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孔子的一本传记。
    孔子是失意的政治活动家，是成功的教育家，是学有所成承先启后的学者。
    孔子对中华文化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仁”的思想，主张建立平衡发展的和谐共生关系。至于这种理念实践的途径，在他看来，就是应该以“中庸”为思维，用“礼”治国，积极建立起一个具有良好的道德与法制环境相统一的有秩序的社会。

    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倡导仁义礼智信。他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前后达十三年，晚年修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相传孔子曾问礼于老子，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其人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祭祀孔子的“祭孔大典”也一度成为和中国祖先神祭祀同等级别的“大祀”。
    本书记录了孔子一生的主要事迹和思想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马平安，1964年生，河南卢氏人，历史学博士、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史、中国近代政治史。写作出版《春秋何以无道》《战国何以称雄》《晚清变局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北洋集团与晚清政局》《中国政治史大纲》《中国传统政治的基因》《中国近代政治得失》等著作20余部；在《世界宗教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

第一章  “丘也，殷人也”
第二章  “野合”随谈
第三章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第四章  “夫子焉不学”
第五章  孔子办学
第六章  向老子求教
第七章  在齐国的遭遇
第八章  在音乐陶冶中升华
第九章  与阳虎的恩怨
第十章  仕鲁数事
第十一章  子见南子
第十二章  佛肸的召唤
第十三章  匡蒲之困与陈蔡之难
第十四章  《论语》中的隐士
第十五章  孔子论政
第十六章  人生想实现那些理想
第十七章  为往圣继绝学
第十八章  人生难得圆满
跋：孔子在民族文化复兴中的作用
附录
  一：主要参考与引用书目
  二：孔子年表
  三：孔子周游列国路线图
  四：《史记·孔子世家》
  五：《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在中国，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像孔子那样，能够被社会各阶层的人们评头论足、津津乐道长达2500余年之久，而且，可以肯定，这种情况还会一直继续进行下去。
    时而，世人对他的尊崇过甚。
    时而，人们又对他误解太深。
    从历史的时空中，总能听到关于他的不同的声音。
    像雾像风又像雨。
    孔子的形象，经过两千多年来不断的改变与塑造，至今已经面目全非，可谓是千人千面。正像一千个人的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各人的认识不同，孔子的形象亦是千人千面，无法统一起来。
    李大钊说：“实在的孔子死了，不能复生了，他的生涯，境遇，行为，丝毫不能变动了；可是那历史的孔子，自从实在的孔子死去的那一天，便已活现于吾人的想象中，潜藏于吾人记忆中，今尚生存于人类历史中，将经万劫而不灭。”李大钊将孔子分成“实在的孔子”与“历史的孔子”，这种分法，本人倒是比较赞同，下面简单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一、吃人间烟火食的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年鲁国人，三岁丧父，母子二人相依为命，青少年时期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孔子说他“十五有志于学”。经过刻苦努力，实现了“三十而立”。因为从政的机缘一直未至，于是他就走上了另外一条人生之路，即开办私人学堂，开始收徒讲学。35岁那年，“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齐景公本欲打算重用孔子，但在晏婴等权臣的反对下作罢。在齐三年，孔子非但没有得到重用，反而引起了齐国一些掌权人物的忌惮，他们“欲加害孔子”，孔子空梦一场，匆忙离齐返鲁。这是孔子的第一次求仕。从齐国逃回鲁国后，孔子继续办学。因为在齐求仕挫折的打击，此后好多年，孔子没有再从事任何实际求仕政治活动，而是在从“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一直到“五十而知天命”的人生宝贵岁月中，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学生、潜心做自己学问上面。孔子50岁那年，终于等到了出山从政的机会。“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孔子在鲁国为官期间，相鲁定公“会齐侯于夹谷”，挫败齐国的阴谋，取得了外交斗争的胜利；做大司寇，杀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鲁国大治”。最后，在集权公室的斗争中，孔子“堕三都”计划失败。因为失去了鲁国掌权贵族的支持，孔子被迫离鲁出走，这一年，孔子已经55岁。此后，孔子师徒在外流亡14年，辗转各国，希望诸侯见用，可现实却是到处碰壁。在郁郁不得志的奔波中，孔子很快就过了“耳顺”之年。68岁那年，孔子才被允许返回鲁国。晚年的孔子，并没有再去谋求一个政治舞台上的什么具体职务，而是将自己全部身心沉浸于授徒讲学和整理编辑“六艺”之中，真正达到了“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给后人留下了读《易》而韦编三绝的千古佳话。
    令人惊奇的是，孔子并非如后世儒家或统治者吹嘘的至圣至贤不会犯一点错误的人间神圣。相反，他的身上充满了十足的人间烟火味，像一个普通人一样：
