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在1942年春夏的苏联和北非沙漠德国取得的巨大胜利，以及在同年秋冬的灾难性失败中，希特勒本人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东密歇根大学的欧洲历史教授和获奖作家罗伯特.M.奇蒂诺却在本书中挑战了这一传统观点。
    罗伯特.M.奇蒂诺认为，1942年不仅仅是战争的转折点，同时还标志着一种非常古老而传统的战争模式的死亡——经典的“德国战争方式”无法应对二十世纪的挑战。他将精细的研究结果与令人无法反驳的分析相结合，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清新而观点鲜明的展示——1942年惊人的一面不是希特勒分散兵力的愚蠢，也不是离心作战的明显失策。而是国防军在追逐1942年的目标时无一例外地功亏一篑的荒诞。

    对于希特勒和德国军队而言，1942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转折点，德国国防军的辉煌胜利和巨大的领土收益，都被“僵持”和“战略撤退”等关键词所掩盖。从5月在刻赤和哈尔科夫取得的压倒性胜利，到在阿拉曼和斯大林格勒遭遇的灾难性失败，本书为这个决定性的一年提供了令人大开眼界的新观点：即1942年还标志着一种非常古老而传统的战争模式的死亡，即经典的“德国战争方式”无法应对二十世纪新式战争理念的挑战。基于自己所提出的“德国战争方式”受到的广泛批评，罗伯特.M.奇蒂诺深入剖析了发生在苏联和北非的每一场重大战役和战斗，分析了1942年的各大战役是如何与普鲁士-德国数百年的战争历史传统相结合的，书中“再现”了德国将领对战争的看法，并点评了希特勒的扩张野心。
    作为《德式兵法：从三十年战争到第三帝国》的续作之一，“国防军”系列丛书的第一部，《国防军(第1部折戟沉沙1942年德军历次战役)》分析了德国军队在大约七个月时间里的作战，始于蓝色行动和忒修斯行动发起，止于非洲装甲集团军在阿拉曼之战中覆灭和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被围。奇蒂诺用精细的研究与精辟独到的叙事相结合，为读者展示了军事史上强大的德国国防军是如何逐渐从强盛走向衰落的……

    罗伯特·M.奇蒂诺（Robert M. Citino），军事历史作家，现代德国军事史研究方面的泰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德国对现代作战理论的影响方面有杰出成就。曾在北德克萨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伊利湖学院（Lake Erie College）、东密歇根大学（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西点军校（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和美国陆军战争学院（the United States Army War College）担任学术职位，现任美国陆军部历史咨询小组委员会（the Historical Advisory Subcommittee of the Department of the Army）主席。他的作品获得了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军事史学会（Society for Military History）和纽约军事研讨会（New York Military Affairs Symposium）的认可，《历史演讲》（Historical speeches）将他描述为“洞察力超群的当代军事历史学家之一”。

引言
第一章
由胜转败：1941年
第二章
国防军的复苏：克里米亚战役
第三章
国防军的再次复苏：哈尔科夫的歼灭战
第四章
痛击英军：贾扎拉和托布鲁克
第五章
失算：1942年夏季会战
第六章
强弩之末：北非
第七章
师老兵疲：高加索与斯大林格勒
第八章
终结：阿拉曼与斯大林格勒
后记：国防军之折戟沉沙
参考资料

