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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风云录(从哈佛商学院看美国精英教育中的特权与野心)

  • 定价: ¥69.8
  • ISBN:9787510467073
  • 开 本:16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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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新世界
  • 页数:481页
  • 作者:(美)达夫·麦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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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04-01 第1版
  • 2019-04-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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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最佳商业故事金奖”和“最佳调查报告银奖”得主达夫·麦克唐纳,为读者还原繁荣表象(美国经济,精英商学院)后的事实,具有揭秘性,其中内容不容易在主流媒体上找到。了解哈佛商学院的历史及其教育模式的消极方面;了解美国商业发展历史、知名企业的丑闻及公关危机;了解美国一些关键人物和企业对经济危机产生的影响。
    作者通过对二战、越战中一些细节问题的描述,可让读者从中了解管理理论不仅对经济有影响,在战争中也会起到关键作用。

内容提要

  

    一场充斥着金钱与诱惑的浮华盛宴!
    一部颠覆了政商学三界价值观的警示之作!
    一所大学如何改变整个世界的政治与经济格局?
    MBA搅起市场“腥风血雨”,是为引领世界经济,还是仅为一己私利?
    哈佛商学院的人脉网是“一股向善的力量”,还是让债务和耻辱避风的港湾?
    哈佛商学院在公众心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它素有“商界西点军校”之称,又被视为政界精英的“俱乐部”。1978年,《纽约时报》宣称,哈佛商学院学位是“进入上层社会的金色通行证”。那些拥有哈佛商学院MBA学位的人,有极大的机会进入西方资本主义的权力高地。
    大多数人对哈佛商学院的人脉网有一个模糊的认识,但很少有人了解,人脉网中的动态关系让哈佛商学院在近一个世纪里,始终具有坚不可摧的主导力量。麦克唐纳探索了这些动态关系,他不仅向我们描述了哈佛商学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还向我们分析了哈佛商学院及其MBA精英名誉扫地的原因——尽管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能力出众,但他们之中鲜有做善事的人。
    在这个经济发展失衡和政治动荡加剧的年代,麦克唐纳直言不讳,客观地审视了这所对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有着深远影响的学院。

媒体推荐

    《哈佛风云录》控诉了哈佛商学院让美国企业受到全国人民轻视的主要原因……麦克唐纳通过一个又一个事例向我们指出,金钱和哈佛商学院自身的影响力,不但破坏了学校的课程,还歪曲了那些大学教授的世界观。
    ——安德鲁·罗斯·索尔金(Andrew Ross Sorkin)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首席记者
    《哈佛风云录》是一部象征着资本主义的重要著作。无论你是渴望进入哈佛商学院,还是鄙夷哈佛商学院对华尔街和企业的不良影响,麦克唐纳这部如同调查报告般的杰作都值得一读。
    ——威廉·D.科汉(William D. Cohan)  《贝尔斯登》(House of Cards)作者
    《哈佛风云录》详细描述了哈佛商学院心甘情愿接受企业资金和影响力的熏陶,准备将每一代学生培养成企业大亨的故事。哈佛商学院一直以来专心于塑造最新的管理技巧,却对不断高涨的企业犯罪浪潮及其他犯罪行为、公民基本价值观的衰败和经济不平等不闻不问。在这本书中,读者可以忘我地徜徉,远离金钱的酸腐气。
    ——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  美国工艺事务组织主席,现代消费者权益之父
    《哈佛风云录》虽然不是首次批评哈佛商学院的书,但它无疑是迄今为止对哈佛商学院分析得最彻底的一本书。麦克唐纳讲述故事的意图,并不在于简化问题,相反,他大力抨击哈佛商学院用以培养MBA的案例分析法不但损害了企业,还损害了社会。现在,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贝萨尼·麦克林(Bethany McLean)  《房间里最精明的人》(The Smartest Guys in the Room)合著者
    达夫·麦克唐纳的《哈佛风云录》记述了哈佛商学院悠久的发展历史,却又不止于此。书中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视角,让我们能一窥美国商业的知识基础、失败的商业实用主义以及美国的资本制度。
    ——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  《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作者
    《哈佛风云录》探讨了哈佛商学院如何成为通往金钱、权力和财富最高阶梯的通行证。麦克唐纳剖析了哈佛商学院的历史,质疑了美国商业教育和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他不再毕恭毕敬,而是言辞犀利,时不时揭露哈佛商学院的虚荣做作,这种叙述方式真让人耳目一新。
    ——《出版商周刊》(Publishers Weekly)
    这是一部严肃的历史书,包罗万象,精于细节。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哈佛风云录》叙述了哈佛商学院自1908年建校以来的详尽历史,并猛烈地抨击了哈佛商学院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影响……麦克唐纳通过深入调查,剖析了学院的师资、课程和学生,让人印象十分深刻。
    ——《科克斯评论》(Kirkus Reviews)
    麦克唐纳在书中强调了哈佛商学院的影响力,例如,他详细叙述了哈佛商学院如何通过将统计知识引入战争策略中,帮助美国赢得二战;哈佛商学院如何协助美国奠定管理知识的基础,让美国的商业管理经验走在世界前列。
    ——《书单》(Booklist)
    在麦克唐纳笔下,哈佛商学院历史中的成功与失败、罪行与误解,都让我们窥见了美国商人日益腐坏的灵魂。
    ——《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

