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著的《查无此人》是一部传统的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老人的临终关怀的故事。在为上一代人送别的路上，作者本人面临了巨大的中年危机，她开始在记忆的迷宫里迷路，她发现原来自己和上一代人之间有着巨大的隔阂，却又不愿承认自己疏忽了对父母的认知和关怀。因此种种，她像受了极大痛苦、或是犯了极大错误的孩子那样在她的作品中失声大哭。

    于是著的《查无此人》讲述了：子清，自小缺失家族观念，是生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的新一代都市移民后代。
    浪迹天涯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无根的无奈。子清被迫承担起照顾父亲的重责，因此彻底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作品深刻、细腻地描写了都市养老现况，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时代里，这样的记录*具现实意义。
    子清不得不去东北替父寻亲，也在此过程中，惊讶地发现父母的命运和那段历史息息相关，诧异于远亲印象中的父母和自己所认识的父母是截然不同的。
    父亲的病，犹如隐喻，意味着一代历史的消隐，一方面是当事人的主动忘却，另一方面是客观的因病而忘，结果便是后代的无知，上一代的人生无法得到证据。
    在表层的寻亲访故场景之后，作为隐线的内省增添了作品的精神内核，将失智、失忆作为动乱年代既得利益者的回忆的隐喻体，含蓄表达了这一代中老年对中国近代史的态度——
    失去记忆的老人，也很快被遗忘、被告别，恰如他所经历的那整个动荡的时代。
    寻找记忆的中年人，则陷入不可考的时代泥沼，一切只能归结于想象。传统、历史、家族……这些厚重的生命附加值在这一代人的日常生活中逐渐隐没，但她们也将拥有这一代人所独有的生命印记，在非家族化的城市人际关系中继续领略生老病死的意义。

    这部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小说家于是清晰的轮廓。我仍然会重视她作为翻译家的身份。从某种层面而言，藉由洗练的文字，她为我们翻译了阿兹海默症在病理之外的社会意义，并且深入时间的肌理，翻译了属於父辈的人生过往，终於完成代际的和解。更重要的是，她翻译了中国那段也许黯然而深具意义的历史。我们或可以之为鉴，看清过去，也看清自己。
    ——小说家葛亮
    “查无此人”这个题目很严酷。闺阁之间，昭旷之原，都不再有父亲这个人。世界、世间都像患上阿尔茨海默症一样，将普通人的欢喜哀愁一并忘却。像于是自己说的，“一代人离去，下一代人还没办法收拢那些记忆，又要汲汲营营地去创建自己的生活。”
    ——张怡微
    这是一次更为审慎的书写，与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亲人长期交集之后退而远观，当事人的疼痛*不是*深刻的洞见，而是，灵魂与世界的对抗，个体的无能为力。人类珍视记忆，赋予记忆沉重的使命；人类却又总是扭曲、扼杀并葬送记忆。追寻历史，或始于传承的理想，*后却仅成仪式，这是所有人都在经历与面临的一切。在《查无此人》中，我读到的是一个同代人看向前辈的目光，幽微显现，而又残酷得举重若轻。
    ——小说家薛舒，《远去的人》作者
    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在承前启后中迷失了自我，每一种身份说到底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子清和创造她的作者从惶惑“寻找有没有意义”开始，到*后释然于“天空只有一个。这世界很单纯。”她们仿佛走了一个圆，但圆的起点与终点并不是简单地交叠在一起。
    ——黄昱宁

    于是，著名作家、翻译家。著作有《查无此人》《六翼天使》《一只黑猫的自闭症》《荒城孤读》等。译有《失落的秘符》《美与暴烈——三岛由纪夫传记》《黑暗塔Ⅶ》《杜马岛》等数十部文学作品。

