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新译本)》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作者于1936年6月至10月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根据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斯诺作为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了客观评价，并向全世界作了公正报道。
    本书收录了斯诺本人拍摄的珍贵历史照片，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领导人的影像，以及反映红色中国政治、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图片。所有照片皆源自斯诺家人的珍藏，由斯诺基金会提供。

    埃德加·斯诺著的《红星照耀中国（新译本）》是西方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第一部采访记录，也是新闻史和报告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书中不仅记载了大量有关中国红军和苏区，以及毛泽东等革命领导人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深入分析和探究了“红色中国”产生、发展的原因，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做出了客观的评价。由于其对历史的权威记录，以及对历史趋势的准确预见，本书成为风靡全球的经典名著，被译成近二十种文字。2016年，本书入选统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书目。

    这是见证者对事件的叙述，也是他们在特定时间记录的传记故事。《红星照耀中同》一书因此成为中国历史关键转折点的独特记录。
    ——西安·斯诺
    《红星照耀中同》始终是许多同家的畅销书。直到作者去世以后，它仍然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的通俗读物。它在全世界有亿万的读者，这是并不奇怪的。它是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著作。
    ——胡愈之
    《红星照耀中国》的非凡之处在于，它首次记录了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的生平故事，以及这场鲜为人知的革命。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极具预见性的。斯诺的这本著作之所以成为一部经典，是因为它在两个方面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一是作为历史的真实记录，二是作为对历史趋势的预见。
    ——费正清

    埃德加·斯诺(1905-1972)  美国密苏里州人，22岁时奔赴远东，他在中国定居12年，研究中国和汉语，在北平燕京大学教过书，他的有些学生朋友后来成了中国领导人。作为驻中国、缅甸、印度和印度支那的一名记者，他先后为《芝加哥论坛报》、《纽约太阳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等报社工作，后来，担任了《星期六晚邮报》的助理编辑。报道亚洲和欧洲的战时及战后时局，成为被广泛引用的中国、印度和苏联问题专家。他著有11部书，其中包括《为亚洲而战》、《人民在我们这边》、《复始之旅》、《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和《漫长的革命》，他于1972年去世。

第一篇  探寻红色中国
  第一节  一些未曾解答的问题
  第二节  开往西安的慢车
  第三节  大汉子孙
  第四节  穿过红色的大门
第二篇  前往红都的路上
  第一节  遭白匪追逐
  第二节  起义者
  第三节  贺龙轶事
  第四节  同行的红军战士
第三篇  在保安
  第一节  苏维埃“巨头”
  第二节  共产党的基本政策
  第三节  论抗日战争
  第四节  悬赏两百万元的脑袋
  第五节  红军剧社
第四篇  一位共产党员的来历
  第一节  童年时代
  第二节  在长沙的岁月
  第三节  革命的序幕
  第四节  国民革命时期
  第五节  苏维埃运动
  第六节  红军的发展
第五篇  长征
  第一节  第五次“围剿”
  第二节  举国迁移
  第三节  大渡河英雄
  第四节  过大草地
第六篇  西北的红星
  第一节  陕西苏维埃：开创时期
  第二节  死亡与捐税
  第三节  苏维埃社会
  第四节  关于货币的剖析
  第五节  五十始知天命！
第七篇  去前线的路上
  第一节  与红色农民的交谈
  第二节  苏维埃工业
  第三节  “他们唱得太多了”
第八篇  与红军在一起
  第一节  “真正的”红军
  第二节  彭德怀印象
  第三节  为什么当红军？
  第四节  游击战争的战术
  第五节  红军战士的生活
  第六节  政治会议
第九篇  与红军在一起（续）
  第一节  “红色窑工”徐海东
  第二节  中国的阶级斗争
  第三节  西北四马
  第四节  回民与马克思主义者
第十篇  战争与和平
  第一节  再谈西北四马
  第二节  “红小鬼”
  第三节  实践中的统一战线
  第四节  关于朱德
第十一篇  回到保安
  第一节  途中见闻
  第二节  保安的生活
  第四节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
  第五节  那个外国智囊
  第六节  告别红色中国
第十二篇  再回白色世界
