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善恶天性》是埃里希·弗洛姆晚期的著作。作品由对人的善恶问题的讨论引出对人性的深度思考，并超越了道德教义和空泛的理论范畴。书中首先提出了两种假设：如果说人性纯粹是恶的，为什么在生活中我们总可以发现一些善良的人、善良的事？如果说人性是纯粹善的，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会出现两次世界大战、奥斯维辛惨案、南京大屠杀？

    《人心--善恶天性》主要论述人性中恶的一面。作者埃里希·弗洛姆在考察人性时摆脱了人性或善或恶的抽象理论，指出人固有的矛盾才是人的本质，而这一矛盾正是人脱离自然造成的。弗洛姆笔下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处于自然和社会的矛霄中的人。他从人的自然史来探讨人性的根源。在他看来，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在于人与自然的疏离。人走出了自然，也就脱离了自然原本具有的和谐状态，远没有进入一种新的和谐状态。于是，人就产生了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疏离感和孤独感。这就是潜藏在人性深处的破坏性的根源，也是创造性的根源。弗洛姆称：“人，是唯一尚未完成的物种。”

    埃里希·弗洛姆（1900年3月23日—1980年3月18日），著名德裔美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1900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犹太人家庭，1922年获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纳粹上台后，他于1934年赴美，在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同时，于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术机构讲学，并先后执教于墨西哥国立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等高校。1980年，弗洛姆病逝于瑞士洛伽诺。
    弗洛姆的研究植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他以深入浅出、平易近人的文笔，创作了大量学术著作和普及性作品，包括《人类的破坏性剖析》《占有还是存在》《人心：善恶天性》等。

第一章  人是“狼”还是“羊”？
第二章  各种类型的暴力行为
第三章  恋死与爱生
第四章  个体自恋和社会自恋
第五章  固着
第六章  自由、决定论、选择论
出版后记

    我在自己的一些早期著作里已经对本书探讨的内容有所说明，在此仅对它们做进一步阐述。在《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一书中，我讨论了自由、施虐症（sadism）、受虐症（masochism）和破坏性的问题。临床经验和理论上的思考使我对自由以及各种攻击性和破坏性行为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我可以对直接或是间接有利于生活的各种攻击性与恶性破坏性行为、恋尸症加以区分。恋尸症是与热爱生命的爱生性相反的对死亡的真挚热爱。在《自我的追寻》（Man for Himself）一书中，我基于对人性的认识，而非基于天赋和人为的规律和契约，对伦理规范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本书中，我对此进行了进一步论述，并且讨论了恶的性质以及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的性质。最后，从某种程度上讲，本书是《爱的艺术》（The Art of Loving）的姊妹篇。《爱的艺术》一书主要论述的是爱的能力，本书主要论述的则是人的破坏能力、人的自恋与乱伦固着，并用了大量的篇幅探讨“非爱”的问题，对爱的论述也是在一种新的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即对生命的热爱的基础上展开的。我试图说明，热爱生命与独立以及对自恋的克服，形成了一种“发展综合征”（syndrome of growth），来反对热爱死亡、乱伦依赖关系和恶性自恋形成的“退化综合征”（syndrome of decay）。
    引导我从事退化综合征研究的不仅有临床经验，以往的社会和政治发展亦对此有决定性作用。不管人们对核战争产生的后果有怎样的认识，更为要紧的问题应该是：竭力避免核战争的巨大危险性和爆发的可能性，与继续热衷于核武器竞赛和冷战相比，为何会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促使我去研究日益增强的工业主义如何导致人们对生活的冷漠态度这一现象。在这种工业主义中，人变成了一种物，对生活满怀焦虑与冷漠（如果还说不上是对生活抱仇恨态度的话）。然而，即使不谈这些，现在的情况是青少年犯罪和刺杀肯尼迪总统的暴力情绪需要得到解释和理解，并以此作为改变现状的第一步。不管我们是走向新的野蛮主义——即使不发生核战争——还是让我们的人道主义传统得到复兴，这个问题总是要提出来的。
    除了上述问题，本书还试图阐明我的精神分析概念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之间的关系。我从来就不同意把我划归到一个精神分析的新“学派”，无论这个学派被称为“人文学派”（cultural school）还是“新弗洛伊德主义”（Neo-Freudianism）。我相信，当这些新学派中的很多人给出有价值的见解时，他们也不会感到弗洛伊德最重要的发现对于他们而言有多大的影响。我本人肯定不是一个“正统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实际上，任何理论即使在六十年中没有什么变化，也不再符合创始人的意愿了，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这种理论已经成为一种陈旧思想的重复，而重复本身就是一种歪曲。人们把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视为一种可靠的哲学上的参照框架，即在20世纪初的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中盛行的那种机械唯物主义的参照框架。我认为，弗洛伊德思想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一种不同的哲学上的参照框架，即辩证人文主义（dialectic humanism）的参照框架。我试图在本书中说明，弗洛伊德最伟大的发现，即恋母情结、自恋和死亡本能的发现，已经被他的哲学前提弄得残缺不全了。如果摆脱他的哲学前提，使之转变为一种新的参照框架，那么弗洛伊德的发现会变得更令人信服和富有意义。我认为，正是人文主义的参照框架——这种无情的批评、不妥协的现实主义和合理的信仰的矛盾混合，将使弗洛伊德为之奠定的基础工作获得卓有成效的发展。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表达的思想是我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一个社会过程的研究者）所做的临床工作的全部结果。我省略了大量临床资料，并且计划在一部较大的著作（《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中使用这些资料。在那本书中，我将讨论人文主义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治疗方法。
    最后，我要向保罗·爱德华表达诚挚的谢意，因为他对《自由、决定论、选择论》那一章提出了建议。
    埃里希·弗洛姆

