仍然敢于相信这些小小的讽刺作品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种勇气是我最终从歌德的一句话里获得的，在用于这个目的的时候，这句话可以在含义上做一些改动，而不会有损于其真理性；这就是：“在一件干得糟糕的事情上，人们可以看到所有干得糟糕的事情的比喻。”这句话让人能够希望，在犯有很多更大错误的时代，对小错误的批评也不失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