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透过一名日本间谍从1924年到1938年在中国所从事的情报刺探与搜集活动，使我们看到那时中国由于人穷国弱、民国政府无能腐败而处处被列强鄙视和欺侮的令人痛心的事实。而事实上，日本某些势力对于中国经济、军事等的窥探从未停止过。本书对于当今国人牢记历史教训，提高对日本某些右翼势力的行为的防范意识，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镜鉴意义。
    背景复杂的摄影师，行踪诡秘的观光客，悄无声息地组成了近代日本“踏查中国”暗夜中的窥伺者、别动队……
    当行踪诡秘的外国观光客用镜头肆意聚焦我们的城乡民情、地理交通、军政情报、资源物产时……
    一份天皇御览的日本刊物，一家“满铁”资助的无名会社，十八年潜伏生涯，三千张偷拍照片，二十余省实地探查，上百座城市立体扫描，亿兆国民被深入剖析，警钟长鸣的历史鞭策。

    《暗夜中的眼睛(一名日本间谍的摄影情报档案1924-1938)(精)》一书，讲述了一名日本间谍岛崎役治借民间摄影师之名，从1924年到1938年在中国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民情和民族问题的情报刺探与搜集的间谍活动。
    日本间谍可谓无孔不入，他们刺探和搜集的情报非常细致、精确，以致将那个时期中国各个方面的状况一览无遗地暴露在众人面前，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和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做了详细的信息铺垫。书中出自日本间谍及各类“观光客”对中国政治、军事、民情和民心的分析，可以看到那时中国由于人穷国弱、民国政府无能腐败而处处被列强鄙视和欺侮的事实。这既刺痛着我们的心，也真实反映了那时中国的现状，这对于今天的我们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镜鉴意义。

    杨红林，笔名南庄，1973年生，历史学硕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供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主要从事近代史及老照片研究，先后发表《义和团时期西方影像背后的“中国观”》、《方大曾的纪实摄影及其时代内涵》、《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间谍在华摄影活动》等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有《经典影像背后的晚清社会》、《经典影像背后的民国社会》、《半世繁华：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1915：中国表情》等著作。

绪论：近代日本间谍在华摄影活动
第一章 城镇扫描
  一、“满蒙生命线”
  二、向华北渗透
  三、江南风物
  四、觊觎西南
第二章 地理交通
  一、山川概貌
  二、盗测中国
  三、铁路命脉
第三章 军政情报
  一、所谓“排日”
  二、中国军情
  三、暗访东北义勇军
第四章 资源物产
  一、经济调查
  二、矿产
  三、富饶的土地
第五章 民情大观
  一、扭曲的中国观
  二、蒙地风情
  三、异域猎奇
第六章 消失的风景
  一、风景名胜
  二、古迹历史调查
第七章 罪行的供状
  一、侵略“战迹”
  二、战死者纪念建筑
  三、殖民“业绩”
参考文献
后记

