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详细回顾了一些传统理论在解释中国由盛转衰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介绍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对战国以后直到明朝末年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宋明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做了详细深入的分析，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逻辑和近代的衰落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解释。这样的解释是富有说服力和启发性的。全书展示了作者娴熟的史料分析和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是一部值得历史爱好者和研究者阅读的好书。

    历史进步是多因素、各环节互相配合，连锁互动之结果。一定阶段，影响思想交流深广程度的科技因素起关键作用。特定技术条件未成熟时，商业发展不足以推动社会实现飞跃性突破，相反，上升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破坏性作用，导致社会崩溃重组。而当技术条件成熟时，先进社会更易于通过累积实现进步的因素，却可能与其他因素不同步而造成脱节，使社会陷入更脆弱，更易于被外敌侵略破坏的状态。由此，更先进更活跃的社会，却隐伏着陷入落后之危机；进步所受阻力更小，却更易夭折于野蛮外力之打断。但不能因此把先进视为落后，把进步视为反动。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如果说《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一书横向截取明亡的历史关键节点，剖析展现此理，那么《中国历史停滞吗？》则是纵向梳理，揭示先进与落后，强大与衰弱，互相转化催生，起伏波动背后的深层原因。
    作者对中国长期重农抑商、缺乏资本主义精神、儒家思想阻碍发展、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等流传甚广的偏见，做了有理有据的分析驳斥。定义并区分了星火意识和燎原意识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指出判别资本主义萌芽的核心标准在于是否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催生的星火意识上升为燎原意识的过程，由此解决围绕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理论困惑。
    分析历史发展，难免中西对比。作者通过具体理论和事实分析，厘清两个社会发展的共通性和不同性，指出西方历史发展和中国历史真正合理的对应，破除那种认为中国古代皇朝更替不过是停滞轮回的观念。

    杜车别的《中国历史停滞吗？》是一部大书，是对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成说的质疑，他认真追寻这些成说背后真实的历史，并对其做出全新的论断。许多历史的真相被揭露出来，许多为人深信不疑的成说被颠覆。作者展示了一部不一样的中国历史，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
    今天，我们关注和研究中国历史，是在一个宏大问题的背景下，这个宏大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能如此迅速和成功地复兴？意味深长的是，此前，人们关注和研究中国历史，同样也是在一个宏大问题的背景下，那个宏大问题是：近代以来的中国为什么如此贫穷落后？
    ——李子旸（罗辑思维撰稿人之一，出版有《市场的力量》《经济学思维》等。）
    任何有关中国历史的理论，都必须能够同时解释中国古代的繁荣和近代的衰落这两个基本事实，以及这种大转折背后的原因，才可能被称为一种合理的理论。杜车别的《中国历史停滞吗？》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逻辑和近代的衰落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解释。这样的解释是富有说服力和启发性的。
    ——李晓鹏（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著有《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中华帝国的治乱得失》《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等。）

    杜车别，1978年生。上海嘉定人。真名孙海宁。毕业于上海大学数学系，获硕士学位。成名于网络，作品已达200万字，均为独有心得的严肃写作。提出了很多原创性的新思路、新观点，被誉为“思想敏锐，目光犀利，发覆掘微，常言人所未言”。
    著有《中国历史不停滞——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探讨》、《儒家正义论——祛除中国人的思想自卑》、《民族理论问题综述》、《明末清初的中国人口问题》等。2013年三联书店出版《明冤——毛文龙、袁崇焕与明末中国的历史走向》一书。

序一  解开心结，回到历史（毛佩琦）
序二  从中国为什么贫穷落后到中国为什么能迅速复兴：宏大问题的背景转换（李子旸）
序三  大转折背后的原因（李晓鹏）
前言
    1.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2.本书希望起到的作用
引言
  一、研究历史之概要介绍
  二、各章节内容和彼此关系的简单介绍
第一章  中国古代真的“重农轻商”吗？
  一、对一些认为中国古代重农轻商观点的初步分析
    1.“重农轻商”思想能否推出等价的事实？
    2.怎么看待所谓历朝历代的抑商政策
  二、对重农抑商概念的澄清
    1.对“重农抑商”不同意义上的理解以及使用上的混乱
    2.一个例子：西汉桑弘羊究竟是重商还是抑商？
    3.西方近代重商主义、重农主义概念的引入
    4.传统观点在重农抑商问题上自相矛盾的理论错误
    5.一些学者对传统抑商说法的修改以及仍旧存在的问题
    6.对中国古代究竟重农还是重商一个全面的回答
第二章  对韦伯资本主义起源相关观点的分析
  一、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和驳斥
