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旧、渐进、激进，哪一条路更适合内外交困的大清？变法者如何处理与既得利益者的关系，既得利益者又如何处理与变法者的关系？
    激进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导演的一场政治运动，当推戊戌变法。故此，打开羽戈著的《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精)》，让我们的目光退回到两甲子前的戊戌年，洞察激进的起源，追究“说什么激进”背后的“为什么激进”。

    激进是一柄双刃剑。激进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导演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当推戊戌变法。羽戈著的《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精)》梳理了这场政治运动中的派系和主要人物、事件，还原真实的历史，分析激进思潮的发展，总结并反思，认为以革命方式进行改革是戊戍变法变法失败的主因。作者希望通过史料的挖掘和整理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历史回到常识。

    羽戈，著名青年学者、专栏作家。主要研究足球、美女、电影、中国近现代史及政治哲学。自述：文章三流，人才二流，酒品一流，其余则不人流。尝以老友之言自励：慎用玄理明世，不以大义责人。撰有：《从黄昏起飞》《穿越午夜之门》《百年孤影》《酒罢问君三语》《少年游》《岂有文章觉天下》《鹅城人物志》《不为什么而读书》等。

引言  激进之踵
一、戊戌年的派系与思潮
二、长于素王：康有为的革命性
三、“保中国不保大清”03l
四、康有为的转向：从革命到改革
五、革命的改革
六、“保大清不保中国”
七、华德里飞砖
八、革命派谭嗣同
九、谭嗣同的转向：从革命到改革
十、谭嗣同之死
十一、梁启超的转向：在改革与革命之间
十二、唐才常之死
十三、戊戌六君子排名政治学
十四、戊戌第七君子
十五、袁世凯的囚徒困境
十六、慈禧反对变法吗？
十七、新旧之间的翁同龢
十八、光绪的心法与政法
十九、假如由张之洞领导戊戌变法
二十、戊戌变法的遗产
附录
  一、慈禧：知识与国运
  二、光绪：身体与政治
  三、翁同龢：君子误国
  四、过渡者张之洞
跋
主要参考文献

    激进之踵
    中国语境之下，近代乃是一个含混、暖昧、充满弹性的概念。中国近代史始于何时，终于何时，一直备受争议。譬如起点，有人定位于宋朝，有人定位于晚明，有人定位于乾隆末年，有人定位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至于终点，更是众说纷纭。这里姑且依照最正统的历史叙事：“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掐指算来，连头带尾共计一百一十年。其分界点，一般判定为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皇权覆亡，共和诞生。不过，倘按年限折中，当定格于1894年，按干支纪年，这一年是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甲午战争（或日“中日战争”“清日战争”）爆发，大清王朝惨败，国运就此急转直下，一去不还。
    以甲午战争为分界点，有两条历史脉络愈发明晰可循。一是“三变说”，即贯通中国近代史的“器物之变”“制度之变”“文化之变”。从器物之变到制度之变，转折点便是甲午战争，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场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中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自此国人渐渐意识到天朝与列强的真正差距，不是器物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二是国家危机的嬗变。甲午之前，清朝虽屡受列强欺凌，一度连京城都惨遭沦陷，皇帝仓皇北逃，结果不外乎赔款了事，并无亡国之忧，此时国家危机更多表现为经济危机，所谓能用钱解决的问题不是问题，至少不是什么大问题，故而大多国人尚未感受到危机四伏、危急存亡；甲午之后，画风大变，不仅赔款，还得割地，“今日报传割台湾，神州赤县同一哭”，由日本领头，激起了一场瓜分中国的狂潮，名曰“亡国灭种”的历史阴影从此笼罩于中国人的头顶，长达五十年之久，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才守得云开见月明，其影响，甚至蔓延到今人身上，因为它不仅定义了中国的转型进程，还塑造了政治和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两点，尤其后者，乃是我们阅读中国近代史的关键。
