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艾伦·格林斯潘对美国经济的回顾与反思，提出了美国经济腾飞的秘密，对中国有借鉴意义。入围2018年英国《金融时报》和麦肯锡“年度最佳商业图书奖”一部鲜活深刻的美国经济社会发展史，展示了一副广阔的美国社会画卷。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史诗级的美国演变史，你将从中看到一片荒芜的殖民地如何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造富和创新引擎。
    艾伦·格林斯潘拥有传奇般的职业经历，对美国经济最隐秘的角落了如指掌。他认为美国经济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有机体，既会增长，也会停滞。他研究的首要问题是生产力如何增长，而解答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理解创新以及与之伴生的谜团：创新从何而来？创新如何传播？为什么创新在某些时期能够在民众中获得大量传播，而当下创新的成果只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
    《繁荣与衰退》沿着美国经济发展的时间脉络，用精彩凝练的语言讲述了每个历史时期推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这本书论述了美国经济史中的重要话题，无论是内战爆发前南方奴隶制发挥的作用，还是罗斯福新政带来的实际效应，甚至是全球化及其影响给民众带来的剧烈冲击，都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是数百万普通美国民众释放出来的惊人的能量，正是这股能量推动着美国走向财富和力量的巅峰。
    根据两位作者的观点，美国之所以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天赋，核心在于能够容纳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后果，破旧立新的潮流从未衰退，新人口、新观念总是不断带来进步。尽管创造性破坏往往会造成混乱的后果，但它使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提升到前人无法想象的高度。作者认为，面对创造性破坏带来的损失，美国人总是愿意用牺牲换取收益，如果我们不能认清这个事实，就无法解释美国的崛起，也无法解释美国如何应对历次挑战。最近几十年间，美国的生产力止步不前，作者认为，这是汲取历史经验的最佳时刻，美国是否还能保持其领先地位，还是将其拱手让人，应该从历史中找到答案。

    这是一部言辞犀利、掷地有声、观点鲜活的著作。这本书强调了三点：生产力是检验经济进步的手段，创造与破坏这对双胞胎是生产力增长的主要来源，政治对创造性破坏的反应。这是一部综合了经济、商业、政治多个视角的美国发展史，读者一定会惊异于两位作者能用如此生动和深入的语言为我们展现如此令人兴奋的美国。
    ——《金融时报》
    《繁荣与衰退》以富有说服力和充满洞见的语言描述了美国商业发展的历史。创新，尤其是大众创新，确实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发展的引擎。
    ——《经济学人》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且案例丰富的美国发展史。它带领我们回顾了过去150年来，美国是如何获得世界领先地位的，同时也提醒我们，现在唱空美国或许为时过早。
    ——《泰晤士报》
    这是一部由两位将毕生精力用于研究经济增长动力来源的作者共同写就的精彩作品。凭借艾伦·格林斯潘处理数据的传奇技巧和分析天赋，以及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对商业发展史的学识和洞察力，《繁荣与衰退》一定会带给你许多惊喜，甚至会改变你对美国历史上多个关键事件的看法。
    ——利雅卡特·艾哈迈德（Liaquat Ahamed），2010年普利策奖得主
    这是一部有关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极富洞见的巨制——既讲述了美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批判了其历史上最晦暗的时刻——从“处于世界边缘”的殖民地时期一直到互联网革命时期。格林斯潘和伍尔德里奇用深入的文字分析和鲜明的民众画像，向读者揭示了这本书的主题，那就是美国的资本主义体制永远需要创新，总能容纳重塑。当前，“资本主义”本身已经成为被质疑的对象，也是人们攻击的目标，这是一部因时而生的著作，将为目前社会热点大讨论贡献有价值的观点。
    ——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奖赏》作者

引言
第一章  以商为本的共和国：1776—1860年
第二章  两个美国
第三章  资本主义的胜利：1865—1914年
第四章  商业巨人的时代
第五章  反抗自由放任主义的年代
第六章  美国的事业就是做生意
第七章  大萧条
第八章  发展的黄金年代：1945—1970年
第九章  滞胀
第十章  乐观的时代
第十一章  大衰退
第十二章  美国日渐衰落的活力
大结局
附录  数据和方法
鸣谢
图片版权
注释

前言

  

