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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精)

  • 定价: ¥68
  • ISBN:9787513923095
  • 开 本:32开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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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
  • 页数:335页
  • 作者:(美)费正清//小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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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08-01 第1版
  • 2019-08-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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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本书以战例为立足点,通过对战例的分析,讨论了古代中国政治中“文”与“武”的关系、文官科层制如何驯服军队、内亚游牧骑兵对中国军事史的影响等重要话题。本书虽然以战争军事为题,但不仅仅是从军事战术的角度来分析,正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述:“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内容提要

  

    本书集合了八位著名汉学家对古代中国军事史的细致分析,研究内容囊括了野战与围城、外征与内讨、御侮与平乱,起于公元前632年,止于公元1556年,跨越先秦、西汉、唐、宋、明各代,通过城濮之战、征伐匈奴、淮西之役、襄阳围城、鄱阳之战、土木之变、剿平倭寇等经典战例,呈现出经常被忽视的古代中国的军事风格和军事传统。

媒体推荐

    这是一部中国军事战争史领域的奠基之作。作者均是在国际上久负盛名的汉学家,他们从中国历史上几场至关重要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战役入手,通过细致的分析,以小见大、引人入胜地呈现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揭示了战争这一“国之大事”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关键性影响。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我们必须感谢这些作者将战争置于更广泛的政治背景之下,这么做有利于读者把握中国军事思想史的主线:权力必须具有心理和政治影响力,即便weiyi可用的手段是军事手段。
    ——《美国历史评论》
    一直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军事史的研究付之阙如。本书成功地复兴了一个基础研究领域,它本身就是一部突破之作。
    ——[澳]王赓武,知名历史学者

目录

致谢
导言  中国军事经验的多样性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先秦战争的模式与诸阶段
小弗兰克·A.基尔曼(Frank A. Kierman,Jr.)
汉武帝的征伐
鲁惟一(Michael Loewe)
藩镇抗拒朝廷:淮西之役(815—817)
毕德森(Charles A. Peterson)
中世纪中国的城市攻防战
傅海波(Herbert Franke)
1363年鄱阳之战:明朝开基的内陆水战
爱德华·L.德雷尔(Edward L. Dreyer)
1449年土木之变
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
胡宗宪平徐海,1556 年
贺凯(Charles O. Hucker)
出版后记

前言

  