作者简介

    达夫·麦克唐纳(Duff McDonald),美国商业“三部曲”作者,“最佳商业故事金奖”和“最佳调查报告银奖”获得者。
    达夫·麦克唐纳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和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媒体评论员,也是《财富》《纽约观察家》特约编辑。他曾在《名利场》《连线》和《时代》等知名杂志发表诸多文章。2004年,他因作品《黑手表》荣获两项加拿大国家杂志奖——最佳商业故事金奖和最佳调查报告银奖。
    麦克唐纳耗时31个月,写出《哈佛风云录》(与《最后的胜者》《麦肯锡经验》合称美国商业“三部曲”),客观地审视了这个对我们的社会和生活产生长远影响的学院。他不是反商学院人士,也不是反对财富者,但他明白,无论是哈佛商学院,还是资本主义,一切都有改进的余地。

目录

前言  责任的埋骨地,商业的天堂岛
第一部分  狼巢初生:商业与教育的首次联姻
  第1章  商学教育:为新权贵而生
  第2章  埃德温·盖伊:探索哈佛商学院的使命与方法
  第3章  科学管理,一拍即合
  第4章  十年回顾:1910~1919年4l
  第5章  案例分析法:是思维的延伸还是枷锁?
  第6章  华莱士·多纳姆:哈佛商学院引航者
  第7章  建在企业之上的学院
  第8章  精神科医生的社会治理之道
  第9章  十年回顾:1920~1929年
第二部分  颇具争议:“精英”生产流水线?
  第10章  教育弊端初现9l
  第11章  大萧条下的生存之道
  第12章  道德权威下的管理
  第13章  无所不能的MBA辍学生
  第14章  十年回顾:1930~1939年
  第15章  资本主义的“西点军校”
  第16章  商人:不容辩驳的完美战士
  第17章  精英工厂
  第18章  交友原则:风光时亲昵,落寞时离去
  第19章  1949届毕业班:被美元砸中的班级
  第20章  十年回顾:1940~1949年
第三部分  学院商业化:一张强而大的人脉网
  第21章  牢笼:公司人与企业之茧
  第22章  缺失领导力的权力网络
  第23章  麦肯锡:哈佛商学院毕业生的“成长温室”
  第24章  来自科学的挑战
  第25章  权宜婚姻:福特基金会与商学院
  第26章  进军亚欧大陆2叭
  第27章  校园里的性别和种族歧视
  第28章  逻辑困境
  第29章  十年回顾:1950~1959年
  第30章  盛名之下无谬言
  第31章  双面MBA: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第32章  商学教育一体模式下,教育还能否纯粹?
  第33章  十年回顾:1960~1969年
第四部分  荣耀背后:金钱说服力在作祟
  第34章  管理教育:看上去很美
  第35章  《哈佛商业评论》的创刊、巅峰和丑闻
  第36章  “炮制”领导者
  第37章  创业热潮下的冷思考
  第38章  哈佛商学院与哈佛大学的博弈
  第39章  谁将美国经济拖入泥潭?
  第40章  十年回顾:1970~1979年
  第41章  社会责任也有破坏功能?
  第42章  一场管理主义的“谋杀行动”
  第43章  CEO的最高统帅
  第44章  哈佛商学院的社交工程
  第45章  忙碌的教授们
  第46章  明星教授:迈克尔·波特和他的垄断战略
  第47章  被忽视的主角:道德教育
  第48章  僵持不下的论战
  第49章  十年回顾:1980~1989年
第五部分  抉择:不仅仅是面子工程
  第50章  占领华尔街
  第51章  经理人为何越来越失职?
  第52章  十年回顾:1990~1999年
  第53章  以微变,应万变
  第54章  MBA的总统梦
  第55章  安然为何突然破产?
  第56章  应对危机的艺术:避重就轻
  第57章  哈佛商学院生命线:校友经济
  第58章  薪酬阴谋论
  第59章  十年回顾:2000~2009年
  第60章  审视当下
  第61章  新院长,旧气象
后记  哈佛商学院能带头前行吗?
致谢

