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讨论了唐代东亚贸易关系、汉字文化圈、唐代辽东地区统辖制度、中古东亚史学术史新问题等，观点鲜明、逻辑严谨、层次清晰、论述规范。作者致力于从学术史的视角探讨唐代东亚关系，对于推动古代朝鲜半岛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韩关系和朝鲜史、东亚交通史等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学术价值。

    “东亚”正如“亚洲”一样，是一种来自外部建构的概念，中国古代与“东亚”概念最为接近的一个词是“海东”。大唐作为一个巨型政治体，其与周边世界内容丰富的文化交流和多元复杂的政治关系构成了半部全球史。处于极东位置的东亚诸国，背靠地球上面积最大的海洋，其主要甚至唯一的面向就是唐朝，这就构成了唐朝与东亚的关系。

    冯立君，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中央民族大学毕业，中国历史研究院访问学者，专攻汉唐史、中外关系史。出版专著《唐朝与东亚》《百济集史》，主编《中国与域外》集刊，合编《域外人物资料传记汇编（全30册）》，译著《武曌》（合译），发表论文、书评、译文等4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中央高校科研项目等多项课题。社会兼职有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等。

序  拜根兴
唐朝与东亚（代前言）
第一章  唐代东亚的贸易关系
  唐代对外贸易与东亚海域
  唐·新罗·日本三国贸易关系
  唐·新罗·日本对外贸易机构
第二章  唐代东亚的汉字文化圈
  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构造
  新罗的汉字文化
  朝鲜半岛与汉字文化圈
第三章  唐代的辽东经略
  唐、明两代辽东统辖制度比较
  辽东政体与人群
  渤海与新罗关系的多面性
第四章  中古东亚史的学术史
  韩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新视角
  百济及其对外关系史研究现状
  中古东亚史研究的新视野
附录  长安之东：唐代丝绸之路的延伸——从撒马尔罕壁画“鸟羽冠使者”说起
主要征引文献
索引
作者学术档案
跋

    临近暑假，去年刚入职的同事冯立君博士微信联系我，希望能给他即将出版的《唐朝与东亚》写序，几天后见面正式提及此事，我却有点忐忑！为他人新著写序，一者觉得兹事体大，自己能否胜任？二者感到自己似还没有到这个份儿，虽此前曾给毕业学生著作写过一篇序，但前几年就听到过某人揶揄笑话某学者——“某某也能写序了”。三者是天气炎热萌生的懒惰：西安7月中旬开始持续一个多月的40摄氏度上下高温天气，即使在空调下也心慌意乱，翻看电子书稿写序着实考验人的毅力。鉴于此，就婉言推辞，让立君博士找学界其他高人。最终还是推辞不过未能如愿。当然，之所以最后欣然接受，还与我们均从事古代东北亚史专业方向的教学科研工作，一直以来过从甚密私交不错，以及襄助后学有关！
    和冯立君认识还要追溯到八年前。记得2010年12月某日，无意间收到来自延边大学一位硕士生的邮件，信中言辞诚恳、恭敬睿智，提到曾认真读过我的书并很受启发；他想报考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希望我能作为推荐人；邮件附件有已发表的五篇习作和翻译韩国学者申滢植教授论文的译文。翻看论文稿，我感到很吃惊，因为一般硕士生毕业前发表五篇论文者很少见，懂韩语到能译出名家论文者更是凤毛麟角。我随即回复，建议其最好还是请本校专家老师推荐，并说如确实需要我推荐的话再说。这位写信求助素昧平生的研究生就是冯立君。不过，此后可能其他原因，冯君并未报考复旦博士，而是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一名编辑，我们的联系也因此多了起来。
    2012年5月冯君为出版社公干来西安，他专门到陕师大拜访。初次见面，一个干练洒脱、温文尔雅、好学深思的年轻学者型编辑出现在面前。从谈话中了解到他似不满足编辑现状，隐约有重续考博的意愿。我本人喜欢踏实肯干的年轻人，有时确实有点好为人师的“恶习”，鼓励他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扎扎实实准备，实现自己的愿望。很快，2013年7月、9月我们在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学术会议上又见面两次。他有报考博士的想法，我则给其分析得失优劣，建议报考北京地区高校，并列出几位学问大家供他选择，而德高望重的民族史名家李鸿宾教授就在其中。恰好李先生也莅临南京会议，李先生和我也颇为熟悉，他们因此见面交谈，冯君获李老师的目测过关。2014年冯君如愿以偿考取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博士研究生，跟随李先生攻读民族史方向博士。“有志者事竞成”在冯君这里得到很好的体现。
