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的一生相对短暂却丰富多彩，他在缅甸当过警察，在法国当过洗碗工，在英国当过流浪汉，在西班牙打过仗，在德国当过战地记者，在赫布里底群岛当过农民。像他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他一生写了很多信，部分得益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这些信特别迷人且有深度。
    本书选取了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书信200余篇。
    在本书选译的200余篇书信中，最早的一篇写于1920年8月，最后的一篇写于1949年10月，那时他已经病入膏肓，距离他逝世只有不足三个月时间。从书信中几乎可以读出奥威尔的全部人生历程。这些书信中，有的是写给出版商和经纪人的，有的是写给报刊编辑的，有的是写给亲属的，有的是写给朋友的。从这些信中，你可以了解到奥威尔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了解到其作品的创作和出版情况，了解到他的感情世界和心路历程。在他的书信中，其清新自然、简洁明快、真挚坦诚、亲切感人的风格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相信读者读过本书后是能够有所体会的。

    本书选译的300余封书信，最早的一封写于1920年8月、最后的一封写于1949年10月，那时奥威尔已经病入膏育，距离他逝世不足三个月时间，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奥威尔完整书信集。
    这些书信展现了诸多不加修饰的细节，为奥威尔的各种观点的起源、发展提供了耐人寻味的注释，还原了他的感情世界、创作过程和心路历程。通过阅读这些书信、你可以对这位有着敏锐观察力的知识分子有深刻的认识，窥见他内心和创作动机里不为人知的秘密。

    奥威尔的政论、文评和讽刺小说久负当代盛名……至于其文笔，有光芒，又有锋芒，举的例子都极巧妙，令人读之唯恐易尽。
    ——钱锺书
    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
    ——王小波
    早年我是为了世俗而写作；后来是为了美学而写作；现在的写作，就是奥威尔所说的，为‘政治’写作。
    ——余华

    乔治·奥威尔（1903-1950），原名埃里克·亚瑟·布莱尔。英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著名的英语文体家，以小说《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闻名于世。
    奥威尔出生于印度孟加拉，父亲是英帝国在印度的小文职官员。奥威尔在贫穷而又自视高人一等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返回英国后，于1917年获奖学金入伊顿公学读书，成绩优异，并在学校刊物上发表其最初的文章。1922年到缅甸，在印度皇家警察驻缅甸部队服役，由于意识到英帝国的统治违反缅甸人民的意愿，感到内疚，于1927年离开缅甸，一年后辞职。后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写成小说《缅甸岁月》（1934）和自传体散文《猎象记》及《绞刑》。
    1944年写成讽刺苏联革命的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农场》，次年出版后头一次使奥威尔名利双收。
    1949年出版政治讽喻小说，也是他最后的作品《一九八四》。

1920年-1930年
  致史蒂文·朗西曼(1920年8月)-2／致马克思·普劳曼(1929年
  9月22日)-4／致马克思·普劳曼(1930年11月1日)-5
1931年
  致马克思·普劳曼(1月12日)-8／致丹尼斯·柯林斯(8月16
  日)-10／致丹尼斯·柯林斯(9月4日)-13／致丹尼斯·柯林斯(10
  月12日?)-17／致T．S．艾略特(10月30日)-18／致T．S．艾略特(11
  月4日)-20
1932年
  致伦纳德·摩尔(4月26日)-22／致埃莉诺·贾克斯(6月14
