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对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个清晰的了解，那不妨来看看《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书。本书作者朱佳木将以亲历者的身份，带你亲临全会现场，带你了解会议前后和会议当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如关于确定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关于会议的大致过程、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决定稿等等。

    作者朱佳木1977-1980年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同志的秘书，由于工作原因，近距离地接触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一些高层决策过程。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作者从独特的视角，对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之前的背景、会议期间的进展，以及会议文件的形成等三个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重点叙述了会上关于若干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个别领导同志的错误问题、真理标准的问题、中央人事安排问题的讨论，特别是邓小平“主题报告”的形成情况。既具有宏观的历史高度，又不乏微观的历史细节，有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意义。

    朱佳木，中共党员，研究员。籍贯江苏南通。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委员会委员。1946年6月出生于黑龙江佳木斯。197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同年年底参军，历任陆军第二十七军师宣传科报道员、干事，军宣传处干事。1975年，调至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理论组工作（1976年10月，任室党支部书记）。自1977年起，历任胡乔木秘书，陈云秘书（1982年2月，担任陈云办公室负责人），天津港务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兼秘书长、室务委员兼第四编研部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兼中共党史出版社社长。2000年12月—2012年4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党组书记、所长。2001年12月一2013年12月，兼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俄罗斯友好协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评审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主席、“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理事长和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陈云年谱》（主编）、《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主编）、《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专著）、《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当代史》（论文集）、《论陈云》（文集）、《当代中国史理论问题十二讲》（专著）。

一 引言
二 会议之前的若干情况
  （一）关于确定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二）关于要求对经济体制进行认真的改革
  （三）关于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四）关于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提出健全民主与法制、加强党内民主集中制
三 会议中间的若干情况
  （一）关于会议的一般情况和特点
  （二）关于会议的大致过程
  （三）关于会议讨论最多的几个问题
四 会议文件形成的若干情况
  （一）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决定稿
  （二）关于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
  （三）关于叶剑英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
  （四）关于全会公报稿
  （五）关于华国锋在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稿
五 结束语
再版后记

    现代史学越来越不满足于文献资料，而求索于人们的记忆。于是，口述史于20世纪40年代在西方勃然兴起，20世纪80—90年代引起中国史学界的关注。口述史让历史的参与者直接对“历史”说话，不仅可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而且使历史更加鲜活、生动。口述方法更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因为许多事件的当事人健在，他们能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生动地诉说自己参与的那段历史。
    新中国的诞生、发展、强盛，谱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zui为壮丽辉煌的篇章，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是一项应大力加强的工作。毫无疑问，参与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的老同志的记忆对于国史研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他们年事已高，自己动手困难，访谈并整理他们的口述，成为十分紧迫而带有抢救性的工作。作为国史研究专门机构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建立伊始，就十分重视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并由《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陆续发表了一些口述史方面的成果。我们意在将这些成果汇集出版，并由此进一步萌发出版《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的想法，以此汇集和整理亲历者记述当代中国史的资料。在酝酿这套丛书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亲历者可以自己动手撰写，有些亲历者生前对其亲人讲述过自己所亲历的事件或与一些要人交往的情形，其亲人以回忆的形式述出。很显然，这些记述都是十分宝贵的当代中国史资料，因此，我们也将它们收入这套丛书中。
    《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的首要宗旨是存史，为当代中国史研究者提供可信的史料。而史料的生命在于真实性。因此，丛书所收以亲历者的叙述为主体，无论是口述、自述，还是回忆录，都必须是亲历者作为事件的当事人、决策者或参与者对事件的叙述；而且必须是以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叙述。当然，完全避免情感的因素不仅不可能，而且会使之失去鲜活性。但情感的倾诉应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如果是对口述的整理，整理者应对事件背景有必要的了解，要对关键的情节、关键的人物以及时间、地点作必要的查证。同时，要理顺叙事逻辑。文采不求飞扬，但必须成诵。
    这项工作既已开始，就要扎扎实实做下去。亲历的内容十分丰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及个人生活史、家族史都可涵盖；亲历者可以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也可以是普通老百姓，总之，工、农、兵、学、商都可以成为本丛书的作者。他们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叙述当代中国的历史，可以记录下一个比较真实的当代，对于丰富国史内容，弄清历史真相，总结历史经验，资政育人，都是大有裨益的。
    我们希望本丛书能够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者的资料库，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增益智慧的智囊团，成为关心共和国成长和命运的中国公民的图书馆。
    当代中国出版社编辑部

