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阿米蒂奇著邬娟、伍璇译的《内战(观念中的历史)(精)》从长时段的视角讲述内战观念的起源与演变历史，考察了其广义性和多元性，及其在当代的表现。本书言简意赅，简明扼要。故事性强，可读性强。对于古罗马政治局势与人物，近现代法国、美国革命及当代世界局势，均做了详细的阐述。

    内战正逐渐成为人类颇为广泛、颇具破坏性且独有特色的有组织的武装暴力形式。
    我们以为我们了解内战，但它究竟是什么，不是什么？这有着漫长而歧义纷出的历史，从罗马共和国到早期现代欧洲，一直到当代。对内战的定义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内战之为内战，取决于谁是统治者谁是反叛者，谁是战胜者谁是战败者，谁是当事者谁是局外人。称一场冲突为内战，可以由外部力量是置身事中还是作壁上观而判定——从美国革命到伊拉克战争，核心的观点都是随着视角的变化而变化。
    内战的时代或许已经结束，但过去的二十年里它又在世界各地频频爆发，巴尔干、卢旺达、布隆迪、索马里、斯里兰卡、叙利亚……大卫·阿米蒂奇著邬娟、伍璇译的《内战(观念中的历史)(精)》以独特的视角考量了内战观念的根源和动态演变，及其对我们这个充满冲突的世界的影响，帮助我们理解这些无休无尽的话题：“内”（civil）何以与“战”（war）相关联？内战是人性的特质，还是一种缺陷？康德所谓“永久和平”，如何能够实现？

    追踪内战观念的历史，揭示对这种冲突模式的定义和理解是多么善变而纷总离合，是本书的目的所在。像作者的其他作品一样，《内战》是一部简要、清晰、高明而有充分文献根据的专著。……作为一种探索性的、别开生面而又简明扼要的分析，作者对这些反复出现的观念、语义的变迁、跨越时空的不同反响的论述，既有重要价值，又有启发意义。但正如作者自己所承认的，本书不可能面面俱到。这不仅因为内战观念的复杂性，也因为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对历史的洞察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过去，以及现在面临的困境。这需要研究者不仅能在长时段里，而且能在其广阔性和多样性上把握历史。
    ——《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在《内战》中，阿米蒂奇追溯了一个爆发式概念的演变轨迹，并非为了对其做出定义，而是为了揭示其为什么如此难以定义。在跨国平民政治和反全球化运动的时代，这是能够引起共鸣的。正如阿米蒂奇所言，内战的含义，是混乱和多重的，恰如其所概括的各种冲突。本书为2 000年来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简明指南，并填补了一个关于内战研究文本的明显空缺。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博大精深，至关重要，阿米蒂奇这部作品堪称同类作品中的典范。语言简明，文字精练，分析透彻，论证犀利。……他的结论是冷静的：人类社会无法避开内战，我们最好努力去理解它而不是忽略它。这部书的出版在今日堪称正当其时。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大卫·阿米蒂奇，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著名思想史、世界史专家。生于英国，毕业于剑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荣获多个学术研究奖项。他曾在世界多地讲学，研究成果丰硕，主要著作有《英帝国的思想起源》、《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现代国际思想基础》，主编有《莎士比亚和早期现代政治思想》、《全球语境下的革命时代，约1760-1840年》、《太平洋史：海样、陆地与人》。

导言 直面内战
第一部分 从罗马启航
  第一章 发明内战 罗马传统
  第二章 回忆内战 罗马愿景
第二部分 现代早期的岔路口
  第三章 非内部的内战 17世纪
  第四章 革命时代的内战 18世纪
第三部分 通往现代之路
  第五章 内战文明化 19世纪
  第六章 内战的世界 20世纪
结语 关于内战的话
后记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1945 年后，欧洲、北美以及其他类似的经济体，如澳大利亚和日本，经历了所谓的“ 长期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与国之间非战状态的时期堪称近现代史上最长。此前最平静的时期，是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克里米亚战争（1815—1853），然后是从1871 年的普法战争到1914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少在欧洲是如此。虽然有“ 冷战”的阴影笼罩，但是，近代北半球国家之间的和平持续时间比上次长了20 多年。最新的全球趋势依然令人欢欣鼓舞。最新的数据表明，2015 年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仅发生了一起—印度和巴基斯坦，伤亡仅约30 人。在此前的2014 年，也仅有一次冲突。尽管有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涉事件和中国南海的岛屿争端，但是“ 长期和平”看上去似乎正在不断延伸并扩展至全球范围。
