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本书是国内首部以著名报人、出版人、诗人高一涵的评传。高一涵是五四时期的著名文化人，他参与创办过《晨报》、《每周评论》等多种报刊，曾在《新青年》杂志发表过大量文章，是继严复之后的又一位学院派思想启蒙大师。著有《政治学纲要》、《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等书，译有《杜威的实用主义》、《杜威哲学》等书，另诗集《金城集》出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等职。本书对高一涵的一生作了历史性的客观描述和研究，既注重了全面把握，又突出了重点。对读者了解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和那场运动，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内容提要

  

    本著叙述了高一涵的求学生涯、思想演变、学术经历、社会活动及其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学术界关于高一涵研究的第一部学术评传。该著共十二章，比较全面地梳理了高一涵一生的求索历程，重点考察了高一涵参与领导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事实及其对五四运动发展的历史贡献，并从学科演化角度概述了高一涵在政治学领域的学术建树，凸显出高一涵所具有的政论家、思想家、政治学家及社会活动家的身份。该著作为学术性评传，不仅大量地征引第一手的可靠材料，尽可能地做到史料的翔实，而且基于学理的见地加强思想史与学术史的会通、政治史与文化史的对接，藉以求得历史叙述和学理研究的有机统一，同时还将高一涵置于现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学术转型、文化创新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客观评价。该著作为近年来高一涵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不仅对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生活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整体的中国现代思想史、政治史、学术史研究的深化亦有重要的启示。

自序
第一章  少年时代
  家世
  启蒙
  步入新式学堂
  安徽高等学堂的求学之路
  革命带来的冲击
第二章  留学日本（1912-1916年）
  酝酿出国与留学明治大学
  加盟“甲寅”结三友
  参加社团与创办《民彝》
  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宣传“主权在民”的国家观
  阐发政治调和的思想
第三章  办报启蒙（1915-1917年）
  《青年杂志》的二号人物
  没有到职的《晨钟报》编辑
  与李大钊协办《宪法公言》
  《甲寅日刊》的主将
第四章  新文化运动精英
  舆论骄子
  引进西方政治思想
  争自由的号手
  新文学和白话文运动的捍卫者
  欢迎十月革命
第五章  为五四运动摇旗呐喊
  引领舆论走向
  拒绝和约签字
  散发《北京市民宣言》
  对五四运动的总结
第六章  北大的教授生涯
  著书与讲学
  赴日研修
  研习唯物史观
  校内外的政治活动
  抨击军阀的专制统治
第七章  结友胡适及经营《努力周报》
  与胡适交往
  经营《努力周报》
  《努力周报》中的四次大讨论
  与胡适的渐行渐远
第八章  著名政治学家
  政治学研究开拓者
  政治哲学研究
  政治学专著中的主要观点
第九章  南下革命
  南下革命的起因
  上海途中的入党申请
  在武汉的日子
第十章  中年的监察生涯
  独具特色的监察思想
  打老虎与查办要案
  履行监察的使命
  专项调研与建议
第十一章  诗人情怀
  敦煌卫士
  以诗记史
第十二章  不寻常的晚年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为新中国法制建言献策
  政治运动中的自我改造
  “文革”蒙难
附录
后记

前言

  