    1.何种对韦伯观点的解读更符合他的本意？
    2.韦伯给资本主义精神下的定义
    3.新教伦理有利“资本主义精神”的三种关系都不能成立
  二、韦伯对中国儒家的批判是否能够成立？
  三、韦伯对城市、市民、法律等问题的观点也不正确
    1.中国古代城市是否落后于中世纪的西方城市？
    2.市民和法律问题上，中国古代也不落后于同期西方
第三章  从经济基础角度解释中国近代落后的一些传统观点
  一、自然经济统治地位论
  二、家庭手工业和小农业紧密结合阻碍社会发展论
  三、商业资本的依附性
    1.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三位一体说
    2.土地所有制抑制商业发展说
  四、其他的一些传统观点
    1.从生产力的角度分析的观点
    2.地区发展不平衡阻碍社会发展的观点
    3.从人口角度出发的分析
第四章  传统理论的危机
  一、理论危机的表现
    1.研究动机与结果的背反
    2.破旧却不能立新
    3.试图取消问题的意义却又不得不继续回答这个问题
  二、理论危机的实质
  三、造成困境的原因以及一些弊病的分析
    1.概念的僵化束缚
    2.缺乏理论继承基础上的发展以及不同观点的对话
    3.对史料的解释缺乏基本规范
    4.一些常见的思维逻辑错误
    5.欧洲中心主义的错误
  四、一些对理论困境的无效应对
    1.概念体系、理论体系的转化
    2.钻入琐碎细节，放弃宏观理论
    3.否定问题的意义，把回避问题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五章  对有突破性思考的学者观点的介绍评析
  一、两位海外学者的观点
    1.对黄宗智观点的介绍和评析
    2.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理论
  二、对国内一些学者观点的介绍
    1.许苏民对清代明是导致中国近代落后根本原因的认识
    2.田昌五强调商业力量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重要作用的观点
    3.陈支平对中国古代集权专制以及地租制定性的质疑
    4.曹大为反对因名废实以及确认清统治者责任的观点
    5.何顺果反对资本主义西方独有论的观点
    6.刘泽华的“共同体”分析方法的提议
    7.韦森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
第六章  资本主义萌芽新理论及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史的初步考察
  一、一些基本概念和疑问的辨析
    1.伪问题与真问题
    2.采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理由以及资本主义概念的定义
  二、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定义
    1.资本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区别
    2.从萌芽的原始含义出发对资本主义萌芽概念做初步的理解
    3.对人的思想意识的能动作用的考察和强调
    4.资本主义萌芽的实质
    5.星火意识上升为燎原意识的条件
    6.技术和科学在上述理论中对应的关系
  三、在资萌新定义基础上考察中国古代史的一些初步结论
    1.西汉甚至战国时期就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介绍
    2.由上述学者的观点结合我的理论所得到的结论
    3.对宋代以前中国历史社会性质的初步考察
第七章  封建社会以及战国后直到明末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问题
  一、问题的缘起
    1.最初时期对封建概念的理解
    2.对封建概念理解的变化以及不同观点的争论
  二、封建社会问题三种主要的观点以及相应的分析
    1.对“战国封建说”的介绍和分析
    2.对否定“战国封建说”观点的介绍分析
    3.概念推广弥补传统封建理论缺陷观点的介绍分析
  三、封建社会概念合理的推广及应用
    1.一个合理的推广
    2.根据这一推广，从战国开始就非封建
  四、对战国直到明末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分析及对世界历史的粗略考察
    1.资因社会概念及中国古代皇朝周期性盛衰灭亡的实质
    2.用这一理论对整个世界历史最粗略最简单的考察
第八章  宋朝和明朝是资本主义萌芽社会
  一、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
    1.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经济基础
    2.星火意识上升到燎原意识的表现
  二、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
    1.理学思想的深化
    2.王阳明心学的创立及其在明代的繁盛发展
    3.辩证法思想之荟萃——方以智
    4.思想的普及流传以及对社会影响作用力的加强
附录1  对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分析及修正
  一、通俗阐释
  二、答疑
  三、学术化阐释
    1.以生产函数图来说明黄宗智、赵冈、陈勇勤对过密化的不同理解
    2.赵冈关于过密化理解的错误
    3.一个宏观层面的解释
    4.真正的过密化是边际成本的降低，而不是边际收益的降低
    5.对黄宗智理论难以自圆其说之处的解释
附录2  明末清初中西方科技交流的对比
  一、清代明是历史的倒退
  二、康熙和崇祯对待科技译著的不同态度
  三、被称为同时代西方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
  四、明末清初科技译著规模对比及背后原因
  五、徐光启以数学为基础的“近代式”科学思想
  六、仅被清廷当成玩物的蒸汽机模型
跋
参考文献

    解开心结，回到历史
    毛佩琦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有悠久而丰富的历史记载。中国人多有历史癖，上下皆然。梁启超先生曾经发出浩叹：“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
