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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 定价: ¥98
  • ISBN:9787300198309
  • 开 本:16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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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
  • 页数:441页
  • 作者:(美)斯图尔特·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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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9-01 第1版
  • 2018-09-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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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斯图尔特·施拉姆所著的《毛泽东》是西方毛泽东研究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以往的“翻版说”与“异端说”都是不确切的。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首先从整体上讲,施拉姆研究毛泽东是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为线索全面展开的。从历史的的角度,施拉姆以马克思在中国的具体化为线索全面地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研究。如前所述,施拉姆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同经过改造的中国传统文化、同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目标相结合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施拉姆着重指出: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毛都在力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还认为,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放弃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自己长期坚持的正确的路线。这些观点,尽管有失偏颇之处,但的确发人深省,给人以启迪。

内容提要

  

    《毛泽东》是一部史料丰富、论证客观、立场公允、观点权威、文笔优美的毛泽东传记,是值得研究人员、普通读者认真阅读并学习的经典之作。
    作为国际知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以丰富的历史文献为基础,采取审慎的态度广泛利用国内外研究毛泽东和中共党史的著作及回忆录,讲述了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直至”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革命生涯,并从历史的角度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中共党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施拉姆能够尊重历史一尊重事实。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试图揭示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同莫性格结构的内在联系。

媒体推荐

    施拉姆教授是研究毛泽东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他为研究毛泽东和编辑毛泽东著作,克服重重困难,不辞辛劳,孜孜以求,付出了极大的心血。这种精神,令人感佩。他的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中国同行的积极评价。他多次到中国访问,进行学术交流,同中国学者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并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  逄先知
    1963年,施拉姆出版了那部突破性的著作《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6年,企鹅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题为《毛泽东》的传记著作,这部著作后来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在各地发行。这些作品的问世使得施拉姆如同彗星划破长空般在英美中国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
    尽管施拉姆从未放弃过重修这部西方毛泽东研究史上里程碑式著作的夙愿,但仍果决地将全部精力投入毛泽东原始文献的翻译事业。历史证明,他的这一选择是明智的大义之举。值此,今天我们要重编此书,以表示对他的敬意和纪念!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思勉人文图书馆馆长  萧延中
    正如人们无法想象中国革命离开了毛泽东一样,离开了施拉姆的工作,也将无法想象在研究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西方学者将如何理解毛泽东。
    ——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  范力沛(Lymann van Slyke)

作者简介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R.Schram),西方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和毛泽东著作翻译家。1954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世纪60年代在哈佛大学从事当代中国问题研究。1967年执教于英国伦敦大学。1968年至1972年任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政治系教授,兼任该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1990年退休返回美国,应聘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持英文版《毛泽东集》的编纂工作。主要著作有:《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3)、《毛泽东》(1966)、《未经修饰的毛泽东:谈话与书信集(1956—1971)》(1973)、《对毛泽东的初步重估》(1984)、《毛泽东的思想》(1989)等。

目录

第一章 毛泽东的少年时代
第二章 在长沙求学的日子
第三章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时期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第五章 同国民党合作
第六章 艰难的岁月
第七章 从江西到延安
第八章 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第九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第十章 探索一条中国式的道路
结束语
附录1 对中国问题研究中费理察与沃尔德尔“革命”的一些思考(1977)
附录2 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1977)
附录3 乌托邦去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周期(1981)
附录4 简评毛泽东(1984)
附录5 毛泽东研究:回顾与展望(1984)
附录6 我看毛泽东(1984)
附录7 论毛泽东个人权威的基础与意义(1987)
附录8 施拉姆已发表著述的文献书目
新版整理后记

前言

  