  日?)-25／致埃莉诺·贾克斯(6月19日)-28／致伦纳德·摩尔(7
  月1目)-29／致伦纳德·摩尔(7月6日)-30／致埃莉诺·贾克斯(7
  月8日)-31／致布兰达·索克尔德(节选)(9月?日)-32／致埃
  莉诺·贾克斯(9月19日)-35／致埃莉诺·贾克斯(10月19日)-
  37／致伦纳德·摩尔(11月15日)-39／致埃莉诺·贾克斯(11月
  18日)-40／致伦纳德·摩尔(11月19日)-42／致埃莉诺·贾克
  斯(11月30日)-44／致埃莉诺·贾克斯(12月13日)-46／致伦
  纳德·摩尔(12月23日)-48
1933年
  致伦纳德·摩尔(2月1日)-50／致《泰晤士报》编辑(2月)-51／致
  埃莉诺·贾克斯(2月26日)-53／致布兰达·索克尔德(节选)(3
  月10日?)-55／致埃莉诺·贾克斯(5月25日)-56／致布兰达·索
  克尔德(节选)(6月?日)-57／致埃莉诺·贾克斯(7月7日)-59／致
  埃莉诺·贾克斯(7月20日)-60／致伦纳德·摩尔(11月26日)-
  62／致布兰达·索克尔德(节选)(12月10日?)-63／致伦纳德·摩
  尔(12月28日)-68
1934年
  致伦纳德·摩尔(1月27日)-70／致伦纳德·摩尔(2月8日)-72／致
  伦纳德·摩尔(4月11日)-73／致布兰达·索克尔德(节选)(7
  月27日)-74／致布兰达·索克尔德(节选)(8月底?)-77／致
  布兰达·索克尔德(节选)(9月初?)-80／致伦纳德·摩尔(10
  月3日)-82／致伦纳德·摩尔(11月14日)-83
1935年
  致伦纳德·摩尔(1月22日)-86／致布兰达·索克尔德(节选)(2
  月16日)-87／致布兰达·索克尔德(节选)(3月7日)-89／致雷纳·海
  本斯托尔(9月?日)-91／致雷纳·海本斯托尔(10月5日)-93
1936年
  致西里尔·康诺利(2月14日)-96／致理查德·里兹(2月29
  日)-98／致杰克·考曼(3月17日)-100／致杰克·考曼(4月3
  日)-102／致杰克·考曼(4月16日?)-104／致理查德·里兹(4
  月20日)-107／致约翰·莱曼(5月27目)-110／致杰弗里·高
  尔勒(5月?日)-111／致安东尼·鲍威尔(6月8日)-113／致
  丹尼斯-金-法罗(6月9日)-114／致亨利·米勒(8月26日)-
  116／致杰克·考曼(10月5日)-119／致伦纳德·摩尔(12月15
  日)-121
1937年
  致詹姆斯·汉利(2月10日)-124／致爱琳·布莱尔(4月5
  日?)-125／致维克多·戈兰茨(5月9日)-128／致汤普森先生(6
  月8日)-130／致西里尔·康诺利(6月8日)-131／致雷纳·海
  本斯托尔(7月31日)-133／致杰弗里·高尔勒(8月16日)-136／致
  杰弗里·高尔勒(9月15日)-138／致杰克·考曼(10月?日)-
  141／致亨利·诺尔·布雷尔斯福德(12月10日)-143
1938年
  致《时代与潮汐》编辑(2月5日发表)-146／致杰克·考曼(2月
  5日)-149／致雷蒙德·莫迪默(2月9日)-150／致阿莱克·休
  顿·乔伊斯(2月12日)-154／致杰克·考曼(2月16日)-156／致
  西里尔·康诺利(3月14日)-158／致杰克·考曼(3月底?)-
  160／致斯蒂芬·斯彭德(4月2日)-162／致斯蒂芬·斯彭德(4
  月15日?)-164／致杰弗里·高尔勒(4月18日)-166／致杰克·考
  曼(4月20日)-168／致西里尔·康诺利(4月27日)-170／致杰
  克·考曼(5月?日)-172／致《新英国人周报》编辑(5月26日
  发表)-174／致杰克·考曼(7月5日)-176／致西里尔·康诺利
  (7月8日)-178／致爱达·梅布尔·布莱尔(8月8日)-180／致
  杰克·考曼(9月26日)-181／致杰克·考曼(9月29日)-183／致
  杰克·考曼(10月12日)-187／致约翰·斯奇茨(10月26日)-
  191／致约翰·斯奇茨(11月24日)-194／致西里尔·康诺利(12
  月14日)-197／致弗兰克·詹利内克(12月20日)-2D0／致杰克·考
  曼(12月26日)-205
1939年
  致赫伯特·里德(1月4日)-212／致杰弗里·高尔勒(1月20
  日)-214／致赫伯特·里德(3月5日)-217／致杰克·考曼(4
  月9日)-220
1940年
  致维克多·戈兰茨(1月8日)-222／致杰弗里·高尔勒(1月10