    此后不时听到冯君的好消息。其间他以娴熟的专业水准，为我校池田大作香峰子研究中心出版了两本论文集，作为“甲骨文”等丛书的策划人，出版数十部专业书籍；还活跃于学术活动之中，每年多次参席民族史、东亚区域史学术研讨会，提交高水准论文，成为北京学术界众多好学有为的年轻学人之一。这样，2017年5月许，冯君发来三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稿，此后通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试讲，教学、学术委员会审查，最终确定来校工作。2017年9月份冯君正式入职，我们因此成为学院同事——栖身西安从事东北亚历史研究少有的同行。
    2017年9月至今，冯君在西安独自生活，除了每天起早贪黑伏案研究，为本科生讲授一门课程，出席众多学术研讨会之外，还获得国家社科青年基金、国家民族委员会研究基金、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金的资助，编辑出版《中国与域外》集刊、出版译著《武望》等书，发表多篇论文，并获得陕西师范大学优秀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当然，也幸运地集资到学校校园内的新建住房。应该说，他是最近几年入职历史文化学院年轻人中个性鲜明、勤奋好学，极具发展潜力的青年学者之一。
    啰嗦完我们的交往和同行之谊之余，再谈冯君的这部书稿。据作者介绍，该书是其研究生毕业之后和最近几年发表的论文结集之作，内容涉及东亚关系史的诸多问题。翻看书稿，其多为古代东亚关系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很值得重视。总的来说，我认为书稿有以下特点。
    其一，重点突出，问题性强。众所周知，古代东亚史涉及的问题很多，但作为一部新著，面面俱到既没有必要，也会增加驾驭难度。作者选取唐代东亚贸易、东亚汉字文化圈、东亚学术史、辽东经略等自己相对熟悉的领域，而这些问题恰恰和海内外学界研究关注点相契合，故而可发挥度颇高。如东亚贸易问题，作者紧紧抓住9世纪东亚三大政权唐朝、新罗、日本各自贸易管理机构的设置变迁，对外贸易环境形态的构筑，贸易主体的养成，贸易关系的最终实现，使读者从对东亚三国各自具体的贸易实践，以及双方或多方贸易关系的论述中，明了这一时期东亚贸易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实现畅通贸易的主导因素。作者从唐朝的押新罗渤海使、新罗的清海镇、日本的大宰府三者对比研究中，得出“日本大宰府源于唐代官制，但在对外贸易管理上具有与唐、新罗截然不同的特点，即完全以地方政府形态处理外交外贸事务，构成日本外交制度之一环，且未破坏原有的律令制度”的结论，此无疑卓有见地。再如东亚汉字文化圈问题，虽然此前西嶋定生、高明士、韩昇、周有光等学者从不同角度有过各自的研究，冯君在此基础上另辟蹊径，在探讨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构造、内涵、变迁前提下，具体论述新罗的汉字文化涉及的问题，并从评介戴卫红探讨韩国木简的论著中，阐发东亚汉字文化圈在朝鲜半岛的传布普及，东亚汉字文化圈在东亚地域各自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等。书稿还涉及西嶋定生发端的“东亚世界”，以及“高句丽”到“高丽”的变迁，高句丽、渤海的归属，新罗与渤海关系等一直困惑中韩学界的重大问题。对此，年轻的作者在史料的积累和对研究动态的掌握上，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准，有助于论述的展开和结论的达成。
    其二，引用广博，论述精密。探讨上述宏大庞杂的学术问题，无疑需要雄厚的史料储备和缜密的论证才能达成。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书稿参考文献中标出中、韩、日三国史籍52种，文中亦有引用但参考文献并未标出者；引用朝韩文字著作论文136种，西文著作论文12种，日文著作论文58种，引用中文论作约400种。作者能够熟练阅读、翻译英、日、韩三国书籍论文，并粗通突厥文字，已有多篇韩、日文译文发表，与他人合作翻译的英文著作《武曌：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已出版发行，这在同年龄段青年学者中并不多见。正因有得天独厚的语言优势，不仅使得作者能对涉及问题的海内外研究动态了如指掌，而且比对各方研究并精心论述，最终得出自己的见解。如对新罗与渤海关系的论述，作者广征博引日本学者滨田耕策、上田雄、龟井明德、妹尾达彦，韩国学者宋基豪、金恩国、赵二玉、权惠永、韩圭哲、尹载云、郑炳俊、徐荣教、李相勋，朝鲜学者朴时亨，日本殖民地时代申采浩等日、韩文论作，中文论著更是不计其数，不仅使读者了解本论题在韩、日学界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而且从韩、日学者缜密仔细，中国学者宏阔概观比对中找出问题，以此引发更加深入的探讨，最终形成自己的看法。这样的例子在书稿中仍有很多，兹不一一列举！
