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是如何工作的？历史是如何编写的？民众是如何想象历史的？国家的历史编撰与个体的历史记忆为何总是不同？邓文初著的这本《历史学家的作坊》围绕这些很少被关注却又极为重要的问题展开论述，并采用“历史知识生产”这样的知识社会学方法分析问题。

    在《历史学家的作坊》一书中，作者邓文初以独到的眼光、尖锐的笔锋，对历史知识的生产过程进行个案诊断、文本剖析，指出历史从来没有过的这种重要性乃是民族国家的产物，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规划，是现代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作者揭示了“意底牢结”的编织技法、消费模式与精神兴奋模式，披露了作为历史知识生产者的史家隐身其后的目光、意图与手段，展现了知识生产从独家垄断向民众自产后所引发的阅读焦虑与公共危机，并尝试提出突破双重困境的可能路径以及公众应有的心智准备与理性担当。

    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写下的兼具批判和反恩色彩的史学文章。该书以细致的笔触展现历史知识形成过程中的诸多个案，不仅颠覆了时下流行的一些常识，更进一步清理了传统中国资治致用的陈旧史观，揭示了附着其上的控制机制。作者笔力清健，涉猎广博，其致力于凿通学科壁垒，融汇通识之视野，相信对于读者来说是一次非常有益的思想操练与有趣的阅读体验。
    ——金雁
    史家当以求真为职志，凭资料说话。前贤之求真，常见独具只眼，返观通透，条析利害，无所畏惧。今之号称史家者固夥，然真愈难显，蔽愈繁滋。故欲求其真，必先解其蔽。余曾以“逻辑比定论重要、事实比价值重要、过程比结果重要、论据比论点重要”四言与师友共勉。文初近作《历史学家的作坊》，持锐利之笔刀，如庖丁解牛，深入制蔽史家思想之内核，批邰导欺，卸击肯綮，不乏直捣黄龙拨云见日之力，习于求真与静思之君子不难偏爱此书。
    ——郭世佑
    历史学是什么？该如何书写历史？历史学家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这些严肃而复杂的问题，在作者的笔下变得妙趣横生，发人深思。文初善于讲故事，以小见大，洞见迭出，他直面真相的执着与勇气，以及重构人文史观的努力，都让人肃然起敬。在这个历史认知和书写甚为乖谬的时代，文初的史识、史论和史观，显得独具一格，弥足珍贵。期待每一位热爱历史与在乎真相的人，都来读读这本书。
    ——王建勋
    在这个时代，对于任何一个意欲“解除灵魂与头脑的自我封闭”的读者而言，这都是一本有亮光的书。它将深沉的智慧与优美的文风融为一体，赓续着历史叙述的伟大传统之一脉，展示了可贵的独立思考，以及独立思考的可贵。
    ——黄钟

    邓文初，历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国史、近代思想史等。具有文学、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背景，著有《历史学家的作坊》等多部学术作品，主编史学评论文集《历史在此转向》。笔下文章，多兼顾学术与现实，文字诗意而不失哲理，思想明晰而多有原创。

前言  在历史的废墟上
第一章  历史学家是如何工作的
  导读
  历史学家真的值得信任吗？
  傀儡戏是如何嫁接历史观的？
  伪史何以盛行？
  起源神话是历史研究的“学术公敌”
  记忆之战
  不立一真，唯穷流变
  史家的精神
第二章  历史是如何编写的
  导读
  历史预言何以会像巫术一样？
  国家的神话
  偶像的黄昏
  “我们正患着一场恶性的历史狂热病”
  一个幻觉的起源
  群氓的诞生
  真相是如何淹没的？
  亡灵的苏醒
第三章  民众是如何想象历史的
  导读
  真实何以令人反感？
  民众是如何认*历史的
  历史理解与历史评判
  让世人听到幸存者的声音
  响器：中国文化的寂寞
  戊戌的遗产
  我们是如何错过国际法的
  消失了的传统
  探寻真相的冒险——光绪之死
第四章  史学批评是如何可能的
  导读
  “失语”的中医
  学术本土化的意义——从严复论“rights”的翻译说起
  近代究竟意味着什么？
  常道与偏锋
  黄兴的时代
  殷海光的困境
  被打断的与仍持续的——近代中国史的一个重要面相
第五章  史学周边是如何反思的
  导读
  看，人这个动物！——一个动物学家眼中的人类社会
  “要将人类学做到绝望，庶几近之”
  的平衡
  “科幻片”与“本体危机”
  从鬼故事到野史笔记——史官文化之外的“小传统”为何重要？
  田野工作者的绝望与悲鸣——我们永远都是外人
附录  人文史观重建摭言
后记