前言

  

    责任的埋骨地,商业的天堂岛
    2014年的哈佛商学院毕业典礼上,毕业生代表凯西·杰拉尔德(Casey Gerald)发表了一场被誉为“迄今为止MBA学生发表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演讲。在演讲中,杰拉尔德回忆自己是如何进入这所世界上最著名的商学院,怀着想要拿到MBA学位的明确目标,并且打算像《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在1978年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描述的那样,将MBA学位作为通向美好生活的“金色通行证”。但是,杰拉尔德在毕业时改变了这一观念,并认为美好生活可以再等一等。和他的很多同学不同,杰拉尔德并没有在年薪近20万美元的私募股权公司谋职,而是和其他3位同班同学创办了一家名叫全美MBA毕业生(MBAs Across America)的非营利组织,目的是将像他们一样精力充沛、充满理想主义的MBA毕业生,以及以使命为驱动的企业团结起来。
    在演讲的最后,杰拉尔德表达了对哈佛商学院的使命“培养改变世界的领袖”的认同,并由衷地对他的同学们说:“我们将成为商业世界的新一代探路者;我们必须去探寻未知的方向,迎接尚未完成的挑战;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和才华,珍视今天,把握明天。新的梦想、希望和可能性正在未知的黑暗中等待着我们。是的,我们即将面对的工作也许是艰苦卓绝、令人生畏的,或是成败难料、无休无止的,又或是在我们经受了百般磨炼后仍无法完成的,但整个商业世界,甚至整个世界的发展都取决于这些工作。人生苦短,但要完成这些工作则需要很长时间,尽管如此,我仍相信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亲人无私的爱、师长宝贵的经验、朋友的全力支持,都会赋予我们直面未来的勇气。让我们出发吧!”
    要改变世界,先进入精英俱乐部?
    这段时长18分钟的演讲视频在网络上的点击量超过15万次—完全可以称之为“病毒”。至少,对哈佛商学院的名誉和利益而言,这个视频是及时的。长期以来,人们对这所世界顶级学府的推崇和怀疑几乎一样多。每隔一段时间,针对哈佛商学院的谴责就会出现在各大媒体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谴责声达到了一个新高潮,人们指控它美化将全球经济带向悬崖边的行为。直到2014年,杰拉尔德站了出来。他用自身的成长经历以及毕业演讲,代表哈佛商学院向世人展示了一首充满爱的诗歌,这对哈佛商学院而言,简直是久旱之甘霖。进入哈佛商学院之初,外形俊朗的杰拉尔德就展示了他的领袖气质,他不仅谋求个人发展,还会考虑其他人的需要。很快,他的头像就登上了商业杂志《快公司》(Fast Company)的封面,以及哈佛商学院的筹款海报。他成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封面男孩”,向世人传达着“资本主义可以成为一种助推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力量”的理念。
    拥有杰拉尔德这样的“产品”,哈佛商学院更可堂而皇之地宣称:“我们的办学宗旨不是为了收费,我们的确在培养改变世界的领袖。”
    在那段“激动人心”的演讲中,杰拉尔德这样描述自己:一个由祖母养育长大,生活在达拉斯橡树崖(Oak Cliff)附近的非裔美国人。他先在耶鲁大学读本科,后到哈佛商学院读硕士。需要补充的是,杰拉尔德并不是典型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至少不是公众想象中的那种类型。可以断定,哈佛商学院在传递一项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宗旨,一项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被其院长表达过,且多年来学院一直反复申述的宗旨:在培养未来的商界领袖时,哈佛商学院的核心理念就是培育整个社会的商业责任。
    私下讲,一个让哈佛商学院引以为傲的事实是,杰拉尔德的演讲获取了公众的信任。那是哈佛商学院在兜售的另一样东西:一种修辞形式。再次观看演讲视频时,你会发现自己很难不支持杰拉尔德。你甚至准备相信,原来这个地方确实不只传授顺利进入“顶尖俱乐部”的密码(哈佛商学院毕业生的富有和强大已无须赘言),他们还打算运用某种强大的力量,为我们所有人谋求福祉。毕竟,杰拉尔德不就是这么说的吗?
    但事实是,几年后再和杰拉尔德聊天,他会告诉你,如果你觉得他的演讲传递了这些信息,那你可能搞错了。哈佛商学院的一些学生和教授确实会将他人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或平等对待两者,但这类人凤毛麟角。
    2015年年初,我与杰拉尔德约在布鲁克林的一家咖啡馆见面。他告诉我:“在哈佛商学院求学的两年里,如果你采用学院现成的方法,每天花两个小时来研究每一个案例并试图解决其中的问题,那么,你的生活并不会因此而改变。整整一个学期,哈佛商学院基本上都在和咨询公司打交道。到食堂去吃个午饭,就能看到来自贝恩资本(Bain Capital)、波士顿咨询(Boston Consulting)或者麦肯锡(McKinsey)的人。虽然在咨询公司或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不算太坏,但如果让1 800名堪称人类精英的哈佛商学院学生只能从这两种职业中选择一种,那就未免太糟糕了。这既不合情理,也缺乏想象力。”
