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期诸多国际会议，正式文件之外，大国首脑多有私下交易，如波茨坦会议“对战犯的甄别标准”“对波兰的出卖”“对日作战的时间”等问题，迈克尔·内伯格著的《1945(大国博弈下的世界秩序新格局)》均有所披露。
    作者是美国陆军学院教授、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协会首任主席，出版过多部关于两次世界大战、大国博弈的著作。
    本书反映出来的西方大国谈判的思维方式乃至手段，对于现今的中国对外政策、与美国的博弈，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1945年7月，“二战”接近尾声，哈里·杜鲁门、温斯顿·丘吉尔、约瑟夫·斯大林齐聚德国柏林郊区的波茨坦，召开会议，磋商世界的永久和平。赴会代表们下决心要吸取教训，避免1919年《凡尔赛和约》中前辈们所犯的错误。然而，在如何结束眼前的战争、如何处理战败国、欧洲重建方案、战后各国利益划分等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和暗箱博弈，撕裂了代表们的愿望，使他们黯然认识到，这场谈判所塑造的世界新秩序，注定会支配战后世界一百年的走向。
    迈克尔·内伯格著的《1945(大国博弈下的世界秩序新格局)》聚焦“二战”后期的一个历史细节——波茨坦会议，用精到而简洁的笔触，描绘了苏、美、英三国之间矛盾重重的利益诉求，也对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艾德礼等政治人物做了生动的素描，是世界格局变迁、地缘政治划分方面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

    既然只有三到四个大国能幸存到战争结束（美国、英国、苏联，或许还有中国），设计新的国际机构应该反映出他们的利益。因此，“不能再允许”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进入大国行列”。
    ——英国外交部评估报告
    一部引人入胜的历史学著作。关于波茨坦会议，迈克尔·内伯格做出了深思熟虑、容易引起争议的描述。他用自己的文字充分证明，这场会议所取得的成果，比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要好得多。
    ——《华尔街日报》
    本书对波茨坦会议做出了简练、优雅的再现。作者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这场会议的成果和意义，填补了“二战”研究史当中一段令人惊讶的空白。
    ——《金融时报》

    迈克尔·内伯格（Michael Neiberg），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历史系教授，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协会首任主席。从事现代军事史、战争与社会、美国史、世界文明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出版过多部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著作，尤其是关于英、美、苏等大国博弈的专著。代表作有《自由人之血：1944年的巴黎解放》《复仇之舞：欧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之路：一战如何创造了现代美国》等，多次获得军事史和历史学方面的奖项。

引子
第一章  走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阴影
第二章  打出一个二连击，直中俄国人下颚
第三章  和俄国打交道，“一匹马你得买两回”
第四章  这场战争的结束，可能会比上一次还要令人失望
第五章  走向波茨坦
第六章  柏林街道，有一种死亡的味道
第七章  大国并不想恢复战前世界
第八章  两天的休会，成为巨大的转折点
第九章  自利的仁慈与复仇的欲望
第十章  波兰的命运
第十一章  东亚的前途问题
结论
致谢

    对于世界大多数地方来说，《凡尔赛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签订，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就在那一天，一位美军上尉漫步在家乡教堂的走廊里，与心爱的姑娘永结连理。尽管他在战争中表现突出，证明了自己作为战场领袖的能力，不过他并不想以军事作为职业。此时此刻，他也没有对进入世界政坛表现出任何特别的渴望。他和另一位参战老兵签下一份租约，准备开一家男装店。战争已经结束，他希望未来能把时间放在家人和事业上，而不是用于战争。在这个非同寻常的一天，他考虑的不会是战争和结束战争的那个和平条约。
