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是头顶的理想，而现实是脚下的六便士。如果你选择了追月，渐渐地你就会飞起来了。毛姆著的长篇小说《月亮与六便士》的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原是一位证券经纪人，人届中年却迷恋上绘画。为了追寻内心所想，他抛家弃子不顾一切，穷困潦倒后半生，把自己放逐到塔希提岛，终于觅得灵魂的宁静，绘出一幅幅画作，在艺术的癫狂中实现了自我的追求。
毛姆著的《月亮与六便士(附英文版)》中的主人公“我”是伦敦怀才不遇的作家，偶然间认识了一位证券经纪人，对方在人届中年后突然响应内心的呼唤，离经叛道舍弃一切，先是奔赴巴黎，后又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与土著人一起生活，全身心投入绘画，并在死后声名大噪。“我”在他成名后开始追溯与艺术家曾经的来往与对方之后的人生经历。
艺术家的故事以生极落魄、死备哀荣的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高更的生平为基础。
导读
月亮与六便士
1901年1月22日，南面六秩有余的维多利亚女王以八十一岁遐龄溘然长逝，其子威尔士亲王当了多年王储，终于得登大宝，如愿加冕为爱德华七世；这意味着持续六十四载的维多利亚时代正式落下帷幕，以现实主义为主要风格的维多利亚文学，也已走到穷途末路的尾声。
1837年之前的乔治时代是浪漫主义文学的鼎盛期，在这百余年间，虽然出现过亨利·菲尔丁、玛丽·雪莱和简·奥斯丁等少数名留青史的小说巨匠，但绝大多数享有盛誉的文学家，如罗伯特·伯恩斯、威廉·华兹华斯、萨缪尔·泰勒·科勒律治、约翰·济慈、乔治·戈登·拜伦和珀西·比希·雪莱等，无不以诗歌名世。小说很少受到当时文人的认真对待，甚至在有些作者心目中也无非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已。现在恐怕很少有读者知道，像《弗兰肯斯坦》这样在后世有巨大影响的作品，原本竟然是几个朋友无聊打赌的产物：1816年，珀西·雪莱夫妇和他们的好友拜伦及约翰·珀里多利约定各自写一个恐怖故事，看谁写得最为成功，于是年方十八岁的玛丽·雪莱在无意间变成了现代科幻小说的鼻祖。
及至维多利亚女王登基，诗歌的地位依旧崇高，但就社会影响而言，却渐渐不如小说重要。19世纪叱咤风云的文坛巨子，是查尔斯·狄更斯、威廉·萨克雷、乔治·艾略特、托马斯·哈代、勃朗蒂三姐妹和乔治·吉辛等小说家。而提及小说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流行，则不得不先谈大不列颠帝国的勃兴。
肇始自18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经过数十载演变，到19世纪30年代已然大功告成。蒸汽动力的广泛应用带动纺织、冶金、采矿、化工等行业迅猛发展，工厂和煤矿如雨后春笋般在英格兰各地冒出来，大量劳动力从传统的农牧业转移到新兴的工商业，许多小镇化身为城市，城市间日益增长的人员与货物流通促成了铁路的诞生，后者反过来又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孤悬海外的英格兰因而得以在人类历史上率先迈过工业化门槛，其国力急剧增长到足以在国际上笑傲群雄的地步，最明显的象征莫过于1851年5月1日在白金汉宫门外不远处海德公园揭幕的万国工业博览会。这场有第一次世界博览会美誉的盛典为期五个多月，让六百余万名观众见识了包括绝世巨钻“光之山”在内的超过一万三千件新奇玩意；展品来自大不列颠帝国本土和海外殖民地，以及四十四个欧洲和美洲国家，大有“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气派。
国泰民安的盛世给维多利亚文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是人口数量的暴增和识字率的猛涨。1831年，全英人口不足2403万，到1901年已飙升至4522万。至于识字率方面，1840年，英国只有67%的男人和51%的女人能够在结婚登记时签署自己名字；旨在推动基础教育的《教育法案》于1870年实施，仅仅三十年后，英国成年男女的识字率分别高达97.2%和96.8%。这意味着维多利亚时代潜在的文学图书消费者比先前的乔治时代多出了两倍有余。
