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蒋介石和胡适，一个军阀和一个学者，一个威权领袖和一个终生服膺英美宪政民主的自由知识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相遇，再进而相得、相间、互撑门面，他们之间有批评有赏识，有启用有弃用，有矛盾有合作……
    陈漱渝、宋娜著的《蒋介石与胡适》没有对蒋介石与胡适在身份、经历、学识、政治目标等方面做以平行比较——只就他们之间发生联系的事件，进行整理和梳理，力图接近历史的真实。

内容提要

  

    陈漱渝、宋娜著的《蒋介石与胡适》从对蒋介石报以“同情”，到抛弃了“不入政界”的承诺、毅然成为蒋介石的“过河卒子”，进而意欲成为蒋的“诤臣”“诤友”，直至失去利用价值、“君臣”关系破裂，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和道路选择的大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尴尬和悲剧性的命运。全书以蒋胡关系为主线，展现动荡中国的大历史和大历史中的“小人物”。

第一章  交锋：未曾谋面的迂回战
  ——兼论20 世纪20年代末到30 年代初中国的人权运动　
蒋介石的发迹史　
国民党执政前的胡适　
“无法无天的政治”　
万难缄默的胡适　
和改组派在人权问题上的合作　
胡适为罗隆基申辩　
人权：既单纯而又复杂的问题　
附：国民党各级机构要求查处胡适的一组材料
　
第二章  初见：交浅言深
蒋介石初见胡适在何时？　
蒋介石初见胡适谈的啥？　
交浅言深：胡适送蒋介石《淮南王书》　

第三章  思想的冲突
“知”与“行”的辩证：以孙中山、蒋介石、胡适为中心　
从“边缘”走向“中心”：胡适与《独立评论》　
“新生活运动”中的蒋介石和胡适　
第四章  批评还是拥护
“误国如此，真不可恕”：热河失守时胡适对 蒋介石的谴责　
小骂大帮忙：从西安事变看胡适对蒋的态度　

第五章  出使的悲剧
出山要比在山清　
书生大使的外交理念和策略　
“忠而获咎”：被抛弃的“过河卒子”　
制衡还是驱逐：书生大使和太上大使的龃龉　
蒋介石的用人和胡适的离任　
免职余波：胡适痛骂宋美龄　

第六章  竞选的闹剧
蒋介石劝说胡适竞选总统　
“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 胡适在“行宪国大”上的 表演　
蒋介石说“这不是官”：解读蒋介石给胡适的一封信　

第七章  民间外交
胡适劝说毛泽东放弃武力　
兵临城下，蒋介石“抢运”胡适　
蒋介石力劝胡适赴美开展民间外交　
胡适拒绝中共的橄榄枝　
胡适为蒋赴美做了哪些事？　
蒋介石资助胡适4.5万美元　

第八章  祝寿风波
蒋介石生日之际抛“婉辞”　
胡适祝寿文章惹蒋“烦”　
且看政客的“祝寿”招术　
蒋介石攻击胡适和《自由中国》　
万山不许一溪奔：以蒋经国1956 年清算胡适为中心　

第九章  “三连任”的漩涡
胡适对蒋介石的四点意见　
蒋介石“三连任”的心路历程　
“总统接班人”陈诚被弃　
“临时条款”不是“宪法”？　
投票记名与否的争端　
修改“临时条款”，蒋氏上演“三连任”　

第十章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胡适和《自由中国》的渊源　
胡适鼓励雷震组织反对党、在野党　
胡适愿为雷震出庭　
胡适和蒋介石就雷震案谈话　

第十一章  晚年：归于寂静
以“革命”的名义独裁到底：蒋介石的晚年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王志维谈晚年胡适　
第十二章  盖棺：难以定论

新版后记
参考文献

前言

  