    施拉姆教授著《毛泽东》这部政治传记,以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对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直至“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革命生涯和思想发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叙述和分析,与国外同类著作相比,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值得一读。
    我们在编译过程中对这部著作的成就和缺点,对它的可供借鉴之处和不足之处形成了一些初步看法。下面从几个方面简略地谈谈我们的认识和意见,以就教于广大读者。
    一
    一本具有科学性的政治传记,首先需要对传主有一个科学的评价和认识。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晚年犯有严重错误。如何对毛泽东作出客观的和公正的评价,不仅涉及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也涉及如何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作者施拉姆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毛泽东的分析不可能不受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但作为一位学者,他能够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总的方面来说,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作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
    比如,作者在说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作用时认为,今日之中国是经过半个世纪之久的革命后诞生的,而这场革命的方向实质上是由既是理论家又是革命家的毛泽东决定的。离开毛泽东,既不能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也不能认识它的现状和未来。
    作者还认为,彻底改造旧中国,把中国人民中蕴藏的无穷力量解放出来,恢复中华民族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最大贡献。
    作者还指出,毛泽东在中国的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通向胜利的独特道路,这是他个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最大成就。
    作者对毛泽东的这些评价,基本概括了毛泽东的历史伟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形成“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过程中使用过的提法,用以表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施拉姆使用这一概念,侧重强调的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经过改造的中国传统文化、同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目标相结合的产物。他所谓的“民族主义”是指这样一种思想:整个中华民族不仅是个重要的历史统一体,而且是一种强大的历史进步力量;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不仅是反帝斗争的旗帜,而且它们本身就是极为重要的价值。施拉姆相当重视这种民族主义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中的作用,认为它是引导毛泽东走向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桥梁。他以西方习惯的思维方式强调这种民族主义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理解当然有所不同,但从整体看来,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并充分评价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作用,这还是应予肯定的。
    施拉姆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活动持基本肯定态度,与国内研究者的认识基本接近;他对于“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尽管有些用语较为尖刻,甚至令人感到苦涩,但在总的方面是与我国学者的认识相近的。
    施拉姆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迫切的任务是迅速发展经济,推进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完成这个任务,应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以科学的务实精神,进行细致的组织和管理工作。这样一来,战争年代许多成功的经验就不适用了。因此,他不赞成“大跃进”的急躁冒进和“文化大革命”在政治和思想领域的极端做法,认为这是不适当地照搬指导战争的某些方法,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
    应当看到,《毛泽东》一书的作者对毛泽东晚年的一些做法和观点虽然有一些偏颇之论,但他公允地指出,不是毛当前的活动,而是毛的政治和思想遗产及将来产生的影响才是判断毛历史地位的决定因素,并且对“文化大革命”的前途作了合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预测。一个西方学者早在1967年就能有这种认识,应当说是不容易的。
    二
    传记作品的学术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书中的史实是否准确、资料是否翔实。
    我们看到,在本书的前半部分,作者比较认真地进行了资料收集和考证工作。例如,他为了核实毛泽东抗战时期的一句话,曾多次同埃德加·斯诺书信往来,终于挖掘出斯诺及其夫人当年的一些笔记和文稿。
