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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锁昌剧作选

  • 定价: ¥86.8
  • ISBN:9787519035525
  • 开 本:16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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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中国文联
  • 页数:470页
  • 作者:霍锁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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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01 第1版
  • 2018-03-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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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霍锁昌剧作选》精选了作者霍锁昌戏剧作品二十一部。作品主要反映了在改革大潮中,山区农民与文艺工作者在爱情、伦理、道德、金钱观念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以鲜明的时代特色、朴实通俗的形式宣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品把握时代脉搏,歌颂真善美,让观众在美的享受中,深受启迪和教育。作品无论对生活环境的描写还是对人物个性的刻画都使人强烈地感受到浓郁的吕梁山区的泥土气息,作品从情节设置、冲突推进到诙谐风趣的生活语言的运用都那么通俗流畅、清晰明快、朴实无华,可谓场场有戏,处处有情。书中作品,多部获国家级奖励,多部作品参加国家级展演,多部作品走进中央电视台。本书作品雅俗共赏,情趣并重,具有出版价值。

内容提要

  

    《霍锁昌剧作选》精选了作者霍锁昌近年来编创的戏剧作品二十一部,主要反映改革大潮中山区农民与文艺工作者在爱情、伦理、道德、金钱观念等方面发生的变化。该书以鲜明的时代特色、朴实通俗的艺术形式宣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品把握时代脉搏,歌颂真善美,使观众在美的享受中深受启迪和教育。作品无论对生活环境的描写,还是对人物个性的刻画,都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吕梁山区浓郁的泥土气息,作品从情节设置、冲突推进,到诙谐风趣的生活语言运用,都那么通俗流畅、清晰明快、朴实无华,可谓是场场有戏、处处有情。书中多部作品荣获国家级奖励,多部作品参加全国展演。多部作品走进中央电视台。

作者简介

    霍锁昌,汉族,一九四九年出生,山西省孝义市田家沟村人。一九六八年高中毕业于孝义中学,一九八五年结业于上海戏剧学院。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二级编剧。二零一一年退休,退休前为山西省文化厅特聘创作员。
    高中毕业后,务过农,背过砖,当过民工。一九七一年考入孝义碗碗腔剧团。曾任孝义碗碗腔剧团编剧、团长,孝义木偶剧团编导,孝义文化馆编辑,孝义艺术学校校长,孝义歌舞剧院院长,孝义艺研室主任。现为吕梁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目录

序言
《风流父子》
《风流婆媳》
《风流姐妹》
《锯树留邻》
《碛口轶事》
《通天河》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义龙星》
《大梦醒来迟》
《我们还能陪妈妈多久》
《人偶情》
《影戏缘》
《连心曲》
《风雨核桃情》
《借猪》
《吕梁护工》
《红军娃》
《郭巨卖儿》
《离异情》
《秧歌迷》
《推着奶奶相媳妇》

前言

  

