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鲁克著的《养老金革命(彼得·德鲁克全集)》的结论——老年人赡养问题将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长寿将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医疗保健问题；养老金和社会保障将成为美国经济和社会的核心问题；退休年龄还将推迟。
    本书后加了一篇“公司治理”作为后记。这篇文章试图探讨我们应该何去何从的问题，或者确切地说试图探讨我们已经正在朝着哪个方向迈进的问题。随着管理、权力和控制结构的巨大改变，美国经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彼得·德鲁克在《养老金革命(彼得·德鲁克全集)》中进行了种种大胆的预测，并且预言：
    ·美国人寿命的延长将引发重要的医疗保健问题；
    ·养老金和社会保险将成为美国经济和社会的核心问题；
    ·美国劳动者的退休年龄必然会推迟；
    ·总的来看，中产阶级问题和老年人的价值观将日益主导美国社会的政治生活。
    虽然本书初版的读者觉得德鲁克的这些结论难以接受，但是，彼得·德鲁克的著述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在本书后补的后记中，德鲁克讨论了养老金不断增强的优势代表着一种经济史上最令人吃惊的力量，并且考察了养老金现在已经产生的影响。现如今，《养老金革命》已经被认为是一本论述养老金所有权如何影响美国公司治理和经济结构的经典著作，它为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提供了宝贵的财富。

    彼得·德鲁克（1909-2005，Peter F.Drucker），管理学科开创者，他被尊为“大师中的大师”“现代管理学之父”，他的思想传播、影响了130多个国家；他称自己是“社会生态学家”，他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影响深远，他的著作架起了从工业时代到知识时代的桥梁。
    1909年生于维也纳的一个书香门第，1931年获法兰克福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1937年与他的德国校友多丽丝结婚，并移居美国，终身以教书、著书和咨询为业。
    在美国，他曾担任由美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组成的财团的经济学者，以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IBM等大企业的管理顾问。为纪念其在管理领域的杰出贡献，克莱蒙特大学的管理研究生院以他的名字命名；为表彰他为非营利领域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国际慈善机构“救世军”授予德鲁克救世军高奖项“伊万婕琳·布斯奖”。
    他曾连续20年每月为《华尔街日报》撰写专栏文章，一生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共发表38篇文章，至今无人打破这项纪录。他著述颇丰，包括《管理的实践》《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使命、责任、实践》《旁观者》等几十本著作，被翻译成三十余种文字，总销售量超过1000万册。其中《管理的实践》奠定了他作为管理学科开创者的地位，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已成为全球管理者必读经典。
    他曾七次获得“麦肯锡奖”；2002年6月20日，获得当年的“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高荣誉。
    20世纪80年代，德鲁克思想被引入中国；2004年，德鲁克管理学全面进入中国的管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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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言
第1章  没人注意到的革命
  养老基金社会化的实现
  未竞的养老基金事业
  人口统计数字的巨变
  没人注意到的革命
第2章  养老基金社会化：成功带来的问题
  成功带来的危险
  人口动态变化、出生率和赡养比
  养老基金社会化带来的经济问题
  养老基金社会化带来的政治问题
  需要的改革
  社会保障的未来
第3章  养老基金社会化的社会机构和社会议题
  新的需要
  对经济绩效的要求
  对增长管理的需要
  工作与工人：社会要求
  工会在养老基金社会化条件下还能幸存下去吗
  财产的新内涵
  养老基金社会化与第三世界
第4章  养老基金社会化带来的政治教训和政治议题
  养老基金社会化的意义
  非政府政策的效力
  富裕的神话
  福利社会与福利国家
  平等之争
  通货膨胀与失业：哪种邪恶较小
第5章  美国政坛的新联盟
后记  公司治理