  第一节  兵变序幕
  第二节  蒋介石被扣留
  第三节  蒋介石、张学良和共产党
  第四节  “针锋相对”
  第五节  友谊地久天长？
  第六节  红色的地平线
后记（1944年）

    1936年6月，埃德加·斯诺穿过国民党的防线，进入华北地区的红色区域。作为记者，他想去那里自由地探寻真相。在这片他逐渐了解并热爱的土地上，他目睹了诸如饥荒爆发这样的惨状。他后来记述道：“在中国各地，贫苦的农民因为苛捐杂税，被赶出了土地。在长年干旱的地区，数百万人穷困潦倒，卖儿卖女成了常有之事。”他还写道，“收受贿赂、贪污腐败的官员随处可见；非法没收、不经审判就拘禁处决的情况司空见惯；镇压工会和普遍的仇外情绪都是常态。”
    要前往西北苏区，须得穿过蒋介石政权的重重封锁，这段旅程因而险象环生。但是斯诺有很多问题想要找到答案。中国共产党是些什么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都制订了哪些计划？他们是否真的准备联合蒋介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答案，也从未有过外国记者进入过苏区。
    此前，斯诺在中国生活了七年，遇到了许多对现政权丧失信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和各界爱国人士。许多人认为国民党背叛了中华民国创始人孙中山的原则。作为燕京大学讲师，斯诺还结识了许多地下学生运动的成员，他们组织了广泛的反政府示威游行活动。
    1936年，对日战争一触即发，而蒋介石并未采取明确的抵抗态度。如果红军与蒋介石联合起来保卫中国，那会是怎样的情况？谣言、假设和虚假的信息四处弥散。哪些是真相？哪些是宣传？哪些是谣传？斯诺下定决心要前往保安。共产党人在长征后将临时首都设在那里，斯诺要与他们直接进行交流。他想向外界报道他所看到的事实、听到的声音——然后人们可以形成自己的观点。
    斯诺于1905年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该城在美国被称为“索证之州”——这个别称也是斯诺铭记心中的理想。他想以亲眼所见，尽可能准确地进行报道。在他看来，那就是记者的工作。“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要对历史的发展提出任何指向性的见解，就必须努力挖掘他人真正关心的事，了解他们如何感受和思考自己的问题以及自己在世界的地位。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对历史的走向缺乏概念，我们所说的国际社会便要大打折扣，更别说和平了。”①
    这是见证者对事件的叙述．也是他们在特定时间记录的传记故事。斯诺在共产党的苏区居住了四个月的时间，他尽可能多地收集了包括毛泽东人生故事在内的大量资料。《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因此成为中国历史关键转折点的独特记录。在这个过程中，那些以勇气和正直来报道所见所闻的新闻工作者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埃德加·斯诺在他1968年撰写的序言中曾写道（摘录）：
    “本书所描述的旅行及事件发生在1936年和1937年。当时居住在北平的我，于1937年7月完成了手稿，耳边伴随的就是日本军队在城墙外发出的炮火声。那年7月，中国大地上的枪声开启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抗日战争由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这枪声同样也预示着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最终胜利。它彻底改变了过去所谓的‘共产主义阵营’内外的力量平衡。
    “1936年，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7年。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我曾四处走访，掌握了一些汉语知识。此书是我撰写的最长的一篇关于中国的报道。如果说它比其他多数报道更有用，那是因为此书不仅是讲究新闻时效的‘独家报道’，而且还记录下了许多历史久远的史实内容。它还赢得了同情的关注，这也许是因为西方列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希望中国会有奇迹出现。他们梦想着民族主义的新生，这将使日本陷入困境，使之永远不可能实现其真正的目标——对西方殖民地构成威胁。
    “其他的一些情况也使本书具有更加长久的价值。我在一个特别合适的时刻，在长年战争的间歇期，见到了毛泽东及其他一些领导人。他们留给我大量的时间，并以前所未有的坦率提供了个人或非个人的信息，这些信息是如此丰富，任何一位外国记者都无法完全吸收。1939年我第二次拜访毛泽东之后，西北地区所有红军根据地都被后方的国民党军队封锁，游击区也被周围的日占区切断。接下来的五年．因为没有外国记者能够抵达红都延安，所以这些报道仍然是唯一的信息源。
    “当然，本书大多是从党派的角度来审视历史，但这正是创造了它的人们走过的历史。它不仅为非中国读者，而且也为全体中国人民——包括除了共产党领导人自身以外的所有人——展现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真实记录，同时，它也是反映中国3000年历史中为进行最彻底的社会革命而长期斗争的第一个史实故事。
    “1937年，当《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在英格兰面世时，书中提供的大部分材料几乎没有文献资料来源。随着大量新信息的出现，我通过本人的努力及他人的帮助，对原文进行了许多改进，尽量减少它的不足。