    让我们先想象一下德国军事史上的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时间是1942年，对德国军队来说这是宿命的一年：  “不可思议，”费多尔·冯·鲍克元帅(Marshal Fedor yon Bock)喃喃自语，“真是绝了。”他站在洛佐瓦(Lozovaia)城东南郊外一个小山丘上的观察所里，看着眼前的景象不住地摇头。历史上有幸目睹他脚下这种壮观场面的将领可谓是风毛麟角：敌人的整整一支大军被包围在区区几千平方米的狭小包围圈中。鲍克不断调整着双筒望远镜的视野，来回扫视这个包围圈。整片区域东西宽不过3．2千米，南北长大概16．1千米左右，其中的每一寸土地都在沸腾。被尘土染成棕色的步兵成群结队，密密麻麻的坦克纵队或许能让人脚不沾地在车辆之间转移，各种大小和型号的火炮令人目不暇接——这一切都在漫无目的地乱跑，虽然在不断移动，却没有明显的计划或目标。在这些步兵、坦克和车辆的头上，有成百上千架德国空军的对地攻击机发出轰鸣，这些是里希特霍芬(Richthofen)的小伙子们：“斯图卡”、Bf-109、Ju-88正在轰炸、扫射和驱赶着敌人。因为有如此众多的人员、坦克、火炮和骡马挤在如此狭小的空间中，飞行员们根本不可能错失目标。鲍克心想，他们或许正在幸灾乐祸地大笑，而他的炮兵们可能也是一样——在观察战场时，他能看到四面八方都有炮火射向他脚下这些正在无助地挣扎的人们。到处都在爆炸，包围圈里的每一寸土地都翻腾着火焰和烟雾。
    鲍克想起了许多年前自己作为学员在军校里学到的一个术语：Kesselschlacht(包围战)，字面意思是“大锅战”。用这个字眼来描述脚下发生的事情真是再合适不过：敌人的整整一支大军正在大锅里被生煎活煮。他记得自己曾学习过大选帝侯(Great Elector)、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布吕歇尔(Bl u cher)和毛奇(Moltke)等人的战例——他们在各自所处的年代都堪称赌徒：擅长大胆机动，从侧翼和后方发动勇猛攻击，打出一场场包围战。由此他又想起了另一个术语：Vemichtungsschlacht，意思是“歼灭战”。
    这时，下面的修罗场中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爆炸——鲍克并不知道原因其实是一架“斯图卡”投下的一枚500磅(约合226．8千克)炸弹刚好命中了苏军的一支弹药车队。炸弹的爆炸和随之而来的殉爆造成了300多人死伤。自己听到的惨叫声是怎么回事?是人?是马?或许都无关紧要了。鲍克又回到了沉思中。他又想起了多年前的课程，还有那些红色封面的精装教材——它们的名字是Del‘Schlachterfolg，意思是“胜利之战”——它们介绍了历代伟大德国统帅的征战，是第一学年的必读教材。伟大的骑兵指挥官塞德利茨(Seydlitz)在罗斯巴赫(Rossbach)截断倒霉的法军的行军路线，并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将其歼灭。约克(Yorck)在瓦滕堡(Wartenburg)渡过易北河(Elbe River)机动到了拿破仑大军的后方，使这位法国皇帝陷入了困境，并直接导致他在莱比锡(Leipzig)的败北。这一战之后普鲁士国王有没有赐给约克一个新的头衔?有，鲍克想道，叫“约克·冯·瓦滕堡”。最精彩的是毛奇在柯尼希格雷茨(Koniggratz)的那次机动，他冒着一路军队被歼灭的风险，沉着地等待另一路大军痛击奥地利军队的侧翼。鲍克很早就记住了所有这些战役的细节，不仅能够背诵每一战中的双方序列，还能凭记忆在黑板上画出每一战的示意图。
    虽然鲍克已经6l岁了，但此时他感觉自己又恢复了青春。他忽然意识到，这些永垂青史的战役没有一场能和此时在他脚下发生的这一场战役相比。以顺利程度、速度和决定性意义来衡量，这可能是德国军队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他们会在那份名单上再添一个名字。”他咯咯轻笑。也许他甚至能得到一个头衔，就像老约克一样，鲍克窃笑着将它从舌尖吐出：“费多尔·冯·鲍克·翁德·哈尔科夫(Fedor von Bock und Kharkov)。”
    在鲍克元帅脚下，一支敌人的大军正在死去。
