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友洪一生信仰共产党，所以他无私奉献、乐于服务——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他执着认真、自强不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执着认真、自强不息的光辉典范；所以他不图名利、严于律己——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一切为了人民，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

    这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通过老劳模、共产党员蔡友洪90年坎坷曲折且前途光明的人生旅途，展示了我们国家所获得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由富起来开始强起来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才是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唯一坚强有力的核心力量这一真理；同时，作品对蔡友洪一生听党话、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进行了生动叙述，凸现了主人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劳模精神、中国精神、共产党人精神，充分表现了他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的开拓精神，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忘我精神，自觉自信、自强不息的坚定信念。全书事迹感人，导向积极，是一位基层普通党员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优秀读本。

    王荣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大学前是农村生产队队长，大学毕业后，先当15年中学老师，后从事史志工作20多年。从1980年代中期起从事文学创作，至今已出版文学作品350余万字，主要作品有散文集《凝重岁月＞、中篇小说集《绿忧红悦》、长篇小说＜黑市夫人》《家园》《花雨春秋》《血荐李沟头》（合著）、《王荣方文集》（上中下三卷200万字）、长篇历史散文《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2012年5月，其散文《难与悬空寺说再见》获首届中国徐霞客游记文学奖大奖；2014年5月，其散文《在徐霞客墓前》获第二届中国徐霞客游记文学奖二等奖；2014年6月，长篇散文《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获无锡市太湖文学奖，11月获无锡市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序
引言
第一章  牢记国恨
第二章  大难不死
第三章  迎接别样的世界
第四章  洞开的新生活
第五章  光明前途
第六章  经历曲折
第七章  蒙受不白之冤
第八章  试蹚致富路
第九章  经受洗礼
第十章  活着总会有明天
第十一章  春风乍起
第十二章  纾忧解难
第十三章  一视同仁
第十四章  梦想成真
第十五章  为民代言
第十六章  不干名利
第十七章  责有攸归
第十八章  寻找未来
并非尾声
后记
主要参考文献

    蔡友洪是一位普通农民，是一位普通中共党员，是我敬爱的父亲。
    我之所以敬爱父亲，是因为父亲虽只是农民，却做到了很多农民做不到的事。
    毛泽东曾经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按照列宁的观点，农民是小生产者，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政治上可能比较短视。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共产党运用政治运动的方式，不断地教育农民，并通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路径，引导农民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父亲跟很多农民不同的是，他7岁时目睹了日军的烧杀抢掠，11岁时遭遇日军机枪扫射，身中数弹，幸免于难，青少年时期受到中共地下党员、小学教员谢平济的深刻影响，憎恨旧社会，相信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彻底翻身得解放、生活得到快速且切实改善的不争事实，使父亲开始信仰共产党；而且在以后的人生中，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始终坚守自己的政治信仰，把握住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而这一点，是很多农民做不到的。
    我之所以敬爱父亲，是因为父亲虽不是经济学家，却做到了很多农民想不到的事。父亲年轻时就做小生意，追求的是让自家人过上好日子，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遭到严厉警告后，开始琢磨如何让全生产队社员过上好日子。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父亲想到为生产队社员去江苏如皋团购芦花，回来做芦靴统，发展家庭副业，增加社员收入，因为团购要比零买价格低得多；他还想到要把社员家烧饭用的作为燃料的泥炭当化工原料卖给企业，结果大赚一笔，让生产队大多数社员家翻造了新屋。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期，父亲根据国家价格双轨制，在经销钢材中充分采用协议价，让村集体赚了个钵满盆盈。这些涉及经济学方面的事，在那特定的年代，很多农民是想不到的。
    我之所以敬爱父亲，是因为父亲虽不是慈善家，却做到了很多农民不会做的事。父亲一手创办的物资回收站，十多个职工，在二十多年中，为村里赚了数千万元利润。这些收益全被用于村里的工业企业、农田水利、社会事业等发展和村民福利的改善；同时，还不时地用自己的工资、奖金，去热心接济有困难的村民。2003年退休后，父亲从自己不多的一点积蓄中，先后认捐了新沟村慈爱基金、普惠苑社区爱心基金、夏港教育发展基金，自己却宁愿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可以这么说，父亲是一辈子做好事做善事。而这些，很多农民即使富了，也不一定会心甘情愿地去做。
    父亲常说：关爱家人是私德，关爱社会是公德，感谢党恩是大德。父亲是一位普通农民，之所以能做到很多农民做不到、想不到、不会做的事，是因为父亲永葆着一颗感恩之心，他感恩村民，感恩社会，感恩党和政府。
    《听党话 跟党走——蔡友洪传》很好地表达了我对父亲的敬爱之情、敬仰之意。
    《听党话 跟党走——蔡友洪传》采用史传合一的方法，通过对蔡友洪近九十年坎坷曲折且前途光明的人生历程的记述，展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到获得民族的独立解放，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由富起来开始强起来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唯一坚强有力的核心力量这一真理。
    《听党话 跟党走——蔡友洪传》准确到位、高度凝练地提炼出了蔡友洪的“一个信仰”“三种精神”。“一个信仰”就是蔡友洪一生信仰中国共产党；“三种精神”就是蔡友洪甘于奉献、乐于服务的精神，执着认真、自强不息的精神，不图名利、严于律己的精神。“一个信仰”与“三种精神”之间的关系，既是统属关系，又相互关联、密不可分。正因为蔡友洪一生信仰共产党，所以他无私奉献、乐于服务——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他执着认真、自强不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执着认真、自强不息的光辉典范；所以他不图名利、严于律己——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一切为了人民，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
    蔡友洪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是一笔丰富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传承好，发扬好；同时，这种精神更是我们这个新时代不可或缺的力量源泉。
    是为序。
    蔡国明
    2018年12月于江阴