    影像的占领
    1928年1月，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了名为《日本论》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书的作者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该书的第一章，早年曾留学日本的戴季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同胞明确指出了“中国人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他开宗明义地感慨道：
    中国到日本去留学的人，也就不少了。的确的数目，虽然不晓得，大概至少总应该有十万人。这十万留学生，他们对于“日本”这个题目，有什么样的研究？除了三十年前黄公度(黄遵宪，清末著名诗人、外交家——笔者注)先生著了一部《日本国志》刊行而外，我没有看见有什么专论日本的书籍。我自己对于日本，也没有做过什么系统的研究，没有较为成器的著作。……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功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作“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
    令人唏嘘的是，距离戴季陶著述《日本论》整整90年后，中国与日本两个国家间互相打量时的态度，居然惊人地没有丝毫变化：日本不遗余力地刺探有关中国的情报，而中国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两千五百年前，我们的先祖就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著名格言，可惜的是后人却漠然置之，反倒被虎视眈眈的外人奉为圭臬。或许，这也正是近代以来我们在同对方的较量中屡屡失败的原因之一吧。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所讲述的主角以及他们所拍摄的数以千计的照片或许会再度刺痛我们的神经。
    众所周知，所谓间谍，既可专指被情报机构秘密派遣到敌对方从事以窃密为主的各种非法谍报活动的特工人员，又可泛指在敌对方采取各种手段搜集情报或进行侦查活动的人员。提起日本近代侵华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间谍，人们通常首先会联想到宗方小太郎、荒尾精、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川岛芳子、南云造子等名字。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长达100多年的侵华过程中，除了这些官方或半官方的专业间谍外，日本还拥有一支庞大的“业余”间谍队伍。这些人员打着民间机构的旗号，以商人、学者、旅行者乃至妓女等身份为掩护，充当为本国政府搜集情报的志愿者，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提供了支持。而本书的主角，正是这支庞大的“业余”间谍队伍中的一员。
    2009年，当笔者面对着40余本名为《亚细亚大观》《亚东印画辑》《满蒙印画辑》的老相册时，立即被里面3000多张老照片所呈现的那个时代和那个世界给震惊了。而透过那一张张发黄的照片，我们仿佛又看到那些风尘仆仆的身影，他们如幽灵般常年潜行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他们如观光客般将照相机对准山川、河流，对准铁路、港口，对准森林、矿山……一切都似乎在不经意间完成。或许，当年这些“观光客”的身边也曾有好奇的围观者，只是神情麻木的国人哪里会知道，自己正如标本一样进入别人的实验室！
    毋庸置疑，尽管这些照片的摄影者只能算是为政府效忠的“业余”间谍，但仅就职业素养而言，他们绝对是合格的。关于这一点，《亚细亚大观》的发行者在1926年8月曾公开标榜道：
    我亚细亚大观社不揣冒昧，为迎合时代之要求，做出一己之贡献起见，创立本社，已有三年。为方便世上有识之士获得相关的知识，我社对中国内地的风俗状况进行了诸般介绍。一直以来，我社唯其所志，担当本分，奋斗不已，勇往直前。这期间，读者诸君对我社给予了诸多的谅解，并对我社寄予了极高的期待。与此同时，也对我社的工作给予了相当的支持和好评。社运蒸蒸日上，日日兴隆。社员们对诸位的支持和肯定感动不已。如今，又有一大喜事让我社铭记在心，感激不已，并引以为豪，时时激励着我们继续奋发向上。我谨在此向与我怀有同感的读者诸君，敬告此事。这一光荣和喜悦．应该永远得到铭记。
    我社在本年六月谨将编纂的照片集呈上九重云深的禁中。蒙陛下与摄政宫殿下的睿览，实在是荣幸之至。不仅如此，还蒙宫内省下旨，嗣后每集都需编纂两部，呈献宫中。对于我社来说，这是何等的光荣之事啊。此无上之名誉，未曾想望之殊荣，诚令我社不胜惶恐。这等恩宠，我社必将永远铭刻在心，以期报效。
    ……
    可以想见，当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华侵略战争时，这些图文并茂的情报大全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从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再到全面抗战，当侵略者一路长驱直入，而中国军队却难以抵挡时，除了军力、国力等方面的原因，情报的落后显然也是一大决定性因素。
    遗憾的是，当年尽管也有部分国人对于日本的意图有所警惕，但总的看来，对于以民间身份来华搜集情报的日本人，中国的政府官员基本上是不予干涉甚至热情提供便利的。据笔者对民国政府公报的粗略统计，仅在1925、1926两年，外交部及各省政府就先后二十余次向下级机构发出要求保护日本人在所属区域游历考察的训令！只是到“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战争阴云的紧逼下，这种情形才有所改变。通过《亚细亚大观》刊登的照片内容也可以明显看出，关于中国内地省份的照片，基本上都是在1931年前拍摄的，而在此之后，岛崎役治等人的活动范围几乎就限于伪满洲国范围内了。
    时空穿梭，我们也必须看到，当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尽，和平的天空有时却依然会笼罩着阴云，因此依然需要时刻警惕。一项美国人的调查就发现：“日本官方每年根据各种需要派出专门从事情报收集的间谍约有近万人次，各大企业、公司和9大商社派驻海外的1 000个办事处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收集经济与技术情报。”
    行文至此，使人不禁联想起一则流传已久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当中国发现大庆油田的消息传出后，一些西方国家纷纷准备投标为中国提供采油设备，但却因信息闭塞而无从下手。1966年7月，日本三菱重工财团的情报分析人员无意中看到日文版《中国画报》封面上的一张照片：“铁人”王进喜头戴大狗皮帽，身穿厚棉袄，顶着鹅毛大雪，手握钻机刹把，眺望远方，在他背景远处错落地矗立着星星点点的高大井架。而3个月后，《人民中国》又刊登了对王进喜事迹的介绍。通过对照片及事迹介绍进行全面分析，日本人最终判断出了大庆油田的具体位置、生产规模，从而迅速设计出适合中方需求的采油设备，并最终一举中标。
    我们姑且不论这则“段子”的真实性如何，但它或许能给国人特别的启示。实际上，时至今日，仍不时传出日本间谍在华活动的消息。就在2015年国庆节前夕，中国外交部证实：有日本间谍因在辽宁和浙江从事窃取情报活动而被逮捕，有关情况中方已向日方进行了通报。尽管当时日本方面公开否认政府派遣间谍，但联系到过往的历史，我们丝毫没有理由轻松面对此类事件。而对于中国人而言，其实应该做的还有很多很多。从某种意义上讲，90年前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所呼吁的或许依然具有时代意义：
    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地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功夫。他们的性格怎么样？他们的思想怎么样？他们风俗习惯怎么样？他们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在哪里？他们生活根据在哪里？都要切实做好研究的功夫。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拿句旧话来说，“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无论是怎样反对他攻击他，总而言之，非晓得他不可。何况在学术上、思想上、种族上，日本这一个民族，在远东地方，除了中国而外，要算是一个顶大的民族。他的历史，关系着中国、印度、波斯、马来，以及朝鲜等。近代三百多年来，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是重要。我们单就学问本身上说，也有从各种方面做专门研究的价值和必要，决不可淡然置之的。
    杨红林
    2017年9月于北京

