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对决--马汉的幽灵与日美海军大碰撞(精)》是一部世界军事史学术研究经典之作，作者为日裔美国学者麻田贞雄、海军史专家。
    本书通过扎实的史料和学术叙事，完整展现了近现代日本接受、转化、运用马汉海权理论的成败得失，结合日本与美国关系，分析了其走向开战的教训与启示等，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参考意义。

    麻田贞雄著的《宿命对决--马汉的幽灵与日美海军大碰撞(精)》追溯了马汉在其经典之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出版之后，对日本作为海权国家崛起的影响。马汉的这部全球畅销书不仅受到英国海军、西奥多·罗斯福和德皇威廉二世的尊崇，也同样受到日本海军部的重视，并将其作为扩张海权的号角。日本海权的扩张顺理成章地指向了美国。作者麻田贞雄以对马汉海权主义的讨论开篇，解释了日本海军是怎样在马汉思想的影响下将自己视作美国人的假想敌。
    本书首次运用了日本方面对20世纪20年代三次海军会议的档案记录，包括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1927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30年的伦敦会议。作者检视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海军在改进武器技术与对扩展舰队规模的质疑并存的背景下面临的战略困境。作者还分析了导致日本与美国开战的决定：1936年退出海军条约，1940年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1941年向印度支那的进军，等等。其中有着陆军与海军之间争夺主导权的官僚斗争背景。作者得出结论认为，马汉的“幽灵”时刻盘旋于日本海军领导人周围，他们准备与美国的战争，在错误地估计美国和日本的实力对比以及美国人的决心的基础上做出决定，都有马汉的影响在。

    这是一次令人感到沉重的讲述，一支拥有传统的强大海军，会和他在九千英里之遥太平洋对面的邻居逐渐对立，并最后走向冲突。为追溯冲突的起源，我重温了美国海权理论的倡导者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及其对日本海军所产生的影响。从1906年至1907年间开始，这两支海军就好像一对“镜像”，都把对方视为自己的假想敌。1921年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是一段快乐时光，日本海军在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的出色领导下，与美国人一起消除了战争恐慌，并构筑了华盛顿海军军备限制体系。1923年加藤不幸去世以后，华盛顿条约的逆流涌动，海军的传统瓦解，领导力不断削弱，直到1941年几乎消亡……
    ——摘自本书  麻田贞雄
    这部佳作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毕生研究成果的结晶，麻田贞雄是20世纪日本海军史与外交史研究界的老资格了。要说在这些研究领域能信手拈来、驾驭自如，无人能出其右。而在学说、政治与人本视角之间自由穿梭，从容叙述和分析，同样无人能与其天赋可比。结局是杰作的冠冕！
    ——美国斯坦福大学舒思深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  马克·皮迪（Mark R.Peattie）
    日本海军在战略上是它美国对手的忠实影子。日本海军军官深深吸了一口马汉用帝国主义和咸咸的海水共同炮制的劲道十足的、也许还带点霉味的烟雾。——海军历史学家  罗纳德·H·斯佩克特
    日本的海军战略比美国的更马汉。
    ——海军战略专家  乔治·W·贝尔
    不言而喻，马汉的“海权论”不但对美国海军，而且整个西方世界，甚至日本萨摩藩的后代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鲜有论述的是，马汉写“海权论”三部曲的原始冲动是什么？《宿命对决：马汉的幽灵与日美海军大碰撞》这本书在追溯从马汉到珍珠港的过程中，麻田贞雄一针见血地揭示了马汉哟灵的本质——“昭昭天命”思想。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李健

    麻田贞雄（Sadao Asada），日本同志社大学外交史荣誉教授，海军史学家。耶鲁大学哲学博士。著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美关系》，该书曾荣获“中央公论吉野作造图书奖”。 作者曾荣获由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颁发的“爱德华﹒S.米勒历史奖”，以及由美国历史学会授予的Louis Knott Koontz 纪念奖。

序
致谢
第一部分  冲突的起源
  第一章  马汉与日美关系
  第二章  马汉对日本海权的影响
第二部分  和平邦交
  第三章  从敌对到缓和
  第四章  华盛顿会议
第三部分  妥协和反动
  第五章  《华盛顿条约》的逆流
  第六章  结局：伦敦海军会议
第四部分  日本的孤立
  第七章  人物、组织和战略构想：1931—1941年
  第八章  废除《华盛顿条约》及其余波
  笫九章  日本海军与三国条约
第五部分  对峙
  第十章  “南进”和美国的禁运
  第十一章  开战决定
结论
附录
对主要文献的说明
参考文献

