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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大陆(20世纪的欧洲)(精)

  • 定价: ¥98
  • ISBN:9787508688763
  • 开 本:16开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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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中信
  • 页数:511页
  • 作者:(英)马克·马佐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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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03-01 第2版
  • 2019-03-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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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马克·马佐尔著的《黑暗大陆(20世纪的欧洲)(精)》带领我们探寻“自由、民主、公民权利”等西方社会长久以来奉行的价值观的源头,同时也在不断发问:这些价值体系经过百年的争战、割裂、冲突、对立和统一,如今如何体现?又剩下些什么?
    在马佐尔的笔下,欧洲并非民主与自由的发源地,而是各种思想派别、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的实验室与赛马场。战争、革命及意识形态的利益争夺战,使欧洲不断新生及再造,过程往往令人触目惊心。
    本书文字生动、立论大胆,巨细靡遗地道尽百年欧洲变迁,也为当下的中国提供了借鉴和启示,被誉为“超级好看的欧洲历史书”。

内容提要

  

    马克·马佐尔著的《黑暗大陆(20世纪的欧洲)(精)》深入探索欧洲大陆最为血腥暴力的100年。跟随马佐尔的脚步,我们将发现一个真实的欧洲,它始终被裹挟在两股势均力敌的力量之间。在马佐尔的笔下,欧洲并非民主与自由的发源地,而是社会及政治工程的实验室。战争、革命及意识形态的争战,使欧洲不断新生及再造,过程往往令人触目惊心。

媒体推荐

    马克·马佐尔的这本书令我印象深刻。那些简单地将民主与自由的胜利视为20世纪欧洲历史主线的人,应该好好阅读这本书,因为他们将会悲观地发现20世纪的欧洲实则是野蛮的发源地。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马克·马佐尔,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用一种让人读起来欲罢不能的写作方式,阐述“当代欧洲”这一主题,所有这一切,都是可贵而了不起的。
    ——诺曼·斯通(Norman Stone)《卫报》(The Guardian)
    在这本书中,马佐尔以极大的自信自如转换于微观与宏观视角下的欧洲,并为那些对欧洲的当下和未来充满兴趣的人,留下了翔实可靠的世纪历史资料,这将极大地开拓人们的思路和视野。
    ——约翰·基根(John Keegan)《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
    马克·马佐尔精妙地将生动的叙事与睿智的分析结合起来。对于任何想了解现代欧洲是如何形成的人来说,这本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选择。
    ——大卫·坎纳丁(David Cannadine)《观察家报》年度图书(Observer,Books of the Year)

作者简介

    马克·马佐尔,英国历史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曾任教于伦敦大学、萨塞克斯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著有《希特勒统治下的希腊》、《黑夜中的大陆》、《巴尔干》、《幽灵之城》、《希特勒帝国》等著作,并荣获多项大奖,包括沃夫森历史奖、达夫·库珀奖、伦西曼奖等。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荒芜的天堂:民主的兴衰
第二章  帝国,国家,少数民族
第三章  健康的躯体,生病的躯体
第四章  资本主义的危机
第五章  希特勒的新秩序,1938~1945
第六章  黄金时代的蓝图
第七章  残酷的和平,1943~1949
第八章  建立人民民主
第九章  民主的转变:西欧,1950~1975
第十章  社会契约的危机
第十一章  鲨鱼和海豚: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
结语  制造欧洲
地图与图表
注释
延伸阅读

前言

  

