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贾德森·布朗著的《中国革命1911(一位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镜像)》是第一部向西方全面介绍辛亥革命的作品，其言论之犀利，百年后的今天仍发人深省，书中的内容涵盖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教育等各方面，语言流畅，叙事生动，是全面了解辛亥革命的不二选择。同时，文中还穿插了大量有价值的珍贵历史图片，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那段历史，相比同类书，本书具有不可企及的突破性价值与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延续了三百年的清王朝内忧外患，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有志之士呼吁改良，岌岌可危的局势也急需一场大变革。
    阿瑟·贾德森·布朗在辛亥革命爆发的次年写就了《中国革命1911(一位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镜像)》，他尝试从社会百态层面去解读那段历史，以便西方真正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
    不同于脸谱化的叙述倾向，布朗博士用实地走访的调查报告方式，带我们回顾了那段被宏大叙事淹没的辛亥革命。在他的笔下，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轮番登场，晚清民生百态详尽而丰富，西方列强的恶行也有所披露，他用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描摹了一个不同于我们想象的晚清。通过东西方文明对比，他认为中国的改造只能通过中国内部的力量实现，请世界“理解一个重新崛起的中国”。

    布朗博士以一个外国人的睿智、锐利眼光，对辛亥革命及革命发生前后的中国所面临的成功和困难，做了最全面和最深刻的描述，期望这部作品能进一步推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
    ——季我努学社荣誉社长、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  张宪文
    布朗博士在资料收集方面用力甚深，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的情况梳理得很清楚。在辛亥革命大幕仍未落下之时，他就清楚地看到了袁世凯、孙中山对未来中国的影响，见识卓越。
    ——季我努学社顾问、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  杨天石
    本书可以看作另外一本《中国人的精神》。要想了解中国人的国民性，此书不得不读。
    ——季我努学社顾问、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  解玺璋

序言  外人当年看辛亥
自序  我眼中的辛亥
第一章  辛亥革命前的中国
  ◎强推铁路国有政策，中央与地方经济利益矛盾重重
  ◎从两个外国人剿灭太平天国到八国联军粉碎义和团
  ◎五大臣出洋考察的背后竟是一场大规模的贿赂游戏
  ◎看钱办事、为富人卖命、公开赌博、性欲旺盛、麻木不仁——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官场内外民生图
  ◎一颗炸弹的意外爆炸将辛亥革命提前了两年
  ◎中国人的民族特性究竟是什么
第二章  中国的蒸汽革命和商业革命
  ◎传教士无意中成为西方销售商的重要“代言人”
  ◎充斥洋货的清廷盛宴
  ◎商家频频抛出充满诱惑但超出民众购买力的商品广告
  ◎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是祸是福
  ◎沉迷于物质追求的民众急需某种精神的引导
第三章  动荡的政治和外交格局
  ◎“择吉日相见”——清廷官员采取拖延战术应付西方外交官
  ◎清廷驻欧美各国使馆收集西方瓜分中国言论
  ◎慈禧颁布宣战檄文，开战八国联军
  ◎北京沦陷，通州573名中国女子羞愤自尽
  ◎《纽约时报》《日本邮报》《中国评论》记下列强暴行
第四章  民智的开启和教育的进步
  ◎西方书籍受热捧，美国教科书进入北京八旗子弟中学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争学英语
  ◎清帝下旨兴办新式教育，慈禧将一大型寺院改建为女子学校
  ◎天津警政长官存献祭资金为教育基金
  ◎另一张面孔：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怀疑与敌意
第五章  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
  ◎基督教团爆炸式发展
  ◎《中国评论》：辛亥革命的发生与传教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南京决战前夕，传教士邀集双方战将协商停火协议
  ◎因为腐败，清政府遭传教士遗弃
第六章  宪政发展与社会改良
