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剑虹日记》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柴剑虹半个多世纪学术研究日记的汇编，集中荟萃了作者在敦煌学研究上的主要成果，介绍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历程，以及赴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地讲学的情形，并随记旅途所见所闻。

内容提要

  

    《剑虹日记》是作者数十年来所写日记的精华选粹，其中包含了作者早年从教时与学生之间真挚的情感书写，也包含了作者后来从事敦煌学研究以及参加学术会议的见闻选录，突显了作者热爱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情怀，以及对往昔师友怀念和感喟的炽烈真情，回首雪泥鸿爪，笑对夕阳晚霞。

    柴剑虹，男，1944年出生。196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新疆任教十年，现为中华书局编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敦煌研究院、吐鲁番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著作有《西域文史论稿》《敦煌吐鲁番学论稿》《敦煌学与敦煌文化》《敦煌学人和书丛谈》《我的老师启功先生》《品书录》等。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专家特殊津贴。

八达岭劳动两周记
  （1963年5月4日—5月17日）
一九七六年日记摘抄
  （1976年1月1日—12月31日）
丙辰、丁巳年日记摘抄
  （1977年1月1日—1978年3月26日）
新疆北庭故城考察十日记
  （1979年8月、1980年9月）
八十年代第一春研究生日记
  （1980年1月1日—4月23日）
库车行纪
  （1980年9月14日—9月21日）
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成立大会日志
  （1984年10月12日—10月20日）
赴苏考察敦煌写卷日记摘抄
  （1991年5月1日—6月10日）
法、德—月行纪
  （1997年5月19日—6月19日）
法国、意大利行纪
  （2000年5月29日—6月18日）
走访日本书店八日记
  （2003年12月10日—12月17日）
台湾讲学日记摘抄
  （2004年9月26日—2005年1月11日）
中华书局汉学室返聘工作日志
  （2005年11月1日—12月31日）
甲午夏日记事
  （2014年7月3日—8月15日）
京都五日记
  （2015年1月28日—2月1日）
巴黎—北欧日记
  （2016年6月30日—7月22日）
丁酉蜀地行纪
  （2017年3月17日—3月20日）
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行纪
  （2017年5月11日—5月30日）
乌鲁木齐—木垒散记几则
  （2017年7月26日—8月22日）
喀什—塔什库尔干行纪
  （2017年8月9日—8月13日）

前言

  

