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与旧交锋的大时代，政界与学界的风云往事；
    激动人心的年代，一部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
    叶曙明经典之作，海内外媒体一致好评，最新增补版；
    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时事亮亮点》节目专题介绍；
    叶曙明著的《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重返五四现场典藏版)》由何亮亮、解玺璋、余世存、十年砍柴、张宏杰联合推荐。

    五四前后是中国近代史上群贤咸集，大师辈出的年代，各种思想像山崩川涌，汇聚成滔滔巨流，相激相荡，引领风骚。那是一段激情迸发、永不复返、令今人无限神往的光辉岁月。叶曙明著的《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重返五四现场典藏版)》再现了这个新旧政治、新旧文化交锋的大时代，细述民国政界与学界的风云往事。

    这本书可以给我们很多新的启示，五四运动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在今天仍然有说它的必要，仍然有说它的价值。
    ——何亮亮(凤凰卫视主持人)
    长久以来，五四被各种思想搞得面目全非、奇形怪状。现在，我们跟随作者，穿过重重迷雾，重返五四现场，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使我们看到五四的真相，这是该书的魅力所在。
    ——解玺璋(评论家、学者)
    叶曙明先生的《重返五四现场》一书让我们跟着他重温了五四……以流畅的文字叙述了他眼中的五四，尤其是他把广东人梁启超、陈炯明当作五四运动的开端和结束，言之成理，令人耳目一新。
    ——余世存(思想者、学者)
    《重返五四现场》试图突破五四被符号化后的重重外包装，采取胡适先生“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谨严态度，来尽量还原五四时期人与事的生动场景，让他们重新活在九十年前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
    ——十年砍柴(历史作家)
    叶先生这本书是认真的、有才华、有见解的信史，为我们细腻而有条理地梳理呈现了民国史上重要的一个片断，它不但扩充了我们对民国史的了解，也为我们反观身处的时代提供了一个角度。
    ——张宏杰(作家、历史学者)

    叶曙明，广东作家，近代史研究者，颇具代表性的广东历史文化专家，有“广东文化的代言人”之称。1980年起开始写作，并从事图书编辑出版工作，曾任职于花城出版社、广东省出版总公司、广东潇洒杂志社、广东教育出版社。有著作《草莽中国》《军阀》《重返五四现场》《百年激荡：20世纪广东实录》等。

重读五四——再版前言
我们的五四——序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 （余世存）
上篇  启蒙
第一章  价值崩溃的年代
  一场未遂的五四运动
  尝试用宫廷政变来进行政治改革
  “托洋改制”对决“托古改制”
  体制内改革走进死胡同
  这样的国家，你爱它就是害它
  有了二次革命，就有三次、四次革命
第二章  向北京大学集合
  胡适率先打出“文学革命”旗号
  “开下了一场战争”
  蔡元培入主北大
  校长为教员伪造履历
  载酒行吟的古文家林纾
  八方风雨会中央
  在“二千人之社会”中试验民主自由
第三章  新旧文化的“双簧戏”
  林纾被无辜拖下水
  学术自由，终于还是难自由
  “用石条压驼背”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的烈士情结
  谁是孩子？谁有资格去救孩子？
  胡适为独立人格呐喊
  五四运动的预演
  两军对垒，鸣鼓而攻
下篇  救亡
第四章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从巴黎传来的噩耗
  北京，山雨欲来风满楼
  今夜无人入睡
  五月四日那一天
  以爱国的名义
  “杀君马者道旁儿”
  学潮的扩大与升级
  六月的怒吼
第五章  诸神的分手
  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
  “还有一点人味”的社会
  谈主义的左边来，研究问题的右边去
  散伙的时刻到了
  模范小中国
  逃往南方，酝酿组党
  另敲锣鼓另开张
第六章  尾声与楔子：革命来了！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徘徊
  《新青年》的归宿
  广州，新文化运动的终点站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五四”精神有千种，“五四”结果只一个
  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
后记：历史的宿命

    重读五四——再版前言
    距离这本书的初版，转眼已经过去六年了。六年前这本书刚出版时，有记者朋友问我：你为什么把1919年5月4日这一天向前推进至1895年的公车上书，把这一段历史称为“五四时代”？为什么将公车上书视为五四时代的起点？
    当时我说：因为公车上书与戊戌变法开启了一个现代版的春秋时代，在此之前，无论是洋务运动、同治中兴，还是“经世派”（包括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郭嵩焘、徐继畲、梁廷枏等人），他们基本上是在“用”的范畴内打转，没有涉及到“体”的问题，也没有涉及国家的政治制度。而公车上书与戊戌变法则是第一次把知识分子的诉求，引向了对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方向来，这是划时代的。刚好它也发生在4、5月间，所以我把它看作是一场流产的五四运动。