    如果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那么老照片无疑便是通向这面镜子背后的窗户。透过那一扇扇窗户，我们或许会在时空穿梭中重新发现自己的过去和未来。
    记得2009年开始着手整理研究这批数量巨大的日本人拍摄的原版老照片时，起初还抱着一种观赏的态度，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的心情却变得越来越沉重。拂去历史的尘埃，透过这些发黄的老照片，一段段令人百味杂陈的往事，渐渐浮现在面前。对于多年后的旁观者而言，心中不由泛起一串串问号，这些照片的拍摄者是谁？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去过哪里？做过什么？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们能十几年如一日地长途奔波？而随着一些相关背景的逐渐清晰，我们对这些问题也有了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这便是本书的由来。
    对于近代以来日本侵华过程中的摄影行为，著名影像史学者曾璜曾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概括——“影像的占领”。的确，自甲午战争开始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日本曾多次对中国进行了带有殖民主义性质的大规模摄影考察活动，并记录了两国间的历次重大战事与冲突。早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军方就派出了专业的战地摄影师奔赴前线，拍摄了两国交战以及沿途各地战场的照片，并在战后制作了精美的《日清战争写真帖》以资纪念。另外日本早期摄影师龟井兹明、小川一真等人也曾以私人身份在前线开展摄影活动。之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小川一真等也曾跟随日军的足迹进行拍摄。20世纪初期，除了“满铁”等官方情报机构外，以东亚同文书院、亚细亚写真大观社为代表的民间机构，先后派出大批人员潜赴中国各地搜集情报，并在此过程中拍摄了大量照片作为第一手资料。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还利用这些照片制作了许多摄影出版物，试图通过这种手段鼓动国内的侵略舆论，同时也达到美化其殖民统治的目的。据粗略统计，日本侵华期间所出版的各类“写真帖”竟达百余种之多！毫无疑问，这种“影像的占领”既是侵略者无意间对自身罪行的写照，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百年辛酸史上难以愈合的创伤！而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在遭受了一次次刻骨铭心的阵痛之后，我们的民族是否需要认真反思？
    由于当初这批多达3000余张的原版照片入藏国家博物馆时，大多都是随意散乱组合在一起，因此对它们进行归类、整理进而深入分析，确实耗费了笔者很大精力。幸运的是，“国博”在摄影方面丰富的馆藏为笔者提供了良好的基础。5年来，在对这批日本间谍摄影作品进行系统整理的同时，笔者还先后对以沙飞为代表的红色摄影以及方大曾摄影遗作等馆藏进行了相关研究，并于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出版了《沙飞摄影集》《绥远1936：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的抗战记录》等成果。
    当年日本间谍潜赴中国各地搜集情报时，他们对于自己的行动往往标榜以不同的名称。例如东亚同文书院的考察人员惯用“踏查中国”，而亚细亚写真大观社的岛崎役治等人则偏爱“踏破摄影”这样的字眼。相比之下，当年曾在西藏秘密开展间谍活动的青木文教等人则多用“潜行”这样的词语，或许更适合我们今天采用。 在此特别感谢“国博”各位领导和同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多马老师，感谢出版人孙轶老师，正是他们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才使笔者一路坚持前行，不断尝试新的领域！北京大学的何青鹏博士翻译了部分日文资料，在此一并致谢。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谬误之处，还望各界专家多多批评指正。 杨红林 2017年9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