还有个几乎同样重要的因素是流通图书馆的兴起。直到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图书仍然非常昂贵，三卷本小说的定价为31先令6便士（约11.5克黄金），是中下等阶层负担不起的奢侈品，他们想看书只能去教会图书馆或者私人图书馆查阅。19世纪中期，少数精明的生意人从中发现商机，创办了流通图书馆，提供收费的图书外借服务，其中的翘楚有穆迪图书馆（Mudie,s Library）和威廉·亨利·史密斯父子公司（W.H.Smith&Son）等。以穆迪图书馆为例，读者只需缴纳一几尼的年费，即可每次借阅一本图书。这些流通图书馆降低了人们阅读的代价，并拓宽了各种图书的销路。
迅速发展的印刷术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814年，弗里德里希·柯尼希和安德烈斯·鲍尔成功说服伦敦《泰晤士报》购入两台他们发明的滚筒印刷机，自此揭开工业印刷的序幕。两位德国工程师随后改良了这种蒸汽驱动的新型印刷机器，新增双面同时印刷的功能，极大地提高印刷效率之余，亦大幅拉低了生产成本。虽然图书定价并没有因为工业印刷普及而立竿见影地降下来，要直到1885年，新出版小说的价格才锐减到每部6先令，但另一种重要的文学载体却应运而生，那就是杂志。
得益于极低的生产成本，兼且没有官方审查制度，维多利亚时期的杂志层出不穷，某些年份新办刊物多达百余种，影响力较大的有《玉米山》（Cornhill）、《回音》（Echo）、《嘉言》（Good Words）等数十家。为了吸引读者持续购买，绝大部分杂志设置了固定的小说连载栏目。像查尔斯·狄更斯的《艰难时世》（Hard Times）和《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等代表作，最初均以连载的形式在杂志上出现。狄更斯还曾先后编辑出版过两份重要刊物：《家长里短》（Household Words）和《春夏秋冬》（All the Year Round）。这些杂志大多内容丰富，价格便宜。比如著名的《每周一刊》（Once a Week），每期十八至二十页，配有五到七幅木刻插图，售价仅为三便士；《家长里短》低至两便士，《春夏秋冬》的圣诞节特刊也不过四便士。由于定价低，维多利亚时代杂志拥有的读者群之广大，完全是前人所不敢想象的。例如《春夏秋冬》在1859年4月30日上市，主办方事先在英国各地散发三十万份传单和海报，预告即将连载狄更斯最新力作《双城记》，于是创刊号热销十二万五千册，尔后获得读者持续追捧，以至于到当年7月，狄更斯不无得意地在给朋友的信中宣称，他非但已经偿清筹办杂志拆借的本息，银行里还多了五百英镑的盈余。
在上述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维多利亚时代的英语文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诗歌的艺术继续发展，阿尔弗雷德·丁尼森、罗伯特·勃朗宁和马修·阿诺德等杰出诗人引领风骚数十年。英语文学史烂熟于胸的读者或许还记得，诸如科勒律治、济慈和拜伦之流的前朝墨客，也是在这个时代才登上声誉的巅峰。但正如前文指出的，此时小说已经上升为最主要的文学体裁，其社会影响远非诗歌所能望其项背。狄更斯的封笔之作《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共分19卷出版，第1卷在1864年5月推出时，短短三天便卖出了三万册；乔治·雷诺德兹（George W.M.Reynolds）的《军嫂》（The Soldier’s Wife）前两卷在出版当天各卖了六万册；最惊人的莫过于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这部声讨黑奴制度的作品在1852年至1853年间涌现了四十个版本，仅在英国及其海外殖民地便售出了一百五十万册之巨。
这里面的原因并不难理解。新增的阅读人口绝大部分是中下等阶层，限于家庭出身、生活环境、知识水平和审美趣味，他们偏爱的当然不是需要深厚学养和仔细推敲方能理解和欣赏的诗歌，轻松易读、可以满足好奇心的小说，尤其那些有关犯罪和暴力的小说，才是他们首选的读物。而主要购买力量来自中下等阶层的市场环境，则反过来决定或者说至少影响了维多利亚小说的主要特征。