    2018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改革开放40周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决定将10年前出版的拙著《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再版，并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作些补充修改。过去10年里，我曾利用本书第四次印刷和被纳入政府精品工程译成英文出版的机会，对个别文字错讹和不够准确之处作过订正，也对个别内容作过补充。这次除作少量文字和史实订正、补充外，对结束语中谈到的几个问题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不过，本书是2008年前写的，所有认识都应截至那个时间，否则既不符合历史唯物论原则，也会破坏本书述事的完整性。于是，想到写一篇再版后记，把根据近10年形势发展变化引出的新思考放入其中。
    当我在本书结束语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成果时，曾说到三中全会路线的实质，四项基本原则和解放思想的关系，以及改革开放的方向等问题。我说：
    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在谈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时，只讲解放思想，只讲一个中心和改革开放，不讲甚至反对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且谁主张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谁就被骂成是极左，是保守派，是要改变三中全会路线；而那些实际上要扭转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从而改变三中全会路线的人，反倒自我标榜为“三中全会路线的维护者”，是“改革派”，是“思想解放的先锋”。
    我还说：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近些年来，国内外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和国外敌对势力遥相呼应，总是试图胁迫和引诱中国放弃四项基本原则。他们要么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提出改革无所谓方向问题，市场经济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要么主张以所谓民主社会主义、人民社会主义、人道社会主义、民生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等等，来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些不谙世事的人可能会以为，接受他们的主张会使中国人过上欧洲发达国家的那种生活，殊不知，这些主张的实质，恰恰是要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针对上述言论，我又写道：
    只要是尊重事实的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这条路线，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开放，促使生产力不断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相反，要搞什么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经济制度的私有化、政治体制的西方化，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搞清楚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搞清楚什么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什么叫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 我还写道： 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实行市场经济的，也是对外开放的。但为什么唯独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连续30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国外一些评论家称赞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或“北京共识”？如果说这其中有什么奥妙的话，最大的奥妙恐怕就在于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结合。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在理论上的展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上的展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说到底，就是要始终全面坚定地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现在10年过去了，各种曲解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歪曲改革开放的声音虽然仍时有出现，但比起当年的气势显然弱多了。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舆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明目张胆攻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在互联网上仍未绝迹，但在报纸刊物上已经基本看不到了。个中原因固然有多方面，但我认为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旗帜鲜明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依据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而确立的，改革开放的方向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各级党委对涉及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的问题要敢于亮剑、敢抓敢管、正面交锋，并且指导有关部门真抓真管，不断构建导向正确、风清气正的舆论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怎么改、改什么，有我们的政治原则和底线，要有政治定力。”“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他还针锋相对地说：“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此，我们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我们不断推进改革，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正是包括上述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校正了党和国家的前进航向，澄清了在改革问题上的各种模糊和错误的认识，促使有关党委和部门夺回了一度失守的某些舆论阵地。 如果说10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好处在新中国60年历史正中间的话，那么10年后的今天，它已经处在了新中国近70年历史的前一半了。就是说，在以这次会议为界划分出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中，后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大大超过了前一个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曾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进行过深刻总结，分析了其中的成就和失误，明确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为推动改革开放提供了有益借鉴。现在，既然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占到了新中国历史的大头，我们就应当而且也有充分条件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联系起来审视，将新中国近70年的历史经验贯通总结、融汇吸收。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都是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科学论断，明确反对和纠正把这两个历史时期互相割裂和对立的任何偏向，为我们正确认识这两个时期的关系和贯通总结运用两个时期的经验，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党的十九大上，他又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表明新中国历史在党的十八大后，开启了一个与改革开放历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新阶段，为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更高的历史方位上统一审视近70年的历史，贯通总结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经验，给予了重要启示。只要回顾一下这五年多来出台的八项规定、进行的整治“四风”、开展的“打虎拍蝇”，以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新发展理念、执行经济建设稳中求进总基调，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等等举措，人们都不难看出统一审视、贯通总结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经验在其中的作用。实践告诉我们，只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从而不断校正前进航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辟的改革开放之路，就一定会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日，就一定会离我们越来越接近。 朱佳木 戊戌年谷雨 于三己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