    胡适与蒋介石：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风气的人物，一个是1 928年到1949年10月以前中国大地上的最高执政者。他们虽然在反共上持共同立场，但由于一个执着地宣扬西方民主政治理念，一个逐步强化中国式的独裁统治，所以双方的关系时密时疏：有时促膝长谈，有时剑拔弩张，在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演绎出很多意味深长的故事。
    然而，对这两位声名显赫、家喻户晓的人物进行准确的历史定位和价值判断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漫长岁月，在海峡两岸相互隔绝、对立的状态下，胡适和蒋介石的形象在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或“神”或“鬼”，趋于两极，难于以史实为依据平心静气地进行学理性分析。
    今天，随着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政治理念的提出，随着两岸关系的曰趋正常化和学术交流的日趋频繁，特别是有关胡适、蒋介石文献档案的逐步开放，把胡适研究和蒋介石研究纳入健康的学术轨道时机已经成熟。
    胡适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的。在这场拉开中国现代化帷幕的运动中，他树“批判”旗帜，取“反省”态度，首倡“文学改良”，提出重新评估旧制陋俗、圣贤古训和传统信仰的价值，力主从外来文化、社会文化、民俗文化中汲取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滋养。在文学、史学、哲学、经学、禅学研究、传记研究乃至《水经注》研究等诸多领域，胡适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但是，胡适又是一个口头上标榜“不谈政治”但实际上却有浓厚政治情结的人。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和擎旗人物，他热衷于在经历了数千年封建专制且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旧中国移植美国式的民主宪政和议会政治。他把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把政治清明的希望寄托于舆论监督。他认为，与其参政，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所以，他所争取的“人权”主要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而对在贫困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广大中国民众的“生存权”相对忽视。
    胡适是杜威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他主张一点一滴的渐进式改革，反对带有破坏性的激进的革命，因此跟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势同水火，无法调和。但基于自由主义的立场，他一度以包容异己的态度拒绝参加“反赤化”的大合唱；又基于实验主义的立场，他也曾把“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作为一种“政治实验”予以肯定。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对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希望就是交出军队，走议会政治的道路，在中国做个“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胡适如此昧于时势，他的呼吁自然会以碰壁而告终。由于胡适在解放战争时期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被中国共产党宣布为“罪大恶极的帮凶”。
    胡适跟蒋介石的关系，大约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1927年4月至1930年5月。由于胡适佩服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的“见识与人格”，认为他们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所以胡适跟他们取同一步调，对于发动“四一二政变”、在“清党”血污中建立的蒋介石政权表示同情，甚至误认为蒋介石政权的奋斗目标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取同一方向。这种态度到1928年五六月间开始变化。他目睹了当局维持古文骈文、扼制言论自由、抵制世界文明的倒行逆施，认识到国民党政权背离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宗旨。1929年5月，胡适因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受到国民党舆论工具的围攻，甚至被扣上了“反动”的帽子，被迫辞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之职。
    二、1930年5月至l 937年9月。在此期间，发生了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和导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之后，鉴于中日两国的实力悬殊，胡适跟蒋介石一样主张妥协、退让，幻想通过外交努力争取国际联盟的支持。胡适甚至希望中国能学习被德军蹂躏4年之后才复国的比利时，学习被普鲁士占领国土长达48年才收复失地的法国。1937年7月，胡适应蒋介石之邀参加“庐山谈话会”；同年8月，又被聘为“国防参政会”参议员。他逐步调整了“准备好了再打”的心理，接受蒋介石的委派赴英、美从事非正式的外交工作，决心变妥协为抗争，  “虽步步败而步步战，处处败而处处战”。
    三、1937年9月至1945年8月。这一时期的前四年，是胡适为蒋介石当“过河卒子”的四年。胡适不但抛弃了“不谈政治”的承诺，而且抛弃了“不入政界”的承诺，于1937年7月接受蒋介石的委任正式出任驻美大使。胡适虽然竭尽心力，但由于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一度暧昧，蒋介石对胡适的政绩十分不满，以至于1942年9月免去了胡适的大使之职。此后他滞留美国，讲学、讲演，从事学术研究，苦撑待变。
    四、1945年9月至1949年4月。日本投降之后，蒋介石政府推定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并宣布他为伪国民大会代表。胡适于1946年6月离美返国。这一时期，他仍然不遗余力地宣传民主宪政，希望国民党政权不致崩溃而从自身谋求改进。在三年解放战争中，胡适力求以在野的身份充当蒋介石政权的诤臣诤友，“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1947年2月6日致傅斯年信)。他拥护蒋介石为消灭中国共产党而制定的“戡乱动员令”，并于1948年3月一度同意蒋介石提议，出任总统候选人。胡适这一时期的拥蒋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他说：“蒋先生在今年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1 947年6月致邓世华信)
