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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讲稿/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三种

  • 定价: ¥68
  • ISBN:9787532775958
  • 开 本:32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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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上海译文
  • 页数:439页
  • 作者:(美)弗拉基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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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6-01 第1版
  • 2018-06-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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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文学讲稿》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自身是二十世纪备受推崇的杰出的小说家和文体大家,文学声誉卓著且越来越受到无可置疑的认可,他将欧洲贵族趣味与传统修养带进美国文化,又持有深刻而世故的批判与讽刺眼光,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特殊的文化品味。擅长反讽、怀旧与滑稽模仿技法;同时又注重语言的锤炼,他以广博学识和文学修养形成令英美本土作家赞叹的英文风格。移居美国后,他在康奈尔大学等几所高等学府讲授欧洲文学,《文学讲稿》正是在这些讲稿的基础上,编辑修订成书。由于风格独特,且闪烁着文学解读和批评的精彩光芒,随着时间的积淀,其作为文学评论经典名作的品质和地位越来越受到尊崇。
    本书对七位文学大家的七部文学名著的永恒的探讨,每一部都熠熠生辉,都被谈论过无数次,但这次是作家解读作家,天才剖析天才,经典成就经典。兼具可读性与极高的文学批评典范价值,塑造优秀读者。

内容提要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一九四〇年代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后,在韦尔斯利学院和康奈尔大学教授欧洲文学,《文学讲稿》即是他为此精心准备的课堂讲稿和笔记的编录集,收入其对奥斯丁《曼斯菲尔德庄园》、狄更斯《荒凉山庄》、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斯蒂文森《化身博士》、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卡夫卡《变形记》、乔伊斯《尤利西斯》等七部作品的细读分析。彼时正逢新批评理论在西方文评界盛行,纳博科夫以注重文本分析(有时具体到了几乎逐字逐句讲述的地步)、独特的艺术观和批评方法,丰厚的语言和文学修养,昆虫学研究训练出的逻辑性和严谨风格,使《文学讲稿》成为运用新批评理论对作家和文学作品具体研究的典范之作。
    纳博科夫在这本书里讨论了《曼斯菲尔德庄园》《包法利夫人》等七部文学名作,相当于带领学生做了七次艺术侦查和解剖,皆以简洁明晰的语言、深入浅出的方式,极为鲜明地表达他对作品的看法,同时从文本而非观念出发,细致地捕捉和艺术特点,点明作品在艺术上成功的原因。
