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梳理从石器时代一直到今天的全球不平等的百万年经济史，沃尔特·沙伊德尔提出，经济不平等从不会自然消失，只有暴力事件大大减少了不平等程度。本书首次阐述了这样一个主题：暴力性冲击在减少经济不平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点在全球范围内，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作为讨论不平等问题的一个重要贡献，本书提供了关于不平等的持续性，以及它的程度为何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减弱的重要新见解。他对经济不平等的全新见解或许将帮助我们理解过去和现在，从而更好地应对未来。

    自从人类开始耕种、放牧，并把财产代代相传，经济不平等就一直是人类文明的显著特征。进入21世纪后，贫富差距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经济不平等问题越发突出，甚至已经影响全球稳定。
    美国知名历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回溯从石器时代到今天的经济史，从长远的时间维度追寻和解释经济不平等。他从最早的文明危机谈到20世纪的灾难性世界战争、革命，颠覆性地指出经济不平等从不会悄然消失，大规模暴力和灾难才能够显著改变这一切，换言之，只有战争、革命、瘟疫和国家崩溃才能重新洗牌。
    沙伊德尔进一步强调，几千年来，文明社会并没有让自己适应和平的平等化进程，我们需要问自己，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如何分配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它们以这样的方式被分配，以及将要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变这些结果。
    沙伊德尔的观点也许激进而尖锐，存在争议，但无论你是否认同，愈演愈烈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不平等社会》将帮助我们审视人类的不平等史，探寻人类命运的可能，从而更好地应对未来。

    这本书以唯物主义辨证历史观的博大视野和宏大叙事风格，回顾了从原始社会以来的生产方式、交换关系、战争和暴力史……愈演愈烈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是如今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无疑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参考资料。
    ——颜鹏飞 武汉大学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沙伊德尔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置于读者面前，并用大量的历史数据论证自己的立场。无论读者是否同意这本书的所有论点，这都是一部发人深思的著作，激励读者历史视野、全球视野下对人类命运的宏观关怀。
    ——刘津瑜 德堡大学古典系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特聘教授
    如果你认为你已经了解了关于经济不平等的所有内容，那么还请再思考一下。沃尔特·沙伊德尔对于什么因素减少了不平等的分析是有煽动性的，但是他用理性、证据和独特的风格完成了这一分析。
    ——史蒂芬·平克 知名心理学家、《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作者
    这本书令人信服。
    ——罗伯特·J. 戈登 《美国增长的起落》作者
    这部著作证明了其深刻而悲观的结论，即在世界历史中，不平等程度的显著下降仅仅是战争、国家衰亡或者传染病导致的剧烈变化的一个结果。历史学家将受此书影响，对当今世界提议加剧的不平等问题展开有趣而重要的讨论。
    ——大卫·克里斯蒂安 知名历史学家、“大历史”学派创始人、《时间地图》作者

    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学科迪卡森讲席教授、古典学和历史学教授，人类生物学系的肯尼迪-格罗斯曼研究员，是当前国际古希腊、古罗马史研究领域重要、活跃的学者之一。
    沙伊德尔已经出版了十几部著作，包括《罗马与中国》《剑桥希腊罗马经济史》，并在前现代社会和经济史、人口统计学和比较史学等领域发表了大量文章。

序言  不平等的挑战
第一部分  不平等简史
  第1章  不平等的起源
  第2章  不平等的帝国
  第3章  大起大落
第二部分  战争
  第4章  全面战争
  第5章  大压缩
  第6章  前工业化时期的战争和内战
第三部分  革命
  第7章  共产主义
  第8章  前列宁时代
第四部分  崩溃
  第9章  国家衰败和系统崩溃
第五部分  灾难
  第10章  黑死病
  第11章  瘟疫、饥荒和战争
第六部分  替代性选择
  第12章  改革、衰退及表现
  第13章  经济发展和教育
  第14章  如果是另一种历史，那会怎么样呢？从历史到反事实分析
第七部分  不平等的卷土重来和未来的不平等矫正
  第15章  在我们这个时代
  第16章  未来将何去何从？
附录  不平等的极限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译后记

    不平等的挑战
    “一种危险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