    五、1949年4月至1962年2月。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1958年4月之前胡适在美国做寓公是第一阶段，此后回台湾定居是第二阶段。
    1949年4月6日，胡适受蒋介石委托，从上海乘威尔逊总统号去美国寻求援助。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都认为蒋介石是“扶不起来的天子”，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一批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学者也力主放弃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但是，胡适对美国记者明确表示：“我愿意用我道义的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而对于旭日初升般的新中国，胡适则继续保持敌对的态度。1952年4月日，在美国远东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华裔教师王浩质问胡适：“你不信中国现在比从前强大了吗?”胡适说：“No!”王浩又说：“中国不比从前更独立了吗?”胡适更大声回答：“No!”
    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当时乱国务卿鲁斯克(Redn Rusk)的旧档案披露了一个重要史实：1949年6月23日，鲁斯克跟胡适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谈话，希望由胡适出面领导中国的反共事业，以取代蒋介石政权，但胡适对此表示全无兴趣。他深信以个人的身份说话，对蒋介石政权或更有益。也正是在此前后，宋子文又密电蒋介石，推荐胡适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请胡适回台湾面商，但胡适坚决表示他对此议“从未赞成，也决不赞成”。宋子文跟胡适之间的矛盾是众所周知的，他出面推荐胡适，显然也是出于美国政府的旨意。只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美国才不得不继续采取援蒋的政策。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1844一1949》白皮书。这份白皮书除了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进行歪曲和攻击之外，也暴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虽然美援占了国民党政府货币支出的百分之五十，美国还为国民党军队供应了武器装备，但蒋政权的崩溃之势仍超出了美国政府的控制能力。胡适对这份白皮书十分反感，他发愤撰写了《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这篇政论，反驳艾奇逊等人关于“毛泽东从山洞里出来，蒋介石的军队便不战而溃”的说法，想让人知道蒋介石的失败“是经过二十五年苦斗以后的失败”(参阅胡适1950年9月6日至傅斯年信)，而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史达林的策略”。这篇文章显示的就是胡适对蒋介石的“道义上的支持”。
    对于盘踞于台湾一隅的蒋介石政权，胡适寄予的希望主要有三点：一、延续宪政法统。他于1951年3月30日、31日和1952年9月14日，三次给蒋介石写信，规劝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总裁”，听任“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慑于胡适在美国的影响，蒋介石表面对胡适的谏言表示宽容，但在实际上丝毫没有让步。二、保证言论自由，包括批评蒋介石父子的自由，批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自由。他支持的《自由中国》杂志就是他争取言论自由的阵地。三、维护学术独立，特别要使“中央研究院”独立于政治之外。1957年8月，蒋介石逼迫原“中研院”院长朱家骅辞职，依照规章，“中研院”评议会推出三位院长候选人，最后由蒋介石拍板敲定。胡适对朱家骅被迫去职一事表示愤慨，他委托王世杰代他投票时，仍把第一票投给了朱家骅，以示对政治干预学术的抗议。后来经过四轮投票，胡适、李济、李书华三人被选为候选人。蒋介石选定了胡适．他先回电不就，但李济、李书华表示，胡适不就，他们也不就。这样一来，“中研院”的大权就可能由属于国民党派系的张其昀执掌。基于这一状况，胡适才改变初衷，于1958年11月5日到台湾定居。
    回台湾定居的三年多，可以说是胡适一生最为暗淡的岁月。胡适因为支持《自由中国》杂志，赞扬作为言论自由象征的杂志负责人雷震，建议蒋介石无为而治，不要再连任“总统”，更激怒了不惜采用修“宪”手段恋栈的蒋介石。
    1961年11月18日蒋介石跟胡适的对话，可以说是他们“君臣”关系破裂的标志。蒋介石居然说“雷震背后有匪谍”，责备胡适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则因雷震由言论获罪而对台湾政治表示“大失望”。此后，胡适在台湾受到“围剿”，被拥蒋学者扣上“七不懂”的帽子，即：不懂文学，不懂历史，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参阅徐复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台湾《民主评论》1962年2月20日)。这就是胡适71年生涯的悲惨结局。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胡适研究已在中国大陆的学术界逐步开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随着台湾蒋介石“大溪档案”的解密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对外开放，对作为历史人物蒋介石的学术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从对胡适和蒋介石进行认真的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方面来说，本书的写作可谓是一个艰难的起步。
    由于笔者掌握史料的局限和水平的局限，书中无疑会存在若干缺陷，但如果多少能有助于读者了解自由广义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所提出的政治见解，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所产生的作用，以及他们个人的政治遭遇，那就不违笔者写作的初衷了。
    陈漱渝
    2017年4月修订于北京