    亡国灭种的历史阴影到底有多么浓重、恐怖呢？不妨观测那个时代的流行话语。彼时彼刻，无论皇帝、大臣，还是民间的知识人，在他们嘴边或笔下，传播率最高的词语之一，正是“亡国”。譬如“不能为亡国之君”的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滞、公开呼喊“中国必亡”的康有为、一直在筹划“亡后之计”“亡后之图”的谭嗣同等，乃至整个朝廷，皆有亡国之忧。据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四日（1898年3月25日）皮锡瑞日记，朝廷致电陕甘总督魏光焘云：“长安古宫殿，尚存若干？”魏光焘答：“惟府城隍庙犹有规模。”这番问答，显见朝廷的小心思，一旦京城不保，则当西迁避难。对此，皮锡瑞斥道：“……既弃宗社，不得已而西迁，当仿卫文公之布衣，越勾践之尝胆，岂宜先问宫殿！”熊希龄补刀道：“今欲西幸，尚不知外国允许否？彼如以债项未清，扣留不放，将若之何？”（皮锡瑞《师伏堂日记》）请注意，皮锡瑞写日记的时间是戊戌年而非庚子年，因此这段记述正有点预言或一语成谶的意思，两年后朝廷果然西迁——更堂皇的说法叫“西狩”。这与其说印证了执政者的先见之明，不如说呈现了历史走势之了然。
    再说康有为、谭嗣同对亡国灭种的反应。唯有意识到，甲午之后亡国的压力何其沉重，灭种的焦虑何其急切，才能“了解之同情”康有为、谭嗣同在戊戌年前后的种种激进之举。譬如康有为建议把西藏卖给英国，以筹措变法经费，谭嗣同不仅要卖西藏，还要卖新疆给俄罗斯，倘若钱不够用，还可以卖内外蒙古、青海等；又如，康有为曾设想，迁徙一批中国人到巴西，“开巴西以存吾种”，这样即便中国被列强瓜分而灭亡，其种族至少可在巴西得以延续……这等行径，在今人眼里，正与卖国无异，康有为、谭嗣同势必难逃卖国贼之骂名。但是需要注意，康有为、谭嗣同出卖国土，起因则在爱国，目的则在保国，合边陲而保中心，有如壮士断腕。当爱国与保国陷入一种割肉式的功利主义困境，其痛苦与纠结，那些不曾在亡国灭种的历史阴影之下彷徨、奔逃的后人，如何能够体味？
    ……
    1943年9月，在中国担任外交官的费正清（John KingFairbank）致信劳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博士，谈到中国自由主义者所面临的困境。这些自由主义者，大都具备留美背景，“是美国体制与科学准则培养的最好典范”，不过“至今仍然没有为中国的进步提供多大动力”。“对于如何推动国家前进，他们还提不出明确的方向。他们正在极其耐心地等待着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百家争鸣、自由讲学的好时光的再次来临。事实上这种好时光可能永不再现了。”最后他设想，换作他是中国人，在此乱世，能做什么?结论非常明确，“我想做的正是中国共产党正在做的事情，不激进无以成事”。（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不激进无以成事，这七个字，堪称中国近代史的最佳注脚。当然，激进是一柄双刃剑，有人视之为潮流，有人则视之为旋涡，在后者眼里，中国从近代向现代转型，所感染的一大病症即可形容为“激进之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告别革命”的呼喊声中，对激进主义的剧烈批判构成了中国学界与舆论界的主流。可是，如果不能洞察激进的起源，如果不去追究“说什么激进”背后的“为什么激进”，如果不愿设身处地去追索为什么众多国人会投身激进之河，那么不管后世的批判多么慷慨激昂，多么痛心疾首，都无法驱散激进的身影，阻止激进的返潮，而终将陷入杜牧《阿房宫赋》所描绘的历史恶性循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激进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导演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当推戊戌变法。故此，让我们的目光退回到两甲子前的戊戌年。