维多利亚小说的主要特征有如下几个：首先，就人物角色而言，主角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皇亲国戚或者雄霸一方的贵族士绅，而是奔波劳碌的贩夫走卒或者命运多舛的乡间农夫；其次，在背景设定方面，故事通常不再发生于古代或者某个虚构的空间，而是同时代某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尤其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会伦敦；再者，叙事情节不再追求耸人听闻或怪诞离奇，而是偏重入情入理，对各种器物的描写也细致入微，旨在让读者觉得和现实生活所去不远；最后，维多利亚小说往往带有强烈的文以载道、匡扶道德的色彩，那些作者热衷于告诉读者，男主角或女主角也许出身贫寒，历经挫折，但终将得到圆满的结局，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其拥有高尚的情操和正直的人品，又或者是因为其对上帝有着虔诚的信仰。当时及后世的评论家将无数维多利亚小说所共同呈现出来的这些特征统称为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小说狂飙突进数十载，至19世纪末期已然疲态毕现，慢慢走进了庸俗的死胡同。这主要是因为，相对于早期荒诞不经的哥特小说（如《弗兰肯斯坦》）、天马行空的演义小说（如《艾凡赫》）和桑间濮上的爱情小说（如《傲慢与偏见》），描绘引车卖浆者流生活的故事无疑有着革命性的突破，但这种促使其大获成功、备受欢迎的新颖手法，经过众多良莠不齐的作家反复运用长达半个世纪之后，变成了多少有点惹人生厌的陈腔滥调。当维多利亚女王在世纪之交退出历史的舞台，查尔斯·狄更斯、威廉·萨克雷和乔治·艾略特等现实主义先驱久已魂归道山，后继中坚如托马斯·哈代和乔治·吉辛也迈入了风烛残年，此时英国文坛可谓山雨欲来，一场现代主义的革命正在蓄势待发。
现代主义文学包含了众多不同的风格和流派，很难扼要地对其进行界定，但简单地说，正如现实主义是对浪漫主义的背弃，它也是对前者的反叛。总之在多数出生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英国文人看来，内在世界高于外在世界，意识活动高于故事情节；至于让前辈作家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礼教观念，尤其是各种严厉的性禁忌，因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所向披靡，更成为这些作家争先恐后想要打破的桎梏。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炮火正酣的时候，现代主义运动在大西洋两岸已经蔚为大观，诸如多萝西·理查德森（Dorothy Richardson）的《尖尖的屋顶》（Pointed Roofs）、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远渡重洋》（The Voyage Out）和詹姆士·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之类新式小说均已付梓刊行。
和上述作家比起来，当时在英国本土和美国享有盛誉的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有点像是异类。出生于1874年的毛姆年龄和他们约略相当，文学旨趣却大相径庭，更接近正统的现实主义。他早期的作品，从《兰贝斯的丽莎》（Lisa of Lambeth），到《主教的围裙》（The Bishop's Apron），再到带有些许荒唐色彩的《通灵术士》（The Magician），都是典型的维多利亚小说。不过这些小说销量平平无奇，社会反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毛姆在一战尘埃落定前极高的知名度完全来自其成功的剧作。
