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烙印》是吴笠铭先生的首部长篇小说，故事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历三四十年时间，以党的地下工作者田舒夫的命运为主要线索，围绕百年药铺“积善堂”家族成员的坎坷经历，书写漉溪的政治、经济、人文、生态的变迁，颇有闽南文化特色。

    吴笠铭著的《生死烙印》讲述了时任漉溪专署建设局副局长的田舒夫卷入一桩“脚踏车案”。经手办案者许武良恩将仇报，假公济私，致使田舒夫蒙冤受贬。田舒夫从此坎坷无尽，妻儿受到牵连，一家人陷入凄风苦雨，受尽天灾人祸。然而，田舒夫历经磨难，本色不改，终于在他生命的*后一刻得以平反昭雪，其家族“积善堂”也迎来了灿烂的明天。

    古人说“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我了解和熟悉吴笠铭先生，他是一位虚怀若谷而又勤奋好学，脚踏实地而又勤勉工作的人。他以真诚、激情、勇气和锲而不舍的精神笔耕不辍，成为我们厦门国贸团队中出版原创长篇小说的第一人。
    ——许晓曦（厦门国贸董事长  博士）
    吴笠铭用心血写成的这本书，再现了几十年来闽南城乡的风风雨雨，将会受到读者喜赞。
    ——许崇安（资深媒体人  福建省作协会员）
    小说以党的地下工作者田舒夫新中国成立后的命运为主要线索，围绕百年药铺“积善堂”家族成员的坎坷经历和神药“神癀片”的传奇，书写漉溪的政治、经济、人文生态的变迁，故事引人，人物生动，情感丰沛，读来让人感叹，发人深思。
    ——青禾（漳州市作协原主席  中国作协会员）
    历史由一节节人生链接而成，《生死烙印》书中人物和家族跌宕起伏的命运便是其中一节。小说有着鲜明的漳州印记。都写了些什么？打开阅读吧。
    ——杨西北（漳州市作协主席  中国作协会员）

    吴笠铭，福建漳浦人。插队知青、工人、营业员、经理、经济师，曾任厦门国贸对台贸易公司总经理。耗尽40多年的心血写出《生死烙印》这部处女作。

第一章
  一、脚踏车案
  二、子弹盒
  三、歹命囝
  四、相欠债
  五、假公济私
  六、吃闭门羹
  七、扫地出门
  八、风雨积善堂
  九、栖身白楼
第二章
  一、池鱼之殃
  二、含冤受贬
  三、捕风捉影
  四、二次抄家
  五、遣返原籍
  六、祸不单行
第三章
  一、祸从天降
  二、押解笼山
  三、苦海无边
  四、针线情
第四章
  一、软土深掘
  二、血泪汤圆
  三、龙岭情深
  四、砸床炼钢
  五、嘉顺之死
  六、念台归来
  七、驾鹤西归
第五章
  一、洪水横流
  二、命悬一线
  三、雨中寻儿
  四、走投无路
  五、过大年
  六、投机倒把
第六章
  一、曲线求学
  二、笼山行
  三、触目惊心
  四、汶庄复读
  五、独闯黑树林
  六、军医失踪
第七章
  一、“摘帽”务农
  二、初读背叛
  三、桔子洲风波
  四、小保姆
  五、半农半读
  六、明亮眸子
第八章
  一、红楼浩劫
  二、大义灭亲
  三、在劫难逃
  四、徒步串连
  五、不准革命
  六、游街示众
  七、牛棚岁月
第九章
  一、报名下乡
  二、泪别漉溪
  三、忆苦思甜
  四、粪坑掏表
  五、麻山救火
  六、阁楼惊魂
  七、突击入团
  八、文艺宣传队
第十章
  一、生死冤孽
  二、土楼遗书
  三、嘉安复仇
  四、良缘孽债
  五、血染采石场
  六、魂归涅檗
  七、沉冤莫白
  八、情窦初开
  九、白卷牺牲品
  十、生死恋
第十一章
  一、恶有恶报
  二、海外来信
  三、劫后重逢
  四、喜从天降
  五、无力回天
  六、雨过天晴
  六、陶过大情
  七、春暖花开
跋
推荐语
后记

    杨少衡
    20世纪50年代，时任漉溪专署建设局副局长的田舒夫卷入一桩“脚踏车案”。经手办案者许武良恩将仇报，假公济私，落井下石，致使田舒夫蒙冤受贬。田舒夫从此坎坷无尽，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吃尽苦头，妻儿受到牵连，一家人陷入凄风苦雨，受尽天灾人祸。田舒夫历经磨难，本色不改。粉碎“四人帮”后，“脚踏车案”真相大白，田舒夫于生命的最后一刻终得平反昭雪。
    这是《生死烙印》主人公田舒夫的命运故事。这个故事的背景我非常熟悉，因为我本人也是那个年代的过来人。在读这部小说之前，我不认识作者吴笠铭先生，却因为许多相同的经历对他的小说十分期待。吴笠铭先生是我的同乡、同辈人。他比我年长，是我的师兄，我们在家乡同一所中学读过书，彼此不曾相识。半个世纪后到了人生的秋日，却得以因小说相逢，说来是一种缘分。《生死烙印》是吴笠铭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如他在“后记”里所说，为这本书他构思酝酿了四十多年。出于如此深厚积淀的小说无疑非常厚重。小说中田舒夫的命运故事内涵极其丰富，令我读来感受颇多。