    然而，我们这个时代也并非一帆风顺。这个世界依然充满暴力。2015 年，从阿富汗到也门，全球发生了40 多起武装冲突，这还不包括恐怖主义、暴动或其他形式的“ 非对称”战争，即非政府武装力量攻击政府或其居民。原来的基地组织和现在的伊斯兰国，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将战火引到了城市街头，从曼哈顿到孟买，从悉尼到布鲁塞尔。尽管国与国之间事实上可能处于和平状态，但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冲突让人民难以产生安全感，何况很多人清楚战争就发生在他们的国境内。“ 长期和平”被一个黑暗的阴影笼罩着—内战。
    20 世纪90 年代早期，“历史终结论”的拥护者们坚信，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将会席卷全球，带领全人类走向贸易繁荣和人权受保障的未来。持有这种信念的人认为民主的和平时期将会出现。据他们所称，一个民主政体是不会向另一个民主政体发动战争的，因此，他们坚信，随着民主制度的广泛传播，世界和平将会随之到来。这些人的信条建立在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理论之上，而康德的理论则源自欧洲启蒙运动中关于获得持久和平的可能性的论述。当然康德并不是一派天真的，他讽刺地提到，一位荷兰酒馆老板在其酒馆标语牌上写着“永久和平”几个字，而旁边挂着一幅画着墓地的画。这暗示着只有死亡的长眠才是真正的永久和平。然而，康德也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并非“ 空洞的理念”，而是一项“正逐渐解决，并不断靠近其目标的任务”。在康德有生之年，永久和平并没有变得更唾手可得—康德于1804 年2 月逝世，在他死后仅10 个月，伟大的将军和帝国缔造者拿破仑获得加冕，成为皇帝，并在接下来的10 年对世界造成威胁。尽管如此，在200 多年后的今天，许多人依然大胆地相信，也许人类终于已经跨越了国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阶段，在人性中“ 天使的一面”的带领下，我们也许最终可以实现康德的梦想，能够“ 战胜战争”。但是，死亡和破坏一直环绕着我们，因而我们所感受到的和平，可能更像是墓地里的那种。然而，最近有一种冲突超越了其他任何形式的冲突，它导致了更多的死亡。这不是国家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恐怖主义，而是内战。
    内战正逐渐成为人类最广泛、最具破坏性以及最具有特色的有组织的武装暴力形式。“ 冷战”之后的几十年间，内战的爆发呈现出极其明显的上升趋势。自1989 年以来，在任何时期都平均有20起国家内部战争—这大概是1816—1989 年全球每年平均战争数量的10 倍。自1945 年以来，大概有2 500 万人在战斗中死亡。这个数字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队死亡人数的一半，而这一数字并不包括受伤的、流离失所的和死去的平民，更不用谈在战争中受疾病和营养不良折磨的人了。内战中物质和经济的消耗同样惊人。在关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分析中，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战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以及必然受其影响的生产效率，被浪费的资源，军队的花费，疾病和犯罪行为的蔓延，还有邻国经济的破坏。那么这一分析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内战的平均价位大概是每年1 230 亿美元。这相当于每年北半球对南半球经济援助的数额。正因为如此，内战被称为“ 倒退的发展”。
    发生在国家内部的战争持续的时间更长—大约比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持续时间长4 倍。20 世纪下半叶的国内战争，持续时间大体上是20 世纪上半叶的3 倍。这些战争还比其他战争更容易重复爆发，因为“ 一次内战最具可能性的遗产就是下一次内战”，确实，在过去10 年中的几乎每一次内战都是既往的重演。内战看起来总是不成比例地集中发生在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尤其是那些非洲和亚洲国家，发展经济学家保罗?科利耶（Paul Collier）称他们为“ 最贫穷的10 亿人”。 如果说自1945 年以来，发达国家享受了长久的和平，那么全球其他广大地区的人口则经受了同样长时期的磨难。位于奥斯陆的内战研究中心也在其网页上强调了这些显著的特征，同时提到：“ 然而，内战却比国家间的战争更少受到关注和研究。” 内战似乎会像贫穷一样一直伴随着我们，而且只要它继续存在，它将会更多地影响到世界上贫穷的人口。
    然而，内战不应该一直作为一个鲜被探究的领域。正如很多人指出的，内战缺乏系统的理论，也似乎很难对其进行归纳总结。目前也尚未出现一部以“ 论内战”为标题的巨著，使其可以与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战争论》抑或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论革命》媲美。的确，如我们所见，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几乎没有提及内战，而阿伦特回归原始的主张及其反现代的理念，使得她将内战与战争的话题完全抛弃了。在1993 年，战后德国诗人及政治评论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1929— ）注意到“ 没有一种关于内战的有用理论存在”。 后来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也提出“ 世界上有专门研究战争的战争学，也有专门研究和平的和平学，却唯独没有专门研究内战的内战学”。类似的感叹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我并非旨在提供一个全面的关于内战的理论，而且我也无法弥补那些缺失的研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能做的只是揭示出我们现有不满情绪的根源，去解释为什么我们对内战如此困惑以及为什么我们拒绝直视它。