    “本书在引用或复述他人的言论时，一般都保留了原始文本的措辞——这是为了避免篡改先前的历史资料的原因——即使是与现在已知的更为可信的信息存在冲突。本书所有的事件、主要的旅行记录、访谈和传记——包括毛泽东的传记——均未作改动。
    “在保留初版原貌的基础上，我对本书印刷、拼写上的错误或与事实细节有所出入的部分做出了校正，部分二手材料已被证实有误的，我已将其删除或更正，而非让已知的错误延续。”

    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后，日本加速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在此后的7年中，本书中所讲述的中国人现如今境况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判断已经被证实是正确的，即实现全民族联合抗日要比革命运动的其他目标都更加迫切。
    因此．西安事变几乎被视为当代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事件。几乎没有人记得，就在西安事变发生前，中国曾经几乎要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但现在局势非常清楚，此时已是东京与南京最终决定胜负的时刻。西安事变使得中国最终确定了在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中加入到反法西斯阵营当中。
    另一方面．时间也已经证明，本书讲述的故事中的那些革命者为之战斗和献身的信念是正确的。在这场此时已临近尾声的漫长严峻的考验中．这种正确思想为那些幸存者及其愈来愈多的拥护者带来了无上的威望。革命运动要求其领导人对于即将发生的局势具备超出他人的预见和判断能力。在这方面，毛泽东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千万的中国人如今对他判断的信任丝毫不亚于对蒋介石的信任。
    无论人们对共产党人可能抱有怎样的态度，无论人们自身代表哪个阶层，大多数中国人都承认，毛泽东对国内和国际力量做出了准确的分析，并且正确预见了未来政治形势的基本走向。内战得以终止，共产党和红军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得到了大力发展。毛泽东曾指出，在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部分国民党人将会背叛中华民族，成为日本人的傀儡。这种判断曾遭到国民党的强烈不满。然而在国民党副总裁、仅次于委员长的二号人物汪精卫变节之后，人们不可否认，毛泽东对于南京政府的内部矛盾有着深刻的认识。
    此外，毛泽东做出预测，这场战争将会旷日持久，并且充满艰难险阻。武装抗日斗争的倡导者未向其追随者做出将迅速取胜的承诺．这种做法在人类历史上非常罕见，毛泽东肯定是其中之一。他的实事求是提前打消了失败主义思想者们怀有的幻灭情绪。另一方面，毛泽东正确地预测到了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在经过革命动员后将会形成巨大的持久生命力，从而帮助人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更持久的信心。他还指明了中国为了在战争中坚持下来而必须采取的战略战术。指明了这场民族战争将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场世界大战包括日本人向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和美国人发起的进攻。他曾警告道。这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当时的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却并不认同。
    到了1944年，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领导着世界上最大的游击组织。从长江流域延伸到蒙古草原，再到东北地区南部的山川河流．日本防线背后的成千上万座村庄也加入到了这场“人民战争”的洪流中来。这场人民战争的组织者主要是由第十八集团军——由八路军和新四军合并而成，他们发起和训练了大批青年人。这些部队在朱德、彭德怀以及昔日中国红军的其他老战士的领导下，经过17年的艰苦内战和民族战争，已经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生存和发展的历史。 曾于1943年采访过游击区的外国观察者统计，第十八集团军在日军防线背后组织和初步训练了大约700万民兵，他们成为主力作战部队的后备力量。此外，据说还有各类抗日团体约1200万，他们帮助向正规部队提供衣服、粮食、住处、装备和运输，是正规部队的眼睛和耳朵。官方数据显示，游击队已渗透至华北455个县和52800个村庄．覆盖人口超过6000万。在所谓的沦陷区中，有五分之三至三分之二在大多数时间被游击队控制。 近7年来，日本人一直在努力消灭这些坚忍不拔的“敌人”。1937年，八路军正规部队仅有9万人，仅仅吸引了日军几个师团的兵力。但这支先锋部队向四面八方成倍地发展壮大。到了1944年，中国本土（不包括东北）35万日军的一大半和约20万伪军都在防区内忙于应对第十八集团军，抵挡后者的惩罚性的打击行动。日本军事报告称，第十八集团军兵力在50万到60万人之间。 被日本占领的各个省份．总面积相当于法国国土的3倍。游击队在各省都建立了村委员会和县委员会。他们在根据地建立了4个“边区”政府，除了个别短暂的时期，这些根据地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控制在游击队手中。这些边区政府分别代表着几个邻近省份的解放区。这些敌后政权履行着正规行政机构的几乎所有职能。它们有自己的邮政系统和电台通信。它们出版自己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它们维持着庞大的学校体系，执行经过改良的法典，承认性别平等和成年人选举权。