  ◎传教士缘何成为义和团运动中的主要受害者
  ◎慈禧临终前孤注一掷的赌注是什么
  ◎首次揭开清政府九年立宪计划的内容
  ◎摄政王载沣接受国会《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从此清帝无实权
第七章  新生中国的领导人——袁世凯和孙中山
  ◎26岁的袁世凯监控朝鲜内政外交
  ◎与笔者长谈，希以一己之力教化3800万民众
  ◎鸿门宴上剿杀义和团，招致慈禧不满
  ◎光绪去世前夜写下密旨：待时机成熟，将其（袁世凯）斩立决
  ◎兴学、强军、推进改革，袁世凯得到美国驻天津总领事高度评价
  ◎袁世凯如何在清皇室与革命者间周旋
  ◎笃信基督教的革命领袖孙中山
  ◎让中外人士倍感疑虑的总统职位大移交
第八章  “共和”中国的未来
  ◎扑朔迷离的民国局势
  ◎民国政府背负6.25亿美元外债
  ◎各国外交官挑拨离间，孙中山下令进入战备状态
  ◎西方基督教会将扮演什么角色
  ◎民国未来充满变数
附录  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镜像”
译后记  一些感谢的话

    外人当年看辛亥
    《中国革命1911》即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可喜可贺。译者范国平邀请我为布朗的这部译著撰写一篇序言。说实在的，近来工作十分忙碌，这项委托确难以承担。然而，当我翻阅了布朗这部大作后，深深地为这位传教士对中国的深刻认识和入木三分的评述所打动。他的看法是那么吸引着我。他的这部著作，简直像是一位中国爱国者撰写的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读起来感受多多。
    布朗博士于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国生活多年。他与不少中国政要交往密切，并在工作之余，到中国各地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写下17本日记，这些日记为布朗写作《中国革命1911》提供了最鲜活最生动的一手资料。在漫长的岁月中，布朗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20世纪初，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存在着种种扭曲与误解，布朗博士在记录这段历史的同时，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深入地分析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并热情地赞扬了中华文明：“五千年来，世界上有多少帝国崛起、繁盛、衰落，唯独中国与世不争，自给自足，怀抱着自己的理想，在前进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独享着东方中央帝国的尊号。……在汹涌澎湃的现代文明狂潮的冲击之下依然屹立不倒……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力量！”
    那么，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内部为什么会爆发革命？布朗博士写道：“导致它发生的诸多缘由，活跃于其中的诸多人物，已经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书中，布朗为我们提供的史实已远远超出一般的政治范畴。他列出“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中国的蒸汽革命和商业革命”“动荡的政治和外交格局”“民智的开启和教育的进步”“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宪政发展和社会改良”“新生中国的领导人——袁世凯和孙中山”等章节，从晚清国内外历史背景和国情的各个方面，对辛亥革命爆发的深层原因做了冷静而独到的分析。
    布朗指出，中国发生辛亥革命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国觉醒了。他通过自己收集掌握的大量一手资料，用白描手法全景再现了辛亥革命爆发前中国的社会民生，指出“满族统治者在整体上既狭隘自私又反动腐败”“整个公共服务体系都因贪污而腐朽了”，闹得沸沸扬扬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就是一个超豪华旅行团”，因此近代中国“对抗清政府的起事不断发生，清政府时刻坐在火山口上”。但是，这些起义都遭受惨重失败，对其失败原因，布朗也通过很多事例做了深入的解读。说起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和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布朗博士用犀利的笔锋和确凿可考的证据，深刻地揭露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和掠夺中国物质财富的帝国主义本质。
