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谷崎润一郎、村松梢风、内藤湖南、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著徐静波、李振声、施小炜、胡令远、叶海唐译的《东瀛文人印象中国(共5册)(精)》是日本文人游历中国后写作的多体裁游记。书中语言可读性强，又富于变化，口语和文言夹杂，变幻多姿；体裁涵盖剧本、书信、对话、手记等多种文体，虚实掺杂，叫人读来颇觉新鲜。

内容提要

  

    谷崎润一郎、村松梢风、内藤湖南、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著徐静波、李振声、施小炜、胡令远、叶海唐译的《东瀛文人印象中国(共5册)(精)》收录了谷崎润一郎、村松梢风、内藤湖南、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这五位日本文豪游历中国后所写的散文游记。

禹域鸿爪
  总序（施小炜）
  卷首
    绪言
    学徒暑中旅行
    赠诗及送别诗
  禹域鸿爪记
    其一  启程  芝罘  渤海史论
    其二  天津  凭吊  与严、王二子晤谈
    其三  北京  沿革  城墙赏月
    其四  长城  明十三陵
    其五  京郊寺观  文庙  观象台
    其六  陈、蒋二子  威海卫  上海  文、宋二子
    其七  杭州  西湖  灵隐
    其八  苏州  虎丘  寒山寺  灵岩山  沧浪亭
    其九  溯江而上
    其十  武汉之游  黄鹤楼  大别山  伯牙台
    其十一  赤壁  金陵之游  镇江
    其十二  最后之笔谈  时务  金石  归途晾闻
  鸿爪记余
    中国人与狗
    盐丘
    空中鸣銮
    孔庙看守人
    贡院
    体面之意义
    一大溷圊
    罨秀
    外国人
    南口之盥浴及便器
    店铺之装饰
    家屋之结构
    南北之字体
    美女产地之沿革
    沪上之演戏
    风景概观
    金陵之诗材
    画之南北宗派
    “不是塔”
    招牌之典故
    书法与金石
    中国人之笃学
    高塔
  己亥鸿爪纪略
  禹域鸿爪后记
  游清杂信
    发自营口（十月二十六日）
    发自燕京（十一月七日夜）
    发自北京
    发自上海
    再发自上海（一月三日发）
  游清记别记·京津访问记
    中国观察记
  附录  湖南先生所嫌厌的（桑原武夫）
  译后记
中国游记
  总序（施小炜）
  自序
  上海游记
  江南游记
  长江游记
  北京日记抄
  杂信一束
  译后记
  秦淮之夜
  总序（施小炜）
  中国旅行
  南京夫子庙
秦淮之夜
  《苏州纪行》小序
  苏州纪行
  中国观剧记
  西湖之月
  庐山日记
  中国的菜肴
  中国趣味
  上海见闻录
  上海交游记
  译后记
南方纪行
  总序
  小引
  厦门印象
  章美雪女士之墓
  集美学校
  鹭江月明
  漳州
  朱雨亭其人及其他
中国色彩
  总序（施小炜）
  江南的风物
    风景的印象
    建筑
    中国的庭园
    都市的风景
    茶馆
    中国菜肴
    苏州游记
    西湖游览记
  南京重访记
    旅伴
    黑暗的南京
    早晨的茶馆
    城门·雨花台
    旧物破坏
    栖居在顶楼的歌伎和栖居在画舫的陆军师长
    茶馆和书场
    中山墓
    六朝遗迹
    秋雨古都
    清晨的散步
    燕子矶
    茶房
    个人主义
  广东漫记
    荔枝湾
    花艇
    蛋民
    初访尼姑庵
    鸦片
    广东的奇异食风
  北京游历记
    北京大观
    王城之民
    打茶围
    北京菜
    红楼梦的舞台
    天桥
  中国礼赞
    梦寐之乡
    中国的色彩
    茶馆和酒家
    石塘咀
    济南一瞥
  译后记

前言

  