    我问杰拉尔德是否担心自己被指责为“异教徒”,或被踢出那个大肆夸耀哈佛商学院的校友会—要知道,哈佛商学院目前的毕业生多达76 000人,他们来自167个国家,且大部分人仍然活跃在商界,这很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强大和最活跃的校友会。我之所以表示担忧,是因为他的办公地点就在国际障碍大赛(Tough Mudder)的举办地附近,而这项赛事是由哈佛商学院的校友筹办的。不过他一点也不担心:“就好比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对美国的评论,‘我对美国的热爱,胜过其他任何国家,正因如此,我会永远坚守批评她的权利。’我对哈佛商学院也怀有同样的情感。”
    “我认为,哈佛商学院正在做且做得很好的是,教育人们在模棱两可的局势下接受不完美的结果、不确定的信息、紧张的最后期限,并且想出如何以最高效和最有力的方式应对问题。但其双面性在于,拥有这种能力的人既可以建设伟大的企业,也能毁灭我们的星球或人类文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是哈佛商学院的著名校友之一,作为商业领袖,他拯救了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但作为美国国防部长,他主导越南战争升级,让越南人民和美国士兵遭受了战争侵害。”
    “我们得先就自己需要做哪件事来谈一谈,同时还得谈谈为什么应当做这件事而非那件事。这两件事之间的区别已然十分清晰。”杰拉尔德指出,类似这样的辩论在哈佛商学院并不经常发生,其基本辩题也是围绕学院本身的优势是什么,以及它代表哪一阶层的利益。其中一个辩题是:专业院校是否应当对其毕业生的精神生活负起责任?一方认为,进入这些学校的学生都已是成年人;另一方认为,如果他们已经是成年人,那就不必花费25万美元接受为期两年的教育。这些人从本质上讲是希望规避风险的,他们需要被引导。“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种治疗,但你不能在把人们带进治疗室后,指望他们自己去解决问题。” 杰拉尔德说。
    世界顶级商学院的社会责任
    如果说哈佛商学院没能充分地解决商学教育中的精神构成问题,那么,还有一个更为致命且更重要的方面是,它没能持续且正面接触从一开始就面临的智力挑战,也就是说,它没能促成一场有意义的、围绕资本主义社会特性以及其中的企业的讨论。哈佛商学院认为,企业是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且完全忽略了每一家企业都是社会的企业这一点,要知道,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在社会上持中立态度的企业。每一家企业都有其特有的影响力,问题在于,它们到底在发挥积极的影响,还是消极的影响。
    毫无疑问,哈佛商学院已经进入了前途被看好的状态,这种状态由少数几位非凡之人的愿景支撑着。学院第二任院长华莱士·布雷特·多纳姆(Wallace Brett Donham)等人纷纷意识到,一所商学院在智力上的目标应当是做经济学家没有做过的事情,即提出一种可行的企业理论。大多数经济学家并没有对实际发生在企业内部的事情进行研究,他们只是认为,所有经理人都是理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由此,商学院可以从经验、哲学和道德上,对企业在运营时该如何行动提供可行的理论。有段时间,他们似乎抓住了一次机会,那便是通过商学院称颂的案例分析法,形成一种基于判断的普适性管理理论。
    哈佛商学院相比于其他商学院的优势在于,它将经理人的判断视为企业经营的核心。然而,大约在哈佛商学院成立75周年之际,也就是1984年,它放弃了自己的优势,并对两类人做出让步:一类是将管理机械化的人;另一类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后一类人认为“经理人不过是标价很高的娼妓”。不过,商学院在1985年做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决定,它聘请了经济学家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詹森对金融的研究被意识形态绑架,这使得他以一种愤世嫉俗的方式否定了学院在他到来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
    哈佛商学院为何会做出如此让步?原因就在于金钱诱惑。哈佛商学院变得(并且依然)十分自恋,以至于它认为自己可以解决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改进资本主义体系。尴尬的是,直到2016年,不仅美国的经济不平等达到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点,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问题也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有意义的进展。在过去十年里,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聚焦于这些问题中的首要问题—不平等。单是这一位经济学家在该问题上所做的研究,就比这个星球上最富有的商学院中的所有教职工都做得多,皮凯蒂无疑对哈佛商学院发起了一种无声的控诉。
    同样令人尴尬的是,哈佛商学院并没有做出多大努力去解决一个他们曾参与制造的问题—商界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必要的敌对关系—这也是美国未能有效解决环境问题的核心。他们都忽略了美国政府在帮助美国成为强大工业化国家过程中的突出贡献。不过,并不是所有哈佛商学院成员都对此表示理解,比如哈佛商学院1965届毕业生卡特·贝尔斯(Carter Bales)。
    贝尔斯在麦肯锡工作了30年,并连续两年作为麦肯锡在哈佛商学院的招聘主管,同时兼任纽约市的代理预算主管助理,负责处理纽约市的空气污染问题、固体废物管理和供水项目。贝尔斯对环境保护有着满腔热忱,曾任职于众多环保组织,包括北部海岸土地联盟(North Shore Land Alliance)、大峡谷信托基金会(Grand Canyon Trust)。他还是未来资源研究所(Resources for the Future)顾问委员会中的一员,并在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总部和纽约分部担任要职。