    一九八八年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第七届年会,在山西临猗县举行,观摩山西戏曲现代戏,并且评奖。评委由各省来的专家暗地组成,不公开,评奖结果,孝义碗碗腔《风流父子》获得了七项奖。我对这个戏的编、导、音、美、演十分佩服,其中编剧之一就有个霍锁昌。从那以后到现在,几乎每年都能看到他的剧本,或者看到演出,有时竟是同我的老搭档郭士星一起被请到孝义去看,前后竞看了21个大小不同的剧本或演出。这样就形成了一些对他的戏曲创作的印象。
    霍锁昌的戏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表现红军东征中崭新的军民关系的《红军娃》,表现否定“文革”中“七斗八斗”以及冤冤相报的《大梦醒来迟》,表现精准扶贫的《吕梁护工》《风雨核桃情》,表现保护传承传统艺术的《人偶情》《影戏缘》《秧歌迷》等等,无不使人感受到强烈的时代气息,无不给人鼓舞,使人上进。
    他的戏又具有浓厚的乡土风情。他生活、工作在孝义,孝和义的故事民间随处可见。二十四孝之一的《郭巨埋儿》在孝义成了《郭巨卖儿》。老皮影艺人院里的一棵枣树,引起了外来孩子和本村孩子的矛盾,惹得邻里搬家。为了留住邻家,老先生宁可把树锯掉,演化出了一个优美的睦邻故事,于是孝义有了“贤者村”(《锯树留邻》)。《我们还能陪妈妈多久》的主人公黎艳萍的故事情节,则参照了孝义市瑶圃村道德模范李艳平收养残疾儿童的先进事迹。《风流父子》《风流婆媳》《风流姐妹》《推着奶奶相媳妇》《离异情》等,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一方乡土浓厚淳朴感人的道德风尚。
    读他的剧本看他的戏,不论是大戏还是小戏,准能看到活脱脱的人物。“三风流”中的媳妇、公公、婆婆、姐姐、妹妹,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就是那三位“出土文物”(他老舅、他大姨、他二姑)也都惬意而不忘。《大梦醒来迟》中的程梨花、程必成、陈二冬,《碛口轶事》中的盛景浩、李莺莺、盛书璧,《锯树留邻》中的皮影艺人刘伯太、县太爷郝世高,《我们还能陪妈妈多久》中的黎艳萍,无不活在读者观众的心目中。这些人物都是在吸引人有看头的故事中塑造出来的,这些故事具有诙谐幽默喜闻乐见的格调,这些人物也就活灵活现,亲切可爱。
    他是一位既能编又能导的艺术家,是一位全心全意服务于基层剧团的戏剧家,他每一个戏都是为具体的剧团写的,他服务的剧种有碗碗腔、木偶、皮影、汾孝秧歌、晋剧,都在基层。《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通天河》《义龙星》更是专为木偶团写的。他有较多的合作者,既体现了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又能集思广益,精益求精,因此他的戏成功率极高,似乎没有不曾演出过的剧本。
    由上面的印象,又有下面的感受:
    写剧本都有一个取材问题。霍锁昌所取的大多是现实题材或地域题材,可以说社会上的各种事物,都在他关心的眼界、思虑之中,或者当地有什么历史的或现实的人物或故事,都在他取材的范围之内。当然,并不是什么人或事都能写成戏,要看是不是有思想价值,社会意义,有没有戏可看可演,有没有演员能演出戏来,否则即使事件再有影响,人物再高大,也是一时成不了戏的。霍锁昌在取材方面是慎重的,认真的,仔细的,有眼光的,因此他的戏成活率也就高。
    他的剧本并不都是直接从生活中拿来的,不少是从其他艺术作品改编来的。“唐三千,宋八百,数不尽的三列国”,好多是从历史故事中改编来的。这可以说是中国戏曲剧目建设的一条规律。但是现在一股劲地鼓吹原创,抹煞整理改编,无视推陈出新,把戏曲创作逼进了一条逼仄的小胡同。剧本作者们也以整理改编为耻,明明是在传统戏基础上改编的,也要硬着头皮说是自己的新创、首创、原创。霍锁昌却不耻改编,他往往在剧本的末尾注明改编自什么原作,表示对原作者的尊重,这是一种多么诚实的创作态度!
    表演艺术需要人才,戏曲艺术需要成批旗鼓相当的人才,不仅需要演员,而且需要编导音美人才。如果说演员的成长一般有一个十年崭露头角小周期,有一个二十年成熟成名大周期,那么创作人才的成长成熟,就周期更长。现在的男六十、女五十五退休的规定,对艺术创作人才是不利的,其实这个年龄对于艺术创作人员来说正是成熟期,正是出作品的好时候。好在凡献身艺术的人,并不在乎在职与否,该出手时还出手,霍锁昌已经七十岁了,不是还在出好作品吗?我们现在注意到了保护“非遗”表演传承人,也应该保护编导音美创作老人才。
    创作人才应该保护在哪里?前些年有人提出“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就是说剧团不求有人才,只用就行了。那么,都来个“但求所用”,都那么利己,还能有人才可用吗?其实,对于艺术创作人才应该实行“三级所有”:国家、地方、事业单位(包括剧团),特别是退休人才,要有个归属。孝义市似乎重视创作人才的保护,所以霍锁昌还能安心创作,好戏迭出。
    现在人们都在讲文化自觉,好像是一个流行的口号了。其实,文化自觉的最先提倡者费孝通先生的本意是:对自己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就是要知道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有什么特色,在社会转型时期有什么责任,从而坚定自己的自觉性。孝义的表演艺术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在改革开放建设的新时期,它要发展繁荣,但首先要建立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不应该抛弃自己的传统本色,一味地“贪大求洋”“充大逞强”。霍锁昌似乎骨子里就顽强地生长着孝义的基因,因此他的创作总是离不开碗碗腔、木偶、皮影、地秧歌、梆子,总是为这一方群众所喜闻乐见。这也就告诉我们,在艺术创作中保护特色、传承创新多么重要。
    话说多了,不成序了。
    2018年1月28日于太原
    (曲润海,男,1936年出生于山西定襄河边三村。中共党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山西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文化部党组成员、艺术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党委书记。剧作家,文艺评论家。兼任过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中国戏曲学会、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顾问。)