    中国军事经验的多样性
    中国对今日世界的诸多贡献中,最乏人问津的要数它独特的军事经验。本书的研究范围,囊括了野战与围城、外征与内讨、御侮与平乱,起于公元前632年,止于公元1556年,其目标主要是用细腻的分析,呈现中国的军事风格和军事传统。
    如今20世纪下半叶行将过半,控制战争规模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本书的出现显得恰逢其时。国家或政权间的暴力冲突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共同威胁。如果想借鉴军事史去应对现在的危机,那么必须重视中国人战与和的经验。西方扩张的余波在越战中达到某种顶点,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中国战争方式的扩张性弱于西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新的动员和防御艺术的突出范例。作为核大国,中美被一个同样的难题困扰:如何驾驭新兴的核力量,用它自卫,而不被它反噬?双方都需要用尽可能全面的视角看问题。
    正如沃尔特·米里斯(Walter Millis)十年前所说:“继续将过去的战史套用到未来,不但可能,甚至必然造成一个文明的灾难。”他说,亨利·哈勒克将军(Henry Halleck)、G.F.R.亨德森(G.F.R.Henderson)、查尔斯·奥曼爵士(Sir Charles Omen)、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J.F.C.富勒(J.F.C.Fuller)等人,并不比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高明到哪里去。他说,军事史必须“少研究一点过去的战例……少一点纯军事视角,多一点文化视角……多运用政治哲学、经济学、社会学……还要利用应用科学提升研究水平。”在这些方面,中国的独到经验也许会有特别的启发。
    中国参与新的国际秩序是大势所趋,国际社会必须为此做出调整。研究中国人的战争之道,可以使这种调整更顺畅。这样一来,理解中国军事传统就有了实用价值,中国政府正是它的嫡派传人。同时,我们还可以去粗取精,为我所用。毕竟中国历史是人类的共同遗产。
    中国的军事传统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实效,还在于它每每能够推陈出新,有时创造力甚至更胜西方。中国人不仅发明了弩、铸铁、火药,还发明了纸、印刷术、科举和职业文官制度。他们还有一项很早就取得的成就:确立文主武从的观念。因此,中国“和平主义”的名声在西方民间经久不衰。中国古史中兵制和战功的记载之多,前现代民族中无出其右者。公元前221年,名副其实的战国时代定于一统,其后的十二个主要朝代,和其他十六个次要朝代,都是通过军事手段建立的。可谓“刀剑里面出政权。”统一一方面要靠武力,一方面也要靠非军事因素,这些因素军事史家也不能忽视。
    本书分析了从古至今中国军事经验的典型形式:春秋时礼仪化的战争、战国时兼具礼仪和计谋的战争、汉代的内亚问题、唐代对藩镇势力的镇抚、明代沿海的倭患、围城战与内陆水战的战略战术,以及当权者错误决策造成的军事灾难。当然,这些战例都可以同其他地区的战例横向比较,且能得出丰硕的成果。它们都发生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然而其中一些方面是有着普遍意义的。
    ……
    汉学研究中有一个误区,就是喜欢强调中国的独一无二,比较研究恰能揭破其谬误。然而,中国特殊的地理和历史的烙印确实存在,中国思维和行为的特殊习惯便由此产生:
    轻视武力和英雄主义,不以为荣,更喜欢用非暴力的手段战胜敌人或者达到自己的目标。在中国人看来,军事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克敌制胜的多种手段之一。军事指挥权不应该交给纯粹的武人,因为他们所受的训练使他们的眼界不够开阔。
    陆战传统深厚,倾向被动防御,喜欢将进攻者搞得筋疲力尽,或者与叛军达成和解,这样会比消灭他们的成本更低。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海军发育不良。。明清两朝对付海上侵略者的办法,并不是控制洋面,而是用对付陆上入侵者的办法——坚壁清野。将人口、粮食和其他物资都集中到城中,使人侵者缺乏补给,自行撤退。16世纪明朝为了抵御盘踞日本的海盗、17世纪清朝为了防备郑成功麾下的反清水军,都曾将沿海地区的人口和物资全部内迁。迁海给百姓带来巨大苦难,也中断了海上贸易。然而,中国东海不是亚洲内陆的草原,所以迁海政策最终劳而无功。令人称奇的是,这一政策竟然真的执行下去了。
    军事同官僚主义联姻,而不与商业扩张结合,尤其不过问海上扩张。欧洲从十字军东征起,军事就同探险、海盗、大宗商品贸易、殖民地和海外帝国联系在一起。而中国则不同,她反对将商业作为高层政策的目标。国家收入来自田赋、盐税和徭役,个人牟利则要靠官僚特权。在中国人看来,武官贪墨的危险不存在于掠夺战争中(这是胡人才做的事),而存在于惩罚性战役之中,因为大多数军费会落入将领个人的口袋。这里武官模仿的是文官的贪污方式。
    目前,我们还处在无知的状态,所以可以比较轻松地做出以上的概括。经过深入研究之后,反而难以这么轻松了。中国式战争的牵涉面极广,进一步研究的空间非常广阔。

后记

  

