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传世之作，开启现代文学新纪元。
    天马行空的独白、细腻真切的描述，让读者如同走进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聆听人性的絮语，洞察现代文明的荒诞性和非理性。
    从挪威语直接翻译，让读者体味原汁原味的文学经典。权威译者翻译，译者深厚的文学素养，让读者一窥现代文学起源之作的独特与伟大。
    克努特·汉姆生著的《神秘》（1892）是《饥饿》的姊妹篇，是一部主观性极强的直觉主义作品，构成了心理小说派的基石之一。由于含意扑朔迷离，文字深奥晦涩，它和后来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1922）一样被称为“看不懂的天书”。作品的故事荒诞不经却又平淡无奇，情节似有若无：特立独行的厌世者、农学家纳吉尔，从海上客临滨海小城，在爱情受挫和被社会报以白眼之后，精神失常，纵身跃入大海，不知所终。

内容提要

  

    克努特·汉姆生著的《神秘（精）》的故事荒诞不经却又平淡无奇,主要讲述了发生在挪威一个沿海的小镇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随着特立独行的厌世者、农学家纳吉尔的到来，这个沿海小镇被细密编织的社会关系出现了一系列微妙的变化。纳吉尔以一种略显冷酷的对人性的敏感洞察，触及人的心灵深处的“含羞草一般”的敏感地带。他用他“荒诞”的言行，映照出这些小镇居民幽暗的本质和被压抑的欲望。每个小镇人物似乎都隐喻着现实中的一类人，这些人并不大错却麻木不仁，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而难以救赎。所以这位海上来客不得不活在不被理解和困顿中，在爱情受挫和被社会报以白眼之后，精神失常，纵身跃入大海不知所踪。

    《神秘》如同昨夜的梦境一样直击人心，让人难忘。
    ——美国《纽约时报》
    汉姆生也许比其他任何作家都更预示了现代主义的态度和技巧。
    ——美国《新闻周刊》
    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整个现代文学都能够追溯到汉姆生，因为从任何意义上他都是现代文学之父……20世纪所有现代小说均源自汉姆生，包括他的主观意识、他的印象主义，还有他的追忆倒叙，等等。
    ——艾萨克·辛格  美国当代小说家、1978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正文

前言

  