后记

  

    至情至性 见证此在
    认识锁昌,是在《风流父子》公演那阵儿。
    好像是秋季,那天阳光明媚,金风送爽,是一个好日子。我作为应邀看戏的行署文化局工作人员之一刚刚下榻孝义宾馆,就有该剧作者们送来了剧本。三四个合作者中,一个脸膛微黑笑容憨厚的青年自我介绍说他是霍锁昌。当时已是半下午时分,作者们离去后,我一口气看完剧本,半天无语,因为内心激动,在房间徘徊很久。
    当时《风流父子》的同名小说我读过不久,我没有想到有人竞将它改编成了舞台剧,且改编得这么漂亮。当晚看了演出,心情更是激动。第二天回到机关后,我即写了一篇评论,先后在《吕梁报》《山西日报》《山西文化》《中国文化报)和《文艺报》上发表。
    此后几十年,因为工作关系,我一直与吕梁戏剧界多有交集。前段,锁昌对我说,他想出版一个剧作集,希望我能给他写点什么放在书中。我深知自已的两把“刷子”不过鸡爪刨尘,很难写成什么像样的东西,但经不住锁昌再三邀约,只好勉力为之,心知不过滥竽充数罢了。
    这个集子是我所见吕梁出版剧集中内容最丰盛的一个。内含大小剧作共21部。总的阅读印象可用四句话概括:“高原”胜景已蔚然,珠峰三五出云端。“为伊消得人憔悴”,全因“扑命”年复年。
    “扑命”,在吕梁方言中,是一个比“拚命”有着更明确目标和“动感”的词汇,是一个偏重精神观照的术语。在我看来,这词汇对锁昌,是生命激情的外化,是真性真灵的张扬,是悲悯情怀的宣泄,是“孝义”情结的彰显。
    在这个集子中,锁昌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时代变迁,体察时代变迁中每一个生命个体的每一次呼吸和心跳。他的作品取材广泛,笔触所至,既有历史故事的重述,又有现实场景的描绘;既有民间神话的改编,又有地方传说的演义;既有老年男女的人欲觉醒,又有童稚少年的梦幻追求;既有过往意识形态所造成的“伤痕”抚摩,又有当下社会变革所引发的精神透视。他以娴熟的技巧实现了对文本空间的多向开拓,见证了一个成熟作家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
    是至性至灵,见证此在啊!
    全部作品读罢,我以为大戏《风流父子》《碛口轶事》,小戏《人偶情》是最可代表锁昌“扑命”一生所达水准的心血之作。
    《风流父子》与剧集中的另一大戏《大梦醒来迟》一样,都是根据作家王东满同名小说改编。作者除锁昌外,还有梁镇平、梁镇川、田瑜亮。此作在1998年全国现代戏会演中曾获编剧导演等七项大奖。如果说《大梦醒来迟》是对一个时代中国社会政治震荡所产生的悲剧性余波进行的艺术概括和扫描的话,《风流父子》则是对国人生命意识、真性真灵的热切呼唤。刚刚从几十年中世纪式的精神困境中“睡”醒的张得寿父子和徐双巧母女们,终于敢于理直气壮地追求个人幸福了。“老子不怕当风流老烧包!”是张得寿等“老风流”们的精神宣言,又何尝不是年轻“风流们”的精神告白呢?连男女之爱这种人类最基本的要求在他们都是需以极大勇气去追求的,更遑论其他呢?此剧以男女之爱切入,其内涵却远远不止于此。全剧以繁复丰盈的心理冲突推进情节,所涉三男三女皆处深刻的内在性矛盾中,故收到满台是“戏”的效果。 《碛口轶事》是锁昌和吕梁戏研室主任解玉峰二人根据拙作《水旱码头》改编的。原著小说头绪繁复,舞台剧的改编应该是相当困难的。