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撒冷(精)》是继《母狮的忏悔》之后，非洲葡萄牙语作家米亚·科托又一代表力作，这是一场关于时间流逝的诗性沉思，一出关于记忆与逃离的残酷寓言。
    本书深入刻画了战争遗留的代际之殇，主人公姆万尼托最终通过“书写”，重建了父亲拒绝谈论的家族记忆，发出非洲大陆内部真正的独立之声。

    米亚·科托著的《耶稣撒冷(精)》讲述了莫桑比克内战结束后，希尔维斯特勒的妻子意外去世，他在极度悲痛中举家迁往野兽群居的偏远地方，取名“耶稣撒冷”，在那里等待上帝的道歉。和他一起的有小儿子姆万尼托、大儿子恩东济、饱受战争创伤的老战士扎卡里亚、与外部世界的唯一联系阿普罗希玛多，以及希尔维斯特勒的性伴侣——一头名叫泽斯贝拉的母骡。
    为了彻底抹去丧妻之痛，希尔维斯特勒造了另一个地狱。耶稣撒冷是一个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否认时间、否认记忆的地方。这里的人们学着不再哭泣和祷告，远离时光之河，将女人和外来者视作家族的仇敌。哥哥恩东济一生想要逃离父亲的牢狱，他偷偷教导姆万尼托用识字和写作的方法重获记忆。直到白人女性玛尔达闯入耶稣撒冷，揭开母亲的真正死因之后，耶稣撒冷终于开始分崩离析。

    不同于我以往读过的任何非洲文学。
    ——多丽丝·莱辛（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在这部精妙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每一页，我们都感受到阅读科托的快感．它出现在每一处语言从“规则”令人窒息的控制下偷跑的瞬间。
    ——《纽约时报》
    一些评论家称科托为“走私作者”，他像词语的罗宾汉，从其中偷出意义，再用到每一种语言里，让两个明显分隔的世界能够交流。在他的小说里，每一行都是诗。
    ——纽斯塔特文学奖颁奖词

中文版序  等待世界的诞生
第一卷  人类
  我，姆万尼托，调试寂静的人
  我爸爸, 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
  我的哥哥，恩东济
  阿普罗希玛多舅舅
  军人扎卡里亚·卡拉什
  母骡泽斯贝拉
第二卷  拜访
  现身
  女人的信纸
  驱逐的命令
  第二份信纸
  疯狂
  杀人指令
第三卷  揭示与回归
  告别
  一颗适时而来的子弹
  不动的树
  书
译后记