    这些年来，我对康有为的认知，是一个“正一反一合”的过程。所谓正，源于少时读正史和历史教科书，康有为被塑造为正面人物，他的维新思想被形容为“思想界之大飓风”“火山大喷火”，他发起的改良运动被判定为“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具有进步意义”，当然他也有局限，即阶级局限，这被视作戊戌变法失败的最大原因。如此等等，俱是宏大叙事，作为一名尚未发蒙的中学生，对此只能接受，不过仅限于接受，难以深入肺腑。当时真正打动我的应是他的一句豪言壮语。荣禄问他，祖宗之法如何遽变，他悍然答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句话出自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未必可信。随后还有一句话，与之遥相呼应，说来好笑，这竟不是谭嗣同的名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而是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游说袁世凯杀荣禄、清君侧，袁世凯表态道：“……诛荣禄如杀一狗耳。”——此言出自梁启超《谭嗣同传）），可信度同样不高。然而，彼时我非但无从辨识这两句话的真伪，反而为之震撼不已。那两个“杀”字，构成了我对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的最初印象：康有为不是书生，而是豪杰，戊戌变法则是杀气纵横、杀机四伏的政治运动。
    二十岁后，开始读史料。我发现了非常奇异的一幕：近世人物笔下，除了康门子弟，罕见对康有为的正面评价。像汪康年、张元济那样，一面批评康有为行事操之过急，不能容纳异己，一面肯定其开风气之功，已经相当难得。更多人只有贬斥，毫无赞词。譬如与康有为原本交情匪浅的沈曾植，其人亦属新派人物，戊戌年后，谈及康有为，简直深恶痛绝：“糠孽大名，遂满宇宙；南城谈士，卷舌无声。假留我辈数人，何至令渠跳梁如此？……世事非变法不可为，而变法之机，为此君卤莽灭裂，中生变阻。”（《沈曾植致文廷式》）“康逆平生伎俩，专藉名流文字，上欺贤宦，下罔生徒，如朱蓉生（朱一新）、文仲躬（文悌），皆其徒所称为康逆讲学至交者。文幸身为台官，得以上书自白；蓉生身后著述大行，彼党不得以一手掩天下人耳目……天祸人国，生此妖物。”（《沈曾植致王彦威》）“康梁之说，邪说也；其行事，则逆党也。事状昭然，无可掩饰。彼且讳饰其邪逆，贶然自称日新党。其狡狯之计，不过欲以此名强自解于天下，而又冀污染海内士流，误朝廷而斲丧国家之元气。”（《沈曾植致黄绍箕》）……若不知情，还以为沈曾植与康有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实则二人并无一分私怨，沈氏的批评，完全出于公论。
    我读中国近代史，大爱高阳先生的小说。譬如《慈禧全传》等，虽是小说家言，知人论世却鞭辟入里、洞幽烛微，有时完全可作信史来读。无独有偶，高阳对康有为也是十分不屑。不必说演义的小说情节，单是《十疑康有为诗并注》，“奔走皇室权贵门，每言常熟最情敦”“不幸有兄如此人，无端诛戮忽临身”“使得人间造孽钱，师徒海外望如仙”云云，字字如刀，把康有为切割得体无完肤。更有甚者，高阳曾在《翁同龢传》序中立誓：“尤其是康有为卖君、卖师、卖弟、卖友之罪，有我高阳在，他将无所逃于天壤之间，”他声称要写一本《戊戌变法新考》，来戳穿康有为的画皮，可惜未竞全功。我还见过他人引用高阳的一句话：“近世高级知识分子，欺世盗名，奸险无耻，莫过于康有为，”只是不知出处何在，姑且抄在这里。受高阳影响，我对康有为渐生厌憎之心，并加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评语。 除了其人的品行，此时我对康有为的反感，还关乎政治路线之争。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属于标准的激进派，我则坚持渐进本位，讲究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等，对于激进主义的种种路数，如大刀阔斧、一蹴而就，自然看不顺眼，啧有烦言。至于以康有为作靶子，拿他开刀，则是因为，一来他是一个失败的激进派，戊戌变法是一场失败的激进运动；二来激进主义的缺陷，在他身上皆有鲜明表现，因此最适合拿来批驳。 等我真正学会知人论世或知世论人（余英时先生有言：“史者，知人论世之学也”），已经是三十岁后。人与世是一体两面，互相成就或败坏，论人必须知世，论世亦当知人。拿康有为来说。他的激进，固然有学问和性格成因，却也与世道或时代的剧变息息相关。如梁启超所云：“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甲午一战，人心思变，在亡国灭种危机感的严重刺激之下，倾向激进，正在情理之中；从另一面讲，康有为的激进策略所主导的戊戌变法，加剧了时代的前行速度，甚至直接点燃了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火种，这则是人对时代的造就。明确了这两面，我对康有为，再无爱憎分明的成见，而努力尝试胡适所言的“持平之论”：“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胡适致苏雪林》）这似乎可视为正反之后的“合”。 以往研究戊戌变法，大多以事为脉络，我则别出心裁，试图以人为线索，把人置于时代的激流旋涡之中，观察人的抉择如何影响时代，抑或被时代影响。如你所见，康有为的激进主义塑造了戊戌变法的政治气质，不料戊戌变法所开启的激进时代一路冲刺，反把其发起人远远抛在了起跑线上。打个比方，戊戌年前，康有为是时代绿茵场上的前锋；戊戌年后，则渐渐退回中场、后卫，以至在替补席中落落寡合、蹉跎日月——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命运，严复，以及以善变著称的梁启超，何尝不是如此昵（民国初年，梁启超尚且能够追随潮流，与时俱进，等到五四运动开幕，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他则无奈落伍于时代，1929年初去世之时，舆论反应之冷淡，完全无以匹配其历史地位，杨度挽联遂有“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之叹）。由此可见人与时代的纠结：我们称康有为为造势者，然而他所造之势，反把他淘汰，他所启动的时代，反把他抛弃。 既然已经说到康梁，不妨提一笔谭嗣同。近世人物，谭嗣同是我最喜欢甚至崇拜的人之一。基于这样的深情，以前写他，不由圣化，譬如他在戊戌年的转向、他的死亡等，我的论析，常常以建构、加固他的英雄和侠客形象为目的，其代价，则是失真。真则是历史学第一价值。如此一来，必须选择，我们到底需要一个真实的谭嗣同昵，还是虚化的谭嗣同？事实上，书写真实的谭嗣同——如承认他感恩于光绪的召唤而北上，从革命转向改革——可能有损他的光芒，却使他的生命愈发鲜活，使他与时代的距离愈发亲近：原来像谭嗣同这样的人物也曾受困于肉身的苦痛，也曾局限于时代的束缚，他是时代中的人，而非时代外的人，他为旧时代赴死，而为新时代永生。 说到最后，还是人与时代的关系。今年是戊戌变法一百二十周年，我写这段历史，从大处讲，是为国运；从小处讲，则为个人。执笔之际，常有浮想，两甲子前的康有为们，置身于国家的危机之中，置身于文化的激变之中，如何惶惑、如何焦灼、如何沉思、如何奋勇。如今我们伫立于潮流之外，来评判潮流之内的康有为们，种种后见之明，一发不可收拾。然而，诸如中与西之争、旧与新之争、渐进与激进之争、文化与制度之争，以及在此种种冲突之中，个体何以自处，何去何从等，这些一百二十年前的老问题，怎么困惑先人，便怎么困惑我们。 2018年9月28日于宁波 时值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义一百二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