    其三，继往开来，关注学术史。书稿收入三篇学术史综述论文，即《韩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新视角》《百济及其对外关系史研究现状》《中古东亚史研究的新视野》，从学术史角度，追溯中、韩、日学界对韩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百济史及百济对外关系史，以及从中原视野到东亚视野、《天圣令》研究等。众所周知，和其他研究领域一样，古代东亚关系史研究的处女地已少之甚少，故探讨任何学术问题，必须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即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考察探讨。虽然学界已采取了诸多努力，翻译出版韩、日学界的名著大作，对方也翻译出版诸多中文著作，但是拘泥于语言和自身知识积累等原因，一些研究对学术规范的执行尊奉仍未能令人满意，这样就出现对已有研究缺乏了解，炒冷饭、重复研究等现象，这种现象首先是不科学不道德的，也不利于学术研究的良性推进。冯君书稿中对韩、日学界有关对外关系史问题的追溯综述，无疑对国内韩国古代百济史、对外关系史，以及了解韩国学界《天圣令》的翻译研究均有帮助，并推动关联问题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书稿收录作者多篇发表在“澎湃·私家历史”上的网络推送论文，无疑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大众化，使一般读者了解更多的不为人知的学术问题，当然这也是对学术研究和普及的一种贡献。
    除了上述三点之外，书稿可资宣扬的还有很多。如书稿中编采有多个表格，有的是作者自行编写，有的是引用其他著作，列举、统计所论述内容，使读者对论述问题一目了然，增加了论证的信凭性和说服力。同时，遵循越来越多书后编制“索引”的出版范例，书稿编有详细的“索引”，有助读者检索阅读。而附录的作者“学术档案”很有意思，希望能够坚持这么做，在以后出版的著作中持续展示，以便从中了解作者研究成长历程。
    很显然，这是作者从事学术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对其此后的研究生涯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客观来讲，书稿也有一些瑕疵。具体表现为论述问题中个别地方表达略显拖沓，这种情况在前两章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当然，此或许也可看作作者论文撰写成长的一种跋涉体验。无论如何，从书稿总体看，这些问题瑕不掩瑜，丝毫不会影响书稿的总体贡献。
    冯君才三十岁出头，以后的研究道路还很长，其博士论文还有待修改提高并最终出版，新的研究更需要有持续坚韧的后劲和爆发力。相信冯君会以此为起点，在以后的研究中更加努力，取得更多令人惊叹的成就，为我国学术研究事业增光添彩！
    是为序！
    拜根兴
    2018年8月18日
    于西安南郊陋室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基金项目“东北亚视野下的高句丽、渤海史研究”（项目号：17VGB006）成果之一，荣获陕西师范大学2018年度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范恩实先生、陕西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和历史文化学院的领导给予慷慨惠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毅然将之列入出版计划，其间杨群总编辑、郑庆寰副编审襄助尤多；拜根兴先生暑中拨冗赐序；康马泰（Matteo Compareti）、李思飞、拜根兴、杨瑾、张全民、耿铁华、范恩实、王飞峰、王连龙、孙昊、召龃舍、召召鬯等学界友人惠赐精美图片，为本书增添许多光彩。对于以上诸位一并致以诚挚谢意。