    首先，他喜欢美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其次，他很喜欢喝点小酒，还很怕管不住自己的酒量。
    第三，他很注重着装与穿戴，似乎并不拒绝名牌服装。
    第四，对于异性，他也充满好奇，高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只是他能够做到很好地克制自己，认真做到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第五，他很注重身份地位，出门要有自己的专车，照样在乎名利，只要不是不义之财，他也愿意通过自己的勤奋劳动而获得。
    第六，他很有点小资情调，十分喜爱音乐，曾经因为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
    第七，孔子虽然聪慧执着，但他将自己的做人标准也只是定格为君子的境界，并没有因为自己取得一点成就就忘乎所以。
    种种迹象表明，孔子平凡而伟大。平凡表现在他如普通人那样正常地生活；伟大则集中在他对自己理想、目标追求的执着以及对自己修身的践履远远超过我们这些凡夫俗子。
    二、吃冷猪头肉的孔子
    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后，孔子的地位日益变得重要起来。汉平帝时，对孔子的尊崇有了新的发展。孔子和周公一起，被列入国家正式祀典，孔子也被封为“褒成宣尼公”，地位和周公相当，从此被人抬上神坛。东汉时期，祭祀孔子已经成为每个皇帝必须例行的公事。从汉明帝起，在学校祭祀孔子成为常规，从此孔子作为封建国家意识形态中的至圣先师，开始自成一个独立的祭祀系统。从曹魏开始，皇帝或者太子学通一经，就要向孔圣报告，行释奠礼。起初由于孔子在世时官职低，祭礼由太常代行。此后祭孔的规格不断提高。晋代，皇帝或者太子开始亲自行礼。太和十三年（公元378年），北魏在京城修建孔庙。从此，孔庙开始走出曲阜，走向全国。南朝梁，就在自己境内修建孔庙。北齐时代，规定在正常的春秋祭祀之外，每月朔日，学校师生必须向孔子行礼。到唐代，对孔子的祭祀，又有新的发展。唐初制礼，曾以孔子为先圣，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为先师。高宗显庆年间，一度曾重以周公为先圣，而黜孔子为先师。后来，又恢复孔子的先圣地位，而将周公作为武王的配食者。这一项制度，到《开元礼》，终于被确定了下来。唐代规定，郡县都要建立孔子庙，祭祀孔子。并且由地方长官担任主祭。这样，孔子作为国家公神的地位，就进一步通过制度方式巩固了下来。孔子的称号，隋唐以前，或是先圣，或是先师、宣尼、宣父。唐代，加封孔子为文宣王。宋代，在文宣王前加“至圣”二字；元代，又在至圣前加“大成”二字。北宋时曾有儒者建议给孔子加帝号，未获通过。明嘉靖年间，认为称孔子为王，不合礼制。于是经过合议，去掉王号，保留“至圣”，称“至圣先师”。这个称号，一直被清代所沿用。这样看来，孔子虽然身前坎坷，死后倒是已经享受近两千年“冷猪头肉”的供奉。
    三、给孔子事业做一个定位
    孔子的事业，主要集中在从政、教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三个方商：
    第一，他是一个失意的政治活动家。
    孔子一生，有着伟大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目标，想要达到“天下归仁”的理想境界。他之热衷于求仕，不是为了个人“追名逐利”的目的，而是要寻找一个可以施展才能的机会来改变“天下无道’？的局面。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就是主张把治天下的大权还归于周天子。这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思想。但是，当时乱世的客观形势却没有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与舞台，他仅仅只有四五年的时间处于鲁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在其他时间里，他最多也只是一个政治舞台上的“边缘人”。尽管孔子充满“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的满满自信，洋溢着“天生德于予”与“文不在兹乎”的历史使命感，然而现实追求中却处处碰壁。各国当政者也只是将他作为装饰门面的招牌，并不想用他的方案来改革与推动历史的前进。治世的理想没能实现，对他可谓是一个凄婉的悲剧。
    第二，他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
    孔子是春秋时期私人办学最为成功的一人。
    在招生范围上，孔子创办私学，实行“有教无类”，对接受教育的对象，没有类别限制，只要受教育者愿意真心实意地“志于学”，不论贫富、贵贱、族类、国别、老少，他都可以做到“诲人不倦”。
    在教学对象上，“夫子教人，各因其材”。孔子能够根据学生不同的禀赋、个性、特长、素质、阅历等具体情况，给他们制订相应的教学方案，施以不同的教法，有针对性地给予个性化培养教育，以使他们都能得到全面健康的发展，成为德才兼备的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在教学方法上，孔子在施教过程中，很注意调动弟子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他提倡学思结合，引导弟子在自学基础上深入思考，循循善诱弟子积极主动地思考与提出问题，在此基础上给予指点、引导，而不是采取不顾弟子具体实际情况的“填鸭式”的教学法。
    从一定意义上讲，孔子私学不同于今天那些专门培养应试的教育机构，更不是那些以商业运转为模式的专门教育实体，它集学问探讨与修养人生为一体，将个人学习、修身与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实现了充分的结合。它立足于培养人的趣味高尚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能力，让学生对世界上纷纭复杂的事物具有做出正确判断与识别的能力，同时培养人的高贵品性和雍容大气、文质彬彬的气质，养成人的大眼光、大境界、大胸襟、大志向、大学问。这种种因素，使孔子创办的私学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以致在当时各诸侯国间都闻名遐迩。私学的红火又使学生越聚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教学相长也反过来成就了孔子的伟大。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用《诗》《书》《礼》《乐》作教材教育弟子，就学的弟子大约有三千人，其中能精通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技艺的就有七十二人。至于多方面受到孔子的教诲却没有正式入籍的弟子就更多了。要知道，春秋时期的人口总共也不过才有五六百万之多。孔门成才弟子如此之多，难怪当时各国诸侯都对孔子敬而远之了。他们恐惧这股巨大的力量，没有信心借用这股力量，这是他们的悲哀。孔子以一人之力培养出如此众多具有治国安邦本领的弟子。这种成功，从孔子到今天，还真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相比。