    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撰写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传是史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工作。道理很简单，历史是由人们自己创造的，重大的历史事变、历史事件，都是人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恩格斯1890年9月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就说，“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在此，如果对历史人物没有足够的把握，则很难说能够通晓历史的真谛。因而，从历史人物下手来研究历史，应该说是一个正确的研究路径，这已为古今中外的史学实践所证明。
    然而，史学界对于个人研究的兴趣似乎发生了很大的转移，可以说已经不大重视个人经历的研究。此种现象，大致也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李大钊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这部史学名著中，就对忽视个人经历研究的倾向提出了批评。他指出：
    人以个体而生存，又于种种团体而生存，故人生有为个体的生存，有为团体的生存。人的团体的生存，最显著的例，即是国民的生存。今日史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似为国民的生存的经历。记述为个人生存的经历者，谓之传记；讨究文化的发展者，谓之人文史，亦曰文化史；传记与文化史，虽均为历史的特别种类，然而个人经历与文化发展的研究，亦不能说不是史学范围以内的事。有人说，史学是专研究关于团体的生活者，而不涉及个人的生活。是亦不然。个人生活与团体生活，均于其本身有相当的价值。团体生活的荣枯兴衰，固为吾人所急欲知，所急欲解喻者，而个人的经历与运命，又何尝不一样的感有此兴味？此等要求，盖为吾人自然的要求。且个人生活的研究，不但于其本身有必要，即为团体生活的研究，有时亦非研究个人生活不可。盖个人为构成团体的要素，个人的活动为团体生活的本源，个人在团体的生活中，实亦有其相当的影响，即亦有其相当的意义，故史学不能全置个人于度外。我们固然不迷信英雄、伟人、圣人、王者，说历史是他们造的，寻历史变动的原因于一二个人的生活经历，说他们的思想与事业有旋乾转坤的伟力，但我们亦要就一二个人的言行经历，考察那时造成他们思想或事业的社会的背景。旧历史中，传记的要素颇多，今日的史学，已不那样的重视个人的传记，因为团体的生活，在历史上的意义渐次加重了。然为团体生活的研究，似仍有为传记的研究的必要。
    笔者从2002年初开始研究高一涵这位五四时期著名的历史人物，在相关刊物发表了有关的研究论文，并在10年之后的2012年出版了《高一涵五四时期的政治思想研究》著作。这是学术界第一部高一涵研究的专著。在此期间，高大同先生编著的《高一涵先生年谱》及《高一涵监察工作文选》、六安市金安区政协委员会编撰的《高一涵文选》、郭双林和高波编的《高一涵卷》，也相继出版。这为研究工作提供很大的方便，也为高一涵评传的撰写提供了条件。但是，目前尚未有正式的《高一涵评传》公开出版。尽管我在多年前就想写出一部《高一涵评传》，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动笔，这次与高大同先生合作，终于把这部评传写出来了，总算完成了自己的这个心愿。研究历史人物，必须要有年谱、文集、史料编年等资料性的准备工作。如果再有一部评传，那对研究工作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并有助研究工作向深化的方向前进。因此，这部《高一涵评传》的撰写，应该说对于高一涵的研究是有意义的。
    撰写历史人物的评传，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研究路数，不必要求同一。但要写出一部较好的评传，还是要有所讲究的。我认为，撰写历史人物的评传，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严谨的研究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历史人物进行客观的评价。同时，还需要有这样的几条：