    当今的时代要求我们正面地直视内战。从1648 年到1945 年，这300 年构成了一个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时代。过去的60 年，则是一个国家内部战争的时代。这确实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冲突方式最显著的变化。根据一项被广泛引用的数据，自1945 年以来，全世界有259 场冲突上升到了战争的程度，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属于国家内部冲突。自1989 年以来，世界上仅有5% 的战争是爆发于国家之间的。我们只需回顾一下20 世纪90 年代的巴尔干战争，抑或发生在卢旺达、布隆迪、莫桑比克、索马里、尼加拉瓜以及斯里兰卡的战争，就能意识到近年来的内部冲突是多么的血腥，更别提冲突之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正在经历怎样的苦难。更糟糕的是，内战并不会仅仅停留在“ 内部”太久。2015 年，全球有50 起内部冲突，其中有20 起—从阿富汗到也门，是所谓的“ 国际化内战”，即有邻国军事力量参战或外部势力干预。内战并不在乎边境线在哪里。冲突让人们为了寻求安全而背井离乡，所以内战确实经常让一个国家山河破碎。因内战而失去家园的人们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尤其是在2012 年的叙利亚冲突中产生的500 万难民。这些难民的困境引发了难民危机，因而中东、北非和欧洲的格局在未来几十年里将被重塑。随之而来的是安全和稳定将遭到挑战，这一切呈现了一个清晰的事实：这个世界并不和平，充满内战。
    为了更好地叙述，我将本书分成三个部分，每个部分由两章组成。
    第一部分，“从罗马启航”，追溯了内战的含义在自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5世纪这600年中的变化。我认为，罗马人关于内战的讨论——它的起源、它的规范定义以及如何辨别它外在的特征和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对定义内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认为，所有的内战研究源于罗马，而不是源自更早的雅典或修昔底德的世界。那时对社会内部战争的理解是大不相同的。罗马内战本身就包含了对内战的不同解释，也显示了在罗马历史上关于内战的发生地存在各种不一致的说法。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现代早期的岔路口”，将会展现16—18世纪的欧洲。罗马对内战的解释和叙述，为欧洲的思想者们形成内战的概念提供了素材。然而，自从启蒙运动以来，有两个概念群——内战和革命，开始渐行渐远，甚至被有意地置于对立面。这两个概念有着截然不同的道德和政治含义：前者是向后看的、解构的、递减的，后者是指向未来的、提供发展可能性的、递增的。成功的内战往往因此被“重新包装”为革命，而革命者往往会否认与内战有关。但是事情永远都不会如此简单，正如我们所见，进入20世纪之后，这两者会一直互相交织和渗透。
    本书的第三部分叫作“通往现代之路”。在这一部分，我梳理了自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至当今时代的内战概念遗产。19世纪对历史最大的贡献，就是试图将战争置于法律的框架内，想以此改变内战的残酷性。在当今时代，将内战文明化依然是国际法律群体的目标。对内战担忧的根源，以及内战对现今的国际人权法造成的紧张对立，是我最后一章的讨论主题。在这一章中，我叙述了整个20世纪内战遍布全球的发展历程。在这个时期，共同体的边界受到来自“内”战的侵扰，因为内战正在突破国家或帝国的物理边界而席卷全球。也许我们可以从各种世界性的思想体系中——这些思想认为，所有的人类战争都是内战——找到内战扩张的根源。然而，这种扩张的，中击与20世纪自“冷战”以来的社科学者们所致力的目标相抵触，他们希望能够为内战研究提供一个清晰的概念，从而让我们看到，内战必将消亡。
    正如我在结语“关于内战的话”中写到的那样，过去所有关于内战的定义和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渗透进各种国际组织、新闻机构和学术讨论的知识基因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于什么是内战，什么不是内战，有着许多困惑。从罗马共和国时期一路沉淀下来的概念历史，在加入了现代法律和社会科学的语言之后，又增添了新的层次，使得它更加复杂难懂。在结论中，我认为关于内战历史的各种争论，将会继续生成新的未来。如何用历史给予我们的知识来武装自己，面对这些未来，将会影响到全球上万甚至是上百万人的命运——这些人也通常是最脆弱、最不幸的人。要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首先要将目光投向2 000年前的历史，去了解内战在罗马共和国的起源。

    俄罗斯有句苦涩的谚语：过去是难以捉摸的。每个历史学家都知道这是多么真实。什么是重要的历史事件，怎样的问题才值得进行学术研究，什么主题亟待探讨——这些问题都随着当今世界关注的变化而变化。有时只是一个巧合，比如过去和现在的某个相交时刻，就可以让历史学家找到正确的问题。这本书以一种巧合的方式开始，背景是关于内战意义的两场穿越时空的争论。