    让我们用一个奇妙的故事为这部简史做一个开场。故事发生在1620年，当时全球各个经济体组织了一场类似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的会议。来自全球各地的权贵齐聚在阿尔卑斯山山脚下的村子里：有身着丝绸长袍的中国学者，有身着紧身皮夹克的英国冒险家，有包着缠头的土耳其官员……这群人挤满了阿尔卑斯山山脚下各条冰冷的街道，来回穿梭，或者在小旅馆、餐馆中集会，喝得酩酊大醉。
    这场会议主要为了讨论一个爆炸性的议题：谁将成为未来几个世纪世界的主宰者？每个人都希望向别人推荐自己的国家。如果你是参会者的话，你肯定在一场辩论和下一场辩论之间来回穿梭（夜幕来临时，或许你还要在一场又一场的聚会中来回穿梭），每一位参会者都希望能够领会到所谓的“达沃斯智慧”。
    当时，中国学者的论点最具说服力。当时的北京人口已经超过100万，而同一时期欧洲的几个大型城市（伦敦、巴黎、尼斯）人口都没有超过30万。皇权统治下的古代中国官员是从一个人口巨大的国家中通过最严格的考试挑选出来的。当时的中国学者已经编撰成了一部体量达11000册的百科全书。当时的中国海员已经造出了全球最大的船只。
    其他参会者也能为自己的国家提出很好的论点。土耳其人当然以奥斯曼帝国为豪，作为伊斯兰国家社会发展的巅峰代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覆盖了土耳其、阿拉伯地区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非洲和亚洲的广大区域，并且这个帝国还在不断扩张，很快就可以将欧洲也纳入其势力范围。来自莫卧儿帝国的代表声称自己的国家能够用特别创新的方式将不同种族与不同信仰的人整合在一起。来自西班牙的代表则声称西班牙能够战胜所有阻挡自己发展的敌人——在唯一正统的教会的祝福下，西班牙将把欧洲其他地区统一到自己仁慈的管辖之下，还将进一步把自己的管辖范围扩张到拉丁美洲（在拉丁美洲新发现的金银矿产为西班牙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资金支持）。勇敢的英国代表也为自己的国家提出了大胆的论点。他们的国家虽然很小，但是他们从一个腐败而僵化的欧洲大陆中脱离出来，并且创建了一些特别有活力的新型社会制度，其中包括一个具有实权的议会、一支强大的海军（当然离不开海盗的支持），以及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即特许经营企业，这种新的组织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贸易。
    尽管这一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充斥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但有一个地区完全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那就是北美。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这个区域就是地图上一块未经开发的处女地——这是一片坐落于拉丁美洲北方的荒野，这里蕴藏着丰富的矿产，它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可能蕴含着可以开展贸易的路线，也可能蕴藏着丰富的水产。这片荒野上的主要人口还是原住民，他们与参加经济论坛的这些人完全没有交集。虽然当时已经有一小部分欧洲人抵达今天的新英格兰地区和弗吉尼亚州，但据他们所说这里的生活异常艰苦，基本上不存在任何的文明社会。就经济产出而言，整个北美大陆所创造的价值还不如一个小型的日耳曼公国。
    时至今日，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以美元计价的话，美国占全球约5%的人口创造了占全球1/4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已经可以称得上全球最高，只有一些小国家可能超过美国，如卡塔尔和挪威。在那些以创新引领未来的产业——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延寿药物等，美国也占据了主导地位。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时，美国的专利数量占全球专利总数的10%，时至今日，这一比例已经提升到了20%。
    美国经济不仅体量巨大，而且内容丰富。美国在很多产业领域都属于全球领先——自然资源开发与信息技术齐头并进，造纸和纸浆技术与生物技术并驾齐驱。许多全球重要经济体的经济都非常危险地集聚于一个城市，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英国，当然韩国和瑞典也是如此。美国则有多个卓越的经济中心：纽约是金融中心，旧金山是科技中心，休斯敦是能源中心，洛杉矶是电影中心。