    《养老金革命》（The Pension Fund Revolution）于1976年初版，当时取名《看不见的革命》（The Unseen Revolution）。在笔者已出版的书中，还没有一本书像《养老金革命》这样目标明确，也没有一本书像它那样完全被人忽略。本书只是讲述了一些既成事实，但这些事实根本就不被当时的美国社会所接受。书中指出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养老金）已经成为美国许多大公司的控股股东，甚至是美国唯一的“资本家”。这一变化始于25年前，也就是说，它是在通用汽车公司于1952年设立第一个现代养老金时发生的。到了1960年，它已经广为人知，当时，笔者在纽约大学研究生院任教，一群参加由笔者主持的研究生创新和创业研讨班的青年学生，在研讨班讨论主题的影响下创立了一家专门为这些新投资者服务的证券交易公司。10年以后（1970年），这家公司——帝杰证券公司（Dona1dson，Lufkin & Jenrette），已经成了最成功的公司，也是华尔街规模最大的公司之一。尽管如此，传统的观念坚持认为，美国已经成为并且可能仍将是一个说不清有几百万个人股东拥有美国“生产资料”的“平民资本主义”（people's capitalism）国家。虽然所有相关证据都证明，所有权已经高度集中在大机构手里，并且通过养老金这种“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没有实行“国有化”的前提下实现了“社会化”，但是，这些事实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接受。事实上，就连那些越来越注重与养老金投资者打交道的华尔街金融从业人员都在发声讽刺笔者的这本书。
    对于本书的第二个主题，即美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能够接受的人甚至更少。到了1976年，美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样也变成了一个既成事实——当然，“婴儿潮”始于1961年，要比人口老龄化问题早整整15年。甚至在比“婴儿潮”出现年份更早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退休年龄。但是，在1976年的时候，每个人仍然信奉“青年文化”，并且认为“30岁以上的人不可信任”，美国社会还将长期（甚至是永远）由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以及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关心的问题和他们的“真诚”来主导。因此，本书的结论——老年人赡养问题将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长寿将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医疗保健问题；养老金和社会保障将成为美国经济和社会的核心问题；退休年龄还将推迟。总之，美国的政策将可能日益由中产阶级问题和老年人的价值观来主导——在那个时候当然是不可能有人听信的。
    因此，本书初版时只有一个人对它做出了积极的评价，他就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他在《美国银行家》杂志上撰文把笔者说成“美国社会一流的思想家”。所有其他有关《养老金革命》的评论（而且为数也不多）则把这本书说得一无是处。
    在初版15年以后，由于一本教科书中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范式转换”案例的出现，《养老金革命》被“重新发现”。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本书突然火了起来，一篇接着一篇的评论文章（尤其是法律评论方面的文章）所涉及的问题最先都是由本书提出的，现在它被奉为“经典”。因此，这次Transaction Publishers公司再版拙作，可以说是恰逢其时，笔者要在这里感谢它。《养老金革命》仅仅是提出了问题，但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就连对于书中提出的核心问题——养老金所有权对美国公司治理和美国经济总体结构的影响，也没有给出最起码的解决方案。直到15年以后，我们才开始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之前，我们经历了两个年代的金融和经济动荡、恶意接管和杠杆收购以及（15年前，一家家都被认为像金字塔那样坚不可摧的）企业的重组，其中的大部分接管、收购和重组都是由生产资料所有权向养老金的转移引发的。笔者在Transaction Publishers再版的所有书籍，除了增加一个新的再版序言外，书中的内容都没有做任何改动。本书的再版同样对原书的内容没做任何改动，只是在书后加了一篇在1991年发表的文章“公司治理”作为后记。因为，这篇文章试图探讨我们应该何去何从的问题，或者确切地说试图探讨我们已经正在朝着哪个方向迈进的问题。随着管理、权力和控制结构的巨大改变，美国经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公司治理