  日)-224／致戴维·H．汤姆森(3月8日)-226／致杰弗里·高尔勒(4
  月3日)-228／致汉弗莱·豪斯(4月11日)-231／致雷纳·海本
  斯托尔(4月11日)-235／致雷纳·海本斯托尔(4月16日)-237／致
  《时代与潮汐》编辑(6月22日发表)-239／致约翰·莱曼(7月6
  日)-242／致詹姆斯·拉夫林(7月16日)-244
1941年
  致埃尔沃斯·琼斯牧师(4月8日)-248／致多萝茜·普劳曼(6月
  20日)-251
1942年
  致萧乾(1月14日)-254／致萧乾(1月24日)-255／致萧乾(1
  月27日)-256／致萧乾(3月13日)-257／致萧乾(3月19日)-
  258／致萧乾(3月25日)-259／致萧乾(3月31日)-260／致萧乾(5
  月6日)-26l／致萧乾(5月11日)-262／致叶公超(9月2日)-
  263／致《泰晤士报》编辑(10月12日)-264／致T．S．艾略特(El-
  期不详)266／致乔治·伍德科克(12月2日)-267
1943年
  致R．R．德塞(3月3日)-270／致阿莱克斯·康姆福特(7月11
  日?)-272／致雷纳·海本斯托尔(8月24日)-275／致劳伦斯·弗
  雷德里克·拉什布鲁克-威廉姆斯(9月24日)-277／致菲利普·拉
  夫(10月14日)-279／致伦纳德·摩尔(12月6日)-282／致菲利普·拉
  夫(12月9日)-283
1944年
  致伦纳德。摩尔(1月9日)-286／致格莱伯·斯特鲁福(2月17
  日)-288／致罗伊·福勒(3月7习)-290／致伦纳德·摩尔(3月
  19日)-292／致维克多·戈兰茨(3月19日)-294／致伦纳德·摩
  尔(3月25日)-295／致伦纳德·摩尔(3月31日)-297／致伦纳
  德‘摩尔(4月5日)-298／致伦纳德·摩尔(4月5日)-299／致
  伦纳德。摩尔(4月15日)-301／致菲利普·拉夫(5月1日)-303／致
  伦纳德·摩尔(5月9日)-306／致H．J．威尔摩特(5月18日)-307／致
  伦纳德·摩尔(6月8日)-31O／致伦纳德-摩尔(6月24日)-312／致
  T．S．艾略特(6月28日)-313／致约翰·米德尔顿·莫里(7月14
  日)-314／致雷纳·海本斯托尔(7月17日)-316／致伦纳德·摩
  尔(7月18日)-318／致约翰·米德尔顿·莫里(7月21日)-319／致
  约翰·米德尔顿·莫里(8月5日)-320／致约翰·米德尔顿．莫里(8
  月11日)-323／致伦纳德·摩尔(8月29日)-325／致弗兰克．巴
  伯(12月15日)-326
1945年
  致伦纳德·摩尔(2月15日)-330／致罗杰·塞恩豪斯(3月17
  日)-331／致安东尼·鲍威尔(4月13日)-332／致莉迪亚．杰
  克逊(5月11日)-334／致弗雷德里克·约翰·沃尔伯格(6月13
  日)-336／致《论坛报》编辑(6月)-338／致伦纳德·摩尔(7月
  3日)-341／致赫伯特·里德(8月18日)-344／致弗兰克·巴伯(9
  月3日)-346／致阿索尔女公爵(11同15日)-347
1946年
  致阿瑟。凯斯特勒(1月10日)-350／致杰弗里·高尔勒(在美国)
  (1月22日)-353／致赫伯特·罗杰斯牧师(2月18日)-356／致
  多萝茜·普劳曼(2月19日)-359／致伦纳德．摩尔(2月23日)-
  361／致F·丁尼生·杰西(3月4日)-363／致F·丁尼生·杰西(3
  月14日)-365／致《前进报》编辑(3月16El发表)-366／致阿
  瑟·凯斯特勒(3月16日)-369／致阿瑟·凯斯特勒(3月31日)-
  372／致菲利普·拉夫(4月9日)-374／致阿瑟·凯斯特勒(4kl
  13日)-376／致A．S．F．高(4月13日)-378／致斯塔福德·考特曼
  (4月25日)-381／致弗雷德里克·约翰·沃尔伯格(5Z-I4日)-
  383／致米切尔·迈耶(5月23日)-386／致弗农·理查兹(8月6
  日)-387／致西莉亚·科文(8月17日)-389／关于“文学的花费”
  的信(9月发表)-392／致乔治·伍德科克(9月2日)-396／致乔
  治·伍德科克(9月28日)-398／致伦纳德·摩尔(11月2日)-400
1947年
  致《论坛报》编辑(1月17日发表)-404／致维克多·戈兰茨(3
  月14日)-409／致维克多·戈兰茨(3月25日)-411／致维克多·戈
  兰茨(1947午4月9日)-413／致索尼娅·布朗内尔(4kl12日)-