    美国的资本主义体制可以称得上全球范围内民主化程度最高的资本主义形式。许多推动大众化资本主义发展的引擎都诞生于美国，其中包括批量生产模式、连锁经营，以及共同基金。在许多国家，只要提到资本主义就一定会把它和财阀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在美国，提起资本主义的时候，人们所想更多的是开放与机遇，换句话说，美国的资本主义使那些出身贫贱的人有机会成长为社会精英，也使普通民众能够享受到原本只有统治阶级才能享受到的商品与服务。R.H.梅西（R.H.Macy）原本是一个手上有文身的捕鲸船船长，但他能够转变为一个“向数百万民众出售只有百万富翁才能用得起的商品”的商人。亨利·福特原本是农民之子，但他发明的T型车成为“每个普通人都能开得起的车”。阿马德奥·詹尼尼（Amadeo Giannini）是一个来自意大利的移民，他一手创建了美国银行，为的就是让每个“小人物”都能享受银行业的服务。皮埃尔·奥米戴尔（Pierre Omidyar）也是一个移民，他创建了一个电子交易市场——易贝（eBay），为的就是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参与自由贸易。美国在成长为全球主导力量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不光彩的劣迹，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其对美国原住民的种种不公平待遇，以及使用来自非洲的奴隶，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到整个人类的发展史，美国的成长还是给人们留下了比较积极的影响。美国不仅为自己的居民创造了富裕的生活，而且以创新和意识形态等各种不同的形式向全球输出财富。如果美国没有干预二战，那么希特勒很可能已经统治了欧洲。可以说，山姆大叔向全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重塑了20世纪的面貌。
    美国的成长可以称得上一部令人振奋的奋斗史，但这个故事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令人感到刺痛的局面：美国的生产力增长已经完全停止。泰勒·考恩（Tyler Cowen）提出了“大停滞”（great stagnation）的概念。劳伦斯·萨默斯甚至引用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的说法，将这个局面称为“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深入研究了美国内战以来的美国经济发展史，他的著作名为《美国增长的起落》（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美国在多个行业遭遇来自中国及其他正在成长中的世界力量的挑战，在一个又一个行业中输给其他国家。美国初创企业数量跌至历史新低，劳动力市场也一直在萎缩，各类监管规则却在成倍增加。
    美国曾经多次成功脱身失败的泥潭。20世纪30年代，美国遭遇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危害程度最深的经济大萧条，但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仍然成长为全球范围内最强的经济体。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了经济增长停滞，并在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较量中受到了很大的创伤。20世纪80—90年代，美国紧紧抓住了信息技术和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重新成为全球范围内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但对于未来美国还能不能再次创造这样的奇迹，我们就无法断言了。
    这部简史将向读者展示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400年发展历程：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原本处于荒野中的13个殖民地是如何将自己整合成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强盛的经济体的。我们也将尝试用历史的经验教训来回答当下最紧迫的问题：美国在未来能否保持其全球主导优势？美国的领导地位是否将无可避免地传递给其他世界强权？
    开创者的黄金年代
    300年前，美国不过是一个由人口稀少的移民定居点松散组合成的地区，仿佛一叶扁舟，漂浮在已知的世界版图之外——对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手握政治权力的人而言，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地方。虽然这里自然资源丰富，但是它远离成熟的世界文明中心；虽然这里幅员辽阔，但是大部分区域都很难涉足。幸运女神向这个年轻的国家投来了微笑。美国的诞生可以说是由一系列侥幸的机遇共同促成的。如果当时不列颠的执政者听取了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建议，对美国殖民地采取了更为温和的政策，那么促成美国诞生的美国革命或许根本就不会发生。美国的革命者可以称得上英国与法国发动的全球战争的直接受益者。如果乔治·华盛顿不具备那么卓越的领导力，那么美国的独立运动也必然受到阻挠。在建国之后，美国也获得了一系列天赐的机遇。1803年，托马斯·杰斐逊从法国人手中买下了整个路易斯安那州，美国的版图扩大了一倍，为整个国家提供了更为肥沃的农田，把密西西比河纳入了美国的版图，也为整个国家添加了新奥尔良港。1821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买下了佛罗里达州，1845年吞并了得克萨斯州，1846年吞并了俄勒冈州。之后，由于在美墨战争中获胜，美国终于在1850年兼并了加利福尼亚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有英国这样一个宗主国，也是比较幸运的。