    中国又有“史鉴”的传统，史之为用，可以知兴替。然而，也如梁先生所说：“我国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掺有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为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
    进入新时代，史家应该有新的追求，不再为“明道”、“经世”所约束，所以梁先生又说：“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述之，使恰如其本来。”。
    梁先生这些话是在1921年就说了的。同时代的一些学者如胡适先生也有类似的见解。然而，快一百年过去了，旧史学且不论，新史家的中国历史研究怎么样呢？可以说成就很大，完全开辟了新的局面，但留下的缺憾也不少。
    何以言之？近百年中国史研究确实出了不少传世大作，史坛面貌一新。但是在经世致用的口号下，把历史当作“供吾目的之刍狗”，“必至强史就我”的情况亦复不少，难以说作成了“恰如其本来”的历史。
    历史学，从根本上说是历史认知学加历史解释学，过去将此二者称为考据和义理。我们所说的客观真实，也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历史事实本身的真实，一个是对历史事实的评判和论断的准确。仅仅拼接了历史的碎片，复原了历史的表象，并不能算得到了完整的历史真实。而如果对历史的解读出现了偏差，对历史的评判论断不符合历史的本质，仍然是对历史的扭曲和误塑。犹如画家画像，即使五官准确无差，但精神气质却与人物不符，肯定不是好作品。甚者，画家不顾客观对象，执意按自己的想法有所取舍，更会与真实形象相背离。史家记史、论史亦然。
    杜车别的《中国历史停滞吗？：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探讨》是一部大书，是对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成说的质疑，他认真追寻这些成说背后真实的历史，并对其做出全新的论断。许多历史的真相被揭露出来，许多为人深信不疑的成说被颠覆。作者展示了一部不一样的中国历史，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国古代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是贯穿本书的大问题。大家都知道，自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出现在中国史坛，至今接近百年，仍然是言人人殊，各执一词。虽然大众通过教科书等渠道接受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但是在史学界对此并没有达成共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究竟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在影响了或约束了对于它的研究？前者的答案肯定会大大超出史学领域，后者则是史学家不能回避的责任。
    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历史问题。
    首先，对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是探讨中国的社会性质，为中国革命路径提供理论依据。自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走俄国人的路，是一些知识分子的追求。为什么要走俄国人的路，需要理论上的支持，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共产主义为终极目的，并从中引申出“五种社会形态说”。这成为一些史学家重新解释中国历史的基本理论。他们论证中国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也从而论证“五种社会形态说”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适用性。那么，中国古代史上必须有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虽然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社会，至少也要有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反之，如果中国历史上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甚至萌芽也没有，那么，就会导致中国特殊论和中国发展停滞论。然而，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不可以特殊的，也是没有停滞的。当然，此时也有一些学者从学术的角度，用马克思主义做指导重新解读中国历史，但是革命理论家们的研究，其政治意图是十分明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并且赋予了新的意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编写的中国历史，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学习的必修科目，是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在学术上，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深入广泛地开展，规模空前，但也出现了简单化和公式化的倾向，将中国历史发展与欧洲历史发展的模式简单划一，将中国历史纳入预设的历史框架，在中国历史中寻找具体形象，为其做证据、做注释。历史上外国有的，中国也要有，甚至，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时段也要一致。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以及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等的大讨论，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展开的。尽管当时也有学者意识到，如此这般，将会是“三尺郎君七尺妻，凑得头齐脚不齐”。尽管各家各派在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发展的程度等具体细节上有激烈的争论，但也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间，其实争论各方都是一派。