    那一天在大西洋对岸，一位很有争议的英国政治家正在享受东山再起的欢愉。就在前几年，他蒙受羞辱，被排挤出政府，如今他身兼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两个要职，对英国的国防政策拥有显著影响。他对战后世界感到焦虑，并且担心苏联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扩散，因此鼓吹英国、美国和日本军队采取联合行动，在俄罗斯北部登陆，在俄罗斯的内战中支持亲沙皇的“白俄”。他不喜欢《凡尔赛和约》，称它是“荒唐和畸形”的，主要原因是认为这个和约对德国削弱太多。他担心一个遭到肢解的德国会在欧洲造成权力真空，布尔什维克可能寻机填充。他想把布尔什维克主义“扼杀在摇篮里”，认为签订《凡尔赛和约》错失了重塑战后世界的机会。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开始呼吁对这个和约进行重大修订，以维护德国的利益，因为它对德国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而在欧洲大陆上，只有德国才有可能制衡更为危险的俄罗斯。当他获得拟定战后和约的机会时，将主张不能把《凡尔赛和约》当成典范。
    当时正在血腥的俄罗斯内战中搏斗的布尔什维克基本上没有注意到《凡尔赛和约》。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热情已经受到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的诅咒，他们在1918年3月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向其屈服，在外交上进一步受到隔离。布尔什维克向德国投降后，德国获得在法国发动春季攻势的资源，几乎在那一年赢得战争。因此在德国投降后，战胜者们认为没有必要邀请布尔什维克政权到巴黎参加和谈。对于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来说——包括新获任命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凡尔赛和约》的相关问题和他们正与保皇派白军进行的生死斗争相比无足轻重，和约中只有组建新的波兰直接影响到他们。然而，这位野心勃勃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对西方协约国支持白军的动作极为关注，他特别提到西方领袖们曾经说过的“扼杀在摇篮里”的威胁。多年以后，在新的战争造就的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他将有机会与说出这一话语的那个人见面，并且斩钉截铁地表达出自己的看法。
    在这三个人中，有两人分别是英国陆军和空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苏联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约瑟夫·斯大林，他们很可能已经预见到自己有一天将在战争与和平期间领导自己的国家。这两个人都认识到在巴黎谈判出来的新和平很脆弱，预言欧洲的和平不可能维持太长时间。丘吉尔和斯大林都极具雄心，而且与本国的权力中枢极为接近，他们知道仅凭一个和约，解决不了自1914年那个不幸的夏天开始的致命的全球冲突所存在的核心问题。他们在1919年可能都认为，在下一场战争中他们将结成肩并肩的盟友共同作战的想法是滑稽的，尽管他们有生以来已经见惯了极端的变化，或许没有能再吓到他们。
    第三个人是哈里·杜鲁门上尉，他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国家在终结下一场战争时，他将统领的不是一支炮兵部队，而是整个国家。“到底谁是哈里·杜鲁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参谋长威廉·莱希（William Leahy）海军上将听到民主党在1944年召开的代表大会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密苏里州联邦参议员选为罗斯福的副总统候选人后这样问道。杜鲁门只拿过高中文凭，在外交方面没有经验，他从一个失败的商人—跃而成美国总统，在美国政治史上留下一道最奇异的轨迹。此外，当杜鲁门于1945年7月在柏林美丽的郊区波茨坦首次会见丘吉尔和斯大林时，知道他必须替代被自己形容为“不可替代”的那个人。他也知道，在处理战时政策的大多数关键问题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几乎都将他完全撇开。杜鲁门的政治生涯到了最重要的时刻，不幸且令人惊讶的是，他对即将遇到的艰巨任务毫无准备。他甚至自1919年从法国战场上回国后，还没有再次离开过美国。
    这三位同盟国领袖及其幕僚面对的任务就是让欧洲恢复和平和稳定，自从1914年的灾变以来，它们已经成为奢望。这三个人及其顾问的世界观都形成于1914-1918年的战争考验中。对斯大林来说，俄国革命和血腥的内战直接发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们进一步证明，从战争转向和平所遇到的挑战不比战场上的挑战少。如果波茨坦三巨头像凡尔赛三巨头一样遇到失败，那么欧洲未来无法得到和平，只能收获新的冲突、死亡和更多的战争。
    ……