冬
春
夏
秋
后记

    许多年来，于是的主要职业更像是一个文学翻译。尽管她曾以畅销小说名世，主打都市言情。在文学与网络相遇伊始，许多人都读过她的作品。
    于是从事过许多工作，写过很长时间的专栏、评论。与都会生活中许多独立女性一样，她拥抱自我、热爱旅行。但历经时光砥砺，终于又回到小说写作中，契机却源于父亲的一场病。
    在父亲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之后，于是的生活惯性被打破了。和父亲单独相处的时光，孕育了《查无此人》这部小说，而直至这本书真正完稿、出版，又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疾病突然创造了负担与责任，但换一种方式来想，也许是父亲又将于是拉回到更纯粹的文学世界中。《查无此人》令她仔细爬梳了父亲的来历，其实也就是自己的来历；找寻到遥望祖辈的乡愁，其实正是检阅现世的哀愁。也令她从一个都会女性，还原为一个普通的女儿。
    “我不再是我。”
    她借由小说人物“子清”在故事中自陈。
    “她甚至怀疑，命运要她把前十年欠下的烟火债一次性还清。”
    《查无此人》被分割成不同时空。一是父亲的身世，出身于东北，一个乱世商人家族；另一个则是女儿子清的内心生活。身世越来越完整，离别就越来越切近。从子清的独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孤独的女生举重若轻地介绍着自己的前半生：“我有一个安分的童年，姐姐远嫁加拿大，大学时母亲亡故，两年后父亲再娶，毕业后我独自生活，没有固定单位。父亲和母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再也没有离开，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到退休，无波无澜。续弦后他和女方一家住在一起，每年我大概会过去看几次。父亲三年前中风跌倒，同时被宣判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大约一年前就叫不出我的名字了。就这样。”
    显然，“就这样”不足以生成一部创作的根基。所谓“烟火债”，更像是子清对于复杂的身世、离散的阴影及捡回一个没有记忆的父亲时的无奈、惶恐、不习惯的浅浅应答。子清的善良、乐观包裹着敏感脆弱的内心，残酷的命运横陈眼前，在审美和批判之间，她选择了吞下难以细表的苦衷，一头栽人对新的日常生活巨细靡遗的描述和接受，以期缓解内心的种种丧气与哀凉。
    女作家书写“父女关系”是一个经典的母题。如伍尔夫的《到灯塔去》、茱帕·拉希里的《不适之地》、又或者李翊云的《千年祈愿》……父亲象征着权威、尊严、品德，女儿对父亲的爱看似简单却又深厚，看似隔阂却又温柔。父女之间，既是男女，又是长幼。如戴锦华所说，在“父亲情结”之中，潜藏着的不仅是潜意识和欲望的诡计，而且是女性现实困境与生存困境。    ，
    在父亲丧失的记忆之后，子清反而夺下了父女生活的话语权。那个被继母还回来的父亲，在她的引导下一点一滴完成日常生活。这本身很反讽，全部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但温馨居然是真切的，悲伤也是。子清心里明明白白，她的付出不会有人真正懂得，也不会有人认真记得。父亲的疾病与离开，照耀她的孤独，这种孤独令他生前的出走、破坏都可以显得是打发时间的小事。对于子清而言，病魔险恶过任何一个陌生女人，与子清拉扯、搏斗。子清的孤独、骄傲，只能令她假装虚与委蛇，“她挽着他，像一个嫉妒心极强的小老婆，决不允许他离开自己半步，决不信赖外面的花花世界。她挽着他，也像一个耐心的早教老师循循善诱……只有她永远是父亲的女儿，这一点无可改变。”所有人都离开了父亲，但是子清不能。子清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人走失了，却没有人去寻找他们”，但她做不到。那是一位女儿童年以后，一位父亲晚年以前，被生生挖去一大块的残破生命史。
    小说开篇，子清说起父亲的一生，“和我们一样，做了很多事，但不一定很重要。”小说末尾，“她们每天都好像去很远的地方，但只做很少的事，很累地回家。”洋洋洒洒一辈子，可以说出来的事却显得那么苍白。父亲零碎的一生在原乡亲眷们口中，像碎片一样降落。只有子清知道，唯有内心的野兽是父亲交给她的血脉、遗产，谁也夺不走，因为他生养了她。
    “查无此人”这个题目很严酷。闺阁之间，昭旷之原，都不再有父亲这个人。世界、世间都像患上阿尔茨海默症一样，将普通人的欢喜哀愁一并忘却。像于是自己说的，“一代人离去，下一代人还没办法收拢那些记忆，又要汲汲营营地去创建自己的生活。”
    有情的人，情何以堪。