  414／致弗雷德里克·约翰·沃尔伯格(5月31日)-418／致乔
  治·伍德科克(6月18日)-420／致乔治·伍德科克(8月9日)-
  422／致安东尼·鲍威尔(9月8日)-425／致阿瑟·凯斯特勒(9
  月20日)-427／致朱丽安·西蒙斯(10月9日)-429／致罗杰·塞
  恩豪斯(10月22日)-430／致安东尼·鲍威尔(10月23日)-432／致
  朱丽安·西蒙斯(10月25日)-433／致安东尼·鲍威尔(11月29
  日)-435／致西莉亚·科文(12月7日)-437／致托斯科·菲弗尔
  (12月31日)-438
1948年
  致格温·奥肖纳西(1月1日)-442／致朱丽安·西蒙斯(1月2-
  日)444／致乔治·伍德科克(1月4日)-447／致西莉亚·科文
  (1月20日)-449／致安东尼·鲍威尔(1月25日)-451／致弗雷
  德里克·约翰·沃尔伯格(2月4日)-452／致约翰·米德尔顿·莫
  里(3月5日)-454／致朱丽安·西蒙斯(3月21日)-456／致乔治·伍
  德科克(3月23日)-458／致朱丽安·西蒙斯(4月20日)-460／致
  格莱伯·斯特鲁福(4月21日)-462／致乔治·伍德科克(4月24
  日)-464／致罗杰·塞恩豪斯(5月3日)-466／致罗杰·塞恩豪斯(5
  月6日?)-468／致朱丽安·西蒙斯(5月10日)-469／致乔治·伍
  德科克(5月24日)-471／致西莉亚·科文(5月27日)-473／致
  安东尼·鲍威尔(6月25日)-475／致朱丽安·西蒙斯(7月10
  日)-477／致弗雷德里克·约翰·沃尔伯格(10月22日)-479／致
  朱丽安·西蒙斯(10月29日)-481／致安东尼·鲍威尔(11月15
  日)-485／致格温·奥肖纳西(11月28日)-487／致弗雷德里克·约
  翰·沃尔伯格(12月21日)-489／致罗杰·塞恩豪斯(12月26
  日)-491
1949年
  致雷金纳德·雷诺兹(1月17日)-494／致理查德·里兹(1月28
  日)-496／致朱丽安·西蒙斯(2月2日)-498／致朱丽安·西蒙
  斯(2月4日)-500／致理查德·里兹(2月4日)-501／致《新闻
  纪事报》编辑(3月3日发表)-503／致理查德·里兹(3月3日)-
  504／致米切尔·迈耶(在瑞典)(3月12日)-506／致朱丽安·西
  蒙斯(3月15日)-508／致理查德·里兹(3月16日)-509／致伦
  纳德·摩尔(3月17日)-511／致理查德·里兹(3月18日)-513／致
  弗雷德里克·约翰·沃尔伯格(3月30日)-515／致理查德·里兹(3
  月31日)-517／致理查德·里兹(4月8日)-519／致罗伯特·吉
  劳(4月14日)-521／致托斯科·菲弗尔(4月15日)-522／致理
  查德·里兹(4月25日)-525／致安东尼·鲍威尔(5月11日)-
  527／致弗雷德里克·约翰·沃尔伯格(5月16日)-529／致安东尼·鲍
  威尔(6月6日)-531／致弗朗西斯·亚当·亨生(节选)(6月16
  日)-532／致朱丽安·西蒙斯(6月16日)-533／致弗农·理查兹
  (6月22日)-535／致戴维·阿斯特(7月14日)-536／致露丝·费
  希尔(7月15日)-537／致戴维·阿斯特(7月15日)-538／致戴维·阿
  斯特(7月18日)-539／致理查德·里兹(7月28日)-541／致弗
  雷德里克·约翰-沃尔伯格(8月4日)-543／致托斯科·菲弗尔(8
  月11日)-544／致伦纳德·摩尔(8月12日)-545／致弗雷德里克·约
  翰·沃尔伯格(8月12日)-547／致弗雷德里克·约翰·沃尔伯格(8
  月22日)-548／致菲利普·拉夫(9月17日)-549／致朱丽安·西
  蒙斯(9月17日?)-550／致伦纳德·摩尔(10月11日)-552／致
  托斯科·菲弗尔(10月25日)-553
附录一：奥威尔大事记-556-
附录二：奥威尔著作中译情况570-
修订后记581

    本书选取了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书信200余篇。