    今天，当这本书重版时，这个问题自然又浮现在我的脑际了。但我关心的不是五四运动的起点在哪里，而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五四时代。当清代末年，西潮东来之际，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的这个口号，是不得已的无奈之选，因为当时西潮之盛，汹涌澎湃，浩浩荡荡，想关门闭户是不可能了，守旧者希望以这个口号抵挡一阵子，至少不要让祖宗创下的“体”败在自己这一代人手上，拖得一天算一天，等熬到自己身后，管它洪水滔天；而革新者则希望以“用”为突破口，最终会走到“体”的改变。
    因此，可以说无论守旧者还是革新者，内心深处其实都已明白，“体”最终是要变的。但历史发展的现实，却让革新者大跌眼镜，“西用”的引进，不仅未能成为改革“中体”的突破口和推动力，相反，“西用”引进得愈多，改革“中体”的阻力愈大。等到中用与西用经过几代人的混血杂交，已经难分彼此时，人们反而觉得，不要西体，中国也一样可以富足强盛，也一样可以雄视天下，万国来朝。于是，重振儒教，光复旧物的呼声，愈来愈高，甚至连废除公历、恢复夏历，以黄帝纪元这一类在五四时代已遭共弃的主张，也竟在21世纪再次冒出，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奇观。
    戊戌变法造就了梁启超，把他推上了历史舞台。梁启超、宋教仁与陈炯明这三个人，我认为是北洋政府时代最具现代政治意识、最杰出的人物，如果中国也有“五月花号”，那这三个人一定是《五月花号公约》的起草人了。民国成立之初，如果由他们三个人来做，也一定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新局面。可惜，梁启超开了一个头，宋教仁想接上去做，结果被暗杀了；陈炯明想接上去做，结果成革命的“叛徒”了，梁启超自己也是惨淡收场。因为他们要面对的不是新大陆，而是一个整天把“三代之治”挂在嘴边的国家，是一个连公历都时时有人想废除的国家。
    当然，我们谈春秋战国的思想史，不可能只谈孔、孟，而不谈老、庄、墨等诸子百家，也不能把某一家视为进步，其他皆为反动。谈新文化运动也一样，这个时期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文化人物，必须把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章太炎、林纾、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人都包括在内，才足以构成这个时代的基本轮廓。把他们的文化背景、思想脉络都摸清楚了，才会大概明白，为什么我们总也走不出五四时代。
    五四时代留给我们最大的思想遗产之一，就是百家争鸣。国家的进步有赖于思想的进步，思想的进步有赖于百家争鸣。在五四的思想与文化界，并不存在谁是正面人物，谁是反面人物的问题，更不能简单地以“进步”与“反动”的二分法来归类，不能说陈独秀一派是正面，林纾、辜鸿铭一派是反面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最大的毛病就是以独尊来反对独尊，以思想专制来反对专制思想，公开提出“不容匡正”的主张。这难免陷入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悖论之中。
    在当时，他们的这种主张，如果仅仅作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倒也无妨，但如果我们在研究历史时，仍然独尊一家，而贬抑其他诸子百家的话，那就等于否定了“启蒙”的基本意义，又回到了“罢黜百家，独尊×术”的老路上去了。
    有人说，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结出的硕果，也有说，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腰斩。这要看“新文化运动”怎么定义了，如果定义为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那五四运动确实令这个时代灯暗转场，转向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时代；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就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文学革命”运动，那五四运动不仅不是一种“干扰”，而且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我们不妨仔细探讨一下，陈独秀所主张的“民主”与“科学”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二者是承载着新文化运动的两只轮子，不能不弄个透彻明白。新青年们对科学有着不同的理解。陈独秀的科学，早期认为一切西方文化都是科学的；到后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苏俄革命才是真正的科学。而胡适对科学的理解是：尊重事实，寻找证据，证据走到哪儿去，我们就跟到那儿去，决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新青年们对民主也有不同的理解。陈独秀与李大钊主张的民主，接近于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它不是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而是通过“公意”，或称“普遍意志”，简单地用现代语言说，就是“群众运动”来体现的。对此，李大钊在《强力与自由政治》一文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而胡适则认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其核心价值是：承认人人各有价值，人人都可以自由发展。作为一种制度的民主，就是要保障个人的自由，使他不受政治暴力的摧残，不受群众压力的压迫。少数服从多数，但多数不能抹杀少数，不能不尊重少数，更不能压迫少数，毁灭少数。