    15年前，笔者曾第一个预言“看不见的革命”将改变美国企业的所有权。现在，这一点已经清晰可见。20个最大的养老基金（其中13个是州、市政府公务员或者非营利机构雇员的养老基金）大约持有美国上市公司1/10的股权资本。合起来算，机构投资者（主要是养老基金）控制了美国大型企业（和很多中型企业）将近40%的普通股。规模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养老基金（公共部门的雇员养老基金）不再满足于只充当被动投资者的角色，它们越来越多地要求在它们投资的公司里拥有话语权，如对董事任命、高管薪酬、公司章程主要条款的否决权。
    养老基金还持有美国大公司40%左右的中长期债券，这一点虽然同样意义重大，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忽视。因此，养老基金已经成为美国企业最大的债权人和所有人。正如金融课本多年来所强调的那样，债权人拥有与所有人相当（有时甚至更大）的权力。
    养老基金作为企业控股股东和债权人的崛起，代表着人类经济史上最惊人的权力转移之一。通用汽车公司在1950年设立了第一个现代养老基金。40年以后，养老基金总共控制了25000亿美元的资产，其中普通股和固定收益证券差不多各占一半。人口统计数字能够保证这些资产至少还能强劲增长10年。除非经济遭遇持续很久的不景气，否则，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养老基金每年将向新的资源投资1000亿～2000亿美元。
    20世纪80年代之所以发生很多金融动荡——恶意收购、杠杆并购和重组狂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直到最近还没能认识到（更不用说面对）这种权力转移。有两个问题特别应该注意：作为美国企业的新所有人，养老基金应该要求企业管理层承担什么职责？什么样的机构结构适合企业管理层履行职责？
    其实，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在把大公司的股权集中在为数很少的机构手中这方面行动非常迟缓。在德国，3家大银行长期控制着大公司60%左右的股权，部分是通过直接持有的方式，部分是通过自己的客户实施间接持有。（根据德国的相关法律，银行有权参与客户企业的经营管理并拥有表决权。）在日本，多数大公司是为数甚少（最多10个）的财团（现在常称“经连会”）的成员企业。在经连会里，每家成员企业20%～30%的股权由经连会内部另一家成员企业、银行和贸易公司持有。而且，成员企业的信贷基本上全部由经连会自己的银行提供。在意大利，从20世纪0年代以来，一半大企业由国家拥有或者控制（意大利工农设备公司是全欧洲第二大公司）。其他意大利大公司都由像菲亚特这样五六家大型混合企业集团控制。 美国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完全不同于以上几个国家，甚至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欧洲和日本，股权是一种达到非财务目的的手段。德国银行的收入不是来自它们持有的以它们为“主银行”的公司的股权，而是来自与这些公司发生的商业关系。德国最大的金融机构德意志银行为其客户公司提供日常银行服务（如开具信用证）的收费收入是它从这些公司分到的股息的好几倍。日本经连会最关心的是权力——控制市场的权力、支配供应商和分包企业的权力以及控制和影响相关省和公务员的权力。至于有形收益，日本经连会从与其他成员公司的业务中赚到的利润远远多于它们分到的股息。在意大利，政府控股公司集中了市场经济国家最大的经济实力，但它们主要为实现政治目标服务。它们要在具有政治重要性的地区提供工作岗位，为忠诚的党员提供有利可图的高管职位，而且还要为执政党提供竞选资金。 …… 虽然我们早已明白这个问题，但总体而言，美国公司的董事会的效力变得越来越低，而不是越来越高。公司董事会如果只有良好的意愿，就不可能高效率；如果董事会代表的只是“投资者”，那么也不可能高效率。公司董事会只有代表与企业休戚相关的强势股东，那么才可能真正高效。 大约60年前，也就是1933年，阿道夫·伯利（Adolph A.Berle，Jr.）和加德纳·米恩斯（Gardner C.Means）出版了《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这本书大概是美国企业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公司治理专著。他们俩在书中指出，随着公司股权朝着众多不关心公司或者没有对公司做出长期承诺、只关心公司短期收益的不知名投资人的转移，传统的“股东”，即19世纪的资本家，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他们俩认为，企业的所有权正在与控制权分离，并且正在成为一种真正的法律虚拟权；而企业管理层则越来越不用向任何人、为任何事负责。于是，20年以后，拉尔夫·科迪纳等“职业经理人”也认同了这种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并且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如今，时光倒流，养老基金成了截然不同于19世纪大资本家的所有者。事实上，养老基金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公司的股东，并不是因为它们希望充当这个角色，而是因为它们别无选择。它们既不能卖掉手中持有的股权，又不能以所有者的身份参与管理。但是，它们又确实是美国公司的所有者，它们有责任保证美国最大、最重要公司的绩效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