    乔治·奥威尔，本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1903年6月25日生于印度孟加拉邦，其父是英国在印度的低层文职官员。奥威尔在贫寒却又自视高人一等的家庭中长大。1917年，他因获得奖学金得以进入英国著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接受了4年的系统教育，并在校刊上发表了他最初的作品。1922年，他到印度皇家警察驻缅甸部队任职。因为了解缅甸人民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敌视与憎恨态度，奥威尔感到十分内疚，1927年离开缅甸。后来，这段在缅甸的生活为他以后创作小说《缅甸岁月》、自传体散文《猎象记》以及《绞刑》等作品提供了素材。回到欧洲后，他曾先后在巴黎和伦敦居住，当过教师，做过书店店员，为了赎罪，他甚至穿上破旧的衣衫，到巴黎和伦敦东区的贫民窟居住，同工人、乞丐等生活在一起，与流浪汉一同流浪，跟贫民结伴去肯特郡的田野里收摘蛇麻草，度过了一段穷困潦倒的生活。这些经历在他1933年出版的《巴黎伦敦落魄记》中得到体现。从此，奥威尔在英国文坛崭露头角。1934年出版的小说《缅甸岁月》，描写了正直敏感而情感上孤独的个人与不诚实的、令人压抑的社会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他日后的小说奠定了一个基本模式。1935年出版了《牧师的女儿》，描绘了一位老处女的生活；1936年他又完成了《让叶兰继续飘扬》，讲述了一位书店店员的故事。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奥威尔奔赴西班牙报道内战情况。他加入了共和军方面的民兵，投入到抵抗法西斯军队的斗争中。在战斗中他两次身负重伤。1937年，他因反对西班牙共产党镇压政治反对派，愤而逃回英国。1938年，他写成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标志着他的思想从倾向社会主义转向畏惧共产主义。返回英国后，他还以保守主义的笔调写作了《游上来吸口气》，检讨英国过去的行为，并道出自己对战争的恐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为英国国民军成员，并且为英国广播公司印度部工作。1943年，他做了工党左翼报纸《论坛报》的文学编辑，后来又成为《观察家报》的撰稿人。这一时期，他写作了大量的新闻作品及政治、文艺评论，被称为多产的新闻记者和文艺评论家。他为媒体写作的文章后来被收入《鲸鱼体内》(1940年)等书中。1945年出版的政治寓言体小说《动物农场》使奥威尔名利双收。1948年写成的《一九八四》更是确立了奥威尔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1950年，奥威尔因患肺结核病逝。
    奥威尔的文风痛快淋漓，简洁明快。他继承了斯威夫特平易的传统，但是比起斯威夫特又有了新的发展。他使用的句子更短，选择的词汇更普通、更常见，叙事更加质朴，议论更加直截了当。他在《政治与英语》一文中，集中表达了自己对语言风格的追求。他提出的六条要求是：(1)不用已经在出版物上出现过的明喻、暗喻以及类似的陈腐辞藻；(2)能用短词就不用长词；(3)能少用一个词就坚决不多用一个词；(4)能用主动语态就不用被动语态；(5)能用普通英语词就不用外来词、科学词和专门词；(6)为了不至于让自己说的话不像话，可以不遵守以上任何一条要求。奥威尔还在这篇文章中说：“语言是表达思想而不是掩盖思想的工具。”语言的含糊混淆必然导致思想的含糊混淆，而思想的清晰表达是民主自由权利的基础。他的确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他的语言不陈腐僵化，不故弄玄虚，不以词害意，不似是而非。相反，他做到了清新自然、简洁明快、真挚坦诚、亲切感人，在貌似平淡的文字里隐藏着自己深厚的艺术功底，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的：“我的感觉是，奥威尔的艺术是真正的艺术；但是这种艺术难以描述，因为它看上去坦率、诚恳、简单，没有艺术的修饰。”(见W．F．普里特查德《透视一切：英国作家》)这种文风不仅获得当时读者的广泛推崇，还被同时代的许多作家所效仿，被后世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所怀念。他在英国散文的平易传统中，起到了承上启下、推陈出新的作用，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本书选译的200余篇书信，最早的一篇写于1920年8月，最晚的一篇写于1949年10月，那时他已经病入膏肓，距离他逝世只有不足三个月时间。从书信中几乎可以读出奥威尔的全部人生历程。这些书信中，有的是写给出版商和经纪人的，有的是写给报刊编辑的，有的是写给亲属的，有的是写给朋友的。从这些信中，你可以了解到奥威尔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了解到其作品的创作和出版情况，了解到他的感情世界和心路历程。在他的书信中，其清新自然、简洁明快、真挚坦诚、亲切感人的风格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相信你读过本书后是能够有所体会的。