    《文学讲稿》还有一个特点,即较多地引用了作品的原文。这一方面保留了此书原为课堂讲稿的本色,另一方面也具体说明了作者的见解是如何形成的。由此也形成了本书的魅力,即经过纳博科夫的讲解,他把作品中那些原来并未显示出深长意味和特殊价值的文字,如珍珠出蚌般的展示给读者。

作者简介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
    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纳博科夫出生于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纳博科夫随全家于一九一九年流亡德国。他在剑桥三一学院攻读法国和俄罗斯文学后,开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学生涯。
    一九四〇年,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在韦尔斯利、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大学执教,以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的身份享誉文坛,著有《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等长篇小说。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纳博科夫最有名的作品《洛丽塔》由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并引发争议。
    一九六一年,纳博科夫迁居瑞士蒙特勒;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病逝。

目录

原编者前言 弗莱德森· 鲍尔斯
导言 约翰· 厄普代克
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
简· 奥斯丁《曼斯菲尔德庄园》
查尔斯· 狄更斯《荒凉山庄》
居斯塔夫·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罗伯特· 路易斯· 斯蒂文森《化身博士》
马塞尔· 普鲁斯特《去斯万家那边》
弗朗茨· 卡夫卡《变形记》
詹姆斯· 乔伊斯《尤利西斯》
文学艺术与常识

附录:考试题
译后记 申慧辉

前言

  

    约翰·厄普代克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出生于一八九九年,生日与莎士比亚相同。他的家庭是圣彼得堡的一户富裕的贵族。实际上,他家族的姓氏可能出自阿拉伯文中与此词同根的“nabob”一词,这个姓氏是十四世纪时由鞑靼王子纳博科·穆尔扎带入俄国的。十八世纪以来,纳博科夫家族的成员一直出任军界及政界中的高级官员。我们这位作家的祖父德米特里·尼科拉耶维奇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三世的司法大臣;其子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放弃了可能在宫廷里任职的前途,却以政治家和新闻记者的身份参加了那场注定要失败的俄国立宪民主的斗争。这位富有战斗精神的勇敢的自由主义者于一九○八年被捕入狱,被关押了三个月。然而他一如既往,依旧将他和他的小家庭的生活维持在上等社会的奢侈水平上: 他们或住在他父亲在圣彼得堡上流社会的海军部大楼地区盖的那幢市内宅第,或住在乡间别墅维拉,这幢别墅是他的妻子作为嫁妆的一部分,从极其富有的娘家鲁卡维什尼科夫家族带过来的。弗拉基米尔是他们的第一个活下来的孩子。他的弟弟妹妹们证明说,他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护和关心是最多的,无人可及的。他年少早慧,活泼而有生气,儿时多病但后来体格强健。他家的一位友人还记得,他是一个“身材细长、比例匀称的少年,生着一张富有表情、充满生气的脸,一双追根问底的慧眼,眼中总闪着嘲弄人的火花”。