英国是创造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建立了议会制政府的国家。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孩子”，总比成为西班牙或比利时的“孩子”来得幸运。直到今天，美国人仍然会自觉地提醒自己，君主独裁制是邪恶的，也会提醒自己不断重温独立运动塑造的品格。但从其他很多方面来分析，美国独立运动只能称得上一次半成功的社会革命：美国从英国身上继承了很多优良传统，如限制政府权力、执行民主立法、尊重个人产权等，根据知名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 的说法，这些优良传统自13世纪起就已经存在。美国一直在通过各种非官方途径从英国汲取知识：一方面，不断吸引来自英国的移民，这些移民随身带来了工业机密；另一方面，派遣美国人前往英国的工厂、展会参观学习。美国基本上是按照英国的模板来建设自己的股票市场、商品交易市场和产权法的。美国与英国虽然言语不和，但是深深地根植于同一种文化。
    美国最大的幸运可以称得上顺应天时。美国诞生的年代正好是英国启蒙运动的年代，许多旧时人们坚信的真理不断遭遇挑战，许多已经成建制的制度正在不断被改变。美国人为争取独立付出了鲜血的代价，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开始之后的一年，也就是1776年，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最知名的著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在有文字记录的人类历史上，人类似乎已经满足于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较欢迎一种静态且可预测的社会状态。根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研究，从耶稣诞生之日起到1820年左右，全球年均经济增长率不超过0.11%，或者说一个世纪只增长了11%。一个生活在15世纪的佃农，可以一辈子都耕种地主的一块土地，直到遭遇疾病、饥荒、自然灾害，或者被暴力驱逐。这个佃农还可以指望他的孩子甚至他孩子的孩子都耕种这同一块土地。
    亚当·斯密通过自己的著作为人们塑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财富能够成倍增长，机遇无穷无尽。在推动社会理念进步的同时，亚当·斯密实际上实现了一个智慧上的飞跃。此前，人们普遍把追求个人利益看作一种自私的行为，甚至是一种充满负罪感的行为。斯密彻底反驳了这种社会观点，在他看来，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和在社会公德的约束下，追求个人利益将为整个国家带来更多的财富。
    美国正好诞生于亚当·斯密提出这种观点之后不长的时间，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这个新生国家更全面地接受这种社会观点。美国独立运动其实就是一场反对重商主义体制的运动。所谓重商主义体制，就是这个国家相信其经济上的成功应该用黄金储备量来衡量，而黄金储备量必须通过自我保护主义政策，实现贸易顺差，才能获得增加。美国宪法成文于1787年，于1788年正式生效。该法案明确规定，整个美国是一个统一的共同市场，各州之间开展的贸易不存在关税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税务。美国是第一个诞生于成长年代的国家——这个年代最核心的经济问题是如何提升促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不是瓜分固有的资源。
    塑造美国的第二股力量是启蒙运动最大的敌人——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新教。相比其他国家，美国更可以称得上欧洲宗教革命的子嗣。对比来看，天主教教会鼓励信众通过牧师了解上帝，而基督教新教教会则鼓励信众通过《圣经》了解上帝。按照基督教新教的方法，新教信众应该在家中阅读《圣经》，通过自己的解读判断宗教事务应该如何处置，而不应该依赖所谓的神职人员的权威。马萨诸塞州的新教徒创建了很多高中和大学，这种办学力度是其他所有国家都未曾出现过的。马萨诸塞州有一项法律，规定家长必须教会他们的孩子阅读。现在我们已知的最早的一封索取大学资助的信件是1643年由哈佛大学发往英国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上帝将我们安全地送到新英格兰之后，我们建起了自己的住所，为我们的日常生活补足了必需品，为供奉上帝建立了教堂，创建了服务公众的政府。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同时也是我们长期希望去做的事情，就是开办高校，并且希望能让后代都享受高等教育。”
    美国诞生的早年间还有另一个其他国家没有得到的机遇：美国的创建者意识到必须在这个充满流动性的世界中为人们定好几个锚点，以方便人们围绕这些锚点去导航自己的生活。他们赋予了这个国家的居民一系列政府完全无法侵犯的权利。他们通过一部宪法让权力得到限制。当你让民众有更多的方法参与国家管理时，你就需要通过相应的手段确保这些人不会滥用职权。当你让那些有生意头脑的人更有激情地参与贸易时，你就要确保这些商人不会去贬损货币的价值，也无法欺诈顾客。