    正是由于西方人的侵略，使中国人“明白了要想同西方对抗，就必须学习西方人的技术”。布朗写道：“西学的风潮迅速席卷中国大江南北，中国的读书人如饥似渴地阅读欧洲和美国的书籍。天生勤勉的中国人，很快就意识到这些新知识的意义。”本书记录了当时的很多细节：许多洋务派大臣如张之洞、张百熙等，联合上书“敦促清廷建立新式教育体系”；慈禧将一大型寺院改建为女子学校，还专门嘱咐赴美国考察的高级代表团特别关注美国的女子教育；北京的八旗子弟中学已使用美国教科书；“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提倡，新式学堂在中国大地上迅速结出果实”；全国各地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仅仅在奉天就有50所新式学堂”；天津警政长官还将献祭资金存为教育基金；教会学校也为中国人学习西学开辟了新天地；“对于新知识的崇拜让旧的偶像崇拜土崩瓦解”；“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正在学习英语”。布朗说：“中国有一些胸怀大志的年轻人……远赴欧洲或美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完成学业。受这批留学风潮的影响，许多地方督抚，甚至清朝中央政府也开始遴选优秀的年轻人出国留学。”“学习了现代知识的中国学生多数拥护革命。据统计，95%的曾在国外接受教育的中国学生后来成为革命思想的拥护者、传播者，甚至领军者。”
    布朗在其著作中，以相当的篇幅记录和论述了晚清的宪政改革和社会改良。他说：湖广总督张之洞“是当时新学最有影响力的倡导者”。张之洞在著名的《劝学篇》中，“分析了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呼吁进行快速的社会变革”。但是，布朗指出：“激进的去东方化的改革，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整个国家当时还没有准备好迎接如此颠覆性的革命，国民对于这位年轻的清朝皇帝也没有足够的信心……慈禧由幕后走到前台，全面控制朝政，将光绪皇帝囚禁在瀛台，将变法诏书变成了一张废纸。”但改革的步伐并未停止，布朗指出：“义和团运动的失败，给了中国人惨痛的教训——任何想保持旧体制的改革注定都要失败。革新的呼声响彻全国，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改革不可避免，他们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投身到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中来。甚至清政府也认识到必须顺应民意。1905年，帝国派出多个高级代表团出访欧美，他们被要求提交报告——中国能够从欧美列强那里模仿什么制度模式。在举国要求学习西方的浓重氛围下，这些代表团被寄予厚望。总督端方率领代表团出访美国，他无疑是清朝勋贵当中最有进步眼光的人，他给美国人留下了干练的形象。两个高级代表团回到北京之后，他们提出了很多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一个相当不错的改革诏令很快便颁布了。……1908年清政府宣布了一个‘预备立宪’的时间表，号称将用九年的时间来建设立宪政府。”布朗记录下了这个九年立宪计划的内容。然而，他也认识到清政府所实施的不触动王朝政治统治基础的改革，不可能挽救清廷的危亡。“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一系列起义事件让革命的到来不可避免。”“辛亥革命最终在10月10日爆发。”随之，“中国中部的革命者在12月建立共和国，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布朗说：“笔者认为与其他国家一样，危急关头的中国有一批伟人在风云际会之时已经脱颖而出。……在中国早已经声名鹊起，家喻户晓。”本书用了一章的篇幅，专门评论了袁世凯和孙中山。布朗于1901年与袁世凯相识在山东省济南府。除指出袁世凯在戊戌变法过程中的背叛行为外，布朗给予其很高的评价，说他“气度非凡”，能“在混乱的大局之下保持冷静的睿智和勇气”；“是一个拥有进步思想的中国人”，“清楚地认识到采用现代科技的重要性”，“为中国组建了一支极为精悍的部队”，“不仅是中国现代军事化的推动者，也是中国现代化教育的推动者”。布朗高度赞扬了孙中山，说孙中山“不屈不挠地四处奔走，抱着坚定的爱国信念，努力推进这项他为之献身的事业”；“面对强敌时坚毅果敢毫不动摇，他伟大的人格力量感召教化了他的亿万同胞”；说“革命派领袖们叹服于中山先生的领袖风范、高超智慧和宽厚人格，以及他毫不利己的动机背后释放出的无与伦比的道德力量——像孙先生这样集多种崇高美德于一身的伟人世间罕有”。
    本书最后深刻地分析了“‘共和’中国的未来”。布朗清醒地认识到：“共和制能否在中国长久地保持下去，这一点恐怕谁都无法断言。”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列强势力的介入让中国的局势更加扑朔迷离”。“列强还在小心翼翼地、偷偷摸摸地进行着一些隐秘的干涉活动，他们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制造中国的社会动乱。”“如果中国的革命不成功，君主制的日本和欧洲的国王们必然会弹冠相庆。”布朗认为，“尽管新生的中华民国困难重重，但未来依然充满希望”。“哪怕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开历史倒车的现象，中国社会永远都不会回到之前的状态了。”布朗在本书最后以十分赞扬与崇敬的口吻说：“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已经被辛亥革命彻底埋葬，这个腐朽的封建帝国已经轰然倒塌，中国人民迎来了更加自由和光明的时代。放眼全球，纵观人类的整个历史，还有比辛亥革命的胜利更加激动人心的时刻吗？”