    弗·德·纳博科夫是一位有些亲英的人,他的子女不仅学习法文,还学习英文。他的儿子在回忆录《说吧,记忆》中自称:“我在能够阅读俄文之前就学会阅读英文了。”他还记得小时候那“一连串的英国保姆和家庭教师”,以及从不间断的、有趣的盎格鲁–撒克逊手工制品:“各种各样好吃好玩的东西从涅瓦大街上的英国店铺里源源不断地来到家中: 水果蛋糕、鼻盐、扑克牌、拼图游戏、带条纹的运动茄克、滑石粉色的网球。”在这部《文学讲稿》里所提及的作家当中,狄更斯可能是他最早接触的一位。四十年之后,纳博科夫在给埃德蒙·威尔逊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父亲是一位狄更斯专家。有一阵子,他大段大段地对我们这些孩子朗读狄更斯的作品,当然是英文本的。”“也许当我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时……在乡间别墅度过的阴雨连绵的夜晚里,他对我们朗读《远大前程》,使我后来从精神上抵制重读狄更斯。”是威尔逊在一九五○年将他的注意力转向《荒凉山庄》的。纳博科夫曾对《花花公子》的一位采访记者谈起他在少年时代所阅读的书籍:“在圣彼得堡度过的十岁到十五岁之间的五年时间里,我所读过的英文、俄文和法文的小说及诗歌肯定比我一生中任何一个其他五年当中都读得多。我特别欣赏威尔斯、坡、布朗宁、济慈、福楼拜、魏尔伦、兰波、契诃夫、托尔斯泰,以及亚历山大·勃洛克。对于另一个层次的作品,我的英雄人物是斯卡利特·平珀乃尔、菲利斯·福格和夏洛克·福尔摩斯。”这后一类作品可以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纳博科夫在他所讲授的欧洲经典作品的课程中,包括了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他选择了这个维多利亚晚期的雾气缭绕的哥特式作品尽管很让人惊讶,但讲稿却是十分引人入胜的。
    那位身体强壮、一直受到怀念的家庭教师“法国小姐”,在小弗拉基米尔六岁的时候就来到纳博科夫家居住。她用流畅的语调向她的学生朗读法国小说(“她那纤细的声音极快地读着,从不减弱,从不停顿,也从不出错”),虽然《包法利夫人》不在她开列的书单上。“我们读了所有的作品: 《苏菲的烦恼》①、《八十天环游地球》、《小东西》②、《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以及其他许多。”毫无疑问,《包法利夫人》是家中藏书之一。一九二二年在柏林一家剧院里,弗·德·纳博科夫被毫无意义地杀害了,③这之后,“一位和他一起骑自行车去黑森林旅行的同学把《包法利夫人》寄给我的寡居的母亲。我父亲当时一直把这本书带在身边。书的衬页上写着‘法国文学中一颗卓绝无比的珍珠’—这个评价至今仍然适用”。此外,在《说吧,记忆》中的另一处,纳博科夫提到他阅读描写美国西部人的爱尔兰作家梅恩·里德的作品时的欢喜心情,并提到梅恩笔下一位被围的女主人公手里拿着长柄眼镜:“后来我发现,那个长柄眼镜在包法利夫人手里,然后安娜·卡列尼娜又拿了它,再之后它成为契诃夫笔下那位有叭儿狗的女士的财产,并且被她丢在雅尔塔的码头上。”他大约是在什么年纪首次阅读福楼拜研究通奸的经典作品④的,对此我们只能加以猜测,可能年纪并不大。他第一次阅读《战争与和平》时才十一岁,那是“在柏林,我们那套昏暗的洛可可风格的公寓里,门窗对着黑暗潮湿的后花园,花园里长着落叶松,我坐在土耳其式沙发上,落叶和书中的格言一起,永远保留在书页中间,就像一张旧明信片”。
    就在十一岁这一年,一直只在家中由家庭教师教育的弗拉基米尔,被送进圣彼得堡一所相对而言还算进步的铁尼塞夫学校。在那里,老师指责他“不适应环境,‘好表现自己’(主要是在俄文作业里处处点缀上英文和法文字眼,这些字眼是我自然而然想到的),以及拒绝使用洗手间里又脏又湿的手巾和打架时用指节击人,而不像俄国职业拳击手用拳头的下侧像打耳光那样挥拳”。铁尼塞夫学校的另一位名叫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的男学生,称那里的学生是“小苦行者,专为孩子们办的修道院里的小修道士”。