    2009年,贝尔斯与他人共同创办新世界资本集团(New World Capital Group),这是一家聚焦于环境资源的投资公司,重点关注清洁能源、能源效率、水资源再生、废物利用以及环境服务。他拒绝“股东资本主义”(shareholder)而支持“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 (stakeholder),而环境本身就是利益相关者之一。他认为,追求最大的投资回报和获得在他看来是“不劳而获”的社会共同利益,这两者之间不能折中。这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最近,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资助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如果考虑到外部成本,那么世界上没有哪类大型工厂可以赚取利润。换句话讲,这些工厂想要获取利益,都需要消耗未来资源。
    贝尔斯认为,哈佛商学院不仅为他提供了一个持久且具有影响力的社交圈,还对他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特别赞扬案例分析法教会他如何设定问题、解决问题。他说:“虽然大部分学者能从问题中总结出深刻观点,但领导者只看结果。案例分析法能帮助你理解问题的相对重要性、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如何设定期望值,以及怎样调度各种资源来完成任务。”
    虽然哈佛商学院使他感受到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但也让他了解到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如何在局限中运行,并防止自身变成金钱的奴隶。但是,贝尔斯并不会因此称赞哈佛商学院。他说:“哈佛商学院课程的核心问题是,它并没有对政府在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形成一种正确认识,而是用一根分界线将企业与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策结构、治理结构、激励结构区分开来,而这些结构都是由政府设置的。有趣的是,有许多毕业于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人在为非政府组织工作,但我打赌,如果你仔细观察美国联邦政府中的高层管理者,会发现1 000人中也未必能找到1个哈佛商学院毕业生。”
    贝尔斯认为,正是由于商学院与政府缺乏沟通,才使美国政府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修复环境问题。他说:“商人会对激励做出响应,而不会去开辟新途径。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无所作为的原因在于,各企业没有改变动机。和商界人士谈良心,就像对牛弹琴。大部分企业都在为每个季度的业绩报表而竭尽全力,这种‘季度资本主义’正在主导着现实。如果你想改变各企业的观念,强烈呼吁是毫无用处的,唯一管用的方法是激励,而唯一能够设计出激励措施的是政府。可这个国家的现状是:美国地方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向油气行业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激励,这最终将毁掉整个世界。反观用于保护可再生能源的激励却少得可怜。企业操控着政府,并声称我们生活在自由市场中,这是无稽之谈。我们只能在由寡头垄断的市场中,获得可有可无的补贴或进行形式上的合作。这一市场环境会将油气资源带向悬崖。”贝尔斯在一篇题为《影响投资:向上交易,而非妥协》(Impact Investing: Trading Up, Not Trading Off)的文章中写道:“如果美国企业不做出改变,那么,想要解决环境问题或社会问题便毫无希望。”
    哈佛商学院能否在这些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如果商学院的教授不帮助消除商界与政府之间的意识分歧(商学院自身也参与制造了这些分歧),那么,它的领导作用便无从谈起。贝尔斯对此不抱乐观态度,他说:“不幸的是,和任何一家正在老化的、失去其有丝分裂能力的企业一样,哈佛商学院厌恶风险,在本质上是保守的。试图让它在改革中发挥领头羊的作用确实不符合境况。正如一句古老的保守主义格言:‘如果不是必须改变,那就不要改变。’但到了某个时刻,他们将不得不改变。”
    这是紧迫的事务,因为商业在现代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些问题曾被诸如凯西·杰拉尔德等年轻一代和卡特·贝尔斯等年长一代的商学院校友,以及越来越直言不讳的公众一再提及。政府不再作为企业利益的有效托底—无论是本土企业还是跨国企业。人们也许会争辩,在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中,跨国资本家阶级已经掌握权柄,有鉴于此,美国政府剩下的唯一托底是公众的道德。这将我们的目光带回哈佛商学院。哈佛商学院有能力领导这一变革吗?也许有,但要从内部真正地改进一个体系很难。在变革中,哈佛商学院的师生从未被视为局外人。同时,这所商学院虽然为美国企业培养出众多领导者,但这些人通常不是革命型领袖。他们本质上是保守的,内心深处是公司人,这限制了他们在变革时代发挥出真正的领导能力。
