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卡伦·霍妮是20世纪著名女性心理学家，新弗洛伊德学派的代表人物。
    《我们内心的冲突》中所描写的情况，大多数生活在复杂环境中的人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发现内心隐藏着的孤独、不安全感、失望等的心理真相，进而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读的时候你会感觉无数次躺枪，万箭穿心。
    直面内心的冲突，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当你正视自己，寻求解决的方法的时候，你就已经走向内心平和、自由的道路上。

内容提要

  

    《我们内心的冲突》是卡伦·霍妮理论成熟时期的代表作。
    由于生活环境的影响，我们做了很多违背本心的选择和决策，于是产生了主宰我们人生的种种冲突。为了解决这些冲突，我们不但虚构了“理想化意象”自欺欺人，通过“外化”把责任推给他人，还基于不同的性格倾向发展出一系列各不相同的防御策略。但这些策略不但没有消除冲突，反而使我们深感恐惧、焦虑和绝望，以致在神经症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在书中霍妮讨论了这些冲突的主要类型和它们的各种表现形式，分析并归纳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态度和倾向，指出被这些冲突所扰之人旨在解决冲突的努力结果怎样导致失败并陷入恶性循环，并提出了解决这些冲突的建议和设想。全书专业而不刻板，以女性特有的温柔细腻将问题娓娓道来，让我们得以第三者的姿态观察自己，分析自己，从而改变自己，最终获得内心的完整、成熟和安宁。

前言
简介
第一部分  神经症冲突及回避冲突的尝试
  第一章  神经症冲突之苦
  第二章  基本冲突
  第三章  亲近人
  第四章  对抗人
  第五章  疏远人
  第六章  理想化形象
  第七章  外化
  第八章  实现伪和谐的辅助方法
第二部分  未解决的冲突引发的后果
  第九章  恐惧
  第十章  人格衰竭
  第十一章  绝望
  第十二章  施虐倾向
结论：神经症冲突的解决

前言

  

    此书致力于推动精神分析的发展。它是我对患者、对自己精神分析工作经验总结出的成果。这一理论的发展历时数年，至今成书，但直到在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支持下筹备一系列讲座时，我的想法才最终成型。这些讲座里，围绕这一主题的技术方面，第一场的题目是“精神分析技术的问题”（1943）。第二系列的讲座涵盖本书指出的问题，于1944年以“人格整合”为题举行。从中节选的几个主题——“精神分析疗法中的人格整合”“孤僻的心理机制”以及“施虐倾向的含义”——我在医学院里，面向精神分析促进协会进行了宣讲。
    我希望有志于完善理论、改进疗法的精神分析工作者能从本书获益。我也希望，精神分析工作者们不但会把本书呈现的想法应用于患者，还会应用于自身。精神分析学的进步离不开艰苦努力，必然需要我们自己去面对困难。如果我们固步自封，那么我们的理论必然沦为枯燥乏味的教条。
    然而，我相信，任何一本书，只要不局限于纯技术问题或者抽象的精神分析理论，就还会有益于寻求自知、为自我成长不懈奋斗的人。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这个文明的艰苦条件下，受困于本书所描述的冲突中，需要寻求一切可能的帮助。虽然严重的神经症有赖于专家妙手回春，但我仍然相信，只要我们不懈努力，就能走完漫漫心路，解开自己内心冲突的心结。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患者们，他们与我通力合作，让我对神经症有了更准确的理解。我也要感谢我的同仁，他们对此的兴趣和理解鼓励我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这里，我不但要感谢同行中的前辈，也要感谢同行中的年轻人，他们在我们研究所接受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探讨给人启发、成果丰硕。
    在精神分析学界之外，我想特别感谢三个人，他们以各自的方法支持我推进工作。阿尔文·约翰逊博士，在弗洛伊德传统分析学派是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中唯一公认的流派时，是他给了我在新社会研究院陈述观点的机会。我更要感谢克拉拉·迈耶尔，新社会研究学院哲学与自由艺术系主任。多年来，她个人对我的研究始终兴致勃勃，鼓励我将分析工作的任何新发现拿出来探讨。此外，还有我的出版商，W.W.诺顿先生，他提出的建议很有帮助，让我的书得到诸多完善。最后，我还要对米奈特·库恩表示感谢，他帮助我更好地理清观点、组织材料，让我受益匪浅。
    卡伦·霍妮