    大约20年前，应友人之邀，当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本书译者不揣谫陋，开始了奥威尔书信的翻译工作。当时电脑尚未普及，上网更是奢侈，因此通过网络进行文献检索、资料收集与事实核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我的印象里，我是先在稿纸上译出草稿，随后输入电脑，最后提交了打印稿。2001年，作为“沉钟译丛”的一种，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奥威尔书信集》。此时我早已经毕业，从事了一年多繁忙的新闻工作，差不多忘记了曾经翻译过的奥威尔书信。由于译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加之翻检资料多有不便，因此，这部书有着不少这样那样的问题与不足。幸运的是，20年后，贵州人民出版社京贵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的陈滔先生打算对这部书进行修订再版，当年的责任编辑黄筑荣老师也在今年三四月份的时候辗转联系上了译者，这给了译者弥补缺憾的机会。因此，译者非常乐意投入精力进行修订。
    这次修订，本书译者主要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一、顺序的调整
    原来的《奥威尔书信集》主要是以收信人的姓名为顺序的，即把给同一个人的书信排在一起；现在改为全部以书信的写作时间为序(给报刊编辑的书信若不能确定具体写信时间，则以发表时间为序)，这样既可以比较完整地知晓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也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奥威尔的成长与思想变化的历程。
    二、内容的修订
    对于内容的修订主要是纠正误译和补充漏译，再就是对一些专有名词改用更为通俗、更为简洁、更不容易引起歧义的译名。比如，1933年12月10日奥威尔在致布兰达·索克尔德的信中曾提及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在20世纪初创作的长篇史诗剧The Dynasts，原来是翻译为“君主们”的，其实翻译成“列王”更合适(当然它也有“列王记”“列王传…‘群王”等译名)，因此修订中改译为“列王”。其他改译包括：“卡泰罗尼亚”改译为更常用的“加泰罗尼亚”，  “代特福德”改译为“达特福德”，  “马克思主义者统一工人党”改译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列奥纳德”或“莱昂纳德”改译为更为简洁的“伦纳德”，“吉姆斯”改译为“詹姆斯”，  “赞姆亚丁”改译为“扎米亚京”等。
    在上一版的《奥威尔书信集》中，由于本书译者的失误，Leonard多数地方被译为“列奥纳德”，但是也有两处被译为“莱昂纳德”，因此编辑将其视为不同的两个人，并造成给同一个人的信被分别编排的状况。在此，本书译者谨就这一错误以及上一版的《奥威尔书信集》中存在的其他错误向老读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奥威尔的书信涉及很多人。据不完全统计，有名有姓的人近600人。为避免出现上述问题，也为了给一般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些对照与查找的便利，原本计划编制一个英汉对照的人名索引，但因为截稿日期迫近，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
    三、书信的增补
