堀田善卫著的长篇小说《时间》以一个名为陈英谛的中国人的口吻叙述，采用日记体的形式构成。
    整部作品展开的背景，是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后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作者在如实、真切地描述了南京大屠杀的同时，更多地给人们提供了关于人性、战争以及日本与中国乃至世界的思考。作者本人出于对这段在中日近代史上刻骨铭心的历史的反省和思考，在对大量历史文献的阅读和准备的基础上，他“倾注了自己最大的生命力”，写出了这样一部长篇。

    堀田善卫著的长篇小说《时间》选取第一人称日记体的叙述策略，作者设定了从年龄（三十七岁）到人生阅历、知识程度都与自己大体相仿的陈英谛为叙述者，讲述其在南京沦陷后的浩劫中历尽劫难，家破人亡的故事。小说通篇由主人公在屠城前后跨度约十个月间的日记构成。作者堀田善卫在公开出版的相关资料极为有限、历史研究完全处于空白的情况下，多方搜集并查阅了各类文献，构思了这部告发日本战争罪恶、传达大屠杀受难者声音的文学作品。尤为重要的是，堀田善卫参照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记录中检方举证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主人公蒙难经历的部分细节，就依据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的法庭证词。作者还特意让在东京审判上出庭作证的检方证人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原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迈纳·贝茨（贝德士）、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以及他们的证词中多次提到的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等第三方的见证者，以各自真实的姓名和身份出现在小说中，还原出了历史现场特有的真实感。

    堀田善卫（1918-1998年），出生于日本富山县。日本战后派代表作家、评论家。庆应大学文学系法语专业毕业。在校期间开始发表诗歌，以诗人身份开始自己的文学之旅。一九四五年日本侵华战争末期来到中国，在上海迎接日本战败，后被当时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留用，从事文化工作，直至一九四七年一月回国。抵沪两个月之后的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同武田泰淳一日后同样成为战后派代表作家一曾一起游览南京。这次南京之行，成为日后创作《时间》的决定性契机。回国后的堀田善卫连续发表了《祖国丧失》《齿轮》《汉奸》《断层》《历史》等一系列以自身的上海经历为基础创作的小说，以及以朝鲜战争爆发为叙事背景的《广场的孤独》等作品，并于一九五二年初获芥川文学奖。

正文

    日本作家堀田善卫（1918—1998）于一九五四年底创作完成的《时间》，是日本作家也是海外作家撰写发表的第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的叙事，以南京屠城的蒙难者陈英谛的第一人称日记体展开。在一九三八年“九一八纪念日”当天日记的开篇处，“我”发现日军情报官桐野对七年前的柳条湖铁路爆炸事件实为日军自导自演的事实竟一无所知，于是错愕不已，由此发出了这样的受难者视角的感慨：
    除日本人之外的全世界人都知道的事，他却不知道。如此看来，南京的暴行事件恐怕也不为一般日本人所知。如果不去抗争，我们连“真实”都无法守护，也无法将它告诉给历史学家。
    上世纪末以来中日政府及民间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认知上日趋拉大的差距，确凿印证了这段感言的预见性。同时，在这段历史面临记忆危机的严峻现实的反衬之下，如此坚定地守护历史真实的受难者的声音，实则出自一个日本作家六十多年前的文学书写，其远见和勇气就愈加显得可敬可贵。
    作为一名战后派作家，堀田善卫在人生经历与创作题材方面，都与中国有过深度的接触和交集。二战末期的一九四五年三月，堀田善卫曾赴国际文化振兴会上海资料室任职，并在上海经历了日本战败。同年底，他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日文化工作委员会留用，从事文化工作，直至一九四七年一月回国。抵沪两个月之后的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同武田泰淳（日后同样成为战后派代表作家）曾一起游览南京。这次南京之行，成为日后创作《时间》的决定性契机。
    回国后，堀田善卫连续发表了《祖国丧失》《齿轮》《汉奸》《断层》《历史》等一系列以自身的上海经历为基础创作的小说，并以朝鲜战争爆发为叙事背景的《广场的孤独》等作品，于一九五二年初获芥川文学奖。这一年《旧金山和约》生效，美军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宣告结束，日本正式恢复了国家主权。
    长篇小说《时间》的写作，起笔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朝鲜战争停战后不久，全篇在约一年的时间里写作完成。构成全篇的六个章节，曾以“时间”“诗篇”“山川草木”“受难乐章”“存在与行为”“回归”为标题，自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五年一月间，分别刊载于《世界》《文学界》《改造》等三种不同的综合期刊。一九五五年四月由新潮社出版了单行本《时间》，这一年正值日本战败的十周年。
    ……
    正如面对历史上发生过的所有事件一样，我们是无法彻底了解此刻从南京的这尊鼎上升腾起的蒸汽的具体含义的。可是，只要有去了解的意志，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提问者，成为对话者的一方。
    叙述者在无意间将单数的“我”转换成了复数的“我们”。细细品味，这段叙述更像是对于不分国界的后世之人应该如何面对那段历史的具有启悟意图的提示。鼎既意味着对历史性时间的永久性的铭刻与凝固，同时，也是后世之人以自我的良知与智识跨越时空对话历史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媒介物。如今，坐落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国家公祭鼎，是二○一四年首次国家公祭仪式上揭幕的，其两耳三足的形制与小说里的鼎完全相同，恰如小说中的那尊注满罹难者的血泪而沸腾的黑鼎跨越了世纪，在劫后的废墟化成的祭坛上重现。国家公祭鼎上，也刻有“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永矢弗谖，祈愿和平”的铭文。
    不论在堀田善卫的创作中，还是在日本战后文学史上，《时间》都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和文本价值。发表后也曾得到过日本国内部分评论家的高度评价，但因日本文坛及评论界对于这部小说的刻意沉默和集体失语，并未引发应有的热议和关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笠原十九司曾指出，如果《时间》成为畅销书或被改编为电影，有可能对日本国民的战争认识产生影响，让南京大屠杀成为日本人的战争记忆的一部分。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在一般读者的文学阅读及文学史叙述中，《时间》都遭受到长久的漠视与遗忘。二〇一五年岩波书店将这部长篇小说收入“岩波现代文库”中再版，时隔数十年后，《时间》终于重新进入日本读者的阅读视野。
    本译本得到堀田善卫之女堀田百合子女士和岩波书店的授权翻译出版。