小说出版后,从省到市曾有好几位剧作家想将它搬上舞台,也有影视制作部门想要改编为影视作品,但多半途而废,有几人完成改编,瑕瑜互见。相比较而言,这一个版本是最为接近原著精神追求的,在艺术上也可称之为匠心独运。作品情节系由两条线推进:一是以盛书璧为代表的商家在权力贪腐、末世文化背景下的抗争与苟且,二是盛景浩与李莺莺、孙金枝两个女性间的情感纠葛。改编者通过孙通判与盛书璧两家联姻(原作没有)巧妙地将两条线绞合为一,解决了作品改编中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在时隔数年后的今天,重读此一作品,再次感觉到现实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恨贪官不分黑白敲骨吸髓,……这世间究竟谁人是盗匪?逐利者富而不贵;弄权者不虑民危;追名者乞怜摇尾;受苦人眼泪空垂。经商济民反有罪,不堪压榨成反贼。”真是入木三分,令人荡气回肠!任何“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如果回避对现实的观照,则必如行尸走肉,灵魂尽失。有位作家说得好:“作家不应该是鹦鹉,不应该是人皮喇叭,更不应该是一群只会汪汪叫的宠物,他们应该发出清醒而正直的声音……”一度时期以来,吕梁“塌方式腐败”之下,凡有着锐利思想反腐趋向的作品皆被视作洪水猛兽,此作的命运不说也罢。但作品魅力固在,是谁也无法否认的。没有明令的“禁演”,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两位作者的荣耀。 《人偶情》是集子中感人至深的一个小戏。戏中老万对木偶艺术的一往情深,妻子对他的理解、宽慰,处处让人动心动情。一个不到两三千字的小戏竞有好几个细节让人过目难忘。如老万备了茶水瓜子请人看戏,人未请到的那种失落;妻不顾奔波劳累做他唯一的观众,看戏过程中体力不支打起瞌睡,被老万发现后的慌乱和掩饰;还有文化馆长带来从旧物市场淘到的“文革”时期丢失的木偶嫦娥的头颅送给老万后,老万因激动昏厥,妻子哼起偶戏音乐他即马上醒来等等。总之,此作庶几可称难得一见的艺术佳构,摘取全国小戏小品群星奖桂冠确是实至名归。 上述三部作品或以对生命活力的勇敢张扬撼动人心,或以对撒娇卖萌艺术的自觉抵制而发人深省,或以对剧中人内心情感的“动作性”转换而征服观众(读者),都显示了一个作家思想的深邃缜密,精神的勇毅刚正,艺术造诣的精粹超拔,是我由衷感觉敬佩并想在这里特别说上一说的。 近三四十年来,阅读各种题材、手法、风格的剧稿较多,内中不乏优秀之作,但就整体情况而言,感觉处于较为幼稚、粗糙水准上的作品尚属多数。假若我们将这些作品与锁昌剧集中的作品相比照,是会得到许多有益启示的。其中有两点特别突出我认为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首先,我感觉我们的创作需有直面冲突的勇气。戏是什么?戏即冲突。冲突有真假、内外之别。真正优秀的剧作都把冲突的真实性、内在性视作艺术的生命。冲突主要是性格冲突和心理冲突。外在的冲突只有通过内在的冲突才能获得足以维持舞台动作的“动能”。锁昌的《大梦醒来迟》较好彰显了这一原理,值得我们仔细琢磨。此作冲突形成的背景为“乍暖还寒”时期。冲突双方一为龙口村下台支书陈二冬,一为摘帽地主的儿子,“改开”以来致富翻身的程必成。在剧作中,双方的“冲突”是以彼此在过往岁月中的“结怨”为基础建构的。