    上述场景可能显得有些奇怪。对精通二战历史的研究者而言，1942年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是这场战争的转折点，这一年发生了阿拉曼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在太平洋上还发生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和中途岛战役)，历史潮流从此逆转——用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那令人印象深刻的措辞来说，就是“命运之枢机”。这是德国国防军(WetuTnacht)折戟沉沙的一年，也是德国人的征服梦想破灭的一年。但同样是在这一年，德军一开始却取得了至少五场在其悠久的军事史中可以名列前茅的大胜：在苏联的刻赤(Kerch)、哈尔科夫(Kharkov)和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01)，以及北非的贾扎拉(Gazala)和托布鲁克(Tobruk)。国防军在其本就辉煌的胜利纪录中写下了新的篇章。
    在战略层面上，1941年12月的局势已经开始逐渐变得对德国不利。德国早就已经和英国处于交战状态，德国在1940年夏秋两季尝试以敷衍的态度结束战争未果后，非但无所作为，反而又给自己增添了新的敌人。1941年6月，在仍未征服英国的情况下，德国又发动了“巴巴罗萨行动”，全面入侵苏联。在最初几个星期的战斗中，国防军将苏联军队一支接一支地碾成齑粉：在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在明斯克(Minsk)，在斯摩棱斯克(Smolensk)，特别是在基辅(Kiev)，概不例外。只是，随着夏去秋来，“巴巴罗萨行动”也被进军莫斯科的“台风行动”取代。到了同年12月，虽然苏联的首都已经在望，但是苏联红军发动的大规模反攻，导致德军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不得不仓皇后撤。接下来，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Pearl Harbor)，德国元首希特勒决定与他们一起对美国开战。在1941年的上半年，德国的敌人只有英国一家。而此时，仅仅过了六个月，德国就要面对一个庞大而富有的敌国联盟。丘吉尔为了向他伟大的先祖马尔伯勒公爵(Duke ofMarlborough)致敬，特地给这个联盟冠以“大同盟”(Grand Alliance)之名。
    大同盟控制着全世界的大半资源，囊括了首屈一指的海军和殖民强国(英国)、最大的陆军强国(苏联)和睥睨全球的金融和工业巨人(美国)——这样的战争潜力碾压德国是绰绰有余的。好在事实证明，驾驭这股强横的力量并非易事。尤其是美国，它在加入这场战争时对于要如何作战只有极为模糊的认识。相关各方都将会明白，有潜力击败德国与在战场上真正击败德国军队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马恩河的失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决定性时刻。在德国总参谋部的军官和前线指挥官看来，他们仿佛又回到了七年战争的时代。所有的不利因素都凑齐了，同样是被强大的敌国组成的联盟包围，军队的实力也同样不可能恢复到战争第一年秋天的大流血之前。新任司令官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GeneralErich von Falkenhayn)甚至对德皇威廉二世说，德国军队已经成为一台“运转失灵的机器”，无力赢得任何歼灭战的胜利。而最大的问题是，西线陷入了由战壕、铁丝网、机枪和支援火炮的拦阻网组成的僵局。再也没有机动灵活的运动战(Bewegungskrieg)，只有与之截然相反的所谓Stellungskrieg——即静态的阵地战。随着双方的军队都龟缩在战壕里互射炮弹，这场战争就成了标准的消耗战，而按照这种打法德国是绝对不可能赢的。