    《人心：善恶天性》是弗洛姆晚期的著作。作品由对人的善恶问题的讨论引出对人性的深度思考，并超越了道德教义和空泛的理论范畴。书中首先提出了两种假设：如果说人性纯粹是恶的，为什么在生活中我们总可以发现一些善良的人、善良的事？如果说人性是纯粹善的，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会出现两次世界大战、奥斯维辛惨案、南京大屠杀？
    弗洛姆笔下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处于自然和社会中、处于自然和社会矛盾中的人。他是从人的自然史来探讨人性之根源的，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在于人与自然的疏离，人走出了自然，也就脱离了自然原本所具有的和谐，而属于人的新的和谐还远没有被建立起来。此时，人就有了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疏离感和孤独感，这就是潜藏在人性深处的破坏性的根源，同时也是创造性的根源”。正如他所言：“人，是唯一一种尚未完成的物种。”
    弗洛姆认为，对这种疏离和孤独的抗争有两条路，一是创造性的、向前的、爱生的路；另一条则是破坏性的、回归的、恋死的路。这两条路都把人从尴尬的境地中解救了出来，但无疑，回归的路只是把人引向动物的和谐，引向人尚未脱离自然时的那种原始的和谐。对于个体来说，这是引向回归子宫的原始欲望，即放弃生活。而人已不是原始的人，这种回归也不可能沿着自然的途径完成，而只能以破坏的方式实现。
    这就是人性恶的根源。而纳粹正是各种恋死和回归的集大成者，希特勒被弗洛姆称为典型的“退化综合征”人格倾向。与之相反的另一条路，则是创造的、建设的，即不是以回归到原始状态来解决人所固有的矛盾，而是以人的创造性来建设属于人的新的和谐，这在各种艺术里有着大量的表现。
    当然，形成“退化综合征”的人是很少的。但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或多或少有一点生的方向或死的方向、善的方向或恶的方向。每个人都有善和恶的潜在性，而这正是弗洛姆的“善恶同体论”。
    相对于“性恶论”，“善恶同体论”更加温情，给人以希望，唤醒人类心中的善性；相对于“性善论”，“善恶同体论”更加现实，勇于正视自身的罪恶，使人趋避心中的恶性。“性善论”或“性恶论”都是典型的二元论思维，而具体的一个人往往是善恶不同程度的存在，具体的一个事件也往往是善恶不同程度的混合。
    而人具有反省之心、忏悔之心，可以走向自我“救赎之路”，从而不断地涤除恶性，增进善性。这一“救赎之路”会是个漫长的过程。也许在临终的时候，我们能安慰自己的是：“虽然我还是罪恶的，但我毕竟变好了一点点。”
    最后，弗洛姆说道：“为了选择善，我们的确必须有相应的意识。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一能力，即我们对他人的苦难、对他人友好的关怀、对鸟儿的歌唱，以及对绿色的草原无动于衷，那么也就没有什么意识可以帮助我们了。如果人以冷漠的态度对待生命，那么他也就不存在任何选择善的希望了。” 《人心：善恶天性》是弗洛姆对其人性理论的集中阐述。他强调人的本性不是某种特殊的实体，而是一种寻求解决矛盾并创造新矛盾的过程。这种观点较之以往的人性理论来说不仅新颖，而且更少片面性。进一步，他强调人具有自由选择善恶的能力，欣赏以发展的方式解除人固有的矛盾，这对发展人们的能力和人道性具有积极意义。在论述其人性理论时，弗洛姆非常注意每种心理定向的发展层次，使其理论观点显得较完整、成熟。其有关善恶潜能的心理分析较弗洛伊德的有关观点更趋于合理，比如他反对弗洛伊德过分强调力比多理论的作用，强调人的主动选择，不懈努力。弗洛姆的理论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值得我们细细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