    需要多少亿万富翁才能凑足世界人口财富净值的一半？在2015年，地球上最富有的62个人所拥有的私人财富净值，就与人类较为贫穷的那一半，即超过35亿人拥有的一样多了。如果他们决定一起去野外旅游，一辆大客车就可以把他们全部装下。而在前一年，需要85个亿万富翁才能达到这一门槛，也许一辆更宽敞的双层巴士才能容纳他们。在不久前的2010年，这类人要不少于388个，他们的资产才能相当于全球较为贫穷的那一半人拥有的资产，这就需要一个小型车队，或者一架普通的波音777或者空客A340飞机。
    然而，不平等并非仅仅是由一些亿万富翁造成的。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家庭现在拥有略微超过一半的全球私人财富净值。如果把他们一些藏匿在海外账户的资产包含在内，将会使得这一分布进一步偏斜。如此悬殊的差距也并不是简单地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平均收入的巨大差异造成的。各个社会中存在相似的不平衡。最富有的20个美国人现在拥有的财富与这个国家底层的那一半家庭合起来的一样多，而收入最高的1％群体占了国民总收入的1／5。不平等程度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在上升。最近的几十年当中，在欧洲和北美、前苏联地区、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收入和财富分布都变得更加不均衡了。同时，拥有财富的人在此基础上会获得更多财富：在美国，收人最高的1％群体中最能赚钱的1％(收入最高的0．01％)将他们的收入占比从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提高了几乎6倍，该组中收入最高的10％群体(收入最高的O．1％)提高了4倍，剩下的大约75％的人的平均收益增长则远远低于这些更高层次的群体。
    这所谓的“1％”可能是顺口而出的一个简单代称，也是我在本书中反复使用的，但是它可能也起到了把财富在更少数人手中集中的程度模糊化的作用。在19世纪50年代，纳撒尼亚尔-帕克·威利斯创造出“上面的一万人”这一词汇来形容纽约的上流社会。我们现在可能需要使用该词汇的一个变体——“上面第一万人”对那些为扩大贫富差距做出“最大贡献”的人进行公正的评价。即使在这种上流社会的群体之中，那些在最顶层的人还是会超越其他人。当前，美国最大的私人财富大约是美国平均家庭年收入的100万倍，这个倍数要比其在1982年的时候高20倍。即使如此，美国面对中国也会相形见绌，虽然后者的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还是相当小，但有更大数量的财富以美元计算的亿万富翁。
    所有这些都招致了越来越多的焦虑。在2013年，时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已经把不断上升的不平等当作一种“明确的挑战”：
    这是一种危险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而且向上流动性的缺乏已经危害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基本信念——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有机会获得成功。我相信这是我们需要在这个时代面对的明确挑战，即确保我们的经济发展服务于每一个勤劳的美国人。
    2011年，投资商、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曾愤懑地说，他和他“超级有钱的朋友”没有支付足够的税收。这些观点得到了广泛传播。2013年，一本关于资本主义不平等的、长达700页的学术著作，在出版之后的18个月内卖出150万本，并且跃居《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精装畅销书榜榜首。在民主党为2016年总统选举进行的党内初选当中，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对于“富豪阶层”的无情谴责吸引了大量人群，草根支持者给予数以百万计的小额捐助。中国也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做出了努力。谷歌打消了我们全部的疑虑，它就位于我所居住的旧金山湾区，是这里最大的不平等制造者之一，借助它我们能够追踪公众对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增长的关注程度(图I．1)。
    所以，有钱人是不是简单地变得越来越有钱了？并不完全如此。相对于亿万富翁阶层，或者更为宽泛地说是“1％”阶层所有备受争议的贪婪而言，美国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只是到最近才赶上了1929年的水平，现在资产集中的严重程度要比那个年代的更为轻微。在“一战”前夕的英国，最富有的1／10家庭令人震惊地拥有所有私人财富的92％，几乎把所有人都排挤出去了；今时今日他们的收入占比仅略微超过全体的一半。较高的不平等程度有一个非常长的谱系。2 000年以前，古罗马最大的私人财富几乎等于帝国平均年人均收入的150万倍，大致相当于比尔·盖茨的财富和今天普通美国人财富之间比例的水平。就我们所知，罗马收入不平等的总体程度也与美国的没有太大的差异。然而，到大约公元600年前后的教皇大格里高利的时代，大庄园已经消失，给罗马贵族留下的财富少到他们要依赖教皇的施舍来维持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不平等现象减少了，因为尽管许多人变穷了，但富人损失更大。在其他情况下，工人的生活质量有所好转，资本回报率却下降了：在黑死病之后的西欧，实际工资增长了一两倍，工人一边吃肉一边喝啤酒，地主则竭力保持体面，这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收入和财富的分布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的？