后记

  

    大约10年前，陈漱渝先生和我曾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邀，着手撰写《胡适与蒋介石》一书，并于2011年出版。随着《蒋介石日记》手稿等新史料的公布，关于蒋介石和胡适关系的研究又有了新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当团结出版社副总编辑唐立馨女士提出要对此书修订再版时，我们也是欣然应命。陈先生随即作了安排，他认为上个版本缺少胡适以私人资格赴美开展民间外交的情况，对和蒋胡关系密切、一度被列为“总统接班人”的陈诚也缺乏介绍等等，并以1949年为界分工修订，嘱我务必补齐在台湾时期的蒋胡关系部分。
    陈漱渝先生是中国大陆较早赴台湾进行访问的一员，他1989年赴台时曾经拜访过和胡适有过工作关系的当事人，第一手资料掌握较多。况且他是国内“鲁研界”专家，有较好的学术素养和理论积淀，他对现代领域的人物研究高屋建瓴，新见迭出。虽然已经从鲁迅博物馆离任，但陈漱渝先生平常的写作、讲学等事务还是很多。他常说，除了自然生命，学术就是他的第二生命。相比于陈先生，我则懈怠惫懒，在他几次略带谅解的催促后．我才抓紧修订，以免延误。
    蒋介石和胡适，一个军阀和一个学者，一个威权领袖和一个终生服膺英美宪政民主的自由知识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相遇，再进而相得、相间、互撑门面，他们之间有批评有赏识，有启用有弃用，有矛盾有合作……蒋介石和胡适不对等的关系总让人感到一种知识分子的悲剧感：胡适一方面要“学而优则仕”，不能在象牙塔里安坐，做不到莫谈国事，希望能够借助自己的力量为“国家”撑点门面，“让人少轻视我们，少看不起我们”；另一方面又力图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期望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胡适身上的这个特征很明显，能读出自由知识分子的别样神采。比如，他在得知“政府”要抛弃他另选大使时的不满；他对获得名誉学位时的认真而又不以为然；他呼吁自由敢于批评蒋介石，争而不得时却也能够做到“容忍”；他对朋友真诚却不肯去探视恐获罪于蒋氏的谨小慎微……胡适是立体、复杂的。这种复杂，是携带书生气的知识分子与威权短兵相接时的斗争和妥协，是怀抱英美宪政民主政治理想和集权独裁统治模式相遇后的权宜策略。
    相比于胡适，蒋介石则是一介政客，成权之下的独裁领袖，他看中胡适在美国朝野的影响力，力图通过胡适取得美国对蒋氏政府的同情和支持。他从北平“抢运”胡适，礼遇如上宾，认为此时的胡适可以“顶几十万大军”。然而一旦胡适没达到蒋氏期望，蒋介石则怨言丛生，表面尊敬，内心多有微词，甚至发生过因为胡适当众给他下不来台而半夜失眠，蒋氏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的情况；在后期“祝寿”风波、“三连任”事件、《自由中国》事件中，胡适主张“毁党救国”，组建在野党，同时力推陈诚“接班”，蒋介石大怒，甚至对胡适展开诅咒、痛骂，认为胡适太过狂妄，指使蒋经国发动对胡适的攻击……胡适去世，蒋介石在赠献“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挽联后，丝毫没有尊重“逝者为大”的古训，依旧忍不住在日记中大骂：胡适死了，实在是给“国家”除去了一大障碍。风平浪静下实则暗流涌动，读者可以借此审视蒋介石和胡适分分合合、貌合神离的多重复杂关系。 