    新青年在把民主与科学的旗帜高高举起时，没有同时把自由与法治的旗帜高高举起，这是新文化运动最严重的缺失，导致后来“群众运动绝对主权”、“群众运动难免过火”、“矫枉必须过正”一类观念，大行其道，影响了中国几十年。
    什么是民主、自由？做一个蹩脚的归纳：民主就是说“是”的权利，自由就是说“不”的权利。说“是”，意味着我持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入场券，可以通过多数决定原则投出我神圣的一票。说“不”，意味着我在公共权力面前，有保持个人意志的权利，不会因为对公共权力说“不”，而受到歧视、压迫，有免于恐惧的权利。这是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应该得到宪法、法律的保障。
    当五四运动发生火烧赵家楼和殴打官员的事情后，《每周评论》上有一篇文章说：“无论什么人，有他的自由，不许他人侵犯，这话本来极是。可是侵犯人的，要是出于群众的行动，那就不能这样的说法了。法国在欧战初起的时候有个极有名的社会党领袖，因为主张平和，给群众打死，后来并没有发生法律上的问题。这种事情实例不知有多少。”也就是说，只要是出于群众运动，即使杀人，亦属无罪。这是一个步入歧途的危险信号。后来，在国民革命时代流行的口号叫作“不为同志，即为叛逆”，便是走到了极端去的新青年主张。
    六年前，当这本书刚出版时，许多读者对我把陈炯明评价为与梁启超、陈独秀并立的新文化运动三个代表性旗手之一，感到不解。六年之后的今天，理解并接受这一看法的人，已愈来愈多了。
    我为什么推崇陈炯明呢？因为我觉得他是真正理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他没有搞群众运动，没有演双簧戏，没有动不动就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既没有主张全盘西化，也没有主张全盘摧毁传统文化，他只是在自己影响力可及的范围内，真正一点一滴地把新文化落实到社会生活中，他用事实证明了，新文化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对这个混浊的社会，它是一种功效神奇的清洁剂。
    陈炯明在广东禁烟、禁赌、办大学、办平民教育、推行城市清洁卫生、制订省宪法、维护言论自由、推行自治运动等。如果没有这块实验田，人们也许永远以为，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书生小圈子里的笔墨官司。但历史是公平的，它不会把所有门窗都关死，总会留下一扇窗子，哪怕是一条小缝隙，让后人可以看到，原来历史也有另一种可能性。
    因此，只要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新文化运动依然是以“进步与反动”相争的革命形态呈现；只要在我们的叙述之中，五四运动依然是以“爱国与卖国”的民族主义主题，作为它唯一彰显的历史意义，那么，陈炯明存在的价值，便不会打折。
    这本书的副题是“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对于刚从帝国进入民国的中国来说，那确实是一段青春的记忆。纪念与反思五四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整个20世纪的中国革命，其实都是在五四运动时定下了基调，第一代的中国共产党领袖，几乎都是从五四运动中走过来的。今天我们所尝到的果，无论是甜是苦，我们走过的路，无论是直是弯，都是那时种下的因。也正因为如此，五四时代的光芒，才总显得那么耀眼；五四的话题，才总是那么激动人心。
    今天的中国，与六年前的中国相比，又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今天我们再次重读五四历史，也许会得到更多新的感悟。

    历史的宿命
    1919年3月26日晚上发生的事情，在中国近代史上，似乎值得留下一笔，因为那天晚上，蔡元培、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在北大会议，决定让陈独秀离开北大。胡适在多年以后感慨地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其实，胡适有点自欺欺人。陈独秀即使不离开北大，也不会走上自由主义的道路。因为陈独秀思想上，本来就没有多少自由主义的基因。无论是打孔家店也罢，白话文运动也罢，与林纾论战也罢，他都站稳了一元绝对的立场，旗帜鲜明地宣称《新青年》的主张不容匡正，不仅预示了新文化运动的归宿，而且也预示了他自己的未来路向。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陈独秀是辛亥革命埋下的种子，吸收俄国革命养分成长起来的，和自由主义完全不搭边。由江湖会党为骨干的同盟会领导，以袁世凯训练出来的新军为基本力量的辛亥革命，根本不可能使中国自由主义化。所以，胡适大可不必感叹。李大钊没离开北大，他不也一样信仰了共产主义革命吗？
    如果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新文化运动同样不会使中国走上自由主义道路。因为它的性质是为辛亥革命补上理论一课，这决定了它必然以替天行道、不容匡正的绝对姿态出现。虽然人们把“启蒙运动”的桂冠赠予了它，但它与欧洲的启蒙运动，无论是文化基因、思想谱系，还是前因后果，都有着完全不同的DNA，无法相提并论。