    可即便在此时，德国人仍然认为，德国的唯一希望就在于迫使某个对手退出战争。虽然德国人确实成了防御战的专家，曾将协约国几乎从未间断的系列攻势一一化解，但他们自己也反复发动进攻，试图重开依旧被德国军官视作金科玉律的运动战。这些进攻战大多以俄军为目标，但在1916年和1918年，西线也曾有过超大规模的攻势——分别是凡尔登战役和1918年春所谓的“皇帝会战”(Kaiserschlacht)。此外，还有1916年针对罗马尼亚人和1917年在卡波雷托(caporetto)针对意大利人的大规模进攻战。值得注意的是，1918年以后德军的专业期刊《军事周刊》(Militar—Wochenblatt)对罗马尼亚会战(这是一个快速Bewegungskrieg的经典战例)的研究之多几乎不亚于它对规模远大于此的西线历次阵地战的研究。四年漫长的堑壕战耗尽了德国军队的元气，并最终使他们屈服，却并未改变德国军官团对军事行动的看法。
    读者此时应该已经明白，1914年之后国防军被拥有巨大数量优势的强敌包围的局面在德国军事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当然，这场战争也有其独特之处，例如希特勒关于欧洲和世界帝国的宏大计划、他的种族主义思想和对种族灭绝的热忱，以及国防军自身在希特勒政权的罪行中的自愿参与。但是，从作战层面上讲，这场战争一如既往。国防军及其指挥机构和军官团所做的事也就是普鲁士军队在腓特烈大帝领导下和德意志第二帝国军队在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Hindenburg)及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领导下所做的事。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德国国防军一直在千方百计对自己的某个敌人施以重击——希望这样的打击足以拆散敌国联盟，或者至少让同盟国认清为了胜利需要付出的代价。虽然这套战略确实失败了，但在战争的最后四年它确实给同盟国造成了一定损失，而且直到最后都足以让英、苏、美等国的指挥官们愁白头发。
    虽然以破坏敌国联盟为目标而发动反复进攻的战略以失败告终，但在当时和后世，始终没有人能对德国面临的战略难题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打赢战争的战略?在这场战争中显然不存在。对于和世界为敌的德国来说这就是最佳战略吗?也许是，也许不是。那么，它是与几个世纪以来德国的军事历史和传统一致的作战策略吗?或许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有时历史仿佛真是被缪斯女神克利俄所掌控，在某种充满诗意的神圣力量引导下向着更为奇特、更具戏剧性的方向发展。但即便克利俄将她的异想天开发挥到极致，也不可能写出比1942年的战事更为奇妙的情节。对国防军来说，这段交战时期是以德国军队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几场胜利之战拉开序幕的：它们是刻赤、哈尔科夫和贾扎拉。这些战役是在1942年5月的几个星期里接连发生的。接着，在6月，国防军又以攻克军事重镇塞瓦斯托波尔的胜利为这段成功的时期强势收官。但是仅仅六个月之后，在所有参战者都经历仿佛持续几次人生的煎熬时刻之后，这一年的战斗以德军遭受两场空前绝后的决定性失败而告终：那就是阿拉曼和斯大林格勒。这两次重大失败同样只相隔几个星期而已。正当埃尔温·隆美尔元帅的装甲集团军(此时在垂死挣扎中已改编为“德意装甲集团军”)丢盔弃甲地横穿北非、前往它在突尼斯的最终归宿时，苏联第5坦克集团军也浩浩荡荡地冲破了罗马尼亚军队在顿河沿岸的单薄防线。
    这两场重大事件，特别是它们几乎重合的时间点，代表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失利。德国军队在以往的战争中也有过未能实现目标的时候，何况到达斯大林格勒、高加索或苏伊士运河都需要推进太长的距离，德国人在当时还可拿这个理由聊以自慰。它也不是单纯的败北——德意志军队在历史上打过的败仗数不胜数，多得可以写一本书：腓特烈大帝有过科林和库涅斯道夫；拿破仑时代的普鲁士军队有过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过凡尔登和亚眠。阿拉曼一斯大林格勒的双重失败也不能被单纯视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这场战争的规模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战争，冲突遍及陆地、海洋和天空，从冰天雪地的北极圈到酷热难忍的缅甸丛林，有数以亿计的人口被卷入其中。认为它在某个独立的事件中发生了“转折”的观点至少也是值得商榷的。’
