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吕思勉、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四大家”之一，20世纪最有中国情怀的史学家，黄仁宇、顾颉刚、余英时等人同声推崇的国学大师。
    其人其时身处历史低谷，却对中华文明保持顶级崇拜与自信。抵御“历史虚无”，反击“国民劣根性”，一场澎湃热烈的思想盛宴，一次提气解惑的文化旅途。
    感性与理性交融，严谨与激情并行，历史追溯与现实关怀俱备。理解国学的极佳入门书，树立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的不二之选。
    典雅装帧，考究用纸，尽显经典沉淀质感。

    本书聚焦于民族与文化两大主题，讲述了中华民族与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形成与演进历程，揭示了二者之间互相生发互相完成的关系，并在中西比较的基础上，阐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能够绵延几千年而不绝的内在原因。
    钱穆先生一生崇仰传统文化，对国家民族未来始终怀抱坚定信心，读过本书，当可明白他的这一信念从何而来，更油然生出对本民族文化精神的自豪自信。

    钱宾四先生，在北大任历史讲席已越10年，学识淹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
    ——顾颉刚
    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黄仁宇
    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严耕望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他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大陆、香港、台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增订版序
自序
讲演辞
第一篇　绪论
第二篇　中华民族之成长与发展
  第一章  中华民族之本质
  第二章  中国社会之形成
第三篇　中国历史演进与文化传统
  第一章  历史的领导精神
  第二章  中国历史演进大势
  第三章  中国文化本质及其特征
  第四章  中国传统文化中之人文修养
第四篇　结言
讲义
第一篇　中华民族之成长与发展
  第一章  中华民族之本质
  第二章  中国社会之结构
  第三章  中华民族发展之经过及其前途
第二篇　中国历史演进与文化传统
  第四章  中国历史演进大势
  第五章  中国文化本质及其特征
  第六章  中国的哲学道德与政治思想

    余尝言，“人生”与“民族”与“文化”实三而一，一而三。现象虽可三分，但属同一本体。中国人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面不可指，不可见，即其体。阳面乃可指可见，斯其用。故言“阴阳”，犹言“体用”。先秦道家则谓之“有无”。凡属用处可见处，即道家之所谓“有”。凡属其体不可见处，则道家谓之“无”。其实无处即指其同处，而有处则乃其异处。故日：“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妙乃有之始，即其异处。其本则出于同，亦即出于无。故日：‘‘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子贡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文章即其异处可见处，故可得而闻。性与天道则在同处，即无处，不可见处，故为孔子日常所少言。
    如是以言体用，先秦道家喜言体，每轻视其用。儒家则好言用，每少言体。如言性，即近于体，故孔子少言之。只El：“性相近，习相远。”习易见易言，即可谓性体之用。孔子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忠信即言体，学与习则性之用。《论语》二十篇，开首第一语即日：“学而时习之。”此“学习”二字，乃用非体，可见又可指。颜子日：“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亦步亦趋，即其学与习，亦即用。如有所立卓尔，立者其体，道家所谓玄之又玄之同处，实即无处，故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孟子称孔子谓“圣之时”，但不言圣之常。因“时”有异可见，常则大同无可见。此异乃道家所爱言，而孔子则多避去而少言。
    《易传》后起，乃和会儒道两家以为言。故其言“太极”实即“无极”。极乃言其同一极端，亦犹言无。故后人又言无极而太极。言太极即犹言大同，亦犹言无极，此即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也。
    颜子日：“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文即文章，即人生用处，礼则其体。博处即其异处，而约处则其同处。人生同处在礼，斯则可视而见，指而知，犹今之言具体。孟子始言性，性实一抽象，非具体。后儒如南宋朱子，乃谓“孟子粗，颜子细”，即指此等处言。然则孟子言性善，已近道家落虚处。苟子乃继之言性恶。然后儒乃谓“孟子醇乎醇，苟子大醇而小疵”。其小疵，即指其言性恶。苟子著书最首第一篇为《劝学》，此则其大醇处。《论语》二十篇，开首即日：“学而时习之。”又孔子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则此一“学”字，乃孔门教人醇处。孔子自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吾学不厌而教不倦。”故苟子即在其大醇处劝学。孟子虽好言性，但亦不忘言学，故日：“乃吾所愿，则学孔子。”而后起宋明儒如陆、王，则好言性，而忽于言学，流于不慎，斯失孔门之真传矣。
    今再言“体用”，此二字连言，乃始见于东汉时魏伯阳之《参同契》。亦可谓以前儒道两家少言体，仅言用字。故孔子日：“如有用我者”，又日：“道之不行”。行与用，皆具体可指。颜渊则日：“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所立卓尔，此即后人所言之体字，而其字不出颜子之口。孔子亦仅日：“民无得而称焉”，或日：“民无得而名”，皆不用此一体字。孔子七十始日：“从心所欲，不逾矩”，矩即犹言心之体。但言矩而不言规，不如庄子乃言圆，而日“执其中”。矩之四方，皆可援可指。圆之中心则虚无其位，不如矩之有隅可据。《易传》后起于道家，乃兼采道家之言以为言，故日：“太极本无极也。”故具体与抽象，乃儒道两家立言宗旨大异处，斯则可辨而知者。
    西方希腊哲学家言真理，则不仅无矩可守，亦且无规可寻，乃可人各一真理，故日：“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师则具体，而真理则仅抽象。离其具体而仅言其抽象，则唯西方之个人主义乃可有之。
    西方宗教言天堂，言上帝，此又太具体，不抽象，故唯有信仰，乃不得有各己思辨与议论之余地。如言科学，则既不抽象，亦不具体，乃只于具体中求新求变，更无一故旧之可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