    这部小书所收文字大多是研究生时期的作品：既有一板一眼的学位论文，也有咿呀学语的学术习作，还有故作老练的读书报告等，可以算作研习东亚史的些许心得，付梓一部如此拙稚的论集，恐怕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在求学和工作从未完全分离的十多年时光里，我的写作绝大部分围绕着大唐、朝鲜、东亚这些话题。2018年回到北京驻留的一段闲暇，整理了这些旧稿，竟然掇为一集，为了出版规范稍做分章定名、统一格式的工作，文字和观点多一仍其旧，意在保存幼稚之旧我，勉励今日之新我。
    至今难忘在京都和奈良的那个夏天，满眼的唐风古迹，让人始终挥之不去的是对唐朝的怀想，而在东京街头一位警察写下寥寥数个汉字就指引我快速找到去神保町的地铁站，又让我捕捉到“东亚汉字文化圈”的触感。独自远离人群，在唐招提寺，在东大寺，竭力追寻历史的踪迹，唐朝与东亚蓦然邂逅。如果说在美丽的延边，那些孜孜不倦地修习朝鲜语言和历史的时光里，心中早已播下了一粒唐朝和一粒东亚的种子，而在匆匆初见的长安，唐朝的无可捉摸又一度让它们长久地深埋雪藏，那么在幽静的日本，短暂的访古却使得它们迅速地萌芽、拔节了。历史的现场似乎具有一种魔力。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整理这一切散乱思想的时刻却总是发生在喧闹的北京：当耐心聆听了我对这部书稿的诸多不满意甚至打算推迟出版的想法之后，郑庆寰兄提出一系列修订意见，并提议撰写一篇总领全书的导论性文章，一拍即合，刹那间窗外元大都残垣上空的雾霾仿佛都在加速散去。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旧稿新集便源于此。
    李白有一首《高句骊》诗：“金花折风帽，白马小迟回，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描绘的是唐代高句丽人舞蹈时的飘逸之姿，十分令人神往，对照着集安和平壤那些精美的高句丽古墓壁画来观赏，就更觉优美惬意。我从小就对家乡附近的渤海国遗迹异常感兴趣，然而正如马戎先生在一次演讲中强调的，边疆的历史、少数民族的历史在人人诵习的历史教科书中并不是受到关注的主要内容。从这一角度来说，选择边缘和冷门的历史内容作为研究方向除了兴趣和热情，似乎还需要更多的情怀。诗仙的这首诗使我在边城立志研究唐代东亚史问题时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我开始知道，这些古族不仅仅是海东的霸主，他们在长安的朝堂，在西域的疆场，在藩镇的节度府衙，在突厥的大帐，甚至在撒马尔罕的国际盛宴上，也都是意气风发的主角，他们的多彩经历，不也是汉唐帝国历史的一部分吗？ 对于中古时代的东亚史，核心研究对象包括新罗、百济、高句丽、渤海国等，前贤学者特别是国内的学者，往往关心后者，而实际上对于唐朝而言，这四者应该打通研究，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贯通东亚，甚至超越现代地理概念限定的东亚，将视域拓展至更广阔的世界。对于所谓东亚即辽海以东地区诸政体予以多角度综合研究，显然十分必要。这里的习作虽然言不及义、肤浅者多，却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千里之行努力过程中的“跬步”。繁花满眼，只采摘了几朵。前几年有人总结1980年代出生的学者特质是沉迷学术本身的问题而不一定是家国大历史的“重大问题”。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符合这样的描写，但我们与前辈贤者肯定是不同的。我倒是认为一个优秀的学者，不仅仅要撰写学术论文、书评、译文，同时也要做好学术演讲、发表通俗文章，还要尽量编辑或参与学术刊物、组织学术活动——当然，最核心的是要以坚实而有创造力的原创研究为基础，我的老师李鸿宾先生戏称之为“硬通货”。因此，我期待着在未来的几年，能陆续将积累的研史心得呈献给读者同道，讲述我们这一代历史学者的“故事新编”。 临窗几株新柳，鸟雀嬉闹奔忙。掩卷信步走在清华园里，手牵着满口雏声的儿子在大礼堂绿草坪边上的日晷前驻足，指读“行胜于言”铭文，默诵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所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句。远望红花点缀绿树，白云铺满蓝天，此时此刻，脑海中除了浮现那部讲述人生境界的影片中“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的话，还非常感念每一位给予我关爱的人，无疑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在我的心中深深铭记，怀着无限的感恩之情。 2018年夏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