    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广泛利用了西方、苏联、日本和台港研究毛泽东和中共党史的著作和回忆录。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斯诺的《西行漫记》和《中国的新西北》、陈志让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艾伦·惠廷的《苏联对华政策:1917—1924年》、康拉德·布兰特的《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诺思与尤丁合著的《罗易赴华使命》、诺思的《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鲍罗廷的秘书维什尼亚科娃一阿基莫娃的回忆录《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 1927)》、查默斯·约翰逊的《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萧祚良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邹谠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以及海伦·福斯特·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的几十部著作。其中许多著作在我们国内尚无正式译本,它们有的提供了具有相当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有的进行了独到的研究。作者以广泛的资料为基础,才得以对毛泽东前期的一些活动作出比较可靠的分析。
    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和思想发展是个复杂的过程,要准确地反映和分析这个过程,除了参考各种研究著作和回忆录外,最重要的当然是研究毛泽东本人的著作。我们看到,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比较扎实的工作。他除了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中文版和英文版《毛泽东选集》外,还参阅了毛泽东在《新青年》、《湘江评论》、《向导》周报、《红色中华》、《中央政治通讯》、《中央军事通讯》、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各解放区出版的不同版本的毛泽东著作和流传出去的国内尚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在党内的一些讲话。
    对于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对于有关著作中的不同说法和观点,作者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进行了比较、鉴别和考证。例如,对于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的某些说法,作者就力求利用各种旁证材料进行分析和批评。据粗略统计,书中对一些观点和史实加以比较和说明的脚注就有三百余条,对于澄清国内外的某些误会确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虽然作者在史实考证和文献分析方面不无失误,但总的说来,比较丰富的资料和比较严谨的考证,是《毛泽东》一书前半部分的显著特点。
    ……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考虑问题、制定政策,既从本民族利益出发,也要兼顾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同民族利己主义者有原则上的不同:作者在分析一些国际问题时,往往淡化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形象,过多地把他描绘成民族主义者。这种情况在书中比较明显,当然是一个较大的误解。
    作者在书中还多次提到毛泽东的某些文稿的修改问题,并对此颇多非议。
    我们知道,毛泽东对自己的文章历来持严谨态度。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他发现自己的文章中有不妥当或不完善之处时,总是尽可能利用一切机会进行修改和补充,力求以最完美的形式把自己的著作奉献给读者。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就是按照这种态度编辑的。选集中的有些地方由作者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文章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由作者亲自校阅过。从当时出版《毛泽东选集》的要求来说,主要是为了给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学习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提供一个基础读物。因此,这样的编辑是有其必要性的。至于对研究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专业人员来说,仅仅依靠这个选集显然是不够的。不仅毛泽东的许多文稿没有被收入选集,收入的有些文章也与最初发表时的原始形态有所不同。这就需要研究者们去做专门的研究了。好在被收入选集或未被收入选集的毛泽东的不少文稿,在党内外的一些刊物上公开发表过,研究人员要找到这些文献不是太困难。因此,毛泽东修改文稿,从基本方面看,不存在要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之类的问题,更谈不上要欺骗舆论、蒙蔽世人等等。当然,那时的编辑工作从技术处理方面说是有缺点的,再加上后来对毛泽东文献的管理逐渐严格起来,给研究工作也带来了很多不便。应当指出,在“左”的思想发展起来之后,对《毛泽东选集》的有些原稿或未被收入选集的文献采取的许多不正常做法,是与毛泽东修改文稿、出版选集时的初衷相违背的。毛泽东修改文稿造成的社会影响,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应做具体分析,不能把他严谨的科学态度误作不纯动机加以指责。当然,现在看来,如果在《毛泽东选集》中给那些做过重大修改的文章作出较为详细的说明,并注上原文初次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会使读者和研究者感到方便许多。这是编辑文献的一个重要的教训。此后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已在这方面有了改进。
    以上看法,是我们一些不太成熟的意见,有的可能不正确,欢迎广大读者指正。
    《毛泽东》一书写在五十年前。五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民正在为建设文明、民主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英勇奋斗着,理论界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石仲泉  张宁  杨德

