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本书作者是哈佛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入江昭，他专攻日美关系史，是罕见的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会长的日裔学者。
    本书既剖析了美日二战历史，更是对美日两国文化的犀利观察；既是二战历史研究代表性著作，也是国际关系研判的经典参考案例。
    本书角度独特，开创性地通过文化横切面，解读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冲突和权力斗争。

内容提要

  

    《权力和文化》挑战了对太平洋战争的传统假设。通过关注文化与国际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专攻日美事务的历史学家入江昭对太平洋战争日美双方策略的真正含义，重新进行了震撼人心的评估。入江昭从两国文化角度审视日美战争，认为这场战争更像是对国际秩序的渴望，而非对权力的无情追求。
    入江昭令人信服地证明，在整个战争期间，许多日本政治家与美国同行分享了威尔逊主义的国际合作愿景。随着战争迈入尾声，这些日本政治家开始计划制定与美国方面观点非常相似的世界合作架构。事实上，正如入江昭所表明的那样，日美战后关系的成功，只有在双方政治理想深刻融合的情况下才能被理解。
    入江昭通过日本官方档案和解密的美国文件，从原始研究中得出了独立的结论，提供了全新的研判国际政治与未来趋势的视角。

    “一个引人注目的颠覆性观点……从入江昭的书中得到的并不是日本和美国陷入不可调和冲突的传统画面，而是互为敌人的双方沿着兼容的路线．走向可行的和解的图景。”
    一——历史学家罗伯特·达莱克  著有《肯尼迪传》

序言
第一章  不确定性的终结
第二章  流产的“ 新秩序”
第三章  重定战争目标
第四章  日美和解
第五章  战后亚洲的产生过程
第六章  结局
注释
参考文献

前言

  

    本书旨在从1941—1945年亚太战争的两个主要交战国——日本和美国的视角，来探究那场战争的意义。这种两国并重的结构，使得这部专著与描述交战双方所有战役与政策的亚太战争通史，以及只研究一个国家背景的著作，都有所区别。我充分认识到，强调日本与美国必然会扭曲这场战争的不少特征，但我的主要目的不是去写一部亚洲战争的叙事史，而是要根据这场战争中可以探讨的近代国际关系性质，将这场战争当作一件催化性的大事来写。
    我的关键假设是，国际事务的参与者可以被视为权力体，也可被视为文化体，国际关系就是国际权力和国际文化之间的关系。权力界定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战略、发动战争的潜力，包括使用武力的意愿，一个对社会制订和实施决策的政治体系，以及诸如对全球平衡和其他国家意图的看法这样更抽象的因素。一个国家的边界不仅仅是由地理因素来界定的，同时也会通过共同的传统观念，共有的宗教、艺术和文字根源，诸如习俗、生活方式等非正式机制，以及无数为归属这一实体的事物赋予大量特殊意义的象征符号来界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也是一种文化实体。因此这本国际关系专著必须包含对三方面的研究：权力层面的互动、文化交流，以及以上这两种关系之间的关联。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历史学家们才刚刚开始，试图阐明这个课题内在的方法论和分析法的各种复杂要点。在本书中，我提出通过仔细审视日本和美国给予这场战争的意义，对这一现象的一个方面进行初步的阐述。美日两国为了生存，彼此之间激烈战斗；每一方都动员了全部的资源去摧毁另一方，而最终，拥有更强大军事实力、更胜一筹的战略，生产体系效率也更高的一方，获得了胜利。与此同时，两国着眼的问题都超过了生存本身，而且都十分热衷于明确界定他们正在为保护什么而战。对国内社会和全世界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将走向何方，他们有成型的愿景。他们寻求以对自己、对彼此，而且想必对其他民族也有意义的方式，来清楚地表达他们的战争目标和和平目的。
    通过对日本和美国声明战争目标的历史抽丝剥茧，可以合理地审视这场战争的象征意义，并且获得一些关于这场战争的文化意义的初步结论。对这场战争的军事意义和象征意义进行对比，能将日美战争视为了解现代国际关系全方位、多层次本质的一个研究案例。有意思的是，正如本书所述，日本人和美国人形成了一批类似的、有时极其相似的设想，于是最终，为了恢复他们一度能够和谐相处的国际秩序，双方都选择了一种“保守的”解决方案。本书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何种国际环境对不同权力和文化体系的和谐共处最为有益。我希望这种研究方法，将会激发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近代史中的地位问题的全新讨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因美、英、日，以及其他各国档案的公开，获得极大推动。我虽然使用了一些档案，但从未奢望穷究所有可用的文献。幸运的是，关于这场战争方方面面的大量重要专著已经出版，其中一些已在本书的参考书目中列出。我本人因各国先驱学者的成果和贡献而受益匪浅。我因为集中在日本和美国活动，得以充分依赖两国杰出历史学者的著作。我尤其感激慷慨地让我共享其心得体会的朋友们：C.Hosoya、Y.Nagai、K.Usui、K.Kurihara、S.Asada、I.Hata、N.Hagihara、N.Hoinlll8、M.Kosaka、D.博格、J.W.莫利、R.丁曼、R.达莱克、J.B.克罗利、W.R.路易、W.拉夫伯与E.R.梅教授，以及芝加哥大学的几位同仁和研究者。整部手稿因W.I.科恩与W.H.海因里希斯两位的细致阅读，获益无法计量。C.G.索恩教授允许我使用他从欧洲和亚洲档案馆中发现的海量资料，而且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身在日本。我父亲这一时期大部分在中国度过，而我未来的岳父在法国。我根据他们二老的不同视角了解了很多事情，同样也从我妻子的角度取得了一定的认识。我妻子分别在欧洲、日本和美国生活过。不过对本书影响最大，而且赋予本书最多理性认识的人是费正清教授。他向我展现了综合学术操守和学术关爱的最佳典范，以及对这一理念的忠实：一个书写历史的人不能仅仅为特定的客户服务，而是要顾及四面八方的读者，超越民族和意识形态的界限。我在本书扉页上的题词，是在以一种适度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一位激励我超过25年的伟大学者和朋友的感激之情。
    本书的研究课题始于1974—1975年之间，当时我获得了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的慷慨资助。继而我的研究和写作又得到亨利·卢斯基金会、芝加哥大学社科部和远东研究中心的基金资助。安妮·钱、玛妮·维特、安东尼·张和苏·入江，分别以研究助理、编辑和打字员的身份给予愉快而卓有成效的帮助，令我从中受惠不少。
    入江昭
    1980年7月于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