    曾经有一位不可一世的罗马人恺撒（Julius Caesar）留下过这么一句豪言壮语：我来到，我看见，我征服。（Vcnio，video，vinco.）“来”也罢，“看”也罢，都不打紧，然而来和看的目的倘不是援助、投资或观光游览，而是征服，则以今天后殖民后冷战时代的眼光视之，自然不免会感到帝国主义的血腥。事实上，那个时代的罗马人大抵都是帝国主义者，置帝国的利益于万物之上，嗜爱征服别人。也许惟因如此，恺撒的这句话才会被奉为金言备受推崇广为流传，以至于时至今日居然仍未湮灭。甚至在早已打入我国市场多年的万宝路（Marlboro）香烟盒的标志中，居然也赫然印着这句话，只是写作完成时：Veni，vidi，vici。即“我来了，我看了，我征服了”。其实恺撒语录的原版才更加意味深长呢。然而这位罗马统帅在忙着厮杀征服之余，倒也没忘记有效利用晚间就寝之前的时间，写下了一部《高卢战记》（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而这部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恐怕不妨视为一种游记。若依今人的价值观，也许应将恺撒的名言改说成：“我来，我看，我写（vigilo）。”改vinco作vigilo，仅仅一字之易，便将话者由威风凛凛的三军统帅降格为普普通通的一介游客，尽管失去了许多英雄气概，却也平添了一缕和平与温馨，岂不可爱？而名高千古的《高卢战记》也大可更名为《高卢游记》（Commentarii de Itinere Gallico）了。——此乃戏言。不过事实上，征服这一行当固然英雄无比，但鲜见能够维持得恒久。君不见，昔日曾为罗马军团所征服的土地上，如今崛起了一个个强大富足的国家：倒是称霸一时的罗马帝国却早已灰飞烟灭了。反观搦管弄文，尽管显得孱弱，却似乎远较策马横刀杀气腾腾的征服更受到永恒的青睐：连今天我们认识恺撒其人，难道不也是仰赖写在纸烟盒上的一句“名言”，以及一部《高卢战记》吗？亦即是说，对于生活于现代的我们而言，恺撒建立在南征北战杀人如麻之上的盖世英名，已经毫无（当时所曾具有过的）意义；如若说今天恺撒对我们还有一点影响的话，那这种影响只是通过他作为副业而遗留下来的著述（ecriture）来实现的。
    ……
    这恐怕是因为此时自以为国力已足够强大的日本，无法容忍中国继续妄自尊大，自命为世界中心之国的缘故。而“支那”一词，乃是模拟西文的译音。如英文的China，法文的Chine，德文的China，意大利文的Cina，西班牙文的China之类，据说原是中国古称“秦”的讹音。盖国与国的交往一如人与人的交往，尊重对方应是礼尚往来的前提。而以对方自己为自己所取的名字呼称对方，则是最起码的礼貌。倘若对方自名“张三”，而我们偏偏不称他“张三”，而是蛮横地硬呼之为“李四”，甚至“王八”，那么显然是有意污辱对方，毫无友好交往的诚意。而当时的日本官方，无疑是缺乏与中国友好往来的诚意的。至于连普通的日本百姓也人人称中国为“支那”，则只能说明“广大的日本人民”在这一点上也是不假思索地响应了政府的政策了的。当然，应当庆幸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历史。但不可不注意的是，时至今日，在日本仍然有那么“一小撮人”，犹自坚持以“支那”称呼中国。而日语中东中国海（East China Sea）、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的正式名称仍然为“东支那海”和“南支那海”，只是不再使用“支那”这两个汉字，改以片假名代替而已。我们愿意能有更多的国人正确地认知这一事实。
    作为译者，我们希望我们的译作能够为我们中国人正确地认识自己提供一点线索。同时也希望，它们能够为真正的理性的中日友好做出微薄的贡献。但我们最希望的，还在于能够为诸位读者在劬劳之余，带来阅读的乐趣。
    1998年10月于呷奔国暗疏乡

后记

  

    《禹域鸿爪》著者内藤湖南的一些背景性传记材料，这套译丛的策划人施小炜先生，在其所撰的《总序》中已有很好的论列，读者自可从容参读。我只是想补上一句，《禹》是收入本译丛的这几种书里边，惟一一部学者写的游记。
    学者有学问垫底，游山观水之时，始终不会忘情于史地的考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有一般文学作家所难以企及的骞翮远翥的学术视野。于深情回眸间贯穿学问兴味，在流连忘返中蕴含明慧关照，本是内滕湖南这种不世出的学者所独擅的胜场。但随时随地，总要倚重书袋，比起单凭直感的长驱直入，走访者之于山水之间，终究多了层间隔，而讲究旁征博引的结果，又不免会让行文显得滞重。凡事有得有失，原是世间常理，更何况，乐山乐水，无有定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相信喜欢这种类型的游记的，也一定大有人在。
    还有一点，也与著者的学问颇有关系。内藤是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开山人，这本书又写于差不多百年之前，原著用的是一种颇带古奥气息、文笔专骛渊雅的文言体日文，因而转译时也让译者颇费踌躇。作为一份不可多得的见证百年前中国世事世情的文化史料，将其译为平白直爽的现代汉语，反而觉得跟文本原有的性质不相对称，倘若某种直接就能提示其历史感的东西，却因为转译文体的不相称合而致使那份本可直接感知的历史感就此流失，这无论如何也是件遗憾的事。正因为顾虑到这一点，这本译书最终还是采用了现在这样的文体，虽然半文不白，两不讨好，但还是希望读者诸君在面对它们的时候，尽可能地对译者的此番用心，多少有些体察与谅解。
    1907年（明治四十年），京都大学创设东洋史讲座，内藤应邀讲授中国近世史，由报人（先后任《日本人》、《大阪朝日新闻》、《台湾日报》等报刊记者）转型为东洋史学家，并与狩野直喜、桑原骘藏等共创二十世纪日本东洋史研究的“京都学派”（另一派则是以东京大学白鸟库吉等为代表的“东京学派”）。内藤曾数次游历中国、朝鲜和欧洲；与文廷式、罗振玉、王国维等中国学者文人交往亲密，与胡适也有通信往来；史学上提倡清代实证史学；“唐宋变革论”则是其在中国史研究中所提示的富有魅力的话题之一，至今仍为中外学界所关注和讨论；其在敦煌学与中国古代书法、绘画方面，也均有独步一时的专门研究。学风阔达，造诣精深，尤其是思路、、方法的独到，确立了内藤在日本东洋史学发展史上开山与奠基者的地位。其主要著述《读史丛录》、《中国近世史》、《中国论》、《中国史学史》、《中国绘画史》、《近世文学史论》及、《日本文化史研究》等，近年已多由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陆续翻译出版，读者诸君自不妨留意参看。与那个时代日本一众东洋学研究家一样，内藤湖南对作为历史与文化的中国怀有很深的敬意，而对其时现实中全方面赢弱的中国则既同情又不免轻蔑。这在收入本书的内藤的几种游记里，几乎在在可见，读者诸君自不难察识。 译者谨记 1998年清秋草，2016年暮春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