    我感觉这部长篇小说让我重温了一个特定年代，那个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自己曾亲历过，因此感同身受。《生死烙印》的主要故事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历三四十年时间。那个年代的重要历史节点，各个重要历史事件，都在这部小说里得到反映，成为小说人物命运故事的色调与组成部分，让读者得以形象感受，了解感知已经远去的那个岁月里发生的事情，其中很多事情在当下看来已经变得不可思议，却又是活生生的，深刻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作者在描绘其小说人物与故事时，注意点或许不在历史认知，其故事脉络却异常真切地表现出世道的变迁、历史的发展。我这样年纪的亲历者读这部小说似回往昔犹如穿越，年轻一辈读者则可以在旧日图景中寻求发现，为当年的人间百态所感染，历史于他们不再显得那般干巴巴枯燥乏味。
    田舒夫的故事贯穿于这部长篇小说的始终，小说写的却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个大家族。或者说是以这个大家族为核心，连同若干相关人物，共同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人物方阵，演绎出那个年月里的悲欢离合。这个家族以“积善堂”起家，该“积善堂”是漉溪城里的百年老药铺，“神癀片”是其一张响当当的名片。这个家族植根于闽南古城，又接续着海峡对岸的台湾血脉，根深叶茂，却也内斗不断。作为这个傅姓家族的女婿，一个革命者，田舒夫既为这个家族所累，又为傅氏大宅所包容。田舒夫与妻子傅玉樱所建立的家庭是大家族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的五个孩子中，深得父母钟爱的小女儿竟非亲生骨肉，其身世出于一个换婴秘密，被双方父母长久掩盖。在人性扭曲的岁月里，当年交换孩子的两家人骨肉相残，令当事者痛不欲生。万象更新之际真相揭晓，更令所有健在家人痛入骨髓。小说所描绘的这个家族故事纷繁多面，众多人物栩栩如生，田舒夫夫妻子女之外，老阿祖、傅弘茂和柳芹最为突出，整整四代人的存在与遭际使田舒夫的命运故事扩展成一个家族的命运故事，小说的表现面因之倍显宽广。读这本书时，我常情不自禁将小说里的这个家族与现实生活中的吴笠铭联系起来，尽管他一再说明小说故事出于虚构。如果没有事实基础，显然不会有吴笠铭的笔下景象。如果不是曾背负如此沉重，应当不会有吴笠铭刻骨铭心的创作欲望。因此，这部小说里的家族命运故事有着沉甸甸的真实感。
    这部长篇小说的又一大特色在其地域特性，可谓随处显现，鲜明无比。或许我这样的读者对这一特性感觉尤其之深，因为它写的不是别地，就是我与作者共同的故乡。在我的感觉里，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漉溪城实为漳州城。“积善堂”家族响当当的名片“神癀片”，让我想起漳州著名三宝之一片仔癀。据我了解，吴笠铭先生出自漳州一个望族，他的家族与漳州片仔癀的发展史有所关联。我猜想吴笠铭先生之所以要为他的小说世界创造一个漉溪城，小说中具体描述“神癀片”比较谨慎，笔墨不是很多，可能意在避免不必要的对位，给小说更多的想象和表现空间。这一考虑无疑是有道理的，却不妨碍大量的漳州地域特色汇聚于该小说中，包括众多漳州地名。例如“脚踏车案”里，黄汉凌下海投敌，借用田舒夫自行车时谎称要载母去草寮尾看中医；小说里傅玉樱曾在东桥中心小学任教；有一位悦嫂家住羊老洲；田舒夫曾在马山剿匪，蒙冤后在笼山劳教；其子女田嘉亮和田嘉欢分别下乡于麻山和五峰。这些地名无不出自漳州城及其周边，或直接引用，或略加变化。除了故事发生的地点，还写了不少漳州民俗、建筑和风味特色小吃。例如除夕夜“围炉”；正月初一逛“公爷街”；石榴坂赴圩；旧时婚丧喜庆的一些习俗；“积善堂”古厝、红楼和白楼建筑等。同时，小说中一些重大事件亦取自漳州历史，例如我们这辈人记忆中惊心动魄的“六九洪水”都在这部小说里得到充分表现。如果说这部小说是从作者吴笠铭的视角与侧面，写出了那一个年代，那么还可以说，它写的是漳州城的那一个年代，只不过在小说里它以“漉溪城”的名字出现。