为什么有时候它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就近年来不平等所受到的巨大关注而言，我们对这一点的了解要比预料的少得多。高额技术性奖金资助的机构经常处理的一个问题巨大且日益严重、紧迫：为什么收入在上一代发展的过程中往往越来越集中？关于20世纪早些时候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不平等现象大量减少的驱动因素的记录还很少，而在更久远的历史时期，物质资源的分配远没有这么多。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为当今世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担忧，这为长期的不平等研究提供了动力，正如当代气候变化鼓励人们分析相关历史数据一样。但我们仍然缺乏对大局的正确理解，即一个覆盖了大部分可观测历史的全球性调查。一种跨文化、比较性和长期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机制至关重要。
    ……
    在发达国家中，更高的不平等与代与代之间较少的经济流动性有关。因为父母的收入和财富是衡量教育程度和收入的有力指标，不平等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我延续，而且前者越高，就越会不平等。基于收入的居住区域隔离的不平等效应也是一个相关的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的大都市地区，高收入和低收入地区的人口增长以及中产阶层的萎缩，导致两极分化加剧。特别是富裕的社区变得更加孤立，这一发展有可能导致资源集中，其中包括当地资助的公共服务，这反过来又影响儿童的人生机遇，阻碍了代与代之间的流动。”
    在发展中国家，至少某些种类的收入不平等增加了内部冲突和内战的可能性。高收入社会面临着不那么极端的后果。在美国，不平等被认为是通过使富人更容易施加影响而在政治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怀疑，是否是巨大的财富而非不平等本身造成了这一现象。一些研究发现，高水平的不平等与自我报告的较低幸福程度有关。只有健康似乎不受这样的资源分配的影响，与收入水平相反：尽管健康差异导致收入不平等，但反过来仍然没有得到证实。
    所有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它们关注的是物质不平等的实际后果，以及为什么它可能被认为是一个问题的重要原因。对资源分配不合理的另一套反对意见是建立在规范伦理和社会公正概念之上的，这种视角远远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但在一场常常被经济问题支配的辩论中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然而，即使在纯粹的工具理性的有限基础上，毫无疑问，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较高的不平等水平与收入和财富水平的拉大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是有害的。但是，什么构成了“高”的水平，我们如何知道“增长”的不平衡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新特点，还是仅仅使我们更接近于历史上常见的条件？还有，用弗朗索瓦·布吉尼翁的术语，那些正在经历扩大的不平等的国家应该渴望回到不平等的一个“正常”水平吗？如果就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现在不平等现象比几十年前还要高，但比一个世纪前低，这对我们理解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决定因素有什么帮助呢？
    在大多数有记载的历史当中，不平等或者在增长，或者保持相当的稳定状态，显著减少的情况是很少见的。然而，旨在遏制或扭转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趋势的政策建议者往往对这一历史背景知之甚少或者缺乏正确评估。那样是应该的吗？也许我们的时代已经从根本上变得如此不同，完全不再受限于其农业和非民主的基础，以至那段历史没有什么可以教给我们的了。事实上，毫无疑问，许多事情已经改变了：富裕国家的低收人群体总体上比过去大多数人富裕，最不发达国家中处境最不利的居民也要比他们的祖先活得更长。不平等的接受者的生活体验在许多方面与过去的非常不同了。
    但在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经济发展或更宽泛的人类发展，而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如何分配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它们以这样的方式被分配，以及将要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变这些结果。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证明，那些用来塑造不平等的力量实际上并没有变得面目全非。如果我们试图重新平衡目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实现更大的平等，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对在过去完成这一目标需要采取的方法视而不见。我们需要问，如果没有大的暴力活动，巨大的不平等现象是否已经得到缓解，与这个大矫正力量相比，有多大的良性效果，未来是否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即便我们可能不喜欢这些答案。

    一