后记

  

    神经症冲突的解决
    我们越是意识到神经症冲突如何对人格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真正解决这些冲突就显得越为紧迫。但如我们现在所知，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不能靠理性决策，不能靠逃避问题，不能靠意志力支撑，那么这又如何才能实现呢？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要想解决这些冲突，就只有靠改变其人格中滋生这些冲突的条件。
    这是治本之道，也极难。考虑到改变自我要面临的诸多困难，就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应该设法走捷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包括患者在内的所有人都会频繁地问这个问题：看到自身的基本冲突是不是就够了？答案很明确，不够。
    即使精神分析医生在精神分析初期就早早判断出患者内心是如何分裂的、且能帮助患者认识到这一分裂，这一洞见也并无直接的意义。患者看到了各种麻烦背后真真切切的原因，不必在神秘的迷雾里茫然无措，从这个角度说，这当然能让患者释放一定的心理压力；但患者却无法将之应用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仅仅认识到内心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干扰，并不能减轻患者内心的分裂。得知这些情况时，他就像听到陌生的消息，看起来有理有据，却无法自医。他必然会无意识地在精神上处处有所保留，使得治疗步履维艰。无意识中他会坚持认为：精神分析医生在夸大其内心冲突的严重性，若非外部环境影响，他会过得挺好；爱情或者成功会让他摆脱沮丧；远离他人就能避免内心冲突；虽然常人确实难以一仆二主，但他自己意志坚定、聪慧无比，能够做到这一点。或许，他在无意识中会觉得精神分析医生是个江湖郎中或好心的蠢人，假装专业来粉饰太平；觉得医生应该知道患者已经病人膏肓，不可救药——这就意味着，患者用自己的绝望感来回应精神分析医生的建议。
    他内心的这些保留表明，患者要么坚持其特定的解决冲突的尝试，在他们看来，这些尝试比冲突本身更现实；或者他已经对治愈彻底绝望，在能够有效处理基本冲突之前，必须先让患者想通所有的这些尝试及其结果。
    患者想走捷径，但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并因弗洛伊德对遗传的强调而显得更为重要：如果将这些相互冲突的驱动力，一经发现就与其起源及童年生活中的早期表现联系起来，是否就已足够？答案同样也是：不够。对大多数人而言，原因也是一样的。即使让患者事无巨细地回忆早年经历，对患者的帮助也不过是能让他以更加宽容慈悲的态度面对自己，根本不可能减轻现有冲突造成的破坏。
    ……
    治疗目标中最具综合性的便是努力实现内心一致：毫无伪饰，情感真挚，能全身心地去感受、工作、信仰。这一点唯有解决冲突后才能实现。 这些目标并不武断，能够成为治疗的目标也绝非仅仅因为它们与历代智者追寻的理想不谋而合。但这种一致并非偶然，因为这些因素是精神健康的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目标，因为逻辑上他们与已知的神经症致病因素一脉相承。 我们敢于提出这么高的目标，基础在于我们相信人格可以改变。不只是孩子可塑性强，我们每个人都有改变的能力，甚至可以作出根本性改变，只要我们还活着。这一信仰得到经验的支持。精神分析是寻求彻底改变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我们越是理解神经症中各种力量的作用，如愿改变自己的希望就越大。 精神分析医生或患者都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些目标。这些是我们努力追寻的理想。其实际价值在于，他们能够在治疗中、生活中引导我们。如果不清楚这些理想的意义，我们便可能用新的理想化形象代替原有的，这很危险。我们也必须明白，精神分析医生无力把患者改造成一个完美无瑕的人，他只能帮助患者解放自我，努力追求这些理想。这也意味着让患者逐渐成熟、不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