    让我们惊奇的是这部书撰写于1912年3月，也就是在辛亥革命发生和“中华民国”诞生不久的时刻。布朗以一个外国人的睿智和锐利眼光，对辛亥革命和革命发生前后中国所面临的一切成功和困难，做了最全面和最深刻的描述。我们期望这部提供了诸多新史料作品的出版能进一步推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张宪文
    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名誉会长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季我努学社荣誉会长

    一些感谢的话
    很高兴阿瑟·贾德森·布朗博士的《中国革命1911》就要在重庆出版社出版了。
    首先，要感谢伙伴们的通力合作。本书所有译者、校对者均为季我努学社之核心成员，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付志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栗月静毕业于南开大学世界史专业，皆为资深的译者。王照异和徐娴师从法国笔译学专业泰斗，是巴黎高等翻译学院最优秀的毕业生。石维军则是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高才生。伙伴们和我各自承担了本书一至两章的翻译工作，校对工作则由我和徐娴承担。在徐娴校对好第五章和第六章后，我又对全书所有章节进行了润色，统一了语言风格。
    读者朋友看到这里可能会有所疑问，前文提及的季我努学社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季我努学社是笔者和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发起的一个研究民国史尤其是抗日战争史的团体。
    本书的作者布朗博士曾在中国传教并做广泛社会调查，写下了17本调查日记；同时，他学识渊博，经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是美国著名远东问题专家，写作此书时，他成名已久，出版了数本专著。所以，读者朋友能够看到布朗博士条分缕析地对中国当时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宗教状况的精确论述。这正是本书的学术价值所在。不过，由于身份原因，布朗博士的一些论述是站在新教立场之上的，有些言论宗教色彩较为浓厚。同时，受国籍和时代的影响，布朗博士对于中国的认识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一点，也请读者朋友注意，本书作者表达的观念是100年前的一个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一个远东问题专家在1912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第二年出版的关于辛亥革命的书，它的史料价值无须多言。写到这里，我想再次感谢布朗博士给我们留下了如此珍贵的资料。
    笔者要特别向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张宪文教授是中华民国史学界的泰斗，是我的导师张连红教授的导师。张教授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为本书撰写了精彩的序言，并将手稿用特快专递寄送给我。对于张教授的鼎力支持，笔者深为感动，也非常幸福，因为笔者得以保存张教授之珍贵手稿。有张宪文教授的序言，本书熠熠生辉。在此，笔者一并向张连红教授致谢，张教授帮忙联系张宪文教授，并为本书的翻译和校订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
    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刘绍卫先生与我合作了导读，在此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
    此外，笔者还要感谢凯琳国际版权代理公司的负责人、季我努学社的顾问全杉女士。季我努学社的顾问、姚氏顾问社的刘正丹女士也在版权方面提供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非常感谢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张宪文先生，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先生，中国近代史著名学者、《梁启超传》作者解玺璋先生的精彩推荐语。他们作为学社顾问及季我努沙龙讲演嘉宾，历来对学社的发展非常关怀。谢谢各位老师。 范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