    所谓启蒙运动，是要启自由与理性之蒙，但什么是自由与理性？只有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以章太炎、林纾、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人为代表的旧学说统统纳人这场运动中，呈现一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多元发展的局面，才可以称之为自由与理性的苏醒。但回顾历史，这样的局面并没有真正出现，随着国民革命的勃兴，国民党的崛起，思想文化也向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方向演变，最后甚至出现了“革命的进此门，不革命的滚出去”、“不为同志，即为叛逆”的极端情形。
    不少研究者都说，那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启蒙与救亡之间摇摆，五四运动标志着启蒙最终让位于救亡。胡适就曾感叹，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干扰”。其实，这同样是他一厢情愿的错觉。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肇远因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承近因于辛亥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以民族主义为前驱，以救亡为己任的。所以，当我们追溯那段历史时，不难发现，“亡国灭种”的阴影，一直盘桓在知识分子的心头，也成了新文化运动一个贯穿始终的主要话题。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错综复杂。但在民族主义的基因上，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五四运动为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准备了大批干部，这些干部多数是新文化运动的活跃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是启了革命之蒙，启了救亡之蒙，并不存在“让位”的问题，也谈不上什么“干扰”。 但如果说它们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那也不对。新文化运动是文化上的新旧对抗，而五四运动是朝野的政治博弈，范畴不同。用“五四时代”这个概念可以涵盖二者，但用“五四运动”，则容易产生歧义，不足以涵盖二者。 在这一个舞台上，在这一出戏里，只有不同的角色，没有哪个是红脸，哪个是黑脸。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既有来自新青年阵营的，也有来自孔家店的。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把全民动员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提出了一个很有鼓动性的口号：山东是孔孟之乡，是孔家店的发源地，决不容日本人侵占；保卫山东就等于保卫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一样。 这实在太吊诡了，以至于常被左右为难的研究者所回避，新文化运动打了半天孔家店，但当民族危机发生时，孔家店却依然是动员民众的最有效的政治资源与文化资源之一。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我们还能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领导了五四运动吗？或者还可以进一步问，新文化一定要以打倒孔家店为前提吗？当初反对打倒孔家店的，就一定是新文化的对立面吗？ 所有这些，都是我写这本书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所谓昨日之因，今日之果；今日之因，明日之果，历史的因果丝毫不爽。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从国民革命，到共产主义革命，一环紧扣一环，这是一个必然的、连绵不绝的过程。因此，胡适的感叹，如果扩大为“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胜利，皆起于新文化运动之会”，并承认他自己也曾经是这个历史盛会的推手之一，就与事实相距不远了。 五四运动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自从发生五四运动以来，它就不断被述说，几乎所有史料，甚至每个细节，都被罗掘俱穷了。当我想把这段历史再梳理一遍时，已没有什么新鲜的故事可以讲述了，只能以我的思想，我的眼光，重新解读那些众所周知的陈年旧事。 对中国的历史，也许我有过于深重的宿命感，不太相信有什么偶然事件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如果历史确实被某些事件改变，我倒宁愿相信那些被改变的东西，才属于偶然的插曲。正如兼容并包的北大是偶然的，而“此夜之会”的北大才是必然的；辛亥革命后思想界的百家争鸣是偶然的，“不容匡正”的思想革命才是必然的；自由与理性的声音是偶然的，革命与救亡才是必然的。 正是这种宿命感，把我的这本书，与其他历史研究者的视角与著述拉开了距离。当然，我不是一个悲观者，我相信偶然积累多了，终有一天是可以变成必然的，虽然那得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才能把基因慢慢改造过来，但希望总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