    在历史的废墟上
    岁入甲午，正是呵气结霜、滴水成冰之时，我背上行囊，独自踏上京北长城的徒步之旅。
    此行不只是为了逃避沦陷雾霾中的首都，更是为了穿越一段历史，为了在星光熹微、在幽暗的滦东丛山、在荒无人烟的长城废墟中迎面撞上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战魂。七十年前的长城抗战早成陈迹，但在时下的蒙太奇镜头中，那场熔炉一般的战争却被浪漫成玫瑰色的传奇。我只想知道，那些游荡在深山峻岭中的战死者的魂灵，对那场战争，是否有话要说？与他们的身躯一起毁灭的那场战争，对于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此行也为了追索一个答案。2013年年底，笔者曾应邀参加一场抗战老兵见面会，见面会由一家公益社团举办，主题是“对话·感受——寻找身边的抗战老兵”。主席台上的“对话”场景经过精心安排：七个风烛残年的抗战老兵，七个二十来岁的学子，一对一交流。而我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得以面见这些幸存的战士，分享他们那来自血肉躯体中的深刻记忆，同时也聆听着这些拒绝忘记的老兵的慷慨陈词。见面会上，九十四岁高龄的钱青老人，谈及中日战后曾在杭州西湖刻石立碑“中日不再战”，但他说，他要疾呼，“日本是我们永远的敌人”，中目之间必有大战——“中日必再战！”——他以浙江人的浓重口音，在北中国的讲坛上，向这些从未经历过战争，也完全无法理解战争的孙辈，发出战争的呼喊。
    见面会上死寂般沉默。无论是台上的演说者，还是台下三百多名学生，抑或是我们这些历史研究者与见面会的主办人，都被推入一个巨大而混乱的旋涡中：那场战争曾经发生过什么？我们真的能够理解那场过去了七十多年的战争吗？这些幸存的老兵，他们又如何理解自己所亲历的那场战争？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太不相信经过时间改造后留在我们身体中的记忆，更难以认同经过反复的历史陈述后堆积在我们时代每一个个体身上的集体记忆。我更愿意相信与那些战死者的躯体一起深深埋藏在地下的记忆残片。我来古北口、南天门、喜峰口等地寻找那些被时间抹平了的旧战场，为的是逃离这样的记忆扭曲，试图以生命的形式，直面已经过去的历史。
    两天的穿越，虽精疲力竭，但毕竟用自己的脚步走过了一段战争的历史，站在长城最高点上，看冬日光秃秃的燕山山脉蜿蜒在脚下，数百里一览无余，才真正明白长城抗战时的翁照垣部与宋哲元部为什么只能等着日军步兵接近时，进行最原始的肉搏战。大多数情形都是，中国士兵只能驻守在长城沿线毫无遮掩的山头，或山脚下完全无法掩饰的平地，一团一旅成建制挨着日军的炮兵轰炸，或被阵炮掀起的土石掩埋，连日军的人影都见不到，我们的士兵就伤亡殆尽。当我们以史诗般的镜头表现大刀阵的辉煌战绩时，谁会在乎那些完全没有接敌就牺牲的战士的感受？当我们为鼓舞士气而将所有目光锁定在战役整体失败的几场小胜战斗时，谁会在意那些溃退下来的士兵崩溃的战争意志以及崩溃之后掳掠百姓造成的战争创伤？
    但我仍旧深深地怀疑自己：对于已经过去七十多年的这场战争，我们的知识足够穿透那宽阔的战场吗？我们的心智足够理解那战争的纷乱吗？我们的文字足以传达战争给历史带来的深切影响吗？经过一年多的史料阅读，在积满尘土的档案、报纸、旧书中穿梭，在浩如烟海的各种回忆、笔记、论述中徜徉，那场战争的历史场景，不是越来越清晰，而是益发混乱与模糊。我知道，需要从文字的记载中走出，去现场看看；需要从抽象的史论中逃离，去以血肉之躯亲历战火，我们才能真正建立对那场战争的认知。历史认知绝非文字的堆积可以达到，历史本身是人类的血肉之争，历史探索也必然以这种生命的痛切感悟才能理解。
    历史事实的梳理总是容易得多，而揭示隐藏在事实之后的背景却需要历史学家的想象与心智的重建；给历史人物以历史审判能满足我们每个人妄下雌黄的道德优越感，然而，要发现历史人物自己的价值认知却需要强大的心智与宽厚的同情。每一次对历史的认知与理解，其实都是一次灵魂的探索，但我们绝大多数人只需要现成的结论。我们的心智还不具备接纳历史真相的力量。
    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不就是这样的一堆废墟吗？
    ……
    人心中的历史，比之于所谓的客观历史，也许没那么“客观”，但却更加真实，更接地气，因此，也许会更加重要。
    四
    自由主义大师、经济学家哈耶克说：“归根结底，有些人即使从来没读过一本书，可能也从来没有听过那些影响过他的历史学家的大名，他们也要通过这些历史学家的眼睛来看历史。”我们所见的世界，原来是透过人家的目光；我们所知的历史，更是借道历史编纂学家们的透镜。因此，要厘清人心中的历史，就首先必须找出历史背后的叙述者，找出那些隐藏的说话人与心灵的操纵者。如果我们注定只能是提线木偶，至少也得认识我们背后的提线人。如果木偶的出演是历史事实，则提线人的背后隐身更应是事实。
    然而，处在雾霾时代的我们，真的难以直面身边的事实，所谓“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美学的氛围总是很能笼罩并掩盖现实的粗糙，叙事的渲染也往往会将丑陋的世界装扮成天上人间，在这种无处不在的话语世界中，无论是认识自身还是认识社会，都显得特别艰难，特别危险，如航行于大江迷雾之中，不仅目标难以锁定，有时连自己身处何处也是一片混沌。
    如果说思想的主题是面对问题，那么问题自身的真伪就成了关键性的因素。而对思想者自身的思考及对思想者思考所依赖的先决预设的反思，就成了思想有效性的前提。潘光旦先生早在六十多年前就已经指出过，“去蔽的重要，与如何去蔽，因此也就成了思想家、学问家与道德家的一个先决条件”。解蔽是一切思想、人生、事业的先决条件，没有对先入之见、对成见的祛除，就不会有思想的清明。
    所谓解蔽，其实就是除障。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其一是拨开迷雾，揭示假象；其二是展现事实，呈现真相，回到原初。使虚假的“常识”破灭，让我们直面日常生活与普通经验，直面人自身。
    “不自蔽”的功夫，不是解决外部压力与禁锢的问题，而是解除灵魂与头脑的自我封闭，它是一种自我解放、自我完善、自我成长的成智成勇的过程。它不仅仅是思考——认识方法问题，更多是反思、反省的思想清明功夫与勇气。不自蔽，不仅需要解决情感之障、好恶偏向等，更需解决“成见”“先入之见”等障碍。
    把历史学界的工作程序展示出来，虽然有些枯燥，有些冒险，但无论对历史学界自身，还是对专业门外的大众，都是必要的。正如饮食业界的玻璃橱窗一样，透明地展示，不仅可以消除误解与冲突，还能招徕更多的客人。