    等待世界的诞生
    我最关心的主题之一，是我们与时间之间关系的困境。在我最新的小说《耶稣撒冷》（巴西版本的标题为《在世界诞生之前》）中，每个人物都承受着过去的痛苦。对于他们来说，此前的时间变成了一种不治之症，也成为一座迷宫，其唯一的出口，就是开始另一种人生。
    故事的概述（如果一本书能够被概述的话）是这样的：一个名叫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的男人离开城市，将他的家人带到一片遥远的荒野。他将之命名为“耶稣撒冷”，并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孤独、沉寂与遗忘的国度。希尔维斯特勒向他的儿子编造说世界已经终结，这里的五个人（都是男人）是人类仅有的幸存者。在这片从未有任何神祗到来的土地上，禁止唱歌、回忆、祈祷、哭泣与写作。他们似乎与宇宙再无联系，但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破坏了这种隐居生活，并解开了出人意料的谜团。
    无论在个人还是国家层面上，“耶稣撒冷”的事件都是对我们境况的譬喻。正如维塔里希奥的家庭一样，我们无法成为自身存在的主人。我们的生命似乎消耗在了一场贫乏无趣的叙事之中。我们的故事情节可以如此精确地概括：曾发生的事情很少；将发生的永远不会到来。
    对于一些人，比如士兵扎卡里亚·卡拉什来说，回溯过去的唯一方式就是停留于过去之中。这些人没有过去。他们就是过去。他们搬了家，却带着昔日的橱柜，里面装载着内心的幽魂。士兵扎卡里亚在体内保存着历次战争的子弹。这些子弹镶嵌在他的血肉里，就像是用以交换的货币：用伤口来换取遗忘。
    另一些人，比如儿子姆万尼托，也即故事的叙述者，则被强制剥夺了过去。他与旧时生活唯一的联系在于梦境。同他一样，我们中的很多人也只能梦到我们的过去。我们不再拥有过去。我们拥有的是“前过去”。
    我们生活在七十年代的莫桑比克，那时的革命者掌握了权力。革命的胜利意味着要兑现承诺，要开创一个新世界，建立一个与苦难过去截然相反的社会。莫桑比克革命做了许多事情，却无力建设这样一个新世界。有些人相信，计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恶意的背叛。并非如此。是有背叛，但却无法解释失败。最主要的原因要在我们身上寻找。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承担着自己曾经的重负。我们首先是我们曾是的人。
    正是这种无法摆脱的重担使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沉浸于臆想之中。在这部我刚刚完成的小说里，讲述的是重新开始的不可能性，无法在我们体内开始一次全新的存在。
    这种失落感延伸到我们每一个人、每一片大陆。人类从未像当代这般生活富足。我们也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现在的时间并不属于我们。我们全都生活在一种当下之中，而这种当下过多地被它自身占据。这是一种不允许我们在场的现在。
    在另一件事情上，我们也和小说中的这个家庭一样：我们生活在一个号称全球化的村庄里，却只是一群租客，我们不认识地主，却需要向他支付痛苦的租金。我们的存在就像卡拉OK的场景般展开，在其中模仿着他人的歌曲与唱词。在这个被一些人称为“全球化”的村庄里，在这个始终在表演的村庄里，完全听不到独属于我们的声音。这不仅因为别人不肯聆听我们，更因为我们已经丢掉了自己的声音。
    这番论述中没有任何伤感怀旧的意味，我意不在此。事实上，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过去更为临近。比这更进一步：过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构成未来的材料。因此我谈论的其实是未来。
    我常常在不同的机场登机、落地。在所有这些机场中，我不断确认，我们的现代性就是一种国际机场。在这个仿佛按照单一模板建造的空间里，我们擦肩而过却彼此视而不见。在这片空间内，我们都不是居民，我们全都在此路过。我们仅仅与其他人一样：都是短暂的过客。我们走过貌似宽敞的走廊，但这些走廊都被商店包围。我们进入那些商店，却没有真正的需求。机场没有过去。在其中言说的只有明亮的指示牌与提示的广播，言说的内容只有当前与可以预计的未来。
    我将机场作为灰暗独断的现实来谈论。然而，我要近乎羞怯地承认：我喜欢机场。无论如何，在这个独特的空间里，有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语言的人在其中穿梭。他们全都在以自己的独特性，来对抗表面独断的同质性。即使在蚁群的忙碌之中，依然存留着一些私密情感的分享、告别的泪水、重逢的笑容、孩童仰望空中那些大型飞行器的惊异。我们人类的能力，要比我们设想的大得多。
    我以同样的方式爱着我们的世界，尽管它如此匮乏，如此不公。我爱这种淘金者的寻觅，在绝望的土地上偶遇最微小的希望。我同时也爱着意欲否定这个世界的斗争。
    我们父辈的故事开始于对一句老话近乎神圣的回忆：“想当年”。这神奇的程式构成了一把钥匙，用以开启一个藏有无尽财富的宝箱。这种回忆的力量在任何地方都已不复存在。但每一代人都会怀念一种建造于天堂之中的过去，这同样是事实。在所有情况下，都有一种超越的回应，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会将怀念最终变为现实。我们也懂得向未来施法，将它作为一段应许的时间与乌托邦的驻地。
    这是耶稣撒冷居民得到的教训：需要学会拥有疾病，却并不生病。正如叙事者姆万尼托在书的结尾处所说：“我爸爸是错的：世界没有死。毕竟，世界从未出生。”