按照程梨花对她丈夫陈二冬的话说,就是:“想当年你当支书七斗八整,程必成挨批受斗难数清。三十年弯腰低头处逆境,难怪他与咱结怨不相容。反复辟搞斗争你不近人情。斗地主整死他爷爷程天胜,游大街气得他娘曾发疯。下煤窑滚回来你的指令,上学校被开除你告状俱名。”而现在呢?情势倒过来了:程必成凭借着手里的金钱,和新上台的村干部联手,整治开了陈二冬:“分好的沟坪地换上垣顶,包就的砖瓦厂突然姓程。开石场震得我新窑裂了缝,不图钱专门搅我不安宁。考学校我儿甜核成绩超标准,通知却变成他女程桂萍。大前年若非他把众人煽动,我不会撤职查处把班房蹲……”我相信任何一个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肯定这“冲突”是真实可信的。由于所结“仇怨”的深广,故这个冲突甫一出现,就波及全剧每一个人,且是从社会到家庭,特别是深入到了每个人的内心。如此,就决定了全剧冲突的内在性。冲突以善良的梨花之死促成双方的懊悔,最终得以解决,从而将“宽容仁厚,以和为贵”的主题表现得深切自然。戏当然也可“无冲突”,但那需有富含生活情趣的好情节作支撑,且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走淡化冲突、取消冲突或以“欺骗法”“误会法”建构虚假冲突的路子是很难产生优秀之作的。此类文字在现实题材作品的创作中最为多见。回避冲突或以虚假冲突构戏的结果必然导致作品从“十月怀胎”起就带上了气血不足脾肾两虚的病症,哪里还能再长成一条“好汉”!这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 其次,我想说说“配合中心”作品的创作问题。实践证明,越是基层的作者这个问题越是无法回避。“中心”无疑是我们应该“配合”的,问题在于如何配合。比如当下的热点话题“精准扶贫”,几乎是我们的所有作者都要涉及的。锁昌在这方面的创作也占相当比重。如果把他的这些创作与我们初学写作者的作品相比较,则不难看出:锁昌做得较为成功的奥秘在于:将功夫下在了“主旋律的变奏”上。在这方面,小戏《风雨核桃情》和《借猪》都是值得我们好好琢磨的。前者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村主任年初动员村民大种核桃,承诺秋后全部收购,但到得秋后偏偏遭遇市场疲软,又兼连天阴雨,相关部门的收购不能及时到位,主任担心村民核桃霉变,偷了老婆管的准备为儿子娶媳用存折,准备收购村民核桃因而与妻子发生冲突……这里的核心写人细节为“偷”。后者的故事开头是:春天县长提供猪崽扶贫,剧中人有德却将小猪卖掉,钱赌了,县长“回访”,查看情况,有德就到邻村借猪,应付县长。谁知借来的猪颜色与县长当初给的不一样,于是想出了给猪焗油染毛的办法,喜剧性冲突由此展开。这里的核心写人细节为“借”和“染”。二作都选择了“曲线救国”的办法,“歪打”让它“正着”。这就是“变奏”,是避免公式化、概念化的好点子。这样的“匠心”,正是我们的初学写戏者缺乏的。另外,从立意一面说,前者是“守信于民”,后者在“杜绝作假”,也都是颇有些新意的。文学的根本伦理在“发现”。“变奏”的本质即在对“中心”的艺术性“发现”上。 值此久已期待的《霍锁昌剧作集》付梓之日,我愿以这篇短文衷心表达对朋友的恭贺与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