自1897年处女作《兰贝斯的丽莎》面世后，这位弃医从文的作家一直坚定不移地走在缪斯的道路上，随后十年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然而长年累月的辛劳始终没有换来丰衣足食的回报，微薄的版税仅能勉强维系捉襟见肘的日子。对由衷热爱文学的创作者来说，经济的困窘或可一笑置之，心血长久无人问津却会造成致命的信心动摇，至少毛姆的情况便是如此。1907年，他心灰意冷之余决定重操旧业，准备返回圣托马斯医院进修，以便能够当上一名远洋轮船的随船医生，讵料突然蒙受命运女神迟来的眷顾：那部已经被十七个戏院经理拒绝过的剧本《弗里德里克夫人》（Lady Frederick），因为机缘巧合，居然得以在伦敦著名的皇宫大戏院（Royal Court Theatre）上演！
这部喜剧情节出人意料，对白诙谐有趣，10月26日首演过后轰动全城，各大媒体好评如潮，想要一睹为快的观众纷纷涌入戏院，竟至于其连续上演了四百二十二场之多。翌年，伦敦西区的戏院见证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奇迹：第一次出现某个剧作家有四部作品同时在演的盛况，而且除了《弗里德里克夫人》以外，其他三部的票房也很惊人，分别演出了四十八、两百七十二和三百二十一场。毛姆因此摇身变为炙手可热的名人，极具影响的《幽默画报》（Punch）不失时机地刊登了一幅漫画，画上是愁容满面的莎士比亚，妒忌地盯着一面墙壁，墙上贴满了毛姆四部剧作的宣传海报。
……
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和我一样，从未见过还有哪部小说的结尾如此突兀。说其突兀，既因为亨利叔叔这个人物在前文只出现过一次，也因为这两句话和上文貌似没有任何关联。我也相信，当你首次翻读这部小说，一口气看到最后这些文字时，很有可能会像我最初一样热泪盈眶，然而又不知道自己何以如此感动。秘密便埋藏在毛姆非常高明的小说技艺里。
1884年，毛姆的父亲在巴黎亡故，年仅十岁的他随即被其叔父亨利·毛姆接到惠特斯特布尔。惠特斯特布尔是伦敦东南肯特郡出产各种海鲜的小镇，全盛时每年输送往伦敦的牡蛎超过六千万只，因而有“牡蛎之都”(Oysteropolis)的美誉。维多利亚时代初期的牡蛎很廉价，一打只卖四便士，是贫困工人阶级补充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但1875年以后，产量下降促使其价格逐渐上升，每个售价涨至大约一便士。在毛姆撰写《月亮与六便士》的1918年，伦敦市场的牡蛎零售价是每个四便士。“一个先令就能买到十三只上等牡蛎的日子”，就是1875年到1885年之间那段岁月。
亨利·毛姆早在1897年去世，在1918年“怀念”那段日子的只可能是作者本人。因而这个突如其来的结尾有着两层重要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呼应开篇；那十年恰恰是维多利亚文学如日中天的巅峰期，这段文字再次强调了毛姆对现实主义的珍重和坚持，从而为整部充满怀旧气息的小说划上了完美的句号。第二层含义则是顺应上文；前面几段文字描绘了艾美·斯特里克兰及其子女的天性是多么的凉薄，作者在同情斯特里克兰缺乏家人关爱之余，不禁感怀自己的身世也几乎同样孤苦；他怀念一个先令就能买十三只上等牡蛎的日子，是因为当时他的父母尚在人世，那是他毕生中唯一享受到家庭幸福的光阴。也就是说，毛姆成功地将怀旧和凄凉灌注在这个奇峰突起的结尾里。最令人赞叹不已的是，它和上文的结合极其巧妙，以至于敏感的读者纵然不知究竟，也会深深受到感染。
从出版至今，《月亮与六便士》以其精彩的故事和出色的技巧感染了读者将近百年；而毛姆当初的预言早已实现，曾经高举火炬的现代主义勇士终究拱手让出了他们的位子，他们的信条和现实主义一样，也变成了历史的陈迹。我想起在1940年，评论界普遍认为毛姆顶多算是个出色的通俗作家，西奥多·斯宾塞曾经说过：“毛姆能否永垂不朽，取决于批评家和公众之间哪个是对的。”在七十五年后的今天，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亲爱的读者，你觉得呢？
李继宏
2015年1月18日
lijihong@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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