    杰拉尔德说:“现代企业的生存环境危机四伏,但哈佛商学院可以为企业提供解决方法。我们需要它,正如中国古话所说的‘解铃还须系铃人’那样,唯一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人,是那些制造问题的掌权人。”接着,他建议采用另一种视角:“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谈到了教育资源、优先项和过程。我们都知道这所学院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但是,从入学直到毕业,学生们要经历的过程是怎样的?学院是如何设计这些过程的?意图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至于优先项,只要看一看学院在赞扬的人就可以了。那么,什么是哈佛商学院的优先项?”
    愈成功,愈危险
    作为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规模最大的商学院,哈佛商学院不但已经设定并将继续设定其毕业生的人生发展方向,而且还指明了他们工作的组织以及所在的经济体的发展方向。曾经,哈佛大学在公众心中占据独特的位置,但在20世纪初,哈佛商学院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让其“母亲”哈佛大学黯然失色,使得哈佛大学并不乐意抚养这个“孩子”。鉴于哈佛商学院在商界的地位,在它身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比如课程改革、学生职业选择和社交方式的改变等,对美国甚至全球经济都产生了蝴蝶效应。也就是说,他们的优先项就是引领趋势,并对人类产生影响。
    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似乎应该放弃比较一名哈佛商学院MBA学生的学习成本和获得的价值。虽然许多人都在关注6万美元的学费以及就读哈佛商学院的其他成本,比如可能高达50万美元的机会成本,但是,商学院为MBA提供的机会价值(金钱或工作上的机会),使得这种比较成为一件无须用脑的事。拥有哈佛大学MBA学位的人能获得社会尊重,而对于拥有哈佛商学院MBA学位的人而言,获得尊重只是开始。其真正价值在于它几乎能保证这些人进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强大的领域,即角落办公室以及精英企业的董事会会议室。尽管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哈佛商学院MBA学位真的是通向财富和影响力世界的金色通行证。
    有许多例证能够证明哈佛商学院的成功。比如,它在提炼、定义和教授商业管理基本原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为毕业生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就业机会;它本身就是一台赚钱机器。与此同时,它同样也证明了自己没能实现它从建校伊始就设定的目标,这一失败之处表现在,它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追求“商业中的科学”;而另一个失败之处则是它未能培养出一批基于社会建设去处理企业问题的精英。其大部分毕业生往往十分擅长他们从事的工作,但这些工作很少跟行善沾边。哈佛商学院曾与杰拉尔德的全美MBA毕业生组织共同设计了一门课程,并于2015年9月开课,主要目的是让MBA学生到小型社区中工作。这是一个开始,但也只是一个开始。
    当然,哈佛商学院并不是唯一一所由于宣扬某些观念而被指责为伪善的学府,但作为美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商学院,必定要承担起一些与成功如影随形的责任重担。哈佛商学院本身就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它具有许多特点,如博大的野心、令人惊叹的毅力、使人印象深刻的成功以及失败。作为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它值得我们仔细研究。本书将为你描述哈佛商学院在一个多世纪里的发展历程,剖析它对社会做出的积极贡献和产生的消极影响,并预测它在未来的发展方向。
    剖析哈佛商学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现代企业的内部经营环境已经从根本上失衡。无论是企业高管对短期主义和股东价值的痴迷,还是由于裁员问题或普通员工与高管、股东之间惊人的收入差距,凡此种种,都在证明企业已经放弃自己的真正功能—为社会提供一种机制,从而使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能密切合作、和谐相处,以实现人类共同的目标。企业不应该只追求利润,从来都不应该。
    另一个原因在于:世界各地的MBA为获得成功而不择手段,他们摧毁着美国制造业,然后又通过华尔街扭曲美国经济,如今又在入侵硅谷。想一想技术领域的四大巨头:亚马逊、苹果、Facebook以及谷歌。你认为哪一家公司拥有最多的MBA员工?当然是亚马逊。毫无疑问,它是一家极其成功的公司,但与沃尔玛网上商城相比并没有明显优势,而且,它是这四家公司中员工待遇最差的一家。作为一家科技公司,亚马逊却散发着古板守旧的气息。2016年初,亚马逊董事会成员的平均年龄为64岁,而Facebook为46岁。亚马逊更多地受到成本控制的驱使,而不是受产品质量的驱使。这预示着:大批MBA已将目光投向硅谷。而作为美国创新的最后堡垒,硅谷能否在MBA们对于金钱和成功的狂热追逐中存活下来,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我并不是说哈佛商学院以及其他商学院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事实上,他们做过许多正确的事情,却总是从中得出错误结论。正因如此,这些世界顶尖的商学院才变得愈加危险。