俄国文学的学习重点是中世纪俄文: 拜占庭的影响,古代的编年史,接下来是对普希金的深入学习,及至果戈理、莱蒙托夫、费特、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在教学大纲之列。至少有一位教师给这位年轻的学生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弗拉基米尔·希皮厄斯,“一位尽管有点深奥但却是第一流的诗人,我极为钦佩他”。十六岁时,纳博科夫收集出版了一本他自己创作的诗歌集,希皮厄斯“把一本诗集带到课堂里来,对我所写的那些最为浪漫的诗行进行激烈的嘲笑挖苦(他是一个生着红头发、精力旺盛的人),引起大多数同学狂欢般的起哄”。正当纳博科夫的世界土崩瓦解的时候,他的中级教育结束了。一九一九年,他的家庭成员都成为流亡者。“我和弟弟被安排去剑桥上大学,我们得到的奖学金不是对才智的承认,更多的是对政治磨难的补偿。”与在铁尼塞夫学校的学习很相似,他学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还踢英式足球,写诗,和数位年轻小姐谈情说爱,而且一次也未曾光顾大学图书馆。在对大学生活的散乱回忆里,他记得有一个同学“彼·姆猛地冲进我的房间,带来一本刚刚从巴黎走私来的《尤利西斯》”。在《巴黎评论》的一次访问记中,纳博科夫说出了这位同学的姓名,他叫彼得·姆洛索夫斯基;并承认说,直到十五年之后,他才把那本书读完,那时他已“极其喜爱它”。三十年代中期,他和乔伊斯在巴黎见过几次面。乔伊斯还曾参加过一次纳博科夫的朗读会。这位俄国人是临时顶替一位生了病的匈牙利小说家的,听众是一群稀稀拉拉、成分杂乱的人:“令人难忘的安慰来自这样一幅奇观: 乔伊斯坐在匈牙利足球队员当中,交叉双臂,眼镜片闪着微光。”另一次不吉利的会面是在一九三八年,他们两人与其共同的朋友保罗和露西·雷昂夫妇一起吃饭。纳博科夫没有记住他们谈话的内容,他的妻子薇拉回忆说:“乔伊斯询问俄国‘蜂蜜酒’(myod)的确切成分,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纳博科夫怀疑作家间的这类社交联系,并在他早期给薇拉的一封信里,详细描述了传说中乔伊斯和普鲁斯特间唯一一次毫无成果的会面,是怎样被描写得走了样。纳博科夫是在何时首次阅读普鲁斯特的?英国小说家亨利·格林在回忆录《打起行李》中写到二十年代初期的牛津:“所有的人都装作关心优秀文学,懂法文的人都知道普鲁斯特。”剑桥好像也一样,尽管大学生纳博科夫对他的俄罗斯人身份已经着迷到了无法摆脱的程度:“我害怕由于异国的影响而失去或玷污我从俄国带出来的唯一财产—她的语言,这种恐惧变得极为可怕……”在一九三二年,当他首次同意由里加报纸的一名记者刊登访问记的时候,他否定了在柏林居住的数年给他的作品以任何德国影响的暗示,他说:“谈谈法国的影响更为恰当: 我喜爱福楼拜和普鲁斯特。”
    尽管纳博科夫在柏林居住了十五年之久,按照他本人对语言的高标准,他从来没有学习德文。“我说德文和阅读德文的能力都很差”,他对里加的来访者这样说。三十年后,在为巴伐利亚广播公司拍摄电影访问记时,他详细地谈到了这个问题:“初到柏林时,我被一种莫名的恐慌所困扰,唯恐学会了流畅地讲德文,就会以某种方式给我的珍贵的俄文根基带来缺陷。事实上,我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俄国流亡者的圈子里,接触的是俄国友人,阅读的全部是俄文报纸、杂志和书籍。我对当地语言的唯一侵扰是那些客套话,即和我的房东或女房主,以及买东西时必须说的那套常规语言:我想要一点火腿肉,等等。当时我没有学好德语,现在颇感遗憾,这种遗憾出自文化角度。”然而,他在少年时代已经接触了德文的昆虫学著作,他的第一项文学成就是为一位俄国的音乐会歌唱家将海涅的几首诗译成克里米亚语。在他的后半生里,在懂德文的妻子的帮助下,他核对他本人作品的德文版本,并在他关于《变形记》的讲稿中大胆地改进薇拉和埃德温·米尔的英文译本。在他的那本颇具卡夫卡风格的小说《斩首之邀》的译本前言中,他宣称在一九三五年创作这部作品之前,他没有读过卡夫卡的作品,对此是没有理由表示怀疑的。一九六九年,他对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者说:“我不懂德文,因此,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前,当卡夫卡的《变形记》在《新法兰西评论》上登出之前,我无法阅读他的作品。”两年后,他对巴伐利亚广播电台说:“我像读荷马和贺拉斯的作品一样读歌德和卡夫卡。”