    2001年版的《奥威尔书信集》主要是依据“企鹅版”四卷本《乔治．奥威尔评论、报道及书信集》翻译的。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未翻译其中的部分书信。首先这次增订把所有原先未翻译的近二十封书信均翻译成了中文，比如：1931年8月16日致丹尼斯·柯林斯的信，1934年9月上旬致布兰达·索克尔德的信，1935年10月5日致雷纳·海本斯托尔的信，1938年2月9日致雷蒙德·莫迪默的信，1938年12月20日致弗兰克．詹利内克的信，1938年12月26日致杰克·考曼的信，1939年1月4日和1939年3月5日致赫伯特·里德的信，1948年5月3日和1948年5月6日致罗杰·塞恩豪斯的信，1948年5月24日致乔治·伍德科克的信，1949年3月30日致弗雷德里克·约翰·沃尔伯格的信，等等。甚至连同奥威尔对媒体所进行的“文学的花费”这一调查的回信，也翻译后收录在册。可以说，除了《伦敦通信》(London Letters)因为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书信而没有被收入本书之外，“企鹅版”四卷本《乔治．奥威尔评论、报道及书信集》中的书信被“一网打尽”，全部都有了中文翻译。 其次，增补书信还注意突出了中国元素。我们从其他版本的奥威尔著作中，选择了一些与中国人的通信，比如与中国现代作家萧乾、民国时期外交家叶公超的通信。这些书信的总量达到了十封。 再次，就是针对奥威尔人生中的某些重要经历，有意识地增加了一些书信，以使读者可以看到事情的全貌以及奥威尔的心路历程。比如，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及其后的一些通信，可以使读者对奥威尔的思想转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为使《动物农庄》早日出版，他和他的经纪人伦纳德·摩尔有数十封书信的往还，从中可以看出这部后来的传世杰作在当时出版时所遭遇的阻挠和巨大困难，等等。 此次还对附录做了修订。一方面是补充完善了原来作为附录一的“奥威尔年谱”，并改称“奥威尔大事记”；另一方面删掉了原来作为附录二的“奥威尔著作出版情况”。因为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奥威尔著作在全世界都是出版热点，本书译者无力对其出版情况做出全面了解。与其挂一漏万，不如索性删除。因此，在把原附录二的部分重要内容补充到“奥威尔大事记”的同时，修订版不再对原附录二进行保留，而是代之以“奥威尔著作中译情况”。奥威尔著作的中文翻译与出版近年来方兴未艾，成为许多出版社选题的热点。仅以《一九八四》为例，自1950年台湾推出王鹤仪译本以来，据本书译者的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中文译者已经多达数十位之众，而中文简体、繁体译本的版本数量更是达到了三位数。这就会给读者带来选择上的困扰。因此，我们收集相关资料，整理出“奥威尔著作中译情况”，为中文读者提供选择的便利、依据或参考。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对于奥威尔著作中译情况的介绍仍然是不完整的，是根据译者自己的积累和能够收集到的资料来整理的，肯定还会有遗漏，也欢迎读者进行增补、完善。 在进行修订工作时，原本是打算逐字逐句重新翻译的，可是在实施过程中，发现工作量之大远超想象。受时间、精力所限，这一目标并未很好地达成。因此，《奥威尔书信集》的修订版仍可能存在缺点乃至舛误，恳请方家、读者不吝赐教。 最后，感谢为这本译著再版提供过帮助的师友和弟子们。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专用英语学院的徐立新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罗贻荣教授和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张国教授，感谢贵州人民出版社的陈滔先生和黄筑荣先生，感谢我在山东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汤霞、林小木，感谢我在暨南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李勇、赵鹏和硕士研究生杨春晓、薛焜。 译者 201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