    收在这里的文章，其中三分之一曾经以“在历史的废墟上”系列在腾讯思享会发表过。如果没有腾讯思享会提供的发表平台，没有黄钟兄的盛情邀稿，这些文章大约是不会出世的。也正是黄钟兄的建议、鼓励与“逼迫”，原来零散的思绪有机会得以系统梳理，原来并不准备公开发表的浅见得以公开露面。而那种引经据典的论文文风最后以思想随笔这种软性文体、以亲和得近乎拉家常的标题呈现给读者，确要感谢腾讯胡子华编辑的精心拟划。
    其余文章，一些曾经在《读书》《博览群书》《炎黄春秋》等杂志发表过，一些曾经在共识网、爱思想网等公开过，还有一些留在电脑中，与自己日夕相对，仿佛酒曲一样在体内酝酿、发酵。偶尔也有些文章是借着讲学、授课等机会与世人见面，但毕竟还是属于抽屉作品，公开面世的概率大约是稀少的。
    如果没有东方出版社陈卓兄的慧眼，这些文字，不管是曾经公开发表还是秘藏在自己每年一本手订的‘‘居庸堂自制’’中，结集出版的可能想来也只是春梦一场吧。在泥沙俱下的出版界，虽然垃圾作品可以汗牛充栋，但要出版一部有一定阅读难度的史学思想随笔，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随笔文字一般是不被专门家看好的，所以无法纳入考绩之类，难以与论文、专著并立，虽然，其思想的直观、坦诚，学理的发明、陈述，结构的谋划、布局，文字的拿捏、火候，材料的择选、别裁，论题的把握、提炼等绝非格式化的论文、注水的专著所能及。随笔写作因此实在是费力而不讨好的勾当，师长们也一再善意提醒不要徒费精力，不要不务正业，要面向学术界写作，在山头林立、弱肉强食的学林中抢占一块属于自己的阵地；虽然师长们也知道，所谓的学术圈是那么小，小到关起门来都是“一起扛过枪”的兄弟，但他们还是劝我，既然吃这碗饭，就得认这口锅。而我还是无意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那些没有人性底色的所谓学术上，其中支撑我走下来的精神支柱，乃是读者，是那些素昧平生却对自己鼓励有加的普通读者，即使他们并没有真正读懂文字背后的曲折，但他们愿意聆听，这就够了。每篇文章，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读者；每个读者，或深或浅都有自己的理解；每次阅读，或长或短都会留下对人生的体悟。这就够了。理解的欣慰，足以抵消那些本该到手的利益。作者的荣誉，必须由读者授予。
    此致谢意，我的读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