后记

  

    这部《毛泽东》是国际最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和毛泽东著作翻译家施拉姆教授的代表作之一,发表于1966年。虽然在今天看来,该书无论就史料还是就观点而言都显得相对“陈旧”,但倒推半个世纪,正当中国的“文革”运动兴起之时,它则是当时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先锋之作,一时洛阳纸贵,也由此奠定了作者“毛泽东研究专家”的学术地位。至今我们仍可想象这部著作在西方世界呼风唤雨的情景。
    施拉姆教授可以说是一位学界的传奇人物,他的学术生涯颇富戏剧性。1924年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1944年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后赴法国求学。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已成为一位核物理学家,参与了著名的“曼哈顿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自1942年起开发核武器计划的代号),从事核物理研究工作,用法文和德文发表了若干研究论文,同时自学了俄文和日文。但不久,本可成为一名著名的核物理专家的施拉姆,却一头钻入偏门,对与其研究领域相隔甚远、在当时西方学界属于空白的毛泽东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回到美国,开始了长达50多年的毛泽东研究事业。施拉姆于195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世纪60年代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中国问题研究,1967年以后长期担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SOAS)政治系教授,兼任该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1989年应聘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持英文版多卷本《毛泽东集》的编纂工作。
    1966年,这部《毛泽东》出版了。这是施拉姆教授的第一部毛泽东学术传记著作,从而成为西方学术界领略毛泽东生平的必读的严肃学术参考著作。尽管后来《未经修饰的毛泽东:谈话与书信集(1956—1971)》(1973)、《对毛泽东的初步重估》(1984)和《毛泽东的思想》(1989)等著述先后问世,但作为领袖传记名著,这部《毛泽东》仍在国际毛泽东研究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卓越地位。
    2003年12月,美国哈佛大学召开了“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暨表彰施拉姆教授在毛泽东研究中杰出贡献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为“再评毛泽东”(Mao:Re-evaluated)。不少跟随施拉姆教授翻译毛泽东著作的著名西方学者,都把与他的合作看成是“得到一个学习和训练的机会”。斯坦福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权威范力沛教授甚至认为,“正如人们无法想象中国革命离开了毛泽东一样,离开了施拉姆的工作,也将无法想象在研究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西方学者将如何理解毛泽东”。可见他在西方“中国问题”和毛泽东研究领域里的重要影响。正是在这次学术会议上,施拉姆教授总结自己一生的研究说:“从各种各样的角度看,毛泽东的政治本能都是健全的。他力图为中国人民谋利益。只不过50年代以后,他在个人的情感方面,过于感情用事、固执任性和狂热,从而铸下大错和大罪,但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总是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中国。我认为人们会因此而永远铭记他。”施拉姆教授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集中在毛泽东研究上,直到2012年7月22日以88岁的高龄在美国波士顿逝世。 2012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研究主题是史华慈思想资料的收集与研究。由于研究领域和学术兴趣的缘故,国际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的著述自然也在搜集和研究之列。但遗憾的是,此时因病已长期卧床的施拉姆教授,其身体状况已不适宜接待客人。在施拉姆教授去世后,该中心图书馆资深馆员南希·赫斯特(Nancy Hearst)女士在第一时间就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我。在人过中年并逐渐不情愿地向老年趋步的行程中,越发对沧桑人事背后的冥冥轨迹平添了些许难以言状的切身体悟,其中当然不免感慨与惊奇,可一切似乎又都是那么“自然而然”。每每在寂静的深夜仰望浩瀚星空之时,“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类出自人世的豪言壮语,必将随着流逝的宇宙时间而渐渐远去,只断断续续地留下“残阳如血”的袅袅余音:“what is man that thou art mindful of him?”(“人,算什么,你凭什么这样顾念他?”