    虽然美国和英国在人员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在政策方面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杜鲁门和艾德礼在做出决策时，只在可发挥的范围内与其前任存在一些差别，他们两人都没有对本国的立场做过重大改变。对于这种令人惊异的稳定，不能用体制的惯性或他们本人的经验不足来解释。实际上，政策的延续只是凸显出战略和历史在决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当然，杜鲁门、艾德礼和波茨坦会议的其他代表团成员都经历过和他们的同代人一样的噩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凡尔赛和约》、大萧条、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苏联的最高领导层当然没有出现类似变化，约瑟夫·斯大林自1922年出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驻波兰大使于1927年遇刺以后，他急剧强化了控制力。那场刺杀使斯大林更加陷于偏执，使他不仅关心自己对权力的掌控，也担心自己会死亡。自1913年起到1943年参加德黑兰会议之前，斯大林没有离开过苏联，部分原因就是安全上有顾虑。俄罗斯的体制直到今天依然神秘莫测，而且其体制内部存在着高度的妄想，斯大林和俄国人是波茨坦会议上最困难的因素。
    最后，本书不想评价谁是波茨坦会议胜利者和失败者，也不为后来所导致的事件而赞赏或谴责谁。本书不做事后诸葛亮，不想对这些领袖们应该如何如何指手画脚。实际上，它不仅把这次会议置于1945年的环境中进行解释，还考虑到从1914年到1945年的整个战争时代。因此，最后我希望本书能超越波茨坦会议的那几个星期，深入洞察战争结束的方式、历史和战略环境在影响决策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单纯的历史能对现在起到何种影响。尽管波茨坦会议在我们这个时代大都已经被遗忘，但如温斯顿·丘吉尔向哈里·杜鲁门所说，它肯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件”，我们依然能够从中获得很多经验教训。

    1919年，意大利外交部长西德尼·桑尼诺（Sidney Sonnino）愤怒地对着伍德罗·威尔逊吼叫道，“通过一些外交官的活动，在一个屋子里改变世界，有这样的可能性吗？去找巴尔干人试试‘十四点’。”和大多数欧洲同时代的外交官一样，桑尼诺对美国人的观点感到恼火，但又因为缺乏美国人推动那些原则的真正实力而倍感挫折。他和其他很多欧洲人同样对当时负责欧洲的食品救济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感到生气，因为美国人的理想与行动存在反差。胡佛曾经使成千上万（可能上百万）的欧洲人免于被饿死，但他在1919年警告欧洲说，美国人能做和会做的都有限度。尽管美国财富雄厚，而且嘴上很大方，不过胡佛告诉欧洲，美国很陕就会退回到大西洋对岸，让欧洲应付自己的无常命运。欧洲人发现有理由批评美国既没有支持自己的理念，也不愿意付出大国应有的代价，虽然美国认为自己已经成了大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理想和行动之间那种同样的鸿沟有可能重现。早在美国参战之前，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发表了《大西洋宪章》，这个威尔逊主义的原则宣言得到丘吉尔的同意。整个战争期间，美国将理想主义的言辞和支持欧洲重建的承诺放在一起说。然而战争结束后，哈里·杜鲁门在波茨坦表示美国政府为不会为1945-1946年冬季意大利的食物供应买单，这种话又很像胡佛。他和詹姆斯·伯恩斯也曾宣布，即将提供的援助只是与军事打击日本明确有关的租借援助。然后杜鲁门说，“美国很富有，但美国不能为了帮助别人，一直将自己的资源倾囊而出。”杜鲁门刚到欧洲，伯恩斯听到一位顾问告诉总统，现在是“山姆大叔停止扮演全世界的圣诞老人”的时候了，伯恩斯注意到，“这种话总统想听”。
    但是，如果杜鲁门这一代似乎发现自己又一次进退两难，夹在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不愿以实际行动实行支持的矛盾中时，这种情况在1945年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从1941年签署《大西洋宪章》到波茨坦会议开幕的短短四年时间里，美国有了很大进步。尽管杜鲁门承认美国能力有限，不过他所领导的这个国家实力远比1919年的时候强大，因此能够将原则变成现实。新的权力手段以布雷顿森林经济协议、联合国和原子弹等形式为美国的话语提供支持，原子弹尤其让美国信心倍增。杜鲁门这位扑克手在1945年掌握的牌，比伍德罗·威尔逊做梦想到的都多。
