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第一部分讲述了大屠杀的历史背景和战犯被抓获的过程。第二部分讲述了战犯在纽伦堡的生活和精神病学家的到来。第三部分重点分析四位战犯，他们的例子说明了各种不同恶意的根本起源。第四部分分别从罗夏墨迹测验、社会心理学的视角以及脑科学家的视角，分析做出恶行之人究竟是“大脑天生异常”还是纯粹的“受到环境驱使”。

    恶，是天生的还是后天习得的？大屠杀的主谋，生来就是精神变态？还是说，他们的心理状态跟你我并无不同？“二战”后，两位才华横溢的心理医生得到了一个罕见的机会，获准和纽伦堡战犯共处一室。他们使用了当时的尖端技术罗夏墨迹测验，分析几位主要战犯的大脑的认知结构。意外的是，二人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因为种种原因，这些珍贵的资料尘封了七十多年，作者迪姆斯代尔博士运用现代心理学和生理学的知识重新解读当年的记录，试图一举解开恶意的本质。

    本书对于纳粹战犯的审判过程有着精湛的描绘，书写出色、研究缜密，生动叙说了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及参与其中的心理分析师，是一本相当吸引人的著作。
    ——欧文·亚隆（Irvin Yalom），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当代精神医学大师
    纳粹领导人的思想、检查他们的医生的不同观点，以及心理学对于解释邪恶可能做出的贡献……作者娓娓道来，富有洞见地为普通读者提供一个总的看法。
    ——《纽约时报》书评

    乔尔·迪姆斯代尔（Joel Dimsdale）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他从1976年到1985年任哈佛医学院的教授，现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精神病学系荣誉教授及研究学者。他一直是总统心理健康委员会、医学研究所、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顾问。

主要人物
前言
序言
第一部分  纽伦堡审判序幕
  第一章  大屠杀：这场种族灭绝为何异于其他大屠杀？
  第二章  战犯陆续来到“垃圾箱”
第二部分  纽伦堡
  第三章  纽伦堡战争罪审判：该如何处理这些战犯？
  第四章  战犯和精神病学家
第三部分  恶意的面孔
  第五章  被告人罗伯特·莱伊的“病态大脑”
  第六章  被告人赫尔曼·戈林：和蔼可亲的精神病态者
  第七章  被告人尤利乌斯·施特莱彻：“恶人”
  第八章  被告人鲁道夫·赫斯：“很明显疯了”
第四部分  纽伦堡的尾声：罗夏测验和相互指责
  第九章  道格拉斯·凯利和古斯塔夫·吉尔伯特：犹如闹翻的夫妻
  第十章  罗夏测验中隐藏的信息
  第十一章  处在连续体中的恶意：社会心理学家的视角
  第十二章  非我同类的恶意：遭遇“他者”
结语
致谢
注释