    在这部讲稿中,纳博科夫讲到的第一位作家是他最后选中的题目。通过《纳博科夫—威尔逊通信集》(哈波及罗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可以较准确地了解这件事的前前后后。一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纳博科夫在康奈尔给艾德蒙·威尔逊写信,当时他刚刚在康奈尔大学开始学术生涯:“明年我要开一门‘欧洲小说’课(十九及二十世纪)。你会建议教哪些英国(长篇或短篇)小说家?我起码得讲两位作家。”威尔逊马上回信说:“关于英国小说家: 依我之见,两位无可比拟的最伟大的(乔伊斯是爱尔兰人,故不在此例)小说家是狄更斯和简·奥斯丁。如果你没有重读过他们的作品,设法重读一次。读狄更斯的晚期作品《荒凉山庄》和《小杜丽》。简·奥斯丁的作品值得全部重读一遍—即使她的小作品也是出色的。”五月五日,纳博科夫回信道:“谢谢你对我的小说课提出的建议。我不喜欢简,事实上,我对所有的女作家都抱有偏见。她们属于另一类作家。怎么也看不出《傲慢与偏见》有什么意义……我准备用斯蒂文森代替简·奥。”威尔逊反对道:“你对简·奥斯丁的看法是错误的。我看你应该读《曼斯菲尔德庄园》……我认为她是六位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之一(其他五位是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济慈和狄更斯)。斯蒂文森是二流作家。我不懂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他—尽管他确实写过一些相当优秀的短篇小说。”而纳博科夫则一反其个性,缴械投降了。他在五月十五日写信道:“我已经读了一半《荒凉山庄》—速度很慢,因为我必须为课堂讨论作许多笔记。了不起的作品……我已经搞到一本《曼斯菲尔德庄园》,我想我也会在我的课上用它。感谢这些极其有益的建议。”六个月后,他带着几分欣喜给威尔逊
    写信:
    “我想就你曾建议我和学生讨论的两本书作一个期中汇报。关于《曼斯菲尔德庄园》,我要学生阅读书中人物提到的作品: 《最末一个行吟诗人之歌》的前两个诗章,库珀的《任务》亨利六世》的几个段落,克雷布的故事《分离时刻》,约翰生的《好闲者》数篇,布朗关于《一斗烟》(对蒲柏的模仿)的通信的几个片段,斯特恩的《感伤旅行》(整个“大门—无锁”的段落出自这里,以及燕八哥等),当然还有英奇博尔德夫人的那个无与伦比的译本《情人的誓约》(一声尖叫)……我想我所得到的乐趣比我的全班学生所得的还多。“
    在初到柏林的几年里,纳博科夫靠教授五门互不相干的课程维持生活: 英文,法文,拳击,网球和诗体学。在流亡生活的后几年里,他在柏林和布拉格、巴黎、布鲁塞尔等流亡者集居的中心举行公开朗读会,所赚的钱比他的作品在俄国销售所赚的还多。因此,正是由于他缺乏高级学历,当他一九四○年来美国时,他对以讲师职位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并非毫无准备,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洛丽塔》出版。一九四一年,他在韦尔斯利学院首次发表了内容多样的系列文学讲座,其中包括《关于读者的几个确凿事实》、《流放的世纪》、《俄国文学的奇异命运》,以及此书附录收入的《文学艺术与常识》。一九四八年以前,他和他的家人住在坎布里奇(在克雷吉广场八号,这是蒙特勒城的豪华旅馆在一九六一年允许他永久居住之前使用最久的地址),他的时间则分别用在两项学术职务上: 韦尔斯利学院的永久讲师,以及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昆虫学研究员。在这些年当中,他工作极为努力,曾经两次住院治疗。