    在1942年夏季和秋季会战中发生的事件有着远比这更为重要的意义。在这短暂的六个月里，一整套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战争方式走到了穷途末路。德国军队的传统是以机动为本的运动战，是认为“战争是一种艺术，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性活动”。的理念，是对下级指挥官在自身能力范围内的独立性的尊崇：所有这些基本信念在这六个月的时间里都遭到了沉重打击，事实上已被证明不再有效。德国军队习惯的运动战在苏联广袤的战场空问里遭遇了失败；特别是在南方战线，它遇到了它在本质上无法应对的挑战。面对北非和伏尔加河畔发生的事件，将战争视作艺术的理念也很难维持。在这些战场上，敌人的军队冷眼静观国防军使出华丽的看家机动本领，然后以压倒性的物质优势将它碾作齑粉：成群结队的坦克，布满天空的飞机，每千米70门的大炮。德军在这两个战场上的失败看起来毫无艺术可言，倒像是金属加工课上的实习：各种原材料无奈地在钻床上被撕成碎片。
    在德国军官团眼里，夏季会战之初以及后来在顿河沿岸和秋季在高加索的那几场小规模包围战似乎是令人失望的：2万俘虏?3万?战争初期德国装甲部队只要一个上午就能取得这样的战果。而实际上，日后国防军只要还能打出这种水平的包围战，就足以令他们甘之如饴。虽然这些胜利看似不大，却是绵延300年、从大选帝侯到费多尔·冯·鲍克元帅的德军战役级胜利历史的最后辉煌。尽管此时还无人发现，但1942年确实标志着德国军事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包围战，这种再也不能适应现代条件的战争方式寿终正寝了。 作为运动战的另一个方面，独立指挥也“死”于1942年。在阿拉曼和斯大林格勒，它的缺位都是显而易见的。新式通信技术曾是国防军早期胜利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此时却展现了它的负面效应。即使是远在天边、瞬息万变的作战行动，无线电台也能让总司令部得到精准而实时的认识。它也使得总参谋部和政治领袖等人能够进行极为细致的干预，从战地指挥官的角度来看，这真是可憎得无以复加。正如一位德国参谋军官所言． 因为有了现代化的通信和情报手段，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几乎可以不间断地与下级指挥官交流意见。但是这种技术优势也带来了心理上的劣势。具体而言，这导致上级司令部过于频繁地干预下属军队的指挥。这也导致许多集团军指挥官用总司令部的意见取代了自己的决定。这对于战争艺术并无增益。 的确，在沙漠中的隆美尔接到的荒谬的“就地坚守令”中，以及希特勒和利斯特元帅关于如何攻取相对次要的黑海港口图阿普谢的连续争论中，可以明显看出德军在1942年的指挥方式的新特点。勃兰登堡一普鲁士历史上的第一位元帅格奥尔格·冯·德弗林格很可能宁愿和他的君主大选帝侯挥拳相向，也不愿忍受这样的屈辱。无独有偶，在曹恩道夫之战的危急关头，腓特烈大帝命令自己的骑兵指挥官弗里德里希·威廉·冯·塞德利茨立即在陷入苦战的普鲁士步兵左侧实施反击。当发现反击迟迟没有发动时，普鲁士国王派出一名传令官找到塞德利茨，命令后者立即出击，并威胁将严惩抗命行为。但是，塞德利茨是只有在断定时机成熟后才会行动的指挥官。他当时做出的回答是普鲁士军队历史上最著名的格言之一，被柏林军事学院的每一个毕业生牢记在心，无疑也被1942年前线的每一个德国指挥官视作座右铭之一。塞德利茨是这样对国王的传令官说的：“告诉陛下，这一仗打完后我的脑袋任他处置，但是目前，还请他恩准我用这个脑袋为他效力。” 我们或许还可以补充一点：在1944年年初，历史无疑是比现实更友好的归宿，因为杂志的读者在现实中不得不面对许多棘手的问题：国防军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都已摆出防守姿势，对面规模越发庞大的苏军必然会在这—年实施有力打击；强大的英美联军可能很陕就会在西欧登陆；同盟国对敌国大城市的轰炸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如果你是1944年的德军指挥官或参谋军官，无疑有一千零一件麻烦事需要操心。