    始于一块粪肥和血液交织之地
    每当东风吹拂起来的时候，就会有粪肥和血液的微尘轻柔地飘落在艾奥瓦州的苏城（Sioux City），这并没有令人不快，反而提醒世人这是一片富饶的地方。苏城坐落在美国辽阔疆域的寂静之处，被数千平方英里的大草原和大平原所环绕，远离国界，不受任何威胁。20世纪40年代～50年代，我在这儿成长，在我看来，此地是当时世界上最安全的处所。
    然而，阴影依然存在。就像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所说：“过去的永远不会消逝；它甚至并没有过去。”很多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在苏城安家，这座小城风景秀丽，和缓的山丘绵延起伏，农作物品类丰富，像世外桃源般孤立于他们所了解的那个绝对危险的世界，这些深深地吸引着他们。我哥哥十岁时，在给人送报纸的路上，瞥见了一个邻居前臂上的文身，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种文身。察觉到我哥哥的目光后，这个邻居似乎有些尴尬，而我哥哥并不知道这种文身意味着什么。被问及此事，我母亲很不安，不知道说什么好，并没有对我们加以解释。
    我想，在大概六七岁时，我明白了萦绕在他们心头的阴影是什么。有一天，我跟父亲饭后散步，他是当地的医生。当时是三四月份，附近的公园在积雪融化后泥土松软，大地闻起来有一种清新的味道。当时是逾越节，我父亲为那个星期的一次出诊而烦恼。他的一名病人患上了严重的心绞痛。这件事本身并不足以让我父亲感到担忧。他认真照料每个病人，已经习惯于面对死亡。这个病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发病的时间点。他是一名纳粹集中营幸存者，他曾在逾越节那天亲眼看到整个家庭被屠杀，那是在另一块布满起伏山丘、血液和粪肥交织的土地上。他的宗教信仰教导他要欢心庆祝逾越节，以纪念获得救赎；他对此了然于心。
    在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被抓获之前的那些日子，人们不愿提起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罗伯特·杰伊·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在《生命中的死亡：广岛幸存者》（1968）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大家都不愿接触经历过严重精神创伤的幸存者，因为人们担心与他们接触会传染上这种创伤。对我来说，完全不去想犹太大屠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生活在小镇上，大家都知晓一些能激发人们好奇心的秘密和鬼怪见闻。
    当时，我还是个小男孩，对什么是邪恶没有太多想法。电视当时还是新鲜的事物，可供观看的节目并不多，就连新闻节目的长度也只有15分钟。我对邪恶的一丝理解来自伴随我成长的漫画书中描绘的反派角色：小丑（the Joker）、莱克斯·卢瑟（Lex Luther）和末日博士（Doctor Doom）等。在我成长的环境中，人们并没有对邪恶进行细致描绘和深刻剖析。相反，邪恶被认为是“他者”，是魔鬼般的，完全不同于芸芸众生和漫画中的英雄人物。因此，我和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以及50年代的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设计并运营集中营的纳粹分子是道德败坏、毫无人性之徒，这并不令人意外。
    来我办公室的行刑手
    很多年过去了。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了一个考古探险队，探索深埋在20世纪地表之下的秘密，很悲伤地发现了许多一千年前的遗址层中也有暴力的痕迹。后来我进入研究生院攻读社会学，以便更深入地研究社会力量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我还进入医学院学习如何治病救人。
    在开始学医后，父母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为庆祝我进入医学院深造而邀我共进晚餐，如果不是因为这通来电，我可能会把犹太人大屠杀的事情抛诸脑后。她请我去了一家有年头的家族经营的餐馆，主营美国中西部的舒适美食，开胃菜是焦糖小面包，还有肉糕、烤土豆、烘烤过头的四季豆以及福爵咖啡。吃饭期间，她向我讲述了自己在集中营的生活。她说以前从未谈论过此事，但是自己年纪越大，越想让人们知道这一经历。她的家人全都死于“二战”期间，她后来在艾奥瓦州开始了看起来完全正常的全新生活，但是她每晚都被噩梦所折磨。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这家餐馆著名的焦糖小面包并没有帮助我安然入睡。
    随着对历史和社会力量方面的兴趣日益浓厚，我顺理成章成为一名精神病学家，并开始研究集中营幸存者，以了解他们如何应对监禁生活，如何度过幸存后的日子。1974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了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应对行为。这篇文章很快引起当地媒体的兴趣，随之而来的报道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遇，塑造了我后来的研究兴趣。
    马萨诸塞综合医院的院子里有一栋孤零零的小楼，我的办公室就位于这栋楼的阁楼上。有一天，不速之客重重的敲门声响起，令我万分惊讶，因为这栋小楼门可罗雀，几乎无人造访。一名敦实的男子迈步进来，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一个行刑手，我是专程来找你的。”他坐在沙发上，手开始摸随身带的枪盒，我赶紧默默祈祷。当他打开盒子后，我才发现那不是用来装枪的，而是一个文件盒，里面装着卷起来的“二战”时期的文件。“我是纽伦堡法庭的行刑手，这些文件可以证明我的身份。”紧接着他告诉我，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现在依然保持着专业技能，而且，他很享受绞死战犯。他对我说：“迪姆斯代尔，他们都是人渣，你应该研究他们，而不是幸存者。”
    意外的会面
    这次会面令人难忘，虽然它没有对我的研究兴趣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但是却潜伏在我的大脑深处。直到后来另外一次偶然会面的发生。我在佛罗里达州的盖恩斯维尔（Gainesvelle）参加一个宴会，在宴会中我碰到了著名的罗夏墨迹测验专家莫莉．哈罗尔（Molly Harrower），正是她跟我讲述了对纽伦堡战犯进行罗夏墨迹测验的故事，还有直到今天围绕这个话题依然存在的谜团和争议。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黑暗的故事，这一故事从德国一直延伸到瑞士，而且新泽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也意外地卷入其中。我并没有也不想急着完成这部著作。这一故事太过黑暗，但它却萦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随着时光流逝，我再也无力抵挡写作它的念头。这本书探究了纽伦堡审判的遗产，我从中了解了关于邪恶的始末，本书的主题即为“对恶意的剖析”。

    我踏上了追寻不太可能得到答案的另一段征途。这个研究主题有何特别之处？相关档案为何会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这次，我回到了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家乡，我在高大的红杉林中穿行，它们像哨兵一样挺立在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图书馆周边，柔和的光束穿透清晨湿润的空气，小树林中的红杉香气四溢，暗冠蓝鸦呜叫不已。
    怀着对恶意进行更透彻研究的希望，我来到这座图书馆。不知道什么原因，图书馆收藏着一些凯利的文件。这些文件对于深入了解凯利的多重身份很有帮助，他同时是魔术师、天文爱好者、电视节目制作人以及擅长讲故事者。但是文件中跟纽伦堡直接相关的信息却寥寥无几。
    失望之余，我陷入沉思。真有什么文献能回答我提出的关于恶意的问题？《圣经》直言不讳地指出“地上的黑暗之处，都满了强暴的居所”（《诗篇》74:20）。而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则满怀希望地总结：“尽管沾染了鲜血，但因爱而繁茂的尘世如温床一般。”
    凯利认为每个人内心都有邪恶的一角，吉尔伯特则发现了某些人独有的心理暗面——他们二人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