    第三，他是一个学有所成的学者。
    孔子是中国文化上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一生倡导恢复周礼并在天下奔走呼吁“克己复礼”的孔子，恰恰是春秋时期周礼最勇猛的突破者与否定者。周礼规定“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孔子不仅到处议礼，更第一个以私人名义公开进行了大规模搜集与整理古代文献的文化工作，开创了中国私人著书立说的先河。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说：“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的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
    孔子时代，“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王纲坠弛，礼崩乐坏。由于社会政治的动荡而导致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文化状况，这就必然造成孔子所能访求到的文化典籍与历史文献，应该是散乱杂芜、残缺不全的。特别是夏商两代年代久远，更令孔子深深地感到“文献不足”的缺憾，所以他叹惜地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从30岁左右开始，孔子一边教学，一边着手搜集、整理、保存古代典籍的工作。晚年归鲁后，他更是将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抢救三代文化工程上面。虽然像周公那样辅佐成王创建一个新天下的理想是无法实现了，虽然那个创建了周朝典章礼制的周公，再也没有来到他的梦中，但是“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却还是那样令孔子心驰神往。《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最终完全被系统整理编纂了出来。正是这项工作，奠定了孔子在中华文明史上儒家鼻祖的地位。
    公元前479年，病中的孔子预感到自己已经临近了生命的终点，回顾自己拼搏一生的生命历程，再看看这个依然如故昏乱的世道，他具有无限的感慨和无穷的遗恨，不免发出了“天下无道，莫能宗予”的轻声叹息。他似乎是自言自语，又似乎在叩问历史：“泰山就要崩塌了吗？梁柱就要摧折了吗？哲人就要像草一样枯萎了吗？”眼泪也随之落了下来。他还是那样自负，他对自己的人生定位是一位“哲人”、一位智者。他本想用自己的本领去“兼济天下”“重建东周”的，可是老天爷不给他这个机会。他希望自己的学说能够有益于后世。他不想成神，而更喜欢人世间的生活。可是，他生前身后的愿望，事实上都落了空。不过，他的仁德的灵魂以及兼济天下、不屈不挠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座巍峨的山峰，一根不朽的栋梁，一块常绿的草地。在夏商周那样的崇神世界中，他发现了人格美以及社会制度的美，从而把人的个体心理欲求同社会的伦理道德有机地统一了起来。正像老聃把人还给自然一样，孔子把人还给了社会。他对我们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仁”的思想，主张人与人之间应该建立起一种和谐发展的平衡共生关系。至于这种理念实践的途径，在他看来，就是应该以“中庸”为思维，用“礼”来治国，积极建立起一个具有良好的道德与法制环境相统一的有秩序的社会。

    孔子在民族文化复兴中的作用
    孔子通过自己一生顽强而不懈的努力，对中国政治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第一，孔子对中国早期文化的保存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
    在孔子创立儒学之前，中国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什么学术流派。即使是在孔子办学之初，也还够不成学派规模。就孔子私塾而言，也就只是一个私人创办的教育团体。孔子的初衷，是为政治培养人才。但是随着时间、实践的发展，这个私人创办的教育团体逐渐发展，演化成为了一个具有教育与学术研究双重性质的学术团体。一方面，作为一位思想丰富深邃、人格伟大仁慈、教育得法爱才的老师，孔子在孔子学派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孔子精心而又得法的培养下，一批又一批孔门弟子在学业完成后成功地走向社会，为孔子学派注入了强大的血液。这些学生在人格上敬仰孔子，在思想学术上信服孔子的理论学说。他们学有所成后或者参与政治，或者收徒讲学，或者从事学术理论的创新。经过无数代的薪火相传，孔子的学说就慢慢地形成了气候，形成了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一家之言。