本书没有对蒋介石与胡适在身份、经历、学识、政治目标等方面做以平行比较——只就他们之间发生联系的事件，进行整理和梳理，力图接近历史的真实——当然这是多么困难而又有意义的工作。写作的过程中我才发现，对意义的追求像是一种宿命，它构成了写作的理由，尽管这些意义可能不乏偏颇和浅显。 最后，本着文责自负的态度，对书稿写作的分工情况进行说明：第一章，第二章(第一、二节)，第三章，第四章(第一、二节)，第五章(第六节)，第六章(第二、三节)，第七章(第一、二节)，第八章(第五节)，第十一章(第二节)，第十二章的写作者为陈漱渝先生；第二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三节)．第五章(第一至五节)．第六章(第一节)．第七章(第三至六节)，第八章(第一至四节)，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一节)的写作者为宋娜。出于信任，陈先生让我负责了全书的统稿工作。陈先生作为我的硕士导师，多年来一直对我多有鼓励。我十分钦佩他为人真诚、为学严谨的品格。每每感念于心，却常常疏于表达。作为学生，我希望自己写作的这部分不要让他失望。 还需提及的是，陈先生的朋友，著名国民党史研究、民国史研究、蒋介石研究专家杨天石研究员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宝贵的《蒋介石日记》手抄稿，这对了解胡适驻美大使期间蒋介石对胡适的评价，以及蒋氏缘何派驻宋子文等一些情况的理解有很大帮助。本次修订时，又想起杨先生寄赠的用小初号大字体打印出来的几则蒋氏日记，感念于心，借此也向杨先生表示诚挚的感谢。《蒋介石日记》虽然在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对外开放，但禁止拍照，并没有正式出版，所以，这些应该都是杨先生当年去胡佛档案馆抄写后录入的。另外，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黄克武研究员对于蒋介石和胡适、陈诚关系的考察文章，细致梳理了蒋介石“三连任”过程中心态的转折，从而也纠正了我在上一版中对蒋介石“三连任”直线性的认识偏颇，黄先生还原了蒋介石在“三连任”路上的复杂心态，论述精当，对我启发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宋广波兄寄赠资料，他对1949～1950年蒋胡关系的考察资料翔实，立论公允，让人颇受教益，在此一并谢过。 此外，在本书出版的过程中，团结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唐立馨老师和我们就书稿修订作了几次交流，她希望这一版有更多、更新的观点和内容问世，显示了她专业、敬业、对读者认真负责的态度。 具体负责本书的团结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李可也多次和我们就书稿中的细节进行沟通，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显示出一名职业编辑的较高水平。 由于时间有限，再加上本书也只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修补订正，肯定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陈漱渝先生曾引用鲁迅的话——“诚望杰构于来哲也”，这依旧表达的是我们的心声。 宋娜 2017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