除了把俄文语法的成分一点一滴地灌输到年轻姑娘的头脑里和思考蝴蝶的生殖器的细微构造之外,他也在将他自己塑造成一名美国作家。他出版了两部小说(有一部是在巴黎用英文创作的),一本关于果戈理的古怪而机智的书,以及在《大西洋月刊》和《纽约客》上刊登的短篇小说、回忆录和诗歌,这些作品充满独创性和热忱,引人注目。对他的英文作品表示赞赏的人数不断增加,莫里斯·毕晓普是其中之一。这位轻松诗歌的鉴赏家是康奈尔大学拉丁语系语言系的系主任。他发动了一场将纳博科夫从韦尔斯利学院招聘过来的成功运动。纳博科夫在韦尔斯利的讲师职位既不安稳,报酬也不高。根据毕晓普的回忆《纳博科夫在康奈尔》(《三合一季刊》,一九七○年冬季号,第十七期;纳博科夫七十寿辰专辑),纳博科夫被授予斯拉夫语副教授职务,先讲授“俄国文学的中级阅读课以及高级专题课,通常是普希金,或者是俄国文学的现代主义运动……由于他的俄文班人数必然很少,甚至少到不起眼的程度,他便又被指定讲授一门英文课: 欧洲的小说大师”。按照纳博科夫的话,第三一一 —三一二号文学课素来以诨号“脏文”著称,这“是一个遗留下来的笑话: 这个诨号被用来描述我的前任的讲课。这个忧伤、耐心、贪杯的家伙对作者的性生活比对他们的作品更感兴趣”。
    罗斯·韦茨斯蒂昂是一个曾经听过这门课的学生,他为《三合一季刊》的专辑写了一篇回忆老师纳博科夫的深情文章:“纳博科夫总是将‘r’发成卷舌音,他说:‘拥抱全部细节吧,那些不平凡的细节!’”他的嗓音就像猫舌头的那种带倒刺的舔吻。这位老师坚持说每个译本都有改动,总要在黑板上画一个古怪的图,然后装出一副恳求的样子,要学生们“精确地临摹我画的这个图”。他的口音使全班半数的学生把他说的“简练的”记成“剧前的”。韦茨斯蒂昂得出这样的结论:“纳博科夫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这不仅因为他把这门课教得很好,而且还因为他善于举例说明问题,并能激发起学生对这门课的极大兴趣和喜爱。”另一位听过第三一一 —三一二号文学课的学生回忆了纳博科夫在开学时总要说的话:“座位都已经排了号。我希望各位选好座位,不再更换。这是因为我想把你们的名字和你们的相貌联系起来。大家对各自的座位都满意了吗?很好。不说话,不吸烟,不编织,不读报,也不要睡觉,看在上帝的分上,请记笔记。”考试之前,他会说:“一副清醒的头脑,一份试卷,加上墨水和思考,简写熟悉的姓名,例如包法利夫人。不要用修辞掩饰无知。除非有医生的证明,否则任何人也不得上厕所。”他是一个热情洋溢、热心教学、富有感染力的老师。我本人的妻子曾经是纳博科夫最后教的、即一九五八年春秋两个学期的那班学生中的一个;这之后,《洛丽塔》使他突然富裕起来,他就此告假,一去不复返。她被他深深地吸引了,有一次她发着高烧去听课,课后马上就被送进了学校医院。“我觉得他能教会我如何读书。我相信他能给我足以让我终身受益的东西,而事实确是如此。”直至今日,她仍然不能认真阅读托马斯·曼的作品,而且丝毫也没有放弃她从第三一一 —三一二号文学课上学到的主要教义:“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
    即使是纳博科夫为数极少的得意门生,也会成为他的恶作剧的牺牲品。当我们的拉格尔斯小姐还是二十岁的温柔姑娘时,一次下课后,她走回教室,在一堆散扔在那里的标着“预考”的试卷中寻找她的答卷。她没有找到,最后不得不走到老师面前。纳博科夫高高地站在讲台上,过分专注地收拾着讲课稿,似乎没有注意到她。她说了句“对不起、打扰您”了,然后说她的答卷好像不见了。他弯下腰,扬起眉毛:“你叫什么名字?”她告诉了他,然后他就像变戏法一样,突然从背后拿出她的答卷。答卷上批着九十七分。他告诉她:“我想看看天才长什么样。”随后他冷静地上下打量她一番,她满脸通红。这就是他们谈话的内容。顺便说一句,她并不记得这门课被叫作“脏文”。在校园里,这门课被简单地称为“纳博科夫”。
    在他退休七年之后,纳博科夫带着复杂的感情回忆他的教学生涯:
    “我的教学方法妨碍我与学生之间的真正接触。他们最多不过是在考试时还给我一些我的思想……我曾试图通过在大学广播中播放我的讲课录音来重现我在讲台前的形象,但这只是徒劳。另一方面,我深为欣赏在我讲课的某一时刻,从课堂的此处或彼处热心的人群中,传来表示赞赏的轻轻笑声。我所得到的最好报偿,是那些在十年或十五年之后给我写信来的学生,他们在信中说,他们现在明白了,当时我给他们上课时,要他们设想一下翻译错了的爱玛·包法利的发型和萨姆沙家中房间的布局等是什么用意……“