    美国的创建者在这个国家的基因中注入了对产权的尊重。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写道，人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每个人都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说法其实最早是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他的《政府论（下）》（Second Treatise）这篇论文中提出的，原文中的说法是任何人“生来就有”保护“自己的生命、自由及财产的权利，以及保护自己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美国宪法对权力的约束主要就是为了保护有财产的人，使其免受公众或者独裁者的侵害。正是这种对财产的强有力保护，让美国国内的企业家精神高度提升，因为美国人深信他们能够保留自己赚得的财产。同时，这种保护也让国外投资者愿意将钱投资到美国，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资本在这里不会被盗窃，他们的合法权益不会被忽视。
    ……
    找回美国失去的活力
    在本书结尾，我们将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以帮助美国找回正在逐渐失去的活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效仿1991年的瑞典，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当时瑞典为了应对财政危机，从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应享权利）转变为固定缴款型福利制度。2017年，美国社会福利支出所消耗的金额相当于美国GDP的14％以上，而在1965年这一比例仅为不到5％，相当于我们将近10％的GDP用于了消费而非投资，这导致美国本就令人担忧的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在《2017年联邦老年及遗嘱保险受托管理人董事会和联邦残疾人保险信托基金年度报告》（2017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Federal Old-Age and Survivors Insurance and Federal Disability Insurance Trost Funds）中，精算师指出，要想让整个国家的财政体系在精算学意义上达到安全，那未来的社会福利支出必须永远下调25％，否则就需要征收更多的税款。这份报告长达296页，而这一真正有意义的建议直到报告末尾才出现，这恰好说明了这一话题的政治敏感程度。
    第二项重要的改革就是金融体系改革：如果再发生一次类似2008年或者1929年那种规模的金融危机的话，那么整个体系的合法性都会受到人们的质疑，同时也必然造成短期灾难性后果。在本书后文中，我们会用详细的案例来证明，以前这些危机发生的导火索都是参与金融活动的各类中介机构资本储备不足，诱发了类似银行挤兑的恐慌情绪，并在大众中迅速蔓延开来。在美国历史上，美国经济体中的非金融类行业的资本充足率通常维持在40％～50％，当企业的资本平衡达到这个水平时，出现传染性的违约现象是非常罕见的。令人遗憾的是，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金融企业往往都会出现间歇性、传染性的违约现象。预防这种危机的最佳手段就是强制银行持有充足的资本金和抵押品。有些学者宣称，采取这种措施可能会严重限制贷款和经济增长，但从历史经验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他们的论点。不幸的是，政策制定者与我们的建议背道而驰——他们制定了复杂的监管制度，如2010年的《多德一弗兰克法案》。这些制度是在各利益集团用自己一厢情愿的诉求压迫政府的情况下形成，而不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编制的。美国现行的金融行业监管架构是由过去几十年人们一时兴起的法案构成的，《多德一弗兰克法案》导致这种架构变得更加复杂。
    然而，过去，每当美国面临全国性的经济下滑时（如20世纪30年代或者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是迎难而上，解决问题，并且实现更为强劲的复苏。美国经济强劲的活力，或者说美国人性格中的那种活力，总是能够战胜政策制定者造成的各种败局。1940年，由于刚刚经历了为期10年的经济滞胀和金融乱象，整个美国的未来似乎都没有什么可值得期待的，但在短短10年之后，美国经济就仿佛炼钢厂重新点燃了所有熔炉，一举成为全球最成功的经济体。
    我们用来抵消现在盛行的悲观主义情绪的案例就是硅谷。在这个地方，创业者正在通过发明智能手机和机器人等新事物点燃我们对未来的希望。抵消悲观主义情绪的另一个方法就是吸取历史经验。200年前，美国首批定居者所面临的问题让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相形见绌：他们如何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创造出自己的幸福生活？他们如何创建一套政治体制来平衡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的权力？他们如何平衡个人追求与集体责任之间的关系？
    他们迈向成功的故事，肯定令人振奋，当然也是我们最好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