    米亚·科托是当今莫桑比克最知名的作家，也是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葡语作家之一。自《梦游之地》(1992)在津巴布韦书展入选非洲20世纪12部最佳文学作品之后，他的声名已经超出莫桑比克国界，也超出了葡语文学的疆域。2013年，米亚·科托夺得葡语文学的最高奖项卡蒙斯文学奖，一年之后，又摘得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的桂冠。
    作为2013年度卡蒙斯奖的评审，安哥拉作家阿瓜卢萨(Jose Eduardo Agualusa)特别强调了米亚·科托在语言上的独创性，认为这种独创性是从莫桑比克日常口语中提取的灵感。关于这一点，科托在纽斯塔特文学奖的提名人加布里埃拉·盖尔曼迪(Gabriella Ghermandi)有着更为精妙的论述：“有些评论家将米亚·科托称为‘走私犯作家’，就像词语的罗宾汉，他窃取意义，将之应用于所有语言，强制表面上分裂的世界进行交流。在他的小说里，每行文字都像一首小诗。”
    我们可以从许多侧面去论证米亚·科托对于语言的执着：身为葡萄牙人的后代，他在莫桑比克出生，成长的环境中便混杂着葡萄牙语与莫桑比克土语，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和交融很容易让作家将语言与身份相互关联；初入文坛时，他的身份便是诗人，即使后来以小说闻名，他对诗意的追求却从未改变；他在文学道路上最重要的领路人包括巴西诗人特鲁蒙德·德·安德拉德(Carlos Drummond de Andrade)、若昂·卡布拉尔(Joaoo Cabral)与巴西作家吉马良斯·罗萨(Guimalhaes Rosa)，不仅两位诗人是使用语言的大师，罗萨的小说创作也一直以对语言的创新而备受推崇。
    当然，除语言之外，米亚·科托的作品另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无论是对莫桑比克民族身份、战争创伤、种族、性别等主题的选择，还是在叙事结构、情节推动、人物塑造等方面的技巧手法，都吸引了无数读者与研究者进行分析。
    仅针对《耶稣撒冷》这本书来说，既然已经有了中文译本，读者便不难通过文本直接进入情节，探寻主题。即使涉及莫桑比克的国情知识，似乎也可以利用书籍网络获取资料。近些年来，随着对葡语作家介绍的增加，对中国读者而言，米亚·科托也并非全然陌生，倘若有心，仅需少许检索，便能对这位莫桑比克作家有些大致了解。
    与此同时，对于只能阅读中文的读者来说，语言却是真正的壁垒。身为译者，理应尽力将这种壁垒消除，但这种消除绝对不是将原先的高山深涧变成一马平川。事实上，在2009年出版《耶稣撒冷》时，米亚·科托对于语言创新的极致追求已经渐渐让位于一种流畅自然的叙事风格，但某些字句仍然会时不时地跳将出来，引导读者去感受、破译、思索。面对这种情况，唯有尽量保留原作的风格才是对读者的尊重。另一方面，我也深知翻译无法百分之百地再现原作，因为无论如何强调忠实，总有一些汉语无法直观传达的意味。 考虑到这一点，我想在此对《耶稣撒冷》中的语言风格与翻译原则做一番说明，一来可以消除部分疑惑，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做出澄清；二来也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知道除对莫桑比克与非洲现实的刻画之外，米亚·科托作品的价值同样在于其“文学性”，在于其对语言结构与叙事策略的追求与把握。 …… 此外，由于《耶稣撒冷》故事设计的特点，有时会特意打破“人类”与“禽兽”的界限，并进一步挑战“野蛮”与“文明”、“理智”与“疯狂”之间的分野。为更好地达到这一目的，米亚·科托频繁地使用“拟人”的手法。比如用“河流昏厥”来表示“河流干涸”，用“荒野吃掉房屋”来形容“房屋杂草丛生”，这是把自然的一切都当做人，就像扎卡里亚在书中所说：“这里的事物，是人。”类似的表述很多，读者有心可以自行查看。 为了尽量扩大语言所蕴含的意味，米亚·科托的非常规搭配还体现在一些专业术语的使用上，其中一例便是扎卡里亚在形容自己记忆力不好时，说的是“我记忆的射程很短”。我初译时曾经想过将它译为“我的记忆有限”，使其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但马上便否决了这一想法。因为对于葡语读者来说，这里很容易联想到“近程导弹”等军事词汇，也非常符合扎卡里亚的军人身份。 上述内容主要是一些涉及到具体语汇选择方面的问题，最后，我还想对《耶稣撒冷》整本书的风格再做一点说明。正像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米亚·科托在其文学作品中，一直坚持着对文学性与艺术性的追求。而他对语言的非常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用“陌生化”的理论来解释。 而除了用词方面的创新之外，《耶稣撒冷》全书的叙事方式也自有其特色。这部小说主要以姆万尼托的第一人称叙事推动故事发展，即使在以玛尔达信件为主体的两章里，起主导作用的依然是信件作者的主观视角。这种叙事方式可以解释小说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模糊不清甚至前后不一，也极大地增强了本书的内涵与层次。从这个角度出发，《耶稣撒冷》不仅是一本值得细读的书，也是一本值得重读的书，因为只有在深入的阅读中，米亚·科托在语言及叙事上的价值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而我对自己翻译最大的期望，便是中译本既能保证通顺流畅，让读者爱上阅读；也能尽力忠实原著，以经得起细读与重读。至于这两点做得如何，自然还要靠读者与专业学者的评判。 樊星 2018年5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