    从蒙特勒豪华旅馆遗留下来的五厘米长、三厘米宽的卡片上可以见出,他不止一次地在接受采访时允诺,出版一本以在康奈尔大学讲课的讲稿为基础的书,但是(由于他正在写作其他著作,如带插图的论文《艺术蝴蝶》、小说《劳拉的原型》),直到一九七七年夏天,当这位伟人逝世的时候,这项计划仍然悬而未竟。
    现在,这些讲稿已经精彩地收集在此了。它们依然带着课堂的气息,这种气息一经作者本人修改便可能被删去。无论以前听说过或是读到过多少关于这些讲稿的情况,谁也无法预言它们所显示的那种引人注目、统帅一切的教学热情。那些年轻人,那些女性听众,集合在一起,聆听教员那急切而热烈的讲话。“和这班同学一起研习,我的声音源泉与你们的耳朵花园之间互动特别愉快。这些耳朵有的倾听着,有的紧关着,大多数具有很强的接受能力,少数几个则仅仅是摆设,但是所有的都颇通人情,神圣不凡。”我们常常会听到大段的朗读,就像小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诺维奇听他的父亲、母亲和法国小姐给他朗读一样。在阅读这些引文的时候,我们必须想象朗读者的音调,那富有感染力的低沉的话语所带来的愉快,以及这位后来虽已谢顶、身材魁梧,但过去却曾是一位运动员的教师的戏剧才能,他继承了俄国人华丽的口语表达的传统。在书中的其他地方,文字的抑扬、闪光的机智、嘲弄,以及令人兴奋的细致分析俯拾皆是,这是一种清澈流畅的口语散文,毫不费力便已经才气四溢,并常常充满了隐喻和双关语: 在遥远而线条分明的五十年代,对于康奈尔那些幸运的大学生们来说,这种对不可抗拒的艺术感受力的表现是多么的令人眼花缭乱。作为文学批评家,纳博科夫在英语世界中的声望是建立在他对普希金的作品颇费功力的不朽译介,以及傲慢地对弗洛伊德、福克纳和曼的不予考虑之上,这一声望如前所述,也受益于这些丰富而耐心的正确评价所提供的证据。这些评价涉及广泛,从他对简·奥斯丁“带笑靥的”风格的描写、他对狄更斯的嗜好的衷心的认同,到他对福楼拜的对照法所进行的虔诚的细致解释,以及他以可爱而又可敬的态度把乔伊斯那繁忙但分秒不差的时间上的同步展示出来—就像一个男孩子第一次拆开手表时所表现的那样。纳博科夫很早以前就不断地从精密科学中获取快乐,他在灯光照耀下消磨在显微镜检查上的极乐时刻延续到他对《包法利夫人》中关于马的主题以及对布卢姆和代达勒斯两人相连的梦境的精妙描绘。昆虫的鳞翅目使他超于常识世界之上,在这个领域里,蝴蝶后翼上的“一个大的眼状斑点模仿着一滴液体,这一模仿尽善尽美,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以至于一条横穿翅膀的线条在其通过的精确部位也微微有些移位”,在这个领域里,“当一只蝴蝶不得不扮成一片叶子时,不仅一片叶子的所有细目都得到了美妙的表现,就连被蛴螬咬破了边儿的洞的斑纹也被模仿得淋漓尽致”。然后,他向他所从事的艺术以及其他人所从事的艺术提出一个额外的要求: 要具有善于模仿的魔力或蒙骗人的双重性,在超自然、超现实这两个价值下降的词的根本意义上来说,这一要求是超自然、超现实的。当缺乏这种无偿的以及非凡的、非功利的闪光品质时,他就变得既苛刻又急躁,并用暗示缺乏特征以及缺乏生气所独有的单调言语来说:“对于我来说,许多得到公认的作家根本就不存在。他们的姓名被雕刻在空洞的墓碑上,他们的作品都是虚设之物……”然而,只要他确实发现了这种闪光的东西,心灵受到了震颤,他的热情就会远远超出学术范围,使他成为一位富有灵感、鼓舞人心的老师。
    ……