后记

  

    哈佛商学院能带头前行吗?
    如果你读完本书,你会意识到,要想不批评哈佛商学院真的很难。哈佛商学院是真实的、具体的,并且产生着真正而持久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们的影响、模式,还有他们已经开始运转的知识风险资本主义,确实是一种可怕的现象。他们制造的“机器”和维持“机器”运转的方式,如果不值得表扬,至少值得钦佩。
    然而,到2016年,对于商业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人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哈佛商学院必须改变了。华尔街依然对经济发挥着过度的影响,膨胀的高管薪酬计划给社会留下的不平等问题,接近历史最高点,而商业给华盛顿造成的政治障碍,使得像唐纳德·特朗普之流的总统梦可能成为现实。。
    虽然类似于迈克尔·波特这样的教授努力为国家的弊病提出解决方案,但它们大多来自相同的“处方”:让企业发挥更大的影响。这并不是答案。回到鼓吹商业是一种职业的神话时代,也不是答案。商业从来就不是一种职业,今后也绝不会是。
    但是,如果从哈佛商学院之类的院校走出的MBA对商业的目的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会如何?假如对各所商学院的考验,不仅着眼于它们在课堂上的表现,还着眼于其毕业生所在企业除了简单地追求利润之外,还为这个社会带来什么,会如何?如果它们探索管理修辞的政治特点,而不是将管理修辞视为赋予某人职业成功机会的工具,又会如何?
    正如托马斯·约翰逊提醒的那样,我们之所以一开始在有组织的小组中合作,是希望充分利用与他人密切合作以及与环境的交互,来满足人们的需要。然而,由于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迈克尔·詹森之类的人,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身处的民主资本主义的核心机构——企业——除了追求底线利润,就是反对一切。认为企业管理者只盯紧利润的观念,不仅过于简单,也是不可接受的——每个人都已经知道这一点。问题在于,太多的MBA要么过于胆小、软弱、贪婪,要么就是沉浸在分析之中,无法做别的事情。这正是需要改变的。
    J.-C.斯彭德曾说,商学教育的原罪是它允许甚至是欢迎这样一种思潮:企业在道德上和政治上是中立的。这种思潮压制了与之相矛盾的,且绝对明显的经验事实。在接受了这种思潮后,商学教育者便放弃了他们本应发挥的学术作用——教育好下一代学生,并训练学生开展自我批判。这种方式,存在于非暴力的进步之中。但是,哈佛商学院永远也无法逃脱这样的义务:在它清晰阐述一种更加中肯的企业理论之前,先要清晰阐述并传播一种支持现有社会政治局面的思想意识。
    哈佛商学院凭借自己的决策,主动放弃了它可能拥有的有意义的社会作用,变成了人们口中“文化优化”的重要参与者。一些原本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意义、贡献、礼仪以及服务社区,被他们搁置一旁,转而痴迷于调整数字,寄希望于利润最大化。不仅如此,大部分企业只知道用一种方式来追求利润最大化——以牺牲质量和无数的其他标准为代价,压缩成本、强调效率。这就难怪那些通过衡量来寻找意义的人会拼命衡量可以衡量的一切。