    2014年3月，山东蓬莱市与济南大学泉城学院联合成立了一家“中国日记资料馆”，并继续编印《日记杂志》，古农主编发来“问卷”，征求我对记写、整理、发表日记等问题的一些看法。我曾简要作答如下（问题省略）：
    我无写日记的习惯。也许开始写日记是因为上中学时语文老师布置的作业。后来自己想写的也有。当然不是每日必记，而是偶尔记之，想起来可以记点什么就写上几句。目前保存下来最早的日记是1957年的几则和1958年的若干则。之后零零散散地也有一些，恐怕大多散失了。
    严格地讲，“日记”是一类纪实文体，却并非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因为有许多日记并无文学性可言；当然文学性强的日记也不少，有的是很精练的杂记、散说、感言，有的还录入了作者的诗词作品。总之，要给日记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概念）是很难的，各人有各人的习惯、写法，无法规定“应该怎样写”。
    日记能否发表当然应遵从作者本人的意愿。我之所以强调“本人”，是因为有些作者不在世了，他的亲友也不宜随便发表他的日记，其中原因颇多。每人写日记的“动因”与“态度”并不相同，有些人本来就是为了要公开发表而写的，而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不是为发表而写。记得当年季羡林先生委托我们编辑出版《季羡林全集》时，就明确告诉我：“全集可以收录《清华园日记》，但不要收《北大日记》。”
    我自己写日记很少，其中2004年9月26日到2005年1月9日，我应聘在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做了一学期的专任教授，住在阳明山上的学校宿舍里，每晚临睡前或第二天清晨在电脑上记一日之事，后来以《台湾讲学日记摘抄》为题作为“附录”编入了我的一个自选集《敦煌学人和书丛谈》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他人公开出版的日记作品我读得很少。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我读过“内部发行”的《侍卫官杂记）×又名《侍卫官日记》），那其实是一本“日记体”形式的“纪实小说”，主要是揭露蒋家王朝之内幕，当时甚为风靡。现在，藏在美国的《蒋介石日记》出现了，大概对研究那一段的历史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至于这些日记对我个人的影响，实在微乎其微。几年前我协助整理出版了我的老师启功先生的部分日记（《启功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出版），很受教益。书中附录了我写的读启功先生“文革”日记的感言，《文汇读书周报》全文转载了。
    现在翻阅我几十年前写的一些日记，却可以引起不少亲情、友情、同学之情的温馨回忆。不愉快的东西当然也会有，但我牢记启功先生常说的一句话：“不温习烦恼。”
    秉笔直书的日记，除了其可靠的史料价值外，会有多方面的社会启示、借鉴意义，或可称之为“正面效应”；而有的弄虚作假、故作姿态、欲盖弥彰的日记，恐怕就会有种种副作用了，或可称之为“负面效应”。
    以上只是我对与日记相关问题的一些粗浅简略而不全面的认识，恐怕并不能让《日记杂志》编辑同行们满意。
    前年，我偶然翻出了1991年五六月间在苏联考察敦煌写本的一个多月的日记——当时是用圆珠笔记在活页纸上的，二十多年过去了，有些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翻看其中内容，觉得兴许对我们的敦煌学研究史还有点参考价值，于是便着手整理过录了一遍，发表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2017）》上。接着，我又找出了1979年、1980年暑期到新疆吉木萨尔北庭古城与库车库木吐拉石窟及库尔勒铁门关考察的日记，感觉虽然文字简略粗疏，却仍然可以从中窥见我当时对西部历史考古的关注，也存有少许的资料价值。
    我原以为，1961到1966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期间所写不多的日记，恐怕早已散失。孰料1963年在八达岭林场植树劳动期间所写的“劳动日记”，却因为曾抄贴在班级墙报上而保存下来了。另外，最近在整理旧时笔记本时，又意外地发现了1968到1978年我在新疆乌鲁木齐任教十年的后期，以及后来回母校读研期间所写的部分日记。如今阅读这些几十年前的文字，虽恍然如有隔世之感，却也唤起了自己对青年时代平常生活，尤其是在1976至1977年这个特殊年代在祖国大西北教学生涯中的许多忆念，于是又摘录在电脑之中。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遵循恩师启功先生的教诲，在季羡林、姜亮夫、周绍良、宁可等前辈学者的指引与扶植下，涉足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后又在中华书局创建了汉学编辑室，集中翻译出版海外中国学论著，与敦煌学界和国外汉学界有了较多的接触与文化学术交流。多次在国内外参加研讨会和学术考察，本来也应有不少纪行的文字，遗憾的是往往因为行色匆忙，随记随丢。最近只找出了1997年、2000年、2003年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作学术交流和考察访问的纸面日记；而参加国内敦煌学会议的记录，除了偶尔留存的1984年在杭州的一份，大多已杏无踪影了。近些年习惯用电脑录写，才保留了2015年、2016年、2017年赴日本及欧洲写的几份，基本上是简要的流水账，且“记游”的成分大于“述学”，整理出来权当是敝帚自珍吧。
    诚如我前面所引之答卷所言，自己的一些日记原本也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并无公开出版的计划；之前已经公开发表的1991年访苏日记与2004年台湾讲学日记，也均是有所删节的摘抄。但是学界与多年前的同窗学友觉得还有些学术史及忆念的价值，所以又鼓励我发表其他一些日记。尤其是青岛出版集团的孟鸣飞董事长和刘咏编审，对我策励有加；而我，则自觉已逾古稀之龄，怀旧之情与日俱增，再撰新著已力难顺意，又不能辜负友人的美意，遂勉力整理出这本日记选，又寻出少许照片配上，算是对文字的一些补充，希冀回首雪泥鸿爪，笑对夕阳晚霞，或于身心不无益处。
    柴剑虹
    2018年3月于北京六里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