    在康奈尔度过的岁月是纳博科夫的多产时期。到达康奈尔之后,他完成了《说吧,记忆》。就在伊萨卡的后院里,他的妻子阻止他烧毁《洛丽塔》中那些艰难的开头部分,此书在一九五三年才完成。《普宁》中那些愉快的故事全部是在康奈尔写成的,为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工作主要是在康奈尔大学的图书馆中进行的,而康奈尔大学本身则在《微暗的火》中的大学环境里面得到了充满感情的表现。人们也许会想象,他从东部海岸向内地迁移两百英里之后,夏天常常去遥远的西部游览,这使他对收养他的“可爱的、信任他的、梦幻般的巨大国度”(引用亨伯特之语)更加依恋。纳博科夫初到伊萨卡时已经快五十岁了,他有充分的理由在艺术创作方面才力枯竭。他曾经两次被流放,一次是被布尔什维克主义从俄国赶出来,一次是被希特勒从欧洲赶出来。然而他却用相当于正在死亡的语言,为正在无情地消失的流亡读者们创作了一批才华横溢的作品。在定居美国后的第二个十年里,他竟然给美国文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冒险精神和炫耀精神,帮助恢复了它天生的幻想气质,也给他自己带来了财富和国际声誉。猜想一下五十年代初期,他为了准备讲课而必须重读一遍这些作品的情景,每年讲课时所重复的劝告和重温的陶醉,以及它们给纳博科夫的创造力所带来的飞光流彩般的优美,将是令人愉快的。还有,去到他在这些年里创作的作品中查一查奥斯丁的优美,狄更斯的生动活泼,以及斯蒂文森的“令人沉醉的可爱味道”,都是如何使纳博科夫本人的那种无与伦比的风格更增添了一番风韵的,也将给人带来愉快。他有一次承认说,他特别喜爱的美国作家是梅尔维尔和霍桑,很遗憾他从来没有在课上讲过他们。但是,我们应该感到喜悦,因为那些已经印刷成书、有了永久形式的讲稿就收集在此,而且另一卷也即将问世了。这些眺望七部名作的彩色窗口,就像“彩窗上五颜六色的图案”一样具有美化作用:正是通过这种窗口,孩提时代的纳博科夫在夏季住宅的走廊上,一面聆听着朗朗的读书声,一面凝视窗外的花园。
    申慧辉译

后记

  

    在目前这种极端令人烦恼的世界形势下,你们当中会有一些人觉得研习文学,尤其是研习结构与风格,是对精力的一种浪费。我的看法是,对于某种性情的人来说——我们都有不同的性情——无论在哪一种环境里,研习风格都会是浪费精力。除此而外,我觉得任何头脑,无论有艺术倾向或实际倾向的,总会有某种感知的细胞能够接受超越日常生活可怕烦扰的事物。
    令我们吸收了养分的这些小说不会教给你们用来处理生活中任何显而易见的问题的方法;它们也不会在办公室或军营、厨房或婴儿室里帮上什么忙。事实上,我试图和你们分享的这些知识不过是纯粹的奢侈品。这些知识既不会帮助你去理解法国的社会经济,也不会帮助你去明白一个少女或少男的内心秘密。但是,如果你听从了我的教导,感受到了一个充满灵感的精致的艺术品所提供的纯粹的满足感,这些知识就帮到了你们。而这种满足感转过来又建立起一种更加纯真的内心舒畅感,这种舒畅一旦被感觉到,就会令人意识到,尽管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跌跌撞撞和愚笨可笑的错误,生活内在的本质大概也同样事关灵感与精致。
    在这门课中,我试图揭示这些精彩玩偶——文学名著——的构造。我试图把你们造就成优秀的读者。读书不是为了幼儿式的目的,把自己当作书中的人物;也不是为了少年人的目的,学习如何去生存;更不是为了学术的目的,沉迷于各种各样的概念当中。我试图教给你们为了作品的形式、视角和艺术去读书。我试图教给你们去感受艺术满足的颤栗,去分享那份作者的情感,而非是作品中人物的情感,那种创造的喜悦与艰难。我们没有围绕着书去谈论关于书的事,我们直接走到一部部名著的中心,走到作品活生生的心脏当中。
    现在这门课就要结束了。和这班同学一起研习,我的声音源泉与你们的耳朵花园之间互动特别愉快。这些耳朵有的倾听着,有的紧关着,大多数具有很强的接受能力,少数几个则仅仅是摆设,但是所有的都颇通人情,神圣不凡。你们当中会有人在毕业以后继续阅读名著,也有人则不再问津。如果有人认为他无法培养起阅读大师作品的乐趣的能力,那么他根本就不必阅读。毕竟在其他领域里也有其他的刺激:纯科学的刺激和纯艺术的愉悦同样令人愉快。关键是去体验在任何思想或情感领域里的激情。假如我们不知道如何激动,假如我们不去学习如何将我们自己比平常时的我们稍稍提高一点点,进而去品尝人类思想所能提供的最珍奇最成熟的艺术之果的话,我们就可能失去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
    申慧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