    第一，全面把握，突出重点。历史人物的思想、活动是丰富多彩的，有一个不断演进的线索，并表现出多个层面。由此，我们对历史人物的把握也就需要是全面的，不全面就不能把握整体，就不能揭示其丰富的内涵。然而，历史人物无论是思想还是活动，也是有其重点所在的，面面俱到地记述，写作中平均用力，就会成为流水账，读者看了也会把握不住重点及关键。因此，在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又需要突出重点。以高一涵这位历史人物为例，“全面把握”就是不仅要注意到其早年特别是五四时期的辉煌历程，也要注意到中年的监察生涯及诗词创作，以及晚年的工作、生活等情况；而“突出重点”就是要将高一涵的思想家、报人、文化人、著名学者这些方面凸显出来，尤其是要展示出其作为启蒙思想家的身份，及其在五四时期向西方探求真理、积极引进西方思想、引领舆论前进的形象。于此可见，“全面把握”是前提、基础，有助于凸显整体形象；“突出重点”是关键，有助于展示其特色、体现其精要、反映其风格、把握其主流。概而言之，评传的撰写既要“全面把握”，又要“突出重点”。
    ……
    撰写历史人物的评传需要不断地创新，并且这种创新是没有止境的。我近来开始研究“话语体系”问题，这起初是源自于文本的研究工作，思考于学科的建设问题。按照我现在的看法，研究话语体系固然需要探讨许多具体的问题，但有三个基本的方面却是要重点研究的。其一，是要研究“话语结构”，主要研究和把握“研究对象”的历史观、方法论、基本命题假设、关注的主要问题、关注问题的视角及基本的范畴等六个层面，这样就能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其二，是要研究“逻辑谱系”，主要是在社会历史演进的视阈中研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及实践逻辑，把握传承中的逻辑进路与逻辑关系，这就需要梳理其内容，解析其相互关系，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来把握“研究对象”，使研究工作上升到探求规律的层面。其三，是要研究“基本维度”，即要进一步探讨“研究对象”所展示的历史维度、民族维度、现实维度、世界维度及实践维度这五个层面，看看“研究对象”有着怎样的视阈及达到了何种的地步。如果有可能，我打算写一部《话语体系论要》的著作，系统地说明自己关于话语体系研究的主张。这里要说的是，话语体系本来是用来研究文本的，但同时也是可以用来研究各个学科的，因为不同的文本、不同的学科皆有话语体系的问题。进而言之，话语体系的理论作为研究工作的基础性理论，也是可以用来研究具体的历史人物的。譬如，历史人物要有所作为，历史人物作为独特的社会存在，大致也不能不涉及历史观、方法论、基本命题假设、关注的主要问题、关注问题的视角、基本的范畴这六个层面。如此，我们的研究如果能将这六个层面弄清楚，就能更好地接近历史人物的本身。又譬如，历史人物作为社会的存在，都得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活动，都得展示其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自然也就可以从研究的角度来抽绎出其理论逻辑。那么，研究者如果将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叙述清楚，则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就可以更进一层。再譬如，历史人物作为有意识、有目的的生命体，总得展开自己的思维、提出自己的主张、形成自己的思想，甚至还创造出理论体系，故而也就会在这种思维、主张、思想或理论体系中表现出历史维度、民族维度、现实维度、世界维度及实践维度，尽管这种表现不一定都达到深刻、精湛、到位的程度，但存在着这五种维度也是很显然的。于此，我们的研究者如果能将这五个基本维度描述出来，并尽可能探求这五个维度基本成因、衍化轨迹及相互关系等问题，这肯定有助于研究者把握历史人物的视阈之维，并进一步刻画历史人物的心理世界及其在思想上理论上所达到的高度。我提出运用话语体系的相关理论来研究历史人物，在现在还只是一种初步的学术设想，但应该说是有助于历史人物研究的。笔者的看法是，写历史人物的评传如果要有所创新的话，也是可以有意识地运用话语体系的相关理论或相关观点，尽管话语体系的系统理论在目前还没有成型。
    从学术研究的规律来看，写出的历史人物的评传，只是阶段性研究工作的完成，并不是说这项工作就此结束了。事实上，评传的工作还要继续下去。这部《高一涵评传》是学术界研究高一涵的第一部评传，对高一涵的一生作了历史的描述和学术的评价，并尽可能地汲取了笔者撰写的《高一涵五四时期的政治思想研究》著作及发表的相关论文的研究成果。当然，这部《高一涵评传》只是在当下的学术研究背景中的一个研究成果，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还要写出不同的《高一涵评传》的。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更多的《高一涵评传》及高一涵研究专著的出版。
    吴汉全
    2016年2月5日