    内战并不是我曾经期望的主题，更不是我想要花费时间钻研的主题。然而，在2006年末，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圣马力诺市的亨廷顿图书馆(Huntington Library)工作。这座图书馆在洛杉矶南部仅20英里，正是1992年的洛杉矶骚乱的发生地，但你永远无法从那些低矮的新古典建筑，它的世界级花园，或它著名的英国艺术收藏品中猜出它。在最具破坏性的第二次海湾战争时期，我的研究主题就已经浮现。然而，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在2006年10月至2007年1月期间，平均每月有3 000人——包括士兵和平民、伊拉克人和入侵者——在伊拉克的军事冲突中丧生。
    就在那期间，我从亨廷顿图书馆丰富的收藏品中发现了弗朗西斯·利伯的论文。至少在美国军事法律领域，利伯是最早系统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之一——敌方战斗人员的现状、俘虏的待遇，以及军事司法的规则。在小布什(George W.Bush)政府发动“全球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问题成为头条新闻。当我研究利伯的信件和草稿时，我发现在应对内战的挑战时，过去和现在的处理方式非常不一致。在美国、伊拉克以及其他地方，大家对于当前美索不达米亚的冲突性质的辩论开始白热化。19世纪中期利伯定义内战时的困惑，以及21世纪初将内战这个词应用在伊拉克的复杂性，我觉得两者就好像漫长的历史之旅的两个节点，连接着古罗马、近代和现在。
    在亨廷顿图书馆顿悟的几周之后，又一次偶然的机会促使我去研究内战。2007年2月，我在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开始写作《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The Declaration of In 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这部书。当时的图书馆馆长、历史学家和前总统演讲撰稿人泰德·威德默(Ted Widmer)告诉我，他刚刚完成了一项关于美国向世界输出自由价值观的使命的工作。弗朗西斯·利伯和伊拉克的辩论占据了我的脑海；我冷冷地告诉泰德，我们需要的不是美国输出自由的故事，而是一段更黑暗的历史，关于内战及其意义。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快速浏览完图书馆目录之后，我确信没有人重现过内战的故事。我决定，我必须为我的那部《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写一部续篇，在研究完国家的创建(statemaking)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国家分裂(state brcaking)的历史。多年后以及经历了多场内战后，我最终写成了这部书——《内战：观念中的历史》。
    每一本书都是协作的结果；协作的方式各有不同。本书是广泛对话、好运和多年来各个地方的友情馈赠的产物。我主要感谢的机构是亨廷顿图书馆，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和哈佛大学。如果没有我在2006—2007年在亨廷顿举办的梅隆研究项目，我就不会有写作本书的想法。因此，我首先要感谢罗伊·里奇(Roy Ritchie)，他当时是图书馆的研究主任，虽然我的课题改变了，但他并未过多干预。 在贝尔法斯特和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发生了两件令人振奋的事情，它们形成了本书的写作框架。2010年5月，我提出了一个非常早期版本的论点，作为女王大学的怀尔斯系列讲座(the WilesLectures)内容。这对怀尔斯讲座的演讲者是既令人兴奋又充满挑战的：因为要“将演讲者的研究与文明通史联系起来”，“把对详细历史研究的更广泛影响的思考结果发表出来”。我非常感激当时的怀尔斯理事会成员——西恩·康诺利(Sean Connolly)、罗伯特·埃文斯(Robert Evans)、大卫·海顿(David Hayton)，尤其是已故的克里斯·贝利(chris Bayly)，感谢他们的诚挚邀请，感谢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独特的机会，将内战的思想置于“文明通史”中。我也非常感谢我的部门主任利兹·科恩(Liz cohen)，他让我得以从职务中脱身，以便我能在特别忙的时候也可以写作和讲课。 我的经纪人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的坚定支持，还有怀利事务所的每一位成员，尤其是詹姆斯·普伦(James Pullen)和萨拉·查尔方特(Sarah Chalfant)，他们受到了严酷的考验，我非常感激，同样还要感谢我的出版商给予的耐心——乔治·安德烈乌(George Andreou)、希瑟·麦卡勒姆(Heather McCallum)和莉利娅·莫里茨·施瓦茨(Lilia Moritz Schwarcz)。谢谢你们。 最后，真挚地感谢一路走来一直鼓励我的人们：艾莉森·巴什福德(Alison Bashford)、乔伊斯·卓别林(Joyce Chaplin)、格雷厄姆·厄尔斯(Graham Earles)、安德鲁·菲茨莫里斯(AndrewFitzmaurice)、斯黛拉·格瓦斯(Stella Ghervas)、艾琳·吉鲁里(Eileen Gillooly)、皮特·戈登(Peter Gordon)、吉姆·克罗彭博格(Jim Kloppenberg)、埃里克·尼尔森(Eric Nelson)、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 我把这本书献给两位坚定的朋友和鼓舞人心的历史学家，他们在我完成手稿时去世了。他们的遗产将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