    本书的英文原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在1974年出版,是海外汉学研究中军事战争史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虽然距今已有将近半个世纪,但书中讨论的问题在今天仍然值得被继续关注。“文主武从”的观念在汉代萌芽,至宋代发展完备,成为古代中国军事传统的特征。可能是潜移默化中受此影响,当代人对军事史的研究热情也远不如对文官科层制度。
    八位蜚声国际的汉学家(费正清、小弗兰克·A.基尔曼、鲁惟一、毕德森、傅海波、爱德华·L.德雷尔、牟复礼、贺凯)围绕着野战与围城、外征与内讨、御侮与平乱等问题,挖掘了从先秦到明代的七个战争片段,包括城濮之战与井陉之战、汉武帝与匈奴的拉锯、唐代淮西藩镇与朝廷的对抗、宋元时期的围城战、元末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水战、明代土木堡之变、胡宗宪灵活运用权谋以剿寇,说明战争不是单纯的武力对抗,更需要政治军事智慧和社会组织才能,在这个过程中探讨了古代中国的军事传统和军事风格。
    书名中的“战争之道”,说明了这不是一本战争史,讨论的核心不仅在于战争本身,而是更多地将政治哲学、经济、社会、文化的视角引入军事研究。希望这本书能够对为读者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和思考。
    服务热线:133-6631-2326 188-1142-1266
    读者信箱:reader@hinabook.com
    后浪出版公司
    2019年4月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虽然先秦的史料真伪互现,但是要从中梳理出战争的几个阶段是可以办到的。战争的各阶段和战斗的诸模式,主要见于《左传》和《史记》两部经典。而《左传》中军事史的材料更为丰富。它是对东周(前770—前403)时期政治史的一份独立记载,成书时间大约在前4世纪晚期到前2世纪早期。《左传》是以为《春秋》作注的形式流传至今的。《春秋》是一部简要的大事编年,记载了始于前722年、止于前481年的历史。《史记》是由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所修,修纂的时间跨越公元前100年前后的数十年。《史记》囊括了从黄帝到司马迁所处时代的全部历史。但它记载最为翔实是春秋之后的史事,其中战国、秦朝、楚汉争霸和汉初百年尤其详尽。两部史书将那些兵戈扰攘的年代和数百年的变迁展现在我们眼前。
    如果你了解一点春秋时代的社会背景,你就能猜到当时的战争是非常仪式化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后世的中国人大概是鄙夷武人和战事的,我们也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所以不能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东周时代的中国人而言,战争是君德的终极试金石。一次战争就好比一次大型的占卜,天意会肯定或否定一个诸侯的统治。如果换用更理性的说法,这是一种将战争和终极的风险与胜负联系在一起的意识。
    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服,神之大节也。”(《左传·成公十二年》)
    这段名言,尤其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句,凸显了战争与庄严仪式的关系。战争的胜负反映了民心,也影响着民心。任何一场战事的胜负都会造成一个新局面,有的邦国可能因为激发了美德而更强大,有的则沮丧地意识到自己致命的缺陷。战争是礼制的一部分,而礼制维系着现实社会与祖先精神和宇宙秩序之间的联系。所以不奇怪,史书上对那个风云激荡时代的战争叙述,除了实际的军事行动,很大篇幅都在讲冗长的战前准备和战后的解释思考:治国理政;为军事行动寻找道德正当性;收集和评判敌方情报(包括敌方君主和国家的道德水平与士气);占卜;公开挑战;占据预定战场的有利地形;在战前挑战逞威,展示武力和决心;战后从道德和实战角度进行记录,不管是否符合实际。
    《左传》中有大量关于战争的记载,但是大多过于简略,意义晦暗不明,没有明白告诉我们,仗究竟是怎么打的。《左传》中记载的数百场战事中,有46场材料充足,能供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在这46个战例中,有11例异乎寻常地篇幅长、细节多、刻画精,或者技术上很有趣;其中4个尤其出众,因为《左传》里会反复提及,有的是直接重复,有的是问接涉及。这几个战例应该是被视作历史意义重大,应该被引为殷鉴的。这些战役是:晋楚城濮之战(前632年),其中陈蔡两国作为楚国的与国参战;晋楚邲之战(前595年);齐晋搴之战(前588年);晋楚鄢陵之战(前575年),其中郑国作为楚国的与国参战。最为有趣的大概要属城濮之战了,因为《左传》中呈现了此战的大量细节,足以让我们画出战斗的示意图,对战事的进展过程有一个相当清楚的把握。
    中国古代史书的记述中到底有多少创造性想象,或者用一个当今文学研究者爱用的词,到底有几分“小说化”?这个量是没法精确计算的,但是一定极为可观。此外,军事事件的特殊性很强,军事史从来都是光怪陆离的。一场战役就如一段演奏完毕的音乐一样独特和容易消散,并且更加复杂。甚至到如今,战况最激烈的时候,战地演说都难以当场记录下来,而且由于种种原因,自古以来中国士兵的话多是在压力下说的违心话。但是还有一些事件在《左传》中的记载看上去很短,写实性却引人注意,应该是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当时的情况。在邺之战中,一辆晋国战车撤退时陷入土坑,楚人竟然教晋兵丢弃一些东西以减轻车重,帮助晋人战车逃出土坑。晋人非常窘迫,对敌方的建议也很疑惑,冲帮他的楚人咆哮:“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我们逃跑的经验果然没有贵国丰富啊!”虽然无礼,但挺可信的。
    P3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