也许这期杂志中唯一真正呼应了德国军队此时困境的文章就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亲自执笔的一篇短文，它说明了军队在陷入重围时的正确应对方法。这让人难免生出遐想：也许这期杂志有几本被飞机运进了第聂伯河西南的科尔松(Korsull)包围圈，在那里，德国第11军和第42军正在四面八方步步紧逼的苏军枪口下挣扎求生。 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看，面对德军武运的急转直下，总司令部选择埋首于自身的历史似乎又是合理的。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按照传统路线进行的战争。尽管有着种种现代技术的装点，作战原则却还是老一套，而它们都深深扎根于普鲁士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历史。就对传统德式兵法弱点的认识而言，隆美尔也许是国防军里现代色彩最浓的将军，但听听他是怎么描述自己和自己的作战艺术的：“塞德利茨和齐滕的时代回来了。我们必须从骑兵的角度看待战争——像指挥骑兵中队一样指挥坦克部队。要从行驶的坦克上发号施令，就像过去坐在马鞍上发号施令一样。”这些名字——塞德利茨、齐滕、布吕歇尔、毛奇和其他十来位名将——在德军对这场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分析中出现了一次又一次。尽管隆美尔没有自比塞德利茨，却自有其他人乐于代劳。他自己的情报主任梅林津上校就曾经形容他是“装甲军的塞德利茨”，1940年6月从非洲战区广播的一个电台节目也宣称：“元首的个人信条是，‘任何没有击败我的事物只会让我变得更强大，’这也是在我们这里指挥作战的塞德利茨与他的勇士们发出的战斗口号。”埔 在地中海战区的德国空军官方杂志《南方之鹰》(Adler im suden)上发表的一篇颂词中，也能明显看到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如果在色当没有毛奇，在坦嫩贝格没有兴登堡，在滑铁卢没有布吕歇尔和格奈森瑙……历史会是什么样?如果在北非的战斗中，没有了隆美尔将军光芒四射的指挥艺术，又会怎样?”我们还可以拿希特勒做例子：得知斯大林格勒德军被包围后，在回到东普鲁士的那天晚上，他在想什么?在研究突围的可能性吗?研究即将实施的空运行动的具体形式吗?研究在解围攻势中可能的战斗序列吗?事后看来都不是。他冥思苦想的不是未来，而是历史：“我们一定要在灾难中表现出坚强的品质，”他对总参谋长库尔特·蔡茨勒将军这样说，“我们一定要铭记腓特烈大帝。”。 确实，在这场战争的后期，当希特勒首次得到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死讯时，他在这个戏剧性时刻的表现也许不只是逢场作戏。当时历史似乎就要重演了。正如女沙皇伊丽莎白一世之死在最后关头拯救了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罗斯福之死或许也能拯救希特勒的德国。希特勒的一生有过许多身份：穷困潦倒的画家、千百万人的偶像、狂热的理论家、超级屠夫。但是在那一瞬间，当最后一缕希望的微光在元首地堡中一闪而过时，他就是不折不扣的霍亨索伦王朝末代君主。 历史学家奥默·巴尔托夫(Omer Bartoy)曾描述过在东线作战过程中国防军的“去现代化”。在他的论点的具体界限内，他是正确的。残酷的战斗撕裂了这支军队内部的现代化社会和人情纽带，由此形成的真空被针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和国家社会主义凶残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所填补。但是，如果把话题严格限制在这支军队的作战特点上，那么“去现代化”就不是一个合适的提法。国防军在作战层面上从未去现代化。它的基本战役和理念是重视指挥官的天才和意志，而轻视物质因素，这从一开始就谈不上有多么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