    在这十多年里，我的父母相继去世。
    在火葬场里为父亲捡骨时，我竟然为了火化时间那么短而感到悲愤，有点儿难以理喻。用一双很长的竹筷子夹起父亲的骨时，过分的亲密感来得那么晚，那让我流下眼泪来。但真正的痛哭只有一次：在筋疲力尽的深夜给父亲的葬礼撰写悼词的时候。我不知道写些什么，不能面对自己和上一代人的巨大隔阂，也不愿承认自己疏忽了对父母的认知和关怀，因而像受了极大痛苦、或是犯了极大错误的孩子那样失声大哭。
    在一个城市人的短暂、逼仄的生命里很难亲历一个物种的灭绝，但父母的消失就给了我这种感知：我们成为孤儿的时候，就已目睹一种不可复制的人类的消失。
    在生和死之间，我们注定成为孤儿。这么简单的结论，竞花费了这么多年，我才明白。在这个年纪失去父母，看同龄朋友们激越地谈论恋爱、工作、孩子和旅行，就像独自走进一条偏僻的小巷，无人可与言说。虽然会和所有人在尽头相逢，但我相信，那时候别人的感受会和此刻未满中年的我有所不同。
    未满中年的我，被父亲的病改变了很多。当我决定把这种改变诉诸文字时，也遭遇到了种种拷问。这本书最初的名字是《一岁一枯荣》，最初的设想是用非虚构的纪实手法去写一种老年病，以及相关晚辈的中年危机，都市养老困境。但在写作中途我放弃了，因为我不能无视疾病对历史的隐喻，也不能回避平凡人家追溯家族故事时的无力感。身处巨变的年代，太多当下太迅速地被压缩成太不可信的个体记忆，我们会有怎样的集体记忆呢?
    遗忘是太容易了，除了肉身被动退化，还有精神上的主动遗忘。一代人离去，下一代人还没办法收拢那些记忆，又要汲汲营营地去创建自己的生活。世界加速运转，信息加速淘汰，记忆也被加速遗忘。
    许多作者都曾反省家庭和自我，用文字梳理哀伤和记忆。在写作的漫长空白里，有各式各样的作品维持我的思绪：保罗·奥斯特、井上靖、李炜、马丁·苏特、阎连科、萨曼莎·哈维、谢尔·埃斯普马克、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恰克·帕拉尼克……但在看了那么多杰作之后，我也曾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写什么了。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是艰难的，永远不可能完美。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可避免地觉得生命是无意义的，写作也因此搁置，直到父亲去世，我开始恐惧遗忘。正因为害怕自己会渐渐习惯遗忘，我又把尘封的十万字拿了出来，反复看，反复重写。也许，这是一个写作者在无计可施的时候唯一的自我救赎。
    就像很多野心勃勃的事，会在用力过度的过程中忘记初衷。有人劝我索性把《查无此人》的主题发挥到极致，让子清去探查父亲的过去，必须挖出一个惊天秘密出来，生造一出“文革”时代的生死大戏也未尝不可。我知道朋友们是为了让书大卖而好心建议，但我还是不想距离初衷太远了。不想夸饰平凡的百姓在巨变年代中的平凡生死。除了主人公，故事里的每个人也都是时代的缩影。 我想写：无乡可返的徒劳，无忆可追的悲切。 我想写：从乡村到城市到彼岸，每一次移动，每一种落差，每一次回归。 我想写：每一个凡人都是出生入死。 我想写：在以遗忘为表象的疾病背后，还有一场又一场庞大的遗忘事件：集体的、自发的、被迫的、历史性的大遗忘。 在父亲去世后的某个时刻，我恍然大悟，这本来就不是朝向完美的写作。写作也不该是朝向完美的一种自以为是的主张。都不是。于是，这本书慢慢地远离非虚构，慢慢地在虚构中获得自由。从当事人到陌生人，都不再囿于疾病，而得以在疾病的隐喻中施展各自的悲喜得失。老年病的故事扩展为一个家族、三代人、两代移民的故事，从乡村到城市，从一国到异国……而这恰恰是很多中国家族在这半个多世纪里的走向。 这是一本难产的小说，距离我上一本小说约有九年之遥，它见证了我在家庭事件中的疲惫和笨拙，我白发的滋生，我对生活的接纳，我对慈悲的解读，以及我对大历史的好奇和不解。 每一个凡人在牢记历史之前，历史是否已将他遗忘? 我的父亲确实罹患阿尔茨海默症，最终因肺部感染去世，本书中相关疾病的部分毫无疑问取材于现实，但在情节成形之后，所有人物都已自立，只有源头，没有原型。 本书于二。一四年底在数次更改后完成初稿。直至二。一七年才确定出版方。 谢谢《小说界》在二。一四年三月刊发了《六小时》，也就是本书中寻找第二次走失的父亲的片段。 谢谢上海市作家协会给予的经济资助和精神鼓励。谢谢上海文化基金会给予出版赞助。 谢谢关心这本书、在出版前的多年间以阅读和批评鼓励我的朋友们：段晓楣，吴文娟，走走，徐子茼，方雨辰，姜妍，葛亮，引墨，蔺瑶，韩敬群，孟丹峰等等。 谢谢所有从第一页看到这里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