    ……
    本书回顾了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辩的历史，指出了其理论缺陷，也肯定了它的积极意义。作者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提出了不同以往的看法。他说：“我写的这本书，不指望证明其绝对正确，也不指望说服所有的人。一部分人通过看我这本书，有所启发、有所感悟，能够看到某些东西是自己以前忽略的，某些观点是自己以前没有想到过的，能够让一些人对历史的看法更深刻、更透彻，哪怕是在反对我这本书的基础上的深刻，那么也算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了。”（前言，第3页）
    本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他说，“许多人被预定观念禁锢了思维，立场先行”。“他们深信不疑”一些“被灌输的教条”，如“中国自古就是重农抑商、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如何高压专制、中国的儒家思想如何反动如何落后、清朝的统治不过是明朝统治的自然延续、中国民族的劣根性是源自中国文化本身”，等等（前言，第3—4页）。“立场谬误不要紧，自然有相反立场的人来辩论、来纠正”。“缺乏自己的独立思考，不去寻找相应的事实和道理来反驳，而把别人不符合自己偏见的立场当成问题”（前言，第4页），才是真正的问题。如此棒喝，足以让一些研究者有所醒悟。
    还是回到开头，仍用梁启超先生的话：“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但是，“必须要先有真事实才能说到意义，有意义才能说到价值，有意义及价值才可说到活动。”
    一言以蔽之，作者通篇都在讲一个道理：历史研究，不能概念先行、教条先行，只能史实先行。所谓不能“以论带史”，而要“论从史出”。不能让历史去适应概念，而应该在扎实、真实的史实基础上去推导结论。同时，对于前人研究的结论必须予以尊重，但也允许大胆地提出怀疑，这是学术进步的需要，也是学术发展的规律。心结必须解开，思想必须解放，禁锢必须打破，让历史回到真实，后人一定会超过前人。陈寅恪先生说，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也是适用的。
    2018年10月10日
    （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

    在历史领域，对“理论”似乎总是有一种又爱又恨的态度。
    离开理论，只是罗列史料，则陷入琐碎材料的汪洋大海，茫无头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罗列材料再多，都不知道这能说明什么，有什么意义。如果历史仅仅是罗列过去的材料，这样的历史与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又有什么相干？岂非如钱穆所说，那不过是死掉的历史。
    但是，如果提出理论，把史实的认识整合到理论框架中，则又难免“以论代史”之讥，为了迎合理论，强行曲解史实，削足适履。
    如毛佩琦教授在序言中所说，历史不应该是任人歪曲，任人利用的对象。相信存在真实的历史，尽可能还原这个真实，应该是历史研究者最大的信仰。如果说历史对现实有指引作用、启发作用，那前提也是这个历史是尽可能贴近真实的。如果是歪曲的历史，即便它能满足一时功利性的需要，从长远来看，终究会带来恶果。
    但是否因此可以完全否定理论，乃至刻意地回避理论呢？我觉得不应该，实际上也做不到。
    在历史领域的争论中，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抱有传统观点的人对提出新观点的人说，你这是以论带史；然后提出新观点的人回击，你们以论带史不是更彻头彻尾吗？西方历史学界的人指责中国的学者以论带史，但问题是西方历史学界，果真是排斥理论，做到不以论代史吗？实际上当然不是。
    很大程度上，以论代史的标签成了不同观点的人互相攻击的工具。实际上真的严肃思考一下，理论是帮助我们认识历史的工具，工具本身是无罪的，排斥工具的使用，更非理性的做法。
    要克服以论代史的弊病，最有效的办法不是排斥理论，而是正视理论的工具性。也就是应该欢迎对历史提出不同的理论，欢迎不同学术观点的提出和争鸣。如果发现旧有的理论难以解释历史事实，合理的做法不是强行把史实附会到理论上，而是提出新的理论。不断用更丰富详尽的史料研究，推动理论自身的变革和进步，这样才能克服僵守一个理论所带来的弊病。
    这与自然科学理论和实验的关系，其实是类似的。提出理论，让人们对各种自然现象和实验结果有更深刻的一致的认识，但这绝不意味着死守在一个理论上，把任何实验结果都附会到理论上。而是一旦发现某些现象、某些实验结果，无法用原先的理论给出简明的解释，就提出新的理论。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发展到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但提出新的理论，绝不是意味着否定旧有理论的巨大价值。相反，旧有理论对深化人们的认识，推动社会的进步、科技的进步，做出了无法抹杀的巨大贡献。
    自然科学领域是如此，历史领域也应当是如此。承认真理的相对性，但人的认识可以通过对物质世界不断深化的认识来逼近绝对真理。这符合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我的这本书，最初是写于十多年前了。按我的出发点，是不抱任何成见。如果说有成见，也是一些传统的深入人心的关于中国古代如何僵化停滞，中国传统思想如何腐朽保守，阻碍社会进步的成见。但是集中一段时间看了大量中国经济史的论文材料，一些古代史料，确实发现一些主流观念自相矛盾的地方太过醒目，想回避都回避不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本书的一些观点。这个过程自问其实不是以论带史，而是以史带论。受经济史材料的激发，产生对固有成见的质疑；由这种质疑进一步形成观点，产生表达出来以澄清真相的冲动。 当然，任何观念理论形成之后，又必然会产生自己的局限和弊病。诚如方以智所言：“世无非病，病亦是药。以药治药，岂能无病？犯病合治药之药，诚非得已。”但就我初衷而言，我的书就是抛砖引玉，能给一些人带来一点启发，能不固守于成见，于愿已足。 最后，向热心写序的李子旸先生、李晓鹏先生表示感谢。尤其感谢毛佩琦教授，写了一篇近五千字的长序，所展现的古道热肠和一位史学家对历史的严肃和真诚，让人由衷地钦佩和尊敬。 杜车别 2018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