    在对日美两国的文献进行了多年深入研究后——自己已经快要从京都同志社大学退休了——我写出了这篇关于珍珠港事件前半个世纪之内日本帝国海军的论著。毫无疑问，这是一次令人感到沉重的讲述，一支拥有传统和权威的强大海军，会和他在九千英里之遥太平洋对面的邻居逐渐对立，并最后走向冲突。
    为追溯冲突的起源，我重温了美国海权理论的倡导者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及其对日本海军所产生的影响。从1906—1907年间开始，这两支海军就好像一对“镜像”(mirror image)，都把对方视为自己的假想敌。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是一段快乐时光，日本海军在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的出色领导下，与美国人一起消除了战争恐慌，并构筑了华盛顿海军军备限制体系。1923年加藤不幸去世以后，《华盛顿条约》的逆流涌动，海军的传统瓦解，领导力不断削弱，直到1941年几乎消亡。
    我是站在自己国家的视角上来讲述这段历史的，但我也受到在美国长时间经历的影响，在卡尔顿学院，我跟随耶鲁大学已故的萨缪尔·弗拉格·比米斯教授度过了一段学术生涯。我是比米斯退休前最后一名博士生，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给我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学位论文题目：《日本和美国：1915—1925》，这篇论文以华盛顿会议为中心展开。这也成了本书写作的开端。
    着手研究从1890年至1941年12月7日那个重要时刻之间大量的历史资料非常困难。检索日文资料是令人生畏的，特别是数量浩繁且未经整理的有关华盛顿、日内瓦以及伦敦海军会议的文件。唉!海军和陆军1931—1941年间的档案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遭到了军方高层系统的销毁，任何可能在战后审讯中对他们不利的秘密记录都被匆匆烧掉了。我曾经说过——无可否认，也是无可奈何地——这种行为构成了一种反历史的罪行。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方设法去整合史料，既包括官方出版的多卷本战史，也补充了私人文献中幸存下来的官方记录——手稿、日记、回忆录和访谈等等。
    麻田贞雄
    2005年12月7日