甚至当他们能罕见地退后一步,以全局视角谈论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时,也抓不住要领。例如:2010年,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怎样衡量你的人生?》(How Will You Measure Your Life?)一文。可是,人生并不是一个案例研究。正确的问题应当是:怎样过好你的人生? 也许我们本该看到这种情况出现。一旦我们允许哈佛商学院向我们兜售“处理抽象的事情,是处理真实事情的一种合适的替代选择”这种理念——它不但是案例分析法的本质,也是金融主义的本质——那么,其结果与真正的目的之间并没有出现太大偏差。如果你没有更深层次的目的,那么,数字就是你需要关注的问题,否则,你将失去任何指引。此时此刻,你将变成一个人际关系的高手。 在帮助更多思考商业的人重新发现除利润以外的经商目的方面,哈佛商学院应当发挥作用。但是,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在任何特定的商业情形中,企业道德败坏都是无解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无法发现企业除利润以外的其他目的。值得庆幸的是,哈佛商学院可能希望不再只从表面上解决问题,例如他们为校园内性别歧视制定的解决方案。同样,也许他们应当重新思考“真诚领导”的可笑之处及其关注焦点——社会中那些支持无偏见观点(比如社会福利)的幸运之人的精神福利。它可以首先纠正其在研究民主资本主义时犯下的离谱错误。 好消息是,学生们似乎是一群可以真正迫使原本抗拒改革的哈佛商学院着手改革的利益相关者。在这个方面,他们走在了哈佛商学院前面。而且,不仅是类似于凯西·杰拉尔德那些近期毕业的学生才懂得这一点,1965届毕业生卡特·贝尔斯也懂。历届毕业生的声音,已经对哈佛商学院缺乏什么和应当做些什么,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如果有一天,尼廷·诺瑞亚终于不再到全国各地奔跑,试图向校友索要金钱,他可能有机会听到凯西·杰拉尔德和卡特·贝尔斯这些人的建议。 无须怀疑,哈佛商学院已经证明,自己成功地帮助人们取得了成功。但是,我们并不需要哈佛商学院再培养一代仅仅以追求成功为动机的人。我们需要的是它最终兑现建院时的承诺,培养出开明的、能够为世界带来积极影响的商界人士。要做到这样,哈佛商学院得让更多学生在毕业时以解决问题为动机,而不是将制造问题作为动机。 在社会科学以及商业研究中,尽管以哈佛商学院为代表的商学院多年来在尽最大努力量化商业,但事实上,商业研究仍是一门社会科学——学者的主要作用是帮助澄清我们的民主论述语言,具有哲学性。学者们有一定的空间来摆脱、评论、批评和拯救由当权者破坏的语言。对美国经济和文化愿景的侵蚀,始于那种腐败的论述语言,而哈佛商学院的悲剧是,它动用了所有资源,仍然没能从知识上或哲学上努力阻止持续蔓延的腐蚀。最后,他们只影响了其毕业生的职业生涯。但如果他们想要与我们所有人的未来福祉扯上关系,而且对我们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他们是时候卸掉伪装,为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做出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