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罗素早在近百年前就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做出了确切预言：“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完全能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在罗素的《中国问题》一书中，可以找到有关对中国未来发展之种种可能的展望及有关当时中国社会之种种弊端的议论；在今天语境下阅读本书，可以从这种展望和议论中得到有利于我们解决自己当下问题的启发。此版配了近60张中国19世纪前后的社会人文图片，均由当时的外国来华人士拍摄，展示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译文由专业资深译者重新研究翻译，译文在准确性、流畅性上均有很大提升。

    1920年伯特兰·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华讲学，这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盛事。然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胡适对罗素的来访却态度冷淡，且曾一度对罗素的学术观点持质疑态度。罗素在中国讲学近十个月后，出版了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系统论述——《中国问题》。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曾撰文称赞该书为“最近写就的将西方读者与远东问题联系起来的众多图书中最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本”。在罗素的《中国问题》中，不仅有关当时中国社会之种种弊端的议论，而且有关对中国未来发展之种种可能的展望，这些都可以启发我们解决当下面临的种种问题；罗素研究中国的方法亦可为我们的西方研究提供启发，让我们思考如何在西方找到更多具有同理心和理解力的对话者，如何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有效地论证自己的主张，在国际交往中更加广泛地传递自己的善意。

    英国哲人罗素50年前（1921年）预见到我国的光明前途。
    ——中国哲学家 梁漱溟先生（1893—1988）
    最近写就的将西方读者与远东问题联系起来的众多图书中*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本。
    ——美国哲学家 约翰·杜威（1859—1952）
    罗素在《中国问题》中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赞美，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以及对中国未来的乐观期待；就我们在当代世界参与国际对话——尤其是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对话——的努力而言，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欣赏罗素的这种态度，而是同时要思考，如何在西方找到更多像罗素那样具有同情心和理解力的对话者；如果这样的对话者在客观上越来越少了的话，我们则要思考，如何通过我们更多更好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有效地论证自己的主张，在国际交往中更加广泛地传递自己的善意。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童世骏
    罗素这本《中国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的发展实践，与西方的崛起必定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这种特色，需要中国人自己去探索、尝试和凝练。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数字经济智库副院长 储殷

第一章  种种疑问
第二章  19世纪前的中国
第三章  中国和西方列强
第四章  现代中国
第五章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
第六章  现代日本
第七章  1914年前的中国和日本
第八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和日本
第九章  华盛顿会议
第十章  远东当前各种势力及趋向
第十一章  中西文明对比
第十二章  中国人的品格
第十三章  中国的高等教育
第十四章  中国的工业
第十五章  中国前景展望
附录
译后记