    《不平等社会》一书的作者沃尔特·沙伊德尔2017年推出的这部新著论及暴力和不平等问题，认为不平等的矫正机制即“天启四骑士”——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变革性的革命、国家崩溃和灾难性的瘟疫，其矫正功能在于屡次摧毁了富人的财富，大大降低了不平等程度。
    暴力和不平等问题是自阶级社会存在以来，人类社会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不平等社会》一书提供了这方面的新见解，沃尔特·沙伊德尔观点如下。
    其一，在人类文明的进程当中，富人和穷人之间不平等差距(尤其经济不平等)的增大和缩小交替而行，并且一直是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沙伊德尔通过追踪从石器时代一直到今天的全球不平等史，阐述了这样一个主题：暴力性冲击对破坏既定秩序，压缩收入和财富的分布，缩小贫富差距都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在全球范围内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暴力性冲击，在降低不平等程度中起关键作用。他进而揭示了暴力和不平等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动规律——当大屠杀和灾难降临之时，不平等程度会下降，而当和平与稳定回归的时候，不平等程度会上升。《不平等社会》从长远的时间维度来追寻和解释这段历史。这是一个覆盖了大部分可观测历史的全球性调查。他认为，一种跨文化、比较性和长期的观点对于理解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机制至关重要。
    其二，没有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现代经济发展降低了不平等程度。没有任何一种良性的压缩手段，能够取得一些甚至比战争、革命、国家崩溃和瘟疫(“天启四骑士”)所产生的效果更好的结果。审视整个人类历史，每一次物质不平等程度的压缩都是由这四个矫正力量中的一个或者多个驱动的。它们的共同点是，依靠暴力来重建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使之与政治和社会秩序相一致。
    其三，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异并不是具有社会或历史意义的唯一不平等类型，还有源于性别和性取向的不平等，种族和民族方面的不平等，年龄、能力和信仰等方面的不平等，教育、健康、政治发言权乃至机遇的不平等。尤其权力不平等在决定物质资源的获取方面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因此，这本书的英文书名并不完全准确。
    其四，即使是以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异为标志的经济不平等，也主要聚焦于社会内部的物质资源分配，主要回答为什么不平等程度会下降，着眼于暴力冲击及其替代机制，它们对物质不平等的影响(但没有一般性地探究两者之间的反向关系)，以及识别矫正的各种机制。
    其五，一般只使用两个最基本的指标：基尼系数和总收入或财富占比。尤其基尼系数衡量了收入或物质资产的分配偏离完全平等状态的程度。基尼系数和最高收人份额是大体上一致的不平等测度。两者是两种互补的测量工具，强调的是给定分配的不同性质，即前者计算不平等的总体程度，后者对分配的模型提供急需的深入理解。
    探索全球不平等的历史是一个严峻的挑战。20世纪前很少有国家定期征收收入所得税。漫长的人类历史不允许我们对物资资源分配进行哪怕最基本的定量分析。长期性的分析视角需要非正统的解决方案，用来克服数据质量和数量上的巨大差异。然而，即使在没有家庭调查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依靠代理数据来计算基尼系数。例如精英阶层所展现的财富最有希望成为不平等的标志——实际上往往是唯一的参照系数和坐标。 其六，《不平等社会》详细探讨了1980—2010年部分国家最高收入者所占的收入份额和收入不平等的趋势，1980—2013年20个OECD成员顶层1％群体所占的收入份额，还对约80个国家在1970—2005年间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调查，因此得出结论：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平等尤其是财富分配不均在我们这个时代卷土重来。 2018年2月7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刊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加布里埃尔·祖克曼的最新论文。文中最新数据显示，0．1％的美国人坐拥该国20％的财富，财富不均的情况类似于100年前的情况，百年历程走出一个大大的“U”形。1929年，美国贫富差距达到历史峰值。顶层0．1％群体占有该国25％的财富，且顶层10％的群体居然坐拥高达84％，的财富。这种财富不均的情况虽然在经济大萧条、“新政联盟”和“二战”带来的经济下滑后有所缓解，但从80年代开始，情况再度恶化，以至今天已和百年之前相差无几。据《北美留学生日报》引用的“消费者财务调查”的数据，美国顶层1％群体仅包括126万户家庭，却占有近40％的财富，平均每户拥有2 680万美元财富，是普通家庭拥有的69万美元的40倍甚至更多。福布斯评出的全美前400位富豪(其人口只占美国总人口的0．000 25％)的资产总和超出了底层1亿5 000万美国人的资产总和。 沙伊德尔强调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2000年前后，除了低收入国家，所有类型的经济——中低、中上、高收入国家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收入都出现了颇为严重的不平等，尽管经济发展和掠夺性行为，或者市场和权力，乃至全球化或者国际贸易自由化是一股强大的去平等化力量。