    为什么当时宣称有权向其他大陆传播文明和行为规范的是欧洲各国,而非欧洲大陆整体?
    ——约瑟夫·罗特,1937
    欧洲似乎是一个由旧式的国家和传统民众所构成的大陆,但它在很多方面又是崭新的。在震撼的政治变革中,欧洲大陆不断地构造和重塑着自身。诸如普鲁士这样的邦国仅存在于历史记忆的版图中,奥地利、马其顿王国历时不过三代。我的祖母在华沙出生时,那里还是沙皇俄国的领地,奥地利属于哈布斯堡家族,萨洛尼卡则由奥斯曼帝国掌管。曾经,德国的领土直达北极圈,英国统治着爱尔兰,法国则占据着阿尔及利亚;在欧洲范围内,最接近今天民主政体的民族国家是巴尔干半岛的君主国;在欧洲任何国家的成年人,无论男女,都没有普选权;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议会权力超越君主。简而言之,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比如民族国家这种观念的出现,与1914年欧洲大陆旧秩序的坍塌紧密相关。从本质上讲,这种观念是旧秩序崩溃后,欧洲各国一系列内政外交尝试基础上的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动员了6500万人,其中800万人死亡,2100万人受伤。这次战争席卷了欧洲大陆4个古老的帝国。捷克历史学家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描绘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欧洲变成了一个“巨大墓地上的实验室”。俄罗斯艺术家伊尔·李斯特斯基(EI Lissitsky)写道,世界大战迫使我们审视所有的价值观。德国皇帝遭到流放,俄国沙皇及其家属被处决,陈旧的政治制度成为废墟。在这些废墟的基础上,政治家们向民众许诺:赋予大众权利,动员大众参与,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和人民的国家,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开明的威尔逊描述了一个“因为民主而安全”的世界;列宁希望建立一个从贫困中解放出来的公有社会,消除过去的等级制和剥削制度;希特勒则构想着一个排除异族元素的好战种族,通过纯正的血统和统一的目的,将其驶入帝国主义的命运轨迹中。自由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都视重塑社会、为欧洲大陆和世界创造新秩序为己任。关于现代欧洲走向的意识形态间的斗争,贯穿了20世纪绝大部分时间。
    从短期来看,无论是威尔逊,还是列宁,都没能按照他们的理想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遍布欧洲的共产主义革命并没有成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仅限于苏联;自由民主的危机随着另外一个独裁政府的出现而加剧。20世纪30年代末期,国际联盟的崩溃使得德国的权力扩大,希特勒的政权看起来像是欧洲未来的代表。纳粹政权在全体公民中施行的种族福利政策违背了保护个人自由的民主理念;其宣扬的达尔文的优秀种族统治世界的理念则背离了民主观念中平等的原则;其建立一个在德国领导下的经济体的建议,打破了欧洲国家间平等协作、贸易自由的信条。然而,在斗争的过程中,各种意识形态命运变化的速度令人吃惊。20世纪40年代是一个分水岭,纳粹主义的乌托邦达到了顶点,其后则迅速陨落。在其妄图主宰的历史面前,法西斯主义成为第一个被定性为失败的意识形态。
    从长期看,其他的原因也佐证着20世纪40年代的重要性。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各帝国、国家之间的战争在欧洲大陆内外达到了顶点,残酷的战争带来的残忍记忆,使欧洲大陆的人们对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感到厌烦。在战争年代,群众运动、军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热潮就已经开始衰退。这些意识形态的信奉者因为愤世嫉俗而消极避世,抑或因为感到厌倦而回归现实。人们开始重新发掘民主的价值——它为个人、家庭留有的私人空间。在1945年结束与希特勒的战争后,民主重新在西方世界焕发了生机,社会责任中的公共意识开始萌发。此时,民主面临的竞争来自东方的苏联,而非西方世界内部。苏联红军在摧毁了纳粹德国的帝国梦之后,将共产主义的苏维埃政权带到了东欧。
    在欧洲未来走向的问题上,尽管冷战是意识形态层面斗争的最后阶段,但是至少在欧洲大陆上,冷战避免了真正的战争,这与之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截然不同。尽管危机一直存在,但是总体上讲,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能够做到和平共存。尽管双方都以对方的最终灭亡为目标,但在维持欧洲大陆的和平稳定这一前提下,两种意识形态都接受了对方存在的权利。这两种体系都在为一场不可能真正爆发的战争而武装着自己,并且在公民福利、经济增长和物质繁荣这些问题上相互竞争着。两种体系最初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是只有一种体系证明了其能够适应资本全球化带来的压力。1991年苏联解体,不仅宣告了冷战的结束,也为从1917年开始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纪元画上了句号。
    ……
    像往常一样,我对欧洲地理划分持不可知论的态度,将令关注政治、宗教和文化地理边界的争论者以及那些组建欧洲共同体的信徒感到失望。但这与围绕着“欧洲”这一不明确概念的现状相吻合。法西斯主义,相比于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是一种更为欧化的意识形态,其信条不仅明确地反对美国所倡导的民主自由,也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所引领的共产主义。随着冷战的结束,“欧洲”概念含糊不清的状况也未得到解决,它究竟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还是苏联西部的领地?这两种定义都难以反驳,亦难以令人信服。欧盟可能是欧洲未来的发展趋势,抑或是欧洲自欺欺人的延续,但是目前这还无法证实。考虑到欧洲分化的历史及其不确定的现状,我们应该抛弃形而上的观念,放弃寻找一个不可知的欧洲的努力,相反,我们应该找寻欧洲本来的样子。
    最终需要回答的,也是这段历史的核心问题,即整个欧洲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指引人们的行动,引领机制的变革,指导政策的制定以及巩固社区、家庭及个人之间的联系。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1954年写道:“每一种社会秩序都是一种潜在解决问题的方式,这种问题并非涉及科学,而是关乎人类共同的生活。民主所需要的微妙艺术,是否还适用于欧洲大陆?人们是否仍旧保留固有的价值观?”阿隆提及的“关乎人类共同生活”的问题,将是本书的主题。当然,面对阿隆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也必须自省,什么才是欧洲固有的价值观?民主只是其中的一点,而其他的价值观也是客观存在的。20世纪的欧洲历史就是这些价值观相互斗争的历史。
    在此我由衷感谢那些对本书提供帮助的学者。我同时感谢在英国大学的艰难岁月中,帮助过我的那些机构和个人。这本书是在苏塞克斯大学独特的氛围中写作而成的,我也要感谢欧洲研究学院的学生与同事们,以及历史系和国际关系系的团队,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尤其是克里斯托弗·索恩、阿拉斯代尔·史密斯、奈吉尔·卢埃林、罗德·凯德温、约翰·劳尔和帕特·塞恩。
    同样感谢鲍勃·康纳、肯特·马利金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国家人文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给予我开展这项研究的机会,以及伯格基金会(Annenberg Foundation)为我提供的资金支持。我非常感激普林斯顿大学希腊研究项目和迪米特里,他们为我提供持续的帮助;感谢维也纳人文学科研究所(Institut fur die Wissenschaftenvom Menschen in Vienna)让我在安静的环境下完成这本书的撰写;感谢芭芭拉·波利蒂和瓦尔特的热情帮助。这本书的部分材料出自《代达罗斯、外交和治国方略》(Daedalus and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我在此感谢编辑们允许我在这本书中使用这些材料。
    德布在这本书的写作之外给予了我信心。她、尼科斯、戴维·莫泽尔、迈克尔·平诺克、吉安、帕特·塞恩、约翰·汤普森和约翰娜·韦伯给予了我鼓励和支持,对我的工作提出了很多修改建议。我父亲的回忆录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彼得·曼德勒给予我珍贵的友谊,不仅限于学术方面。史蒂夫·科特金给我提供了很多前期的成果,并且让我利用它们。我衷心感谢这些人。这本书献给我最了不起的祖母鲁斯·谢弗以及我深深怀念的爷爷,弗鲁玛和马克斯。20世纪欧洲的故事,也是他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