    汉姆生——一个有争议的文学家
    石琴娥
    一
    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1859—1952），原名彼德森，出生在挪威居德布兰峡湾洛姆，后来举家迁至更北的哈马略。
    汉姆生的父亲是个农夫兼裁缝，家境贫困；妻子体弱多病；子女众多，在7个儿女里汉姆生排行老四。因此汉姆生童年起就牧牛羊干农活，仅零星上过一点点学，他的学历总计为252天。他在14岁以后便外出流浪谋生，打工扛活，当过鞋匠，送过煤，干过农庄雇工、脚夫、仆役等苦力，劳动笨重仍难以糊口，饥饿的苦楚如魔影般笼罩着他。1882年，他成为挪威拥向新大陆讨生活的移民洪流中的一员，奔赴美国。身上没有钱，连从汉堡到美国的船票都是德国朋友垫付的。当时他只有23岁。
    他起先在贮木场和种植园当苦力，后来一个挪威牧师兼作家雇佣他当秘书。他在牧师家的图书馆阅读到大量文学书籍，辛勤自学，得益匪浅。正当如鱼得水之际，他患上了当时仍被认为是绝症的肺结核。他只得返回家乡等死，但是他的肺病竟不治而愈。1886年他又去美国打工，先在农场干杂活，又沿街叫卖当廉价商品推销员，后来在芝加哥当电车售票员。1888年秋，他满怀失望和憎恨地离开美国返回挪威。
    当年丹麦期刊上发表了他的小说《饥饿》第一部分。1890年又以单行本出版了他的处女作《饥饿》。这部长篇小说在欧洲引起莫大轰动。次年，德、俄文版译本相继出版。《饥饿》和接踵而来的《神秘》（1892）以及《牧羊神》（1894）三部经典之作确立了汉姆生的现代文学宗师地位。1920年，由于他里程碑式的作品史诗小说《大地的成长》（1917），汉姆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他70岁生日之际，挪威出版了纪念文集，世界各国著名文学家为之撰文称颂。这是汉姆生一生中最辉煌、最杰出的时刻。
    二次大战期间，80岁高龄的汉姆生投敌附逆，公开表明支持法西斯主义和纳粹德国对挪威的占领。1945年汉姆生被起诉获罪课以重罚。1949年出版自传《在芜蔓覆盖的小路上》。
    1952年在贫病中死去。
    二
    汉姆生从事文学创作长达70年之久，而且是个多产的作家，文学作品多达40余部，其中包括长篇小说22部、剧本6部、短篇小说3部、诗集1部、文论集4部、自传1部，此外还有报刊文章及通信等。
    汉姆生从小酷爱听故事、讲故事，他的家乡居德布兰峡湾一带是挪威口头文学的发祥地和流传麇集所在。他的流浪打工经历使他比同龄人阅历到更多的世态人生。他没有上过几天
    学，然而干活之余便不懈不馁地埋头读书，好学不倦，竟至自学成才，应该说他吃苦耐劳、刻意上进、鼎新求锐的精神才使他得以从一个半文盲的流浪汉成功地攀登上挪威乃至世界文坛的高峰，跻身于世界文学巨擘之列。这样的传奇经历不仅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里，甚至在世界文坛上，亦是罕见的。
    他从17岁开始就在打工之余从事写作。他的第一部小说《谜团一样的人》（1877）、第二部小说《比约格尔》虽在当地发表，但被奥斯陆出版社拒稿，因这两部作品讲的都是穷小伙追求富家女的故事，题材既无新意，语言亦欠火候。8年后的长篇小说《弗里达》和长篇叙事诗《和解》亦遭同样命运。然而14年的失败并没有使他丧失信心，他仍蓄意求锐进取，终于在31岁时推出了突破现成框框的新浪漫主义小说《饥饿》，从此一举成名。
    汉姆生的22部长篇小说大致可分成四类：
    第一类是史诗型的，落笔点放在探讨“根”的问题。此类作品基调在于显示城市化和工业化对人居环境和人类心灵所施加的压制和造成的束缚；现代化将农民从大地里连根拔起，迫使他们离开祖辈居住的热土，背井离乡，移植到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去重新扎根，以致蒙受无力担当的艰辛和难以克服的心理震悚。此类作品虽然从一个侧面揭露了资本主义掠夺式的开发对人类本身和人类居住环境造成的浩劫，但是作品中提出的回归自然、回归农业文明的理想主义前景却是逆潮流的空想。其典型作品为《大地的成长》（1917）、《新土地》（1897）等。
    第二类作品以表现现代人的内心生活为主题，亦即心理派小说。此类作品所表现的已不再是人的外部生活，也不再刻意追求故事情节的生动性、突发性和连续性，结果既没有起伏跌宕的戏剧化的低回和高潮，也往往缺乏首尾相呼应的线索。作品的着力点由情节转移到人的心理反映，表现意识、无意识、下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也记录了脑海里漫无边际的思维和想象，通过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和意识流道出了个性特征以及理智与官能之间纠缠不休的碰撞。其典型作品为《饥饿》（1890）、《神秘》（1892）和《牧羊神》（1894）。汉姆生也正是凭借了这三部作品为现代主义文学和心理派小说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汉姆生的爱情小说共两部：《牧羊神》和被列为世界爱情小说经典的《维多利亚》（1898）。由于这两部作品虽以爱情为主题，着墨点仍然是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和对爱与恨的心理矛盾，
    因而仍可归类于心理派小说。