    我觉得比地域性更进一步的，应当是这部小说浓厚的闽南文化特色。使用若干外在的标志性地域名称比较容易，深入表现其文化内涵则费劲许多。吴笠铭在这一方面格外用心，下了很多功夫，我感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语言，即对闽南方言的使用和表现。翻开这本书，闽南方言随处可见，所用的还是特别有漳州味的闽南方言，尤其见于老阿祖非常个性化的语言，以及作者的大量具体描述中。如：众所周知的“爱拼才会赢”；“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还有诙谐幽默的“乞丐赶庙公”；“龟笑鳖无尾”；“澎湖查某、台湾牛”；“瘦猪母掷硬屎”；以及生动直白的“台南迎妈祖，无奇（旗）不有”；“十二月芥菜——假有心”……在小说里使用闽南方言，于写作者无疑是一大挑战。闽南方言被称为“活化石”，保留了许多古汉语词汇，与当下的普通话距离不小，很多闽南方言词语难以用现代汉语词汇准确表达。由于方言所具有的丰富地方文化内涵，以及其独特而传神的表现力，出自闽南的许多小说作者都希望把一些生动的方言词汇用到自己的作品中，特别是描述本土故事的作品中。漳州的小说作者，包括我在内无不如此。只是我在这方面浅尝辄止，不敢走太远，主要担心给不懂闽南方言的读者造成阅读障碍，让他们失去读下去的耐心。因此，我读吴笠铭这部长篇时心情颇矛盾，一方面为他笔端流露的乡情乡音所感染，领略其妙处，有一种默契感。另一方面也有点担心：对闽南方言陌生的读者接受起来是否困难？就目前我所见的作品中，吴笠铭先生的这部小说在运用方言方面，可以算是最充分，走得最远。我曾考虑是否建议他退后一点，少用一些，还曾就此与他探讨过。但是回头一想，如果把小说里这些方言土语都改成普通话词汇，读来可能顺畅，其地方文化色彩则肯定暗淡许多。或许像他这样，把这么多生动的闽南话留在小说中，让读者有机会品尝和感受一点闽南文化的神奇韵味与独特魅力。传之日后，从长远来看更有意义？无论如何，吴笠铭先生对闽南文化的热爱和感悟以及表现这一文化的努力与执着，都非常值得称道。
    吴笠铭先生怀揣创作梦想四十多年，终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燃烧激情完成了这部四十余万字的作品。我想，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家庭以及家族，这部长篇的创作、出版都是一件大事。这本书也为作者的家乡提供了一部富有个性的文学记载，留下了一幅鲜明而耐人寻味的历史与文化画卷。作为一个读者，一个同乡和写作同行，感到他非常难得，值得为之表达敬意与祝贺。
    （杨少衡：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

    受先父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我从小就酷爱文学，喜欢读书，常梦想能上大学中文系深造，长大后从事文艺工作。遗憾事与愿违，我读了“商业经营管理”专业，走上了商道。
    萌发写这本书的念头是在1973年，那是我在农村当知青第五个年头。由于“高考”落榜，我经历了人生低谷，白天劳动，夜里读书，无聊之余，便跃跃欲试。于是，我苦思冥想，搜肠刮肚，尝试写了《掏表记》和《桔子洲巡礼》两个短篇，很快，被退稿了。然而，我仍不死心，坚持边读书，边打腹稿。年复一年，创作冲动逐年骤增。按捺不住，我冒昧地将这本书的故事梗概和目录寄给先父的知己——原云霄县一中的老校长许周泽叔叔，向老前辈请教。很快，他老人家给我回信，提了极为中肯的三条意见：一、想法虽好，但为时尚早；二、创作极难，应原于生活，高于生活，需要知识的积累和时间的沉淀；三、安心劳动，三四十年后动笔为妥，相信有志者事竞成。老人家殷殷垂教，我铭心刻骨。日长月久，我渐渐懂得，创作好比酿酒，不仅需要精心挑选好的原料，还需要时间，经过充分发酵精心酿造，才能酿出好酒。1992年先父病重期间，曾对我说了件憾事：他未能在十几年的离休期间静下心来将自己坎坷的一生写下来，留给自己的后代。这对我触动极大，传承着父亲血液里刚毅、勤勉、坚定和百折不挠的潜质，成为我创作中孜孜不倦的原动力。四年多前，我的爱妻突然病逝。之前，我曾告诉过她，退休后我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出来，请她做我的第一位读者，令人悲催的是，我尚未动笔，她却溘然离世。那是一段撕心裂肺、不堪回首的日子，我陷入了极度悲痛之中，几乎无法自拔。生命太脆弱了，眼睛一闭，就像大海边一颗细小沙粒，刹那间被海水悄无声息地卷走了，永远消失了，不留下一丁点痕迹。易卜生说过，人的第一天职是什么？很简单：做自己。我想，与死相比，生可以触及，可以改变。活着，就应该明白在所有让你悲伤、烦恼、痛苦和崩溃背后还有披云见日的时候，还有选择的机会，应该竭尽全力，心无旁骛地好好做一件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既告慰父母和爱妻的在天之灵，也善待自己。生命是脆弱的，但也是坚强的，为自己活一把，不放弃，不抛弃。当我想开的时候，我选择追寻生命的意义。