    由于蔡友洪为人十分低调，谢绝宣传，所以，关于他的文字记载资料很少很少。我要写他，全靠采访。
    我虽然早就熟识蔡友洪，对其也有所了解，但为了写他，还是采访了数十人；除采访蔡友洪本人外，还采访了他的妻子、儿子与儿媳妇、女儿与女婿、孙子与外甥，以及新沟村干部、夏港镇退休领导和普通村民等。有的采访对象，甚至经历了数次面聊。
    通过全面的多层次的深入采访，我掌握了十分丰富的有关蔡友洪的资料。通过对采访笔记进行梳理、分析、综合和研究，我逐渐明晰了一条主线：蔡友洪自青少年时代起，始终为自己、为家庭、为村民能过上幸福日子而不懈地奋斗着，始终信仰共产党。
    明晰了这条主线后，如何谋篇布局、结构全书，又让我颇费思量。根据蔡友洪的具体事迹和全书的体量，经过反复斟酌后，我决定采用史学体与传记体相结合的写法，在事件中展现蔡友洪的鲜明个性，在章节中叙述蔡友洪不凡人一生的特征，在真实中揭示蔡友洪的平凡与不凡，进而彰显蔡友洪生命的浓墨重彩。
    对于通过采访获得的口碑资料，有的因为年代久远，记忆有误；有的因为囿于认知水平，当事人的回忆、众多采访对象的回忆，并不一定全部正确或准确，亟待考证。为了史实的准确、结构全书所不可或缺的有关时代背景资料，我在写作时参考了有关文献资料(详见《主要参考文献》)，查阅了相关网上资料(恕我在这里不一一列出)。
    树碑立传，古今皆然。太史公写本纪、列传，帝王宣诏为忠臣名将立传，都是为已故的所谓大人物立传。所以，生不立传成为规矩，小人物入传成为禁区。我则不以为然。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人都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每个人的一生就是一部传记；每个人的生前、墓前都有一块有形或无形的碑。既然这样，为什么非要等人死了以后才准树碑？为什么不能给普通人立传？
    《听党话 跟党走——蔡友洪传》是一部传记文学作品。写传记不同于写小说。写传记不许任凭作者丰富驰骋的想象力，决不可违背真实，需要对资料进行翔实的考证，对是非善恶有透彻的看法，但又不可缺少作者一定的想象力，比如对资料的剪裁去取，写景叙事，气氛、对白的安排等，都需要艺术的表现手法。所以，书中所叙事件都是真实咱勺，这是史实真实；同时，传记文学也要求注重艺术的真实，即要写出历史的可能性和人物在特定历史年代中的可能性。本书在讲究史实真实的同时，也讲究艺术真实，努力写出蔡友洪所处历史阶段的历史可能性和其所处特定历史年代中的可能性。史实真实与艺术真实，是由传记文学的属性所规定了的。史实虽然是历史的，但我在叙述时是有所选择、有所强调的。我凭借一定的想象力，注意重新说明蔡友洪那已过去了的一件件、一桩桩活生生的往事。其中，蕴含着我的立场、观念、眼光和情感。
    大历史纠缠于个人命运。个人内心构成历史的深度。《听党话 跟党走——蔡友洪传》注重表现人物的生存状态，努力寻找人物命运与历史进程的关联点、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点，逼真亲近地写出人物的沧桑感、命运感，真诚地润泽人物的灵魂。所以，作者希冀本书能打动读者的，不是生硬的思想观念，也不是历史事件的真实，而是蔡友洪身上所蕴含的精神力量。文学是精神的发现。《听党话 跟党走——蔡友洪传》体现出的文学精神，根本的是蔡友洪身上所集中表现出来的劳模精神、中国精神和共产党人精神。 江阴的地形是东西狭长，所以，自古以来就有东乡与西乡之说。传统上，以江阴城为界，往东称为东乡，往西称为西乡。江阴虽属吴语区，但东乡与西乡的方言还是有明显不同的。西乡方言中有两个较为明显的特点：把“不”说成“弗”，把名词“家”当作动词用。《听党话 跟党走——蔡友洪传》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西乡人，作者也是西乡人，为了体现个性，书中运用适量的为读者所读得懂、所理解的江阴西乡方言。同时，20世纪60年代前出生的西乡人，一般都将父亲叫作“阿爹”，把爷爷叫作“阿公”，把奶奶叫作“亲娘”“阿婆”等；但70年代后出生的，开始将父亲叫作“爸爸”，把祖父叫作“爷爷”，把祖母叫作“奶奶”。这体现了时代变化。这种语言变化在本书中也有体现。艺术效果如何，期待读者的评判。 为了力求史实的准确，2018年l0月18日，曾在普惠苑社区举行《听党话 跟党走——蔡友洪传》审稿会。我将初稿送给蔡国明、石顺芳、蔡海威等人审阅。他们花了一个月时间进行审阅，并提出了数十条修改建议和意见。我又花了半个月时间，根据他们的建议和意见，逐条进行梳理，择善而从，或纠错，或补充完善。 在采访中，蔡海威先生给予我较大帮助，其中有一些采访任务，是由他帮我完成的，同时他还为我的采访提供必要的交通便利。为我采访多次提供交通便利的还有刘明云先生。在此，我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更要感谢蔡国明先生。在采访与写作过程中，他与我多次沟通交流，对本书的写作出谋划策。同时，他还拨冗为本书作序。可以这么说，在《听党话 跟党走——蔡友洪传》中，他也倾注了不少心血，是我不能忘记的。 王荣方 2018年12月于藏晖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