    第三类是社会文明批判小说。此类作品大抵是以历史题材为背景，描写美好的古老的农业文明的衰落凋敝，以及人类为追求物欲满足而不惜毁坏自然环境，结果造成两败俱伤。作品借古喻今，表露了对简朴甚至原始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向往，并且崇尚农业文明里由族长主宰一切的家族宗法统治。此类作品与《大地的成长》等颇有雷同之处，其典型作品有《时代之子》（1913）、《塞格福斯城》（1915）和《井边女人》（1920）等。
    第四类是流浪汉小说。此类小说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欧洲流浪汉小说，而是与马克·吐温的风格和笔调颇为相似。由于作家本人颠沛漂泊的生活经历，以及在流浪打工时的耳闻传
    说，再加上作家通过各种途径收集的丰富资料，流浪汉小说涉及的人生层面广泛。写作手法上通过一个或数个流浪汉之口讲故事的形式，一个故事引出另一个故事，大故事套小故事，天南海北，无所不谈，而且突出了荒诞性。其典型作品有：《漂泊的人》（1927）、《八月》（1930）、《人生向前》（1933）等。在《漂泊的人》里，汉姆生显示了外部生活对人的生存基础的侵蚀，人的非人化导致人与自我都异化得难以沟通，于是整个人世就变得荒诞不经了。作品里主人公奥古斯特本是个老眨眼睛、腼腆羞怯的小伙子，为了谋生出海闯荡，浪迹天涯，饱受艰辛和孤独煎熬。随着眼界骤开，见多识广，他也由朴实的农民变为城市浪子。在商品化、城市化和物欲横流的时代精神腐蚀下，奥古斯特成了一个“无所不知”的“万事通”，却又是世故圆通的“吹牛家”和蝇营狗苟的机会主义者。待到终于忍受不住孤独，重新返回农村，结婚定居时，他又找回了失落已久的本能和自我。这样一个血肉饱满、性格分明的人物的异化表现了现代社会非人化的全过程。
    《大地的成长》在汉姆生众多作品里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一方面它是遵循传统手法创作的“一部里程碑式的史诗作品”，另一方面是在这部被誉为“农夫福音书”的作品里刻画出了一个悖晦悖理的、逆社会潮流而动的现代农夫形象。这部作品的主题十分明确：工业化（矿山）和商品化（商店）的兴起造成农业文明（农村）的凋敝衰竭；现代化文明（城市化）正在促使人类抛弃千百年来的固有传统：土地、农庄、牲畜，还有家法族规和家族宗法统治；因而提出人争取生存的最神圣的使命：土地和粮食。
    这部作品浸润着作家对土地和对古老的，甚至是原始的农业文明的热爱，也表达了对田园牧歌式回归自然的由衷赞美。汉姆生从9岁起就在农田里干杂活和放牧牛羊，后来又在美国一些地方的种植园和农场里当苦力，流浪生涯不仅使他饱尝艰辛，而且饥饿总是如影随形般追逐着他。因此，土地和粮食在他头脑里是一桩头等大事，而现代化文明并不是抵抗饥饿的武器，甚至还会带来破坏性的反作用。因此他在作品里大声疾呼：现代化、城市化和商品化的洪流冲刷侵蚀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石，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的亲情和友谊、人对土地的热爱全都畸形扭曲，沦为利益的奴隶。历尽九百多年沧桑的农庄形式的社会结构濒临土崩瓦解，早先在这个有“根”的组合体里人心很齐，相互默契配合，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怎样生活，自己的位置何在。但是农民们被连“根”拔起，移植到无“根”的城市中去，而在城市文明里他们彼此疏远冷漠，越来越个人主义化。因此，作家认为，只有回归朴素的农业文明和家长制的宗法统治，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才能得以恢复并维持下去；只有在人被容许回归到自然状态，消除文明状态强加给人的种种人工陶冶之时，人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才能享受到自然赋予的本能。
    《大地的成长》艺术成就在于塑造出一个真实的农夫艾萨克，一个与土地和粮食息息相通的劳动者，并且以这样的一个农夫作为全书的主人公，这在欧美文学作品里如果不是绝无仅有，恐怕也是凤毛麟角，因为别的欧美作家往往缺少这样的亲身长期饱尝艰辛的实际生活磨炼。
    长篇小说《饥饿》（1890）是汉姆生的成名作，也是被称为新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开篇之作，是一部以自述体裁写成的作品。自此以后作家再也没有采用以第一人称的笔法来写作。
    《饥饿》中，小城里的文学青年“我”贫困潦倒靠卖文为生，但投稿遭退时便无钱买面包，只得饥肠辘辘遛大街逛公园。由于极度饥饿，主人公“我”产生了怪诞的幻觉妄念。作家本人十多年来饱尝饥饿的滋味，最长一次达三昼夜，这些亲身经历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因而作品中表现挨饿的心理反应和情绪骚动的描述是细腻入微、逼真可信的。作品本身没有什么动人的故事情节，而是大量描写心理活动，还第一次启用了当时鲜为人知的思想流意识流手法。因此这部作品引起巨大轰动，欧美各国竞相译介。