    于是，我再次点燃创作激情，时隔四十年，腹稿里的人物和情节，依旧清晰可见。我把所有的手稿和笔记统统翻出来，用悲痛来刺激灵感，让低潮带来思考，以笔耕不辍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调节好心绪，呵护好健康。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仿佛照亮了我一个才疏学浅的初写者的创作之路，灵感像打开闸门泄洪一般，一发而不可收，终于以艰苦创作，挣脱了一直缠绕在自己身上悲伤和痛苦的锁链，一步一个脚印顽强地走出来了。倘若，没有这种情感不断地驱动，我根本没有办法能够做完这件极其艰难、极其困苦的事情。 创作最折磨人。为虚构和写成这本书，我足足准备了整整四十年。除了文学知识积累和个人阅历沉淀外，我心里储备和酝酿了四十年的腹稿，阅读了近百部中外名著，做了数十万字写作提纲和笔记，尤其是利用多年从事对台贸易的工作机会，乐此不疲地收集和整理了闽台两地通用、常用的闽南话俗语、谚语以及了解闽台风土民情等。我以为，闽南文化具有丰富的开放性、包容性、思辨性的内涵。倘若能在书中大胆灵活地尝试使用闽南方言，或许能够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让这本书的闽南本土特色更加突出；或许能够让读者有机会品尝和感受一点闽南文化底层——河洛文化与吴越文化交融及海上丝绸之路崛起后与海洋文化激荡，交相辉映的神奇韵味与独特魅力。我花了三年多完成初稿，再经过一年多，七易其稿，将初稿的约58万字压缩到约40万字，每个小章节至少增删七八次，最多达十几次，可以说，这本书我是锱铢积累，耗尽心血完成的。今天诚惶诚恐地将它呈现在我的读者面前。 我没有如椽大笔，更没有文学天赋。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有一些难以割舍的人和事，我只能从自己熟悉的年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只能靠着自强不息的精神，用心去写，不断琢磨，边写边改，屡败屡战，锲而不舍，欲罢不能，用心血和汗水将它糅合在一起，终于写成这本小说。我希望，笔下的人物能够一个个活脱脱地立起来；故事能够真实生动、接地气；情节能够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这些说易，做很难！我虽做了，但仍须努力。四年多来我像个苦行僧，吃尽了苦头。创作的确需要灵感。我全没意料自己会有灵感。而是灵感自己找上门，时而高兴来就来，那些虚构的情景像井喷“哗哗哗”从脑海里直涌出来，让我漏夜“爬格子”，无法搁笔；时而生气了扭头便走，无影无踪，令我几天几夜都寻觅不到几个字，像蜗牛爬山。创作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痛并快乐着！我既为主人公的不幸而泪流满脸，也为他们的喜悦而捧腹大笑。总之，在漫长而艰辛的写作过程中，让我有时间、有机会、有心情换个角度去思考人生、思考生命、思考爱情、思考时间、思考死亡……我觉得，与其说这四年里是在写书，不如说是一次极其艰难的自我否定、自我修炼、自我战胜、自我超越的登峰。我乐此不疲地忙碌着，从中或多或少体验人生的一种完美，收获一种财富，享受一种幸福。生命太奥妙了，许多看不见的价值和意义，往往发生在自己看不见的小微之处。无形中，我仿佛获得了第二次青春，真正的生命似乎刚刚开始，真不知老之将至！ 俗话说，吃果子拜树头。衷心感谢长久以来关心、支持和帮助我的张明贵先生、许崇安先生、汪一凡先生，还有陈永赐老先生；衷心感谢为我这本书作《序》的著名作家杨少衡先生和作《跋》的沈丹阳博导；衷心感谢许晓曦博士、黄清河先生、杨西北先生、奚钺先生、许师逊先生、许师中陈庭云夫妇和陈和钗女士；我还要向中国华侨出版社的编辑们，以及朋友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生死烙印》所写的故事和人物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而我这里所记的却全是事实。 谢谢读者。 作者 2017年12月27日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