后记

  

    这部《高一涵评传》，是我与高大同先生合著的。我与高大同本来不相识，但各自皆在进行高一涵的研究工作。高大同前几年一直在从事高一涵年谱的编写工作，了解到我在高一涵方面做了些研究，发表了高一涵研究的论文，于是在2011年6月的时候，到南京专程拜访我，并赠送了他出版的《高一涵先生年谱》。从此，我们也就相识了。
    在与高大同先生的这次相见中，我提出要编纂《高一涵文集》，最好再能写出一部《高一涵评传》。我说，自己撰写的《高一涵五四时期的政治思想研究》一书，已在出版社，不久将面世。现在已有高大同先生编纂的“年谱”，如果再有《高一涵文集》、《高一涵评传》，将为高一涵研究奠定基础。他告知我，安徽六安金安区政协正在编纂《高一涵文选》，这项工作已有进展。我得知这个消息很高兴，因为我一直想做这件事，只是由于忙于手头的工作，没有能编出高一涵的文集。2012年10月，我到欧洲的法国、德国考察高等教育，回来后即收到安徽六安市金安区政协陈良亭先生寄来的《高一涵文选》的样稿，并随信希望我为“文选”作一个序。我写序后不久，天马出版有限公司也就出版了《高一涵文选》。至此，我更觉得需要尽快地写出一部《高一涵评传》。这些年来，高大同先生致力于高一涵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跑了全国各大图书馆、档案馆，还到台湾去查考史料，为高一涵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于是，我就想起了高大同先生，希望能与他合作撰写一部《高一涵评传》，并向他发出了合作的邀请，他表示乐意做这件事。这样，我们经过努力，终于写出了这部《高一涵评传》。
    说实在的，我们合作撰写《高一涵评传》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凭着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来做这件事的。在我看来，高一涵是五四时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政治学家，对于现代中国的思想、学术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应该引起当今的研究者的高度重视，理所当然地要有一部高一涵的评传。我们今天的精神传统，有着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但很大一部分是“五四”以来所奠定的。我们今天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不管是哲学、政治学、历史学，还是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等，都是承继着中国近代以来所建立的学术基础，有着五四以来所构建的学术传统。历史不能隔断，也无法割断。任何文化的建设和学术的研究工作，都需要不断开新，这没有疑义，但都必须重视传承的关系，重视既有的本土化学术资源的利用。像高一涵这样重要的人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和研究。这是很不应该的。五四时期的历史，可谓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点之一，也可以说是这段历史研究中的“显学”。有关“五四”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唯独研究高一涵的专著寥寥无几，除笔者所著《高一涵五四时期的政治思想研究》外，尚未看到有分量的高一涵研究的专著。五四时期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绝大多数有其文集、选集、年谱出版，一人有几个评传的也很多，可高一涵至今还没有其评传。这不能说是正常现象。在中国，研究政治学自然需要有着本土化的政治学资源，这就需要了解和研究近现代中国出版了哪些政治学的著作、有哪些著名的政治学家，亦即需要知道中国近现代政治学史，可政治学的研究者似乎并没有高度关注高一涵的《政治学纲要》、《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中国内阁制度的沿革》、《欧洲政治思想史》等著作。基于这种情况，笔者觉得有必要写出《高一涵评传》，不仅使人们知道这位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家，知道这位为现代中国政治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著名学者，而且使研究者对于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包括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与文化）有着应有的尊重和敬畏，并在学术研究中予以批判地承继。 这部《高一涵评传》对于高一涵的研究，大致可以概括出这样三点结论：第一，高一涵是现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高一涵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启蒙思想家，在引进西方思想文化、宣传十月革命、研究唯物史观等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是五四时期舆论界有影响的人物，因而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家。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就将高一涵的文章和著作列入其中，出版了《高一涵卷》。可见，高一涵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与地位也是得到当今中国学术界有识之士认可和重视的。第二，高一涵是现代中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高一涵是从辛亥革命中走出的历史人物，留学日本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五四运动发生后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国共合作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年以后有着较长一段的监察生涯，建国后加入民盟为新中国建言献策。可以说，政治活动在高一涵的一生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在现代中国的政治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第三，高一涵是中国现代政治学史上著名的政治学家。高一涵有着较为复杂的经历，但学者的身份也是十分显著的，并且在其一生中也是占主要的地位。高一涵在五四时期研究政治学，在北京大学主要的也是从事政治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出版了大量的政治学专著，为推进西方政治学中国化及建构本土化的政治学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着政治学家的地位。在20世纪的30年代，高一涵即使离开了高校讲坛，但还是积极参与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曾担任中国政治学会干事，这说明高一涵在当时就有着很高的学术声望。当然，高一涵是一位历史内涵十分丰富而又有曲折经历的人物，需要在现当代中国社会演变的历史进程予以把握和呈现，但其政治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政治学家的地位是十分显著的。 这部《高一涵评传》不能说十全十美，存在的问题一定不少，但大致描述出高一涵活动的轨迹，梳理出高一涵的思想、学术和道路，比较全面地再现了高一涵的形象。出版这部著作，目的在于为推进高一涵研究的深化起积极的作用。人们从这部“评传”中也许可以了解到高一涵的基本情况，对高一涵形成一个整体的感知，因而也就可以在相应的地方加以进一步的研究。本著如果能达到这样的目的，笔者也就感到欣慰了。 吴汉全 2016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