    《神秘》（1892）是《饥饿》的姊妹篇，是一部主观性极强的直觉主义作品，构成了心理小说派的基石之一。由于含意扑朔迷离，文字深奥晦涩，它和后来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1922）一样被称为“看不懂的天书”。作品的故事荒诞不经却又平淡无奇，情节似有若无：特立独行的厌世者、农学家纳吉尔，从海上客临滨海小城，在爱情受挫和被社会报以白眼之后，精神失常，纵身跃入大海，不知所终。国际上主流看法认为，这部作品的深奥寓意在于表现现代耶稣来到人间救世济民，但是他却无法像昔日耶稣那样历经传播福音、道成肉身、创造奇迹、殉教归主，从而平息上帝怒火，洗涤人类罪恶。而作为耶稣化身的纳吉尔却在现代社会的坚墙面前处处碰壁。麻木不仁、只顾各自眼前利益的现代人对他严加拒斥，不肯接纳，甚至他主动献上一片赤诚爱心亦无人愿意领受。纳吉尔在自杀之前的胡思乱想被认为是耶稣赴死前在客西马尼园的凄惘失落感。纳吉尔的种种疯癫僭妄的念头无非想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和精神；若不凭借我，谁都休想能到吾父上帝那里去！”然而在现代社会里人的意念已被物欲所充溢，既不要真理和精神，也不谋求去见上帝，于是这位现代救世主纳吉尔空怀满腔拯民于水火的使命感却无法完成牺牲自己、献身救众的伟业；他的雄心壮志和他的慷慨行动都变成了令人难以理解的笑柄。作品里除了主人公纳吉尔之外，其余的人物个个都是不相同的符号，他们身后各有一串寓言式的隐喻。作品中的“神秘”究竟作何所指，国际研究界亦颇有争议，主流看法一般认为“神秘”隐喻着“博爱”，因为“爱”是“永远蒙着面纱的神秘”，由“爱”产生渴望、欢乐、悲哀，乃至仇恨；亦有一种看法认为“神秘”是表现酒力作祟下的狂喜与苦恼，因而可称为是“狄俄尼索斯悲剧”的典型。世界文坛对这部作品褒贬不一，比昂松 、阿瑟·米勒等一批著名作家认为这部作品是“汉姆生的最真诚、最出色的小说”“一部惊世骇俗的伟大杰作”，而有人则认为这是一部“相当不成功之作”“流产的佳作”，但是争议双方都一致认为它是一部“19世纪最具有挑衅性的作品”，因为它触及了人的心灵深处的“含羞草一般”的敏感地区。汉姆生在这部作品里突破了传统小说的诸多常规要素，如情节的条理性、讲述的连贯性、人物的逼真性和丰满性，以及性格描写的前后一致性等，着力于通过无目的、无意识的内心独白（如追忆、狂想、梦呓等），以及思想流、意识流的运用来揭示个性心理活动现象，接触并探索一些更深层次的人生哲理。作为现代文学和心理学派小说的叫阵闯关之作，《饥饿》和《神秘》都存在明显的先天性缺陷与不足，远不像后来的《尤利西斯》《变形记》等成熟臻美，但是它们的重要之处在于是心理文学的滥觞，也是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学的首次突破和转型。
    《牧羊神》（1894）和《维多利亚》（1898）是汉姆生仅有的两部爱情小说，但是《牧羊神》的着力点依然放在透过情爱之网去探索人生哲理。《维多利亚》是作家自己深为满意的爱情小说，并且已被列为世界爱情小说的经典作品。这两部作品所描写的爱情，既没有卿卿我我，也没有缱绻缠绵，更没有哀艳悱恻。这是因为汉姆生推崇叔本华的爱情观，那就是：爱情是欢乐枯竭、苦恼喷涌的源泉。或者说在爱情和婚姻的范畴里，汉姆生和尼采的观点几乎别无二致，即大自然归根到底是一男一女，男性代表阳刚，体现“力”和“本能”，务必主宰世界；女性代表阴柔，体现情色肉欲和繁衍生育。由于爱情本身就是一场征服，作为强者的男性必须实现其权力意志，而作为弱者的女性只能服从。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汉姆生作品里的爱情也只能是畸形和变态的，在这种以体现男性权力意志为导向的“爱情”里，难以见到温暖色调的渴望、追求和欢乐，而入目所见的只有冷酷色调的苦恼悲哀和折磨，甚至还有死亡相随，正如哈特曼的露骨语言：“爱情这头恶魔，时时在索取它的牺牲。”
    ……
    在怎样对待汉姆生的问题上，当前国际上主流看法是要将他身上的作家和政治家身份区别开来：作为作家他如何如何的成功，而作为政治家他又如何如何的失败，艺术与政治体现在个人身上的反差成了当前新的争议主题，因此时至今日汉姆生可说仍然是一个民族象征和溃烂伤口的奇异混合体。不过，窃以为，作家和政治家这两种身份有时难免重叠，倒不如明确说清他早期、晚期可分为两节各有各的账，两节中间还有一个蜕化过程。仅是管窥所及，至于然否，则不敢妄言。
    克努特·汉姆生的作品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译介到国内，50年代初和80年代末又有了更多的译本，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不大为人所知的。《神秘》的翻译出版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北欧现代文学的来龙去脉资足参考借鉴。其实汉姆生这个人就是一个足以引为鉴戒的镜子。他早年奋发进取，晚年变节堕落，起码有两条可以发人深思：一条是思想务求纯正，信仰务求坚定，另一条是做人要讲气节、讲操守、讲民族大义。事实上，汉姆生自从用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购下了诺尔海姆贵族庄园之后，便安富尊荣，骄横奢侈，一头钻进象牙塔再出不来了，也就再写不出像样的文字来。他年迈昏聩，又自恋狂妄，一味偏执地朝着沉沦方向愈走愈远，乃至蜕变到踏上失节叛逆的道路。至于说现代文学是不是会在世界文学中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这一预言似乎也是颇多争议的，也许存在这种可能性，但也未必见得一定如此，尚有许多的未知数不妨留待时间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