例如，在中国，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23，上升到2014年的0．55左右，翻了一番，相应的财富集中度也迅速上升，从1995年的O．45增加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初期的0．7的水平。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俄罗斯，自2008年以来，俄罗斯的市场收人基尼系数一直徘徊在0．5以上，高于1991年苏联解体时的0．37。 其七，《不平等社会》最后提出了未来将何去何从的问题，强调：“我们关心的不是经济发展或更宽泛的人类发展，而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如何分配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它们以这样的方式被分配，以及将要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变这些结果”。 …… 马克思、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专辟三章“暴力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暴力和不平等理论，对于读者正确阅读《不平等社会》大有裨益。 这本书以唯物主义辩证历史观的博大视野和宏大叙事风格，回顾了从原始社会以来的生产方式、交换关系、战争和暴力史。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暴力论，阐述了经济决定政治、生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指出暴力不是绝对的坏事，它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起着革命作用，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什么是遵循唯心主义历史观？就是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鼓吹“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杜林)，并且采用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全盘否定“暴力”。在杜林看来，人类的第一次暴力行动就是原罪，而且任何暴力“都会使应用暴力的人道德堕落”。 什么是遵循唯物主义历史观？一言以蔽之，“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反杜林论》)。 因此，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现，绝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私有财产的形成，都是由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发生变化，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和促进交换，因而其出现和形成都是经济原因导致的。暴力在这里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 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暴力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经济状况给暴力提供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 暴力具有二重性。形而上学的杜林先生把暴力视为绝对的坏事，他的暴力史只是哀诉这一暴力行为怎样作为原罪玷污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一切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怎样被这种恶魔力量即暴力可耻地歪曲了。但是，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即革命的作用。它是社会运动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 历史是谁创造和推动的，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答案不是杜林的暴力创造历史观，也不是黑格尔所标榜的“恶”“英雄”“杰出人物的动机”创造历史，或者“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恩格斯在晚年提出关于社会或历史发展的“合力”理论，在他看来，历史是这样创造的：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它们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与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问的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 五 《不平等社会》一书，由颜鹏飞主持翻译和初校。各章译者如下：序言等，颜鹏飞；1～3章，12章、13章，李酣；4～6章，曾召国；7～9章，甘鸿鸣；10章、11章、15章、16章、附录，王今朝；14章，刘和旺。原文个别地方做了删除处理。 颜鹏飞2019年2月5日  于珞珈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