    波茨坦会议象征着美国在30年的时间，对自己及其国际地位了解到何种程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孤立主义和威尔逊主义都没有发挥理想作用。这一次，美国人也想尽可能迅速地复员军队，但他们计划在1945年之后的日子里，利用国家力量的其他工具控制或影响海外事务。很快，他们手里的牌就会更多，其中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联盟、马歇尔计划援助带来的连串反应，还有与一个经济超级大国进行贸易所具有的诱惑。（经常自利的）理想依然存在，但美国领导人如今既有硬权力，也有了软权力。 美国领导人在1945年主要出于自己的想象，希望利用那种权力重塑欧洲。他们认为，有着开放市场和全球贸易的民主欧洲能为未来的和平与稳定提供必要基础。虽然他们知道，他们的目标并不总是与苏联合拍（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也与英国和法国有分歧），美国官员离开波茨坦时并没有想过未来与俄国人的冲突不可避免，或者有可能发生。杜鲁门后来说，他在波茨坦与斯大林打交道时，看到的是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他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想要的东西，离开德国时心中充满自信与喜悦。尽管他知道，俄国人会提出更多要求，而且那些要求很可能与美国利益相冲突，但是他认为波茨坦会议至少在那个时候，证明未来的合作还是存在可能的。就像他对自己的新闻秘书所说，“斯大林和我每天晚上相处都很融洽，除了关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外交代表）待遇问题，我们没有什么分歧”。杜鲁门在7月29日写给妻子贝丝的信中说，“我喜欢斯大林，他是个坦率的人，知道他想要什么，得不到时会妥协。”然后杜鲁门又特别补充说，“他的外交部长不是那么直率。”与参加波茨坦会议的其他领导人一样，杜鲁门依然没有发现，西方和苏联的碰撞在未来不可避免会发展成冲突。 …… 正如波兰命运所显示的，东欧为波茨坦协议付出了代价。参加波茨坦会议的西方政治家们知道，他们根本无力阻止苏联主宰该地区，除非再开启又一场战争。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认识到这个悲剧和他们自己的弱点，但他们也知道，他们对德国的胜利是一场联盟的胜利。俄罗斯作为该联盟的三个主要成员之一，期待用他们承受过的痛苦换取安全。伯恩斯回忆说，东欧对波茨坦感到不满意的地方甚多，但他相信，这次会议“为维持（与苏联）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团结建立了基础”，并且“为早日恢复欧洲的稳定提供了基础”。而它一直是比其他任何事务都更为重要的目标。 杜鲁门甚至还没回到美国，风向就开始出现变化。在波茨坦获得秘密的人们都知道，原子弹将永远改变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约瑟夫·戴维斯依然是美国最重要的苏联问题专家之一，他在9月份给杜鲁门提交一份备忘录，内容是关于美国与苏联恶化的关系。他指出，美国使用原子弹打击日本，对苏联的心态造成有害影响。莫洛托夫告诉戴维斯，“我只能依靠劝说；但国务卿伯恩斯有个小小的原子弹”。戴维斯认为原子弹对大国和谐关系在波茨坦会议结束后的数月时间里趋于恶化埋下祸根，政策分歧就没有这样的影响。美国拥有原子弹，使苏联对以前的西方盟友在战争结束的行为感到日益“怀疑和担心”。“他们太经常受到烧杀抢掠，”戴维斯告诉杜鲁门说，以后“他们不会再冒这样的风险了”。斯大林称广岛和长崎爆炸是“超级残忍”，相信美国尽管曾对日本投掷原子弹，但他们的真正目标是俄罗斯。他觉得日本人即使没有受到广岛轰炸，也准备投降了。他相信西方使用这种武器的目的是剥夺掉物理安全，苏联刚刚因此牺牲了2000万人。斯大林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不可避免。“广岛动摇了整个世界，平衡已被打破，”斯大林警告说，“这是不能阻止的。” 杜鲁门依然把原子弹当作尽可能迅速结束对日战争的手段，但这位美国人也知道，它改变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权力动态。杜鲁门在英国南部海岸短暂停留以会见乔治六世之后，乘坐奥古斯塔号巡洋舰回到美国。当这艘军舰驶入深海时，沃尔特·布朗看到伯恩斯和杜鲁门“重重地敲着波旁酒瓶”，庆祝在波茨坦会议上取得的成功。他们可能也在考虑他们知道就要发生的变化。三天后，奥古斯塔号离弗吉尼亚海岸尚有700海里，一位海军军官打断杜鲁门的午餐，给他送来原子弹在广岛成功炸弹的首份报告。 大多数严肃的战略家听到这个消息后都立即认识到，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了。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没有为1914年的事件引发的问题画上句号，但它确实使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开始了新篇章。这个章节在那个决定性的一年从萨拉热窝的一个街角开始，而波茨坦会议是最后一段。在这个持续发展的故事的下一章节中，柏林、波兰和南斯拉夫与其说是具有自主性的演员，不如说是超级大国进行对峙的新游戏中的人质。如果说1945年在波茨坦会面的人们无法预言未来，那么他们至少知道，他们急切要做的是不让过去再度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