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解玺璋著的《梁启超传(上下)》以梁启超的一生经历为纵轴，以梁启超与康有为、袁世凯、严复、杨度、宋教仁、蒋百里等人的交往为横轴，以点带面、以人带史，以宽广的视野和宏大的格局讲述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重新评估了梁启超及其思想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内容提要

  

    “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在《三十自述》里，梁启超曾这样描述自己出生的时代背景：“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然而生在这“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时代里，也注定了其一生的跌宕起伏。
    解玺璋著的《梁启超传(上下)》以梁启超的一生经历为纵轴，以梁启超与康有为、袁世凯、严复、孙中山、杨度、宋教仁、蒋百里、胡适、徐志摩等人的交往为横轴，以点带面、以人带史，以宽广的视野和宏大的格局讲述了晚清民初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同时也以梁启超为中心再现了时代大变局中一代知识分子的担当、求索和彷徨。

    解玺璋，1953年出生于北京市，籍贯山东省肥城市。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0年参加工作，曾任《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副刊、专刊编辑、主编，同心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高级编辑职称。北京作协第三、四、五、六届理事会理事，理论和批评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评论家协会理事，北京评论家协会副主席。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北京作家协会，200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业余从事文艺批评，涉猎电影、电视剧、戏剧、文学、图书多个领域，著有《喧嚣与寂寞》《说影》《五味书》《一个人的阅读史》等。近年热衷于人物传记写作，尤于近现代人物多有心得，已出《梁启超传》《君主立宪之殇》《张恨水传》《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等。

导读  梁启超生平大事年表
第一章  新会少年梁启超的家世
第二章  相敬相知梁启超的婚姻与爱情
第三章  满门俊秀梁启超与其子女
第四章  手足深情梁启超与诸兄弟
第五章  书生报国梁启超与康有为（上）
第六章  分道扬镳梁启超与康有为（下）
第七章  谊兼师友梁启超与黄遵宪
第八章  惺惺相惜梁启超与严复
第九章  肝胆相照梁启超与谭嗣同
第十章  知时达务梁启超与汪康年
第十一章  血荐轩辕梁启超与唐才常
第十二章  近世双雄梁启超与孙中山
第十三章  亦敌亦友梁启超与章太炎
第十四章  我独怜才梁启超与杨度
第十五章  殊途同归梁启超与宋教仁
第十六章  功败垂成梁启超与袁世凯
第十七章  志同道合梁启超与蔡锷
第十八章  共度时艰梁启超与蒋百里
第十九章  忘年之交梁启超与丁文江
第二十章  承前启后梁启超与胡适
第二十一章  师生高谊梁启超与徐志摩
第二十二章  寂寞身后事
后记

后记

  

    我在《梁启超传》初版后记中曾经说过，这本书“充其量只是作为初学者完成的一份作业”，它的不完备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出版之后得到许多读者和专家老师的鼓励，但我明白，自己在这条路上刚刚迈出第一步，未来的路还很长，是从不敢懈怠的。记得一次在梁启超的家乡广东新会参加纪念活动，遇到华中师范大学的董方奎先生，他鼓励我把梁启超研究坚持下去，别轻易放弃。我当时就很激动地表示，后半生是要以研究梁启超为职志的。
    我写《梁启超传》之初，曾有过一个庞大的计划，即排列了一个与梁启超相关的人物表，大约有四五十人，准备依次写下去。动笔之后才发现，这个计划是非常不现实的，这样搞下去，不仅这本书的完成之日变得遥遥无期，而且困难重重，有些困难不是当时的我所能解决的。因此，在后来的写作过程中，我便一再压缩、削减计划中的人物，直到最后落实下来的从康有为到徐志摩这十四位。遗憾固不可免，而弥补只能有待来日。
    书出来之后，反响之热烈是我没有想到的。我相信这是梁启超给我带来的好运。梁启超以现实性的品格进入当下的公众视野，恰恰显示出其思想与现实政治变革保持着亲密关系。人们谈论梁启超，无非是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摆脱困境与困惑的启示和点拨。而《梁启超传》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契机，一个藉口。谈得兴起，有些人便向我表达了他们新的希望和建议，以为再版时应该考虑。
    时间过得很快，五年倏忽而去，再版的机会终于来了。我将朋友们的意见加以综合，同时考虑到自己目前的可能性，决定增补“梁启超与诸兄弟”“梁启超与严复”“梁启超与宋教仁”三章，也许可以弥补前一版的某些不足。有朋友或问，何以选择增补这三章？理由其实也简单。我作人物传记，是有点信念的，即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宁可放弃，绝不妄言。最初我为梁启超作传时，也曾想到应有一章写他与几个兄弟的关系，尤其是二弟梁启勋，在他的人生和事业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可惜，当时所能找到的梁启勋的材料支离破碎，微乎其微，不足以支持再现兄弟二人相伴走过数十年人生之路的企图。而“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的公开披露，则使我看到了增补这一章的可能性。其中近三百封梁启超写给梁启勋的信札，提供了梁氏兄弟之间大量的鲜为人知的材料，鼓舞了我写这一章的勇气。
    严复的情况也是如此。当初，能够看到的材料是很有限的，我手头只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五卷本《严复集》，所收材料不仅说不上完备，恐1、白还是相当简陋的。而我又深受《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约束，只看到戊戌变法前后二者的来往，至于严复晚年思想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辛亥革命后他对康梁态度的改变，我几乎毫无了解。所以，我对严复的处理就显得相当草率，只在谈到黄遵宪劝告梁启超不要追随康有为倡导保教时，顺便提到严复的态度，他也曾致信梁启超，告诫他“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而就在我的《梁启超传》问世不久，马勇先生主编的《严复全集》出版了，煌煌十一大卷，收集了目前所能看到的有关严复的全部材料，我从这里看到了增补严复一章的希望。 至于宋教仁，则源于我对民初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努力因宋教仁被刺身亡而夭折所感到的惋惜，我又联想到梁启超亦曾惋惜清末宪政“十九信条”发表得太迟，而使立宪最终没能跑过革命。关于当时中国的政治出路，以及先进分子对此所作的思考和尝试，孙中山与袁世凯两章是言有未尽之处的，这种缺陷或可通过宋教仁来弥补，因而觉得增补这一章很有必要，至少它展现了曾经发生在民初的一种可能性。 三章增补文字超过十万，同时，根据朋友们提出的意见，对原作也作了全面的修订，修正了原作中明显的错误。当然，这个增补修订版仍不能说是完善的，诚恳地希望读者及朋友们能不吝赐教，提出宝贵意见，使我对梁启超的研究更进一步。谢谢！ 解玺璋 丁酉秋于望京二随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