    一九四五年暮春，武田泰淳和我流落在战争末期的上海，我们被当时急剧的通货膨胀所苦，陷入到极度贫困的境地。我像一名乞丐一般，每天都要去海军武官府蹭午饭。不是去做任何的工作，每天去只是为了能吃一顿午饭，是名副其实的乞食者。对我们心生怜悯的摄影家名取先生给了我们一些钱，让武田和我去了一趟南京。诗人草野心平在南京，款待我们两人吃饭喝酒，还借宿给我们。
    在南京只住了五六天时间，但我们一起走遍了城内的街巷。其中一天，我们去看了南京的城墙。站在城墙上，入神地眺望着无边无际的江南旷野，我心里不禁去想：究竟是哪一个日本人抱了那样的一种痴心妄想，竟然以为用军队这种粗暴的工具就能制服这块无垠的土地和在上面居住的中国人民？对此先暂且不论，当时，紫金山一下子吸引住了我的视线。
    正值夕阳西下的时刻，这座不高的石岩山，果然映现出了紫金色的光辉，我浑身上下被它那摄魂入魄的硬质的观念性的美所深深震撼。于是，我有了一种冲动，想要用笔将这种硬质的矿物质地的美书写出来……
    当时，躺在我身边的武田泰淳突然坐起身来说：“我要写一部明朝没落史。”从那时起，九年过去了，我写出了《时间》。
    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一名中国知识分子，日军占领南京后，他沦为日军情报官的男仆，私下里却用藏在地下室里的无线电发报机，通报南京被占领后的情况。这种情节设置应该十分适于写成通俗小说，然而，由于那种映现出紫金色光芒的硬质之美顽强地盘踞在我的心中，阻止我去通俗化处理，而且那种美无论如何也不容许日常经验式的、小说式的描写和情节编排，因此，这部小说最终写成了文库本的解说撰写者佐佐木基一所说的“极为思辨式的小说”。
    原本我是从诗歌和评论的领域进入到文学世界的。所以，即便主人公处于极易滑向通俗小说的位置，但我也决不使用“文学小说式的话语修辞”，而是最大限度地使用评论式的语言、评论式的方法去书写。此外，如果“观念化”一词已成为我的标签，我也想看一看，如果我自己毫无保留地去做一番彻底的观念化的尝试，那么究竟结果会怎样？
    时间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地点是南京，那么，理所当然，其中就会包括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我不知道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孰先孰后，或许，为了写出刻印在我胸中整整九年也未曾消退的那种庄严的紫金之美，就只能以那样一种残虐绝伦的现实来作衬底……
    最近我在《发自海鸣的地层》中描写了“岛原之乱”。这也是我学生时代就想过要写的题材。前者用了九年时间，后者用了二十年时间。一个作家的执念实在可怕，我时常会对作家这份行业感到厌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