——《旧约·诗篇》8:4) 在施拉姆教授去世以后,有一次麦克法夸尔教授约杨奎松教授和我到他哈佛大学的办公室聊天,南希也在场。当谈及对于若干毛泽东著述史料的真伪甄别和判断问题时,自然要涉及已故的施拉姆教授。麦克法夸尔教授曾是著名学刊《中国季刊》的创办人,那时施拉姆教授正是伦敦大学著名的东方与非洲研究院的掌门人,后来二人又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共事多年,相交甚笃。麦克法夸尔教授说起老友总是不断地流露出怀念和惋惜之情,他介绍说,施拉姆是个“认真”得出了名的人,年轻的时候脾气很不好,工作中出现的一点点小纰漏都会使他“火星四溅”。施拉姆在伦敦大学的同事说,他们总能听见隔壁办公室的施拉姆在电话中不停地“骂人”。到了哈佛大学以后,施拉姆的脾气好多了,但即使是这样,他仍被安排在燕京图书馆后面的一间办公室里,那里只有他一个人,所以他想“吵架”也找不到人了。好多年前,瑞士青年沈迈克(Miclaael Schoenhals)在北京潘家园地摊上“淘”到了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讲话的记录稿,当他把这个记录稿拿给施拉姆看时,没想到这位名教授竟然试图一把抢下那份稿子,而丝毫没有考虑到讲话记录稿拥有者沈迈克本人的感受。读者不难想见,当一位倾尽全力于研究专业的学者发现了寻觅多年的珍贵历史文献时,其亢奋的举止竞达到了失礼乃至失态的程度,这是多么以及如何地“忘我”、“投入”和“痴迷”! 麦克法夸尔教授还谈到,施拉姆生前曾就自己的主要研究精力的投入方向问题征求过他的意见。当时施拉姆面临着两个选择,或者是重新修订这部《毛泽东》,或者是专注于毛泽东著作的翻译领域。麦克法夸尔教授的意见是专心翻译,因为随着史料的进一步披露,修订原书可以说是无止境的,但是翻译毛泽东著作的工作则需要更高的要求,除了施拉姆教授以外别人很难胜任。于是,施拉姆采纳了老友的意见,毅然放弃《毛泽东》一书的修订工作,尽管他本人对自己的这部作品非常珍视。在施拉姆教授不懈的努力下,由其任总主编的《毛的通往权力之路:革命的文献(1912—1949)》(Mao's Road to Power:Revolutionary Writings,1912—1949)终于逐卷出版。该系列译丛选取1912年至1949年期间毛泽东著述的原始资料,加以翻译、注释。该系列计划十卷本,从1992年到2016年已由M.E.Sharpe出版社出版了八卷,目前前八卷共收录翻译文稿1602篇,是目前西方学术界所翻译编辑的最全面的英文毛泽东著作集。这前八卷的大致内容如下:第一卷“前马克思主义时期”(1912年至1920年),收入文稿172篇(1992年版);第二卷“民族与社会革命”(1920年12月至1927年6月),收入文稿130篇(1994年版);第三卷“从井冈山根据地到江西苏维埃”(1927年7月至1930年12月),收入文稿130篇(1995年版);第四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兴起与衰落”(1931年至1934年),收入文稿234篇(1997年版);第五卷“第二次合作前”(1935年1月至1937年6月),收入文稿171篇(1999年版);第六卷“新阶段”(1937年8月至1938年),收入文稿215篇(2004年版);第七卷“新民主”(1939年至1941年),收入文稿320篇(2005年版);第八卷“从延安整风到七大”(1942年7月至1945年),收录文稿230篇(2016年版),助理编辑是齐慕实。据我所知,第九卷已付梓,第十卷则进入最后的校勘阶段。 今天看来,施拉姆教授最后的这个决定是值得钦佩的正确选择。但同时我们也要说,当人们通过译著了解毛泽东之生平和思想时,施拉姆教授的这部传记性著作,仍须作为重要的背景参考资料,供读者体会阅读。 20世纪80年代末期,施拉姆的主要研究著作和大量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就已陆续被译成中文,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他也与中国学者和研究机构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往,他的名字也广为中国一般学者所熟知。这部《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学界最早引入的西方毛泽东研究著作的首选作品之一,经王应一、唐秀兰、何祚康、杨德几位学术前辈精心翻译,于1987年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在这次对全书重新整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原译文准确、精致,包括注释在内都十分规范,从中再次体会到老一辈学人译书、治学的严肃和严谨态度,顿时肃然起敬。 此次《毛泽东》一书的重新整理工作由萧延中主持,除了对原译稿做了逐一勘校以外,为了让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施拉姆教授的研究成果,在附录中刊出了他的七篇重要的代表性研究论文,同时增加了“施拉姆已发表著述的文献书目”,以供读者参考。 这里要特别感谢施拉姆夫人慷慨地授予《毛泽东》一书的中文版版权,更要特别感谢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的南希·赫斯特女士,她在百忙之中无私地承担了与施拉姆夫人的联络事宜,提供了“施拉姆已发表著述的文献书目”,给我以莫大的支持和帮助。 我的研究生王伟丽同学在本书正文的中英文本的比较中,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在此致以谢意。 自然,新版《毛泽东》一书中选目、翻译和其他方面的不足,由我本人负责。 萧延中 201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