它们管理租赁，征收税费，控制贸易，发行货币，运营工业产业，经营许多试验性农场，发放农业信贷，实行粮食定量配给制，还在几个地区开始推进较大规模的造林工程。 1944年日军部队在中国控制的防线，在1939年年底之前就已经保持稳定。日军最初侵入沦陷省份时，国民党政府旧官僚及其部队大多撤至西部和南部地区。他们撤走之后，行政官僚机构已经崩溃。在城市，这些机构被日本人及其中国傀儡取代。但在位于敌军堡垒缝隙的内地城镇和村庄，却存在着政治上的真空。昔日的中国红军便进入这种暂时的真空——带着武装，带着教师，带着对人民的信任。 这种行动在开始时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正如我们所见，这之所以成为可能，首先是因为张学良此前为了劝说蒋介石停止与红军作战、联合红军抗日，将他“扣押”在西安。在日军侵入华北后，国共两党达成了停止十年内战的协议。协议规定将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取消苏维埃政府，由代表各阶层的政府取代，共产党放弃阶级战争口号，停止没收和重新分配土地。北方的红军部队摘下了红旗和红星，接受了“八路军”的番号。在上海东南方，红军剩余部队在叶挺将军和项英将军的带领下，于1938年改编为“新四军”。 …… “毕竞你们拯救了国民党。”当我以《星期六晚邮报》战地记者的身份重返中国（1942—1943）的时候，重庆的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对我如此说道，“它现在是站在你们这一阵营的，你们对此不能推卸责任。” 他指的就是美国向国民党当局提供了金钱、武器和经济援助，却没有在政治层面上有所跟进。美国政府代表曾数次向重庆表明，我们不赞成在联合对日作战过程中重新发动内战．但美国人并未做出更多的努力，也没有试图让国民党解除针对游击区的封锁。 重庆方面建立了针对第十八集团军的封锁线．原因是国民党领导人对于共产党在日军防线背后成功收复失地日益感到恐慌。委员长将他们的活动称为“非法占领”。国民党战区政治和党务委员会的态度是，所有游击行政机构都是“非法”，应该被取缔。等待国民党系统对其进行重建。 1940年，新四军部队奉蒋介石的命令。从长江以南靠近上海的根据地开拔，向完全位于日军防线背后的地区运动。在此期间，国民党部队与新四军后卫部队发生交战。这显然是一场突然袭击。据报道国民党部队的兵力比游击队多8倍。新四军大约4000人的小规模分遣队并非作战部队，很容易被包围和剿灭。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他本人并非共产党员）负伤被俘，战地指挥官项英将军牺牲，同时遇难的还有许多参谋人员、卫生队的医生和护士、正在恢复的受伤战士、一些军校学员、男女学生以及附属于该军的工业合作社工作人员。 然而此次事件并未能消灭新四军。新四军主力部队已到了长江以北，正在与日军部队作战。不过，这实质上意味着国共两党协同作战的终结，标志着两党开始在联合抗日中公开争夺领导权。蒋介石的裁决是，此次事件是因新四军“违抗命令”引起，因此不仅撤销了向新四军提供的所有援助，还撤销了提供给八路军的援助。 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前的几个月中，第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就未能得到军费。事件发生之后，他们不仅无法从国民党政府那里接收军饷和武器弹药，还再次被强大的政府军设置的包围圈封锁，无法从“自由中国”获得补给，他们原本可以向那里的民众购买，或者从他们那儿获赠。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施封锁行动的国民党部队却从苏联获得了大量补给。有两个集团军（第三十七集团军和第三十八集团军）专门执行此项封锁任务。美国军官曾于1942年建议，这两个集团军需要投入到收复缅甸的战役中．但重庆方面认为它们在西北地区的“警务职能”更为重要，因此将它们留在原驻地。 在中国的美国人都知道这些事实，但国内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我们按照《租借法案》提供的援助全部落入国民党当局之手。我们在延安一直没有领事代表，也没人与游击队取得军事联络。我们的所有供给都是通过“驼峰航线”进入中国——包括现代轰炸机和战斗机、火炮、运输车辆和武器弹药——当然也仅有一个政党（国民党）获得了这些支援。美国产业工业联合会、劳工联合会和铁路工人协会向中国提供的财政援助．也完全落入国民党集团之手。 我们对于中国的这种“内政事务”能做些什么？我们与中国达成的新条约（1943年）废除了治外法权，向中国政府归还全部主权。我们此时还能否在影响到现任政府如何开展工作的同时，不被贴上“新帝国主义”的标签？但不可避免的是。战争已经促使我们以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方式进行干预，支持国民党。如果我们再装作未来向中国提供的经济援助没有隐含重大的政治意图，这难道不是逃避现实吗？ 一旦日本被打败．蒋介石随后是否会剿灭共产党和他们的游击队联盟？在1937年之前，国民党为了这个目的已经白白花费了10年时间。即使是使用美国轰炸机和战斗机．蒋介石在与这些经验丰富的游击战士作战方面也不可能取得比日本人更多的胜利。重庆政府确实已经不可能消灭这支反对力量，除非在盟军部队的全力支持下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战争。 到了1944年夏，形势已经越发明朗——1928年在人迹稀少的井冈山举起红旗的那批为数不多的青年发动的示威行动，已经演变成为一场具有伟大信仰的战争，并且最终上升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运动，以至于中国的裁决者再也不能拒绝它代表广大民众发言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