    在总体战的时代，日本海军基本上是按照有限战争来设想未来冲突的。日本无法预见两年之后的战争进程，不能想象一场要打到底的无限战争——只有用无条件投降才能结束的战争。作战课长富冈定俊在回忆录中承认，“在开战前，我认为那是一场有限的战争”，最后将以协商谈判的方式解决。富冈解释说“我们的计划是给敌军造成极大的损失，在我们有利的情况下以谈判结束敌对行动，此时日本的实力仍绰绰有余”。海军没有制订持久战的计划，日本的战争领导者寄希望于美国的盟友、特别是英国的战败会打击它的作战意志，从而放弃在南太平洋继续牺牲，转而寻求妥协的和平。
    日本的领导者没有留意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格言：“没有人——或者说是没有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会在没有搞清楚想通过战争实现什么以及如何实现的时候就发动战争。”就克劳塞维茨的理性而言，日本就没有战争的目标。再次引用1944年成为作战部长的富冈的话：“我们的海军计划制订者们只关心自存和自卫，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和解放亚洲的殖民地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中。”岛田同意这样的说法，“我们认为战争完全是为了自存和自卫。（东亚）新秩序这样的理念是在敌对行动开始以后，随着作战的发展而出现的”。他补充说，军令部认为讨论战争目标是没必要的，因为日本受到石油禁运的威胁，生死攸关。这一态度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1941年8月的《大西洋宪章》中体现了普救性的战争目的。
    1943年任作战部长的中泽佑少将后来写道，日本只有年度作战计划，没有综合性的总体计划，海军的作战计划很难构成一个大战略。军令部只是在1941年3月以大纲的形式起草过对英美的战略。由于要同时和联合起来的敌人——美国、英国与荷兰——作战，1941年6月作战部才开始起草它的总体计划。到8月底这个计划大体完成，也仅仅是在传统的对抗美国的策略上加上了控制“南方资源地带”的内容。
    日本的战争领导人倾向于认为战争只是军事和策略方面的事，没有充分考虑到国力的巨大差异。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看法似乎倒退回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对加藤友三郎在华盛顿已经了解到的总体战概念缺乏认识。1941年的海军没有重视加藤友三郎所强调的军事和经济、技术、政治、外交以及思想意识之间的联系。直到1945年8月，在投降前夕，海军省的研究课才承认未能认识到总体战的现实，过于专注军事行动，忽略了更为广泛的非军事因素。
    总体战需要对国力的全面动员，而日本没有基于对国力可靠估计的总体规划。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在统帅部的支持下，在1940年10月设立了总体战研究会，它的任务是收集和分析国家决策所必需的数据。然而，这一匆忙的设置来得太晚，只是做一些研究和培训年轻官员，不可能为决策提供长期全面的依据，也不可能准确地估计可以从企划院那里得到的国家的战争资源。企划院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年度物资动员计划，大范围地估计物资的供给和需要，把它们分配给陆军和海军。这个委员会被陆海军之间的竞争伤透了脑筋，它们之间互相怀疑，连自己库存油料的情况都不告诉对方。因此直到1941年10月，企划院连国家储备石油的粗略数字都没有。冈田大将回忆说，更为糟糕的是，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大大低估了战时航运的损失。当他遭到质询时才知道，原来日本已经没有支持两年战争之外的更多资源了。企划院经常是编造数字以迎合统帅部的要求。 在海军省，掌握战争物资动员和分配的是兵备局，但它的工作受制于那些制订战争计划的中级官佐“近乎威胁的压迫”。10月下旬，兵备局长保科善四郎（Hoshina zenshiro）在局长会议上说，无法建造足以和美国开战的船只。但石川大佐打断了他，说道：“照这样估计就不用去打仗了!”他强力施压要求保科改变先前的估计。10月，军令部动员课长桥本象造大佐表达了对石油短缺的忧虑，石川却提出了自己对石油储备的估计，他似乎没注意到战争开始后日本的石油库存大概仅敷十八个月之用。与此同时，海军省的动员课长栗原悦藏大佐表示，“企划院的估计都是建立在虚假的数字上，为的是看上去我们好像能发动战争”。作战课的富冈大佐要求他要为这样“失败主义的议论”负责，警告他设法用手中有限的资源去完成作战是他的职责。当高级航空参谋源田实说以现在的航空力量，他没有信心和美国作战时，富冈厉声说：“这不是有没有信心的问题，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关于美国的情报 如果说日本海军对本国的资源做了错误的估计，那么可以说它对美国的估计就更加离谱。军令部尤其是其下的作战部，往往低估美国的战争潜力而高估了德国。 …… 海军领导的失败 我们已经追溯了和平时期日本帝国海军领导力的衰败，这一进程从1923年加藤友三郎去世就开始了，1933—1934年的大角清洗彻底摧毁了主和的领导层，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珍珠港事件时的海军大臣岛田大将在战后说，“如果堀悌吉被任命为海军大臣，结果将完全不同”，岛田的意思是战争可能就不会发生。除了米内—山本—井上这一“铁三角”在他们任职时成功阻止了三国条约外，30年代没有什么领导人能对那些不守规矩的下属进行有效的控制。战后，海军次官（1941—1944）泽本中将写下了如下的思考： (1)平庸之辈盛行，没有具有优秀能力的杰出领导者。来自下属的压力是家常便饭，少壮军官不尊重他们的前辈，使得问题更为困难。 (2)每个人都想逃避责任，没有人有勇气牺牲自己来尽职尽责。 (3)当时的气氛助长了陆军和海军的狭隘和自私，国家和世界的命运被放在了次要位置。 井上大将更是直言不讳地攻击海军高层领导人：“1940年末到1941年初，是海军发起了对泰国和印度支那的干预。当海军省和军令部的下属们开始准备和动员时，他们的头脑被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所主宰，言行煽动起好战的风气。省、部的高层领导者没有勇气和谋略控制他们，从而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危机。” 一般来说，在决策过程中，越是面临严重的危机，就越是要限制参与决策和高层领导的人数，下属的参与——随之而来的对官僚政治的纠缠——就被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成为核心决策者压倒一切的问题。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是一个例子，但日本在决定和美国的战争上成了一个明显的例外，海军领导者在要求其进行精细控制的“危机管理”上失败了。对外，海军没能控制和美国的危机；对内，它没能克制和陆军的竞争，也没能控制自己的下属。在1941年，海军负责任的“中心决策者”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不得不在无法无天的下属压迫之下尽快开战。军令部总长永野就是一个例子，他深受那些咄咄逼人的中级官佐的逼迫和影响。山本和井上等人的确要求作出避免战争的理性决策，但他们并未处于核心位置，影响十分有限。因此，从决策过程的角度来看，日本海军通向珍珠港之路最好可以从海军领导的失败——或者说是缺失来加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