    在孔子之前，华夏民族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上自尧、舜、禹，下至夏、商、周，这是一笔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非常敏锐地认识到了整理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他说，周朝的文化、礼乐制度，是参照夏、商两代的样子，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能够丰富多彩。孔子有一种继承前人文化遗产的自觉性和使命感，在夏、商、周三代中，他选择了周朝的文化、制度，以继承、传播周文化制度为己任，而且终身坚持不变。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孔子在整理和编纂《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上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当时的乱世时代，统治者都忙于争权夺利，没有哪个执政者愿意致力于文化典籍的保存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保存好这些文化典籍对中华民族文化日后的发展，更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二，对于中国政治的发展，孔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孔子一手开创的儒家文化从汉朝开始，长期成为了封建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
    历史表明，孔子的思想不适用于正在走向统一，凭借政治、军事、经济实力进行争霸与兼并的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在生前并不得志，他的学说被人讥讽为过于迂阔不切实际。到了战国时期虽然成为显学，然而就其实用程度而言，大大逊色于法家的理论。总起来说，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孔子学说的影响范围，仅局限于思想学术领域，对现实的政治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应该说是非常有限的。
    然而，大一统的实现，给孔子思想在政治方面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秦统一天下后，法家理论的余威还不能立即消失，但也仅仅过了15年，法家理论的严重缺陷就暴露无遗。公元前206年刘邦夺取政权，汉朝建立，采用黄老学说，提倡休养生息。又过了60多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官方的意识形态，孔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统治者对孔子的封号一再升级，祭祀孔子的庙宇遍布全国各个州县，孔子的后代也被加封，孔子得到了他生前未曾有过的荣誉与地位。在中华民族的思想长河中，两千余年来，虽然道家、释家、法家也有一定的市场，但不能堂而皇之登上官方钦定的高堂，在意识形态领域，基本上一直是儒学独霸天下的局面。 第三，孔子对于后世的影响，还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与文化方面，在中华民族心理素质与共同人格的形成过程中，孔子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孔子对前人文化的继承，不仅表现在搜集、保存、整理了大量古代文化典籍，使之得以流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继承了周公所提倡的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以德治国、以人为本、奋发进取、自强不息、强调道德、维护统一、忠于国家等优秀思想文化传统。他在对学生的培养过程中，他在向当权者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过程中，他在整理与编纂古代文献的过程中，都力所能及把这些优秀的思想传统尽量贯彻落实于其中。孔子的这些努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所整理编纂的典籍“六经”以及他的学生所编集的主要记录他的言行的《论语》一书，使得他所承继下来的周文化的优秀传统，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文化道德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正面影响。没有孔子这种承前启后的努力，如此丰富多彩、光辉灿烂的早期古典文化，很可能就得不到保持与延续。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递，在某些方面很可能就会中断或者缺失不全。 孔子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共同心理素质的影响，与他提倡的做人准则以及他所塑造的君子人格，关系十分密切。中华民族在孔子之前，就产生过许多优秀的人物。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不仅仅是指孔子主张采用周王朝创立的政治制度、礼乐制度，同时也是指孔子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人作为做人、为君的榜样，号召人们向他们学习。仅在《论语》中，孔子提到的明君贤相或者是比较优秀的历史人物就有尧、舜、禹、文王、武王、周公、皋陶、伊尹、比干、箕子、微子、伯夷、叔齐、齐桓公、秦穆公、管仲、子产等众多人物。孔子把这些人的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当作自己与学生学习的榜样，并从这些人身上总结出来优秀人才应具有的共同的品德，从而形成了他的标准非常之高的君子人格论。 孔子所提出的君子人格标准，主要集中在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修养、有治国平天下情怀等方面，体现了民族正气，凝聚着民族精华，寄托着民族的希望，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高尚人格与伟大精神的一部分。在人人尽可为尧舜的信念鼓舞下，在君子为国为民高尚人格的激励鞭策下，2500年以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志士仁人，这些人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成为各个时期推动和复兴中华民族的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