    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很多，但只有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出自一位哲学大家之手。近代以后访问过中国的西方哲人很多，但只有这位英国哲学家，在中国讲学将近十个月以后，出版了这本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系统论述。
    对今天的年轻读者来说，“中国问题”一词可能有点陌生。从孙中山在1904年8月31日撰文“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到邓小平在1990年12月24日说“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问题”这个词逐渐少用，以致几乎匿迹。
    但恰恰在这样的时刻，伯特兰·罗素的《中国问题》一书，却特别值得一读。
    首先是因为，在这本书中，作者早在将近百年以前，就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做出了确切预言：“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完全能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中国哲学家梁漱溟先生曾在1972年撰文夸奖“英国哲人罗素50年前预见到我国的光明前途”；但真正体现罗素中国观之预见性的，还是在进入世界的新世纪以后，尤其在进入中国的新时代以后。
    但罗素在这本书中不仅讨论了“中国问题”，而且提出了他自己有关中国的一个问题：走出积贫积弱之后的中国，会是一个怎样的国家？罗素说他很担心，在为独立自主而变得强盛的过程中，中国人会不会最后也走上帝国主义之路呢。在罗素看来，为求自立自强，中国固然要向欺侮她的西方列强（及其东方模仿者即日本）学习科学和技术、工业和军事，但中国如果在由此战胜列强以后却也像后者那样恃强凌弱，如果在掌握了实现价值的有效工具以后却把公正价值弃之不顾，那么她可以说是名胜而实败、外赢而内输了。罗素在《中国问题》中一再表达的这个忧虑，或许可称为有关中国的“罗素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曾经在长沙听过罗素演讲，并且在其有关中国未来之思考中认真研究过罗素建议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用罗素并不赞同的手段创造了罗素的“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的根本条件之后，对中国之“罗素问题”可以说是有过明确回答的。1949年9月21日，在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同时，毛泽东就强调这意味着“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1956年下半年，毛泽东两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同样意思，尤其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的时候，他撰文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并强调我们要永远保持谦虚，“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沙文主义”。
    60年后，在2016年11月11日举行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同志以与时俱进的方式重申了一脉相承的承诺：“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发展得好，也希望各国都发展得好，希望各国人民都能拥有幸福安宁的生活。我们要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
    按照“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从十八大以来，为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尤其从当前的中美关系来看，中国要消除罗素在一百年前表达的那种担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其中包括在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发展的国际条件和世界意义的基础上，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进行更有成效的对话和沟通，并且把这种对话和沟通，也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新时代不断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的重要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由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革命这三个方面构成的复合体；在中国发展的当今阶段，其实从一开始就渗透在这三方面之中的第四个方面即“贡献人类”(毛泽东在建党前夕就强调“中国的改造”与“世界的改造”是密不可分的)，从后台走向了前台，从而要求我们通过四个方面(而不仅仅是三个方面)之间的相互诠释和相互支撑，来理解和推进我们的伟大事业。
    先于罗素一年到抵达中国、与罗素同日离开中国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曾撰文对罗素的《中国问题》做高度评价，称赞该书为“最近写就的将西方读者与远东问题联系起来的众多图书中最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本”。但杜威也指出，这本书的读者如果不考虑其作者是在对西方文明极度失望的情况下“去中国寻找新的希望”的，  “将会错失本书主要的深远意义”。在杜威看来，在这本书中，“中国往往变成了一个闪亮的天使，以便表现出西方文明的阴暗。中国人的美德被视作一根鞭子，用以鞭打自鸣得意的西方人的后背。”关于罗素此书的读者对象和写作本意，杜威说的基本不错；但说罗素几乎没有触及“中国内部的问题，即它的文化和制度的转变”，杜威却有不够公平之嫌。其实，对于此书出版后将近百年的中国读者来说，在罗素的《中国问题》中，不仅有关对中国未来发展之种种可能的展望，而且有关当时中国社会之种种弊端的议论，这些都是不难找到的；从这种展望和议论中得到有利于我们解决自己问题的启发，也是可以期待的。罗素的《中国问题》一书在百年之后仍然值得在中国重译再版，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在今天语境下阅读罗素的《中国问题》一书，除了上述实质性的理由以外，也有方法论上的理由。罗素在此书开篇就强调中国问题的重要性；针对这种重要性他不仅投人了相匹配的研究精力，而且动用了多视角的研究资源。罗素讨论中国问题主要是为了解决西方问题，这固然限制了他的中国研究的视角和深度，但对中国读者来说，这种研究进路却未尝不可以为我们的西方研究提供启发。罗素在《中国问题》中(包括在1965年的重印本序言中)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赞美，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以及对中国未来的乐观期待；就我们在当代世界参与国际对话——尤其是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对话——的努力而言，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欣赏罗素的这种态度，而是同时要思考，如何在西方找到更多像罗素那样具有同情心和理解力的对话者；如果这样的对话者在客观上越来越少了的话，我们则要思考，如何通过我们更多更好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有效地论证自己的主张，在国际交往中更加广泛地传递自己的善意。

    接到中同画报出版社委托翻译罗素的《中国问题》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荣幸。能翻译大家作品，让真知灼见滋养灵魂，驱散对生命苦楚的迷惘，提振精气神，改变人生；让卓越思想启迪心智，医治愚昧和偏见，造福社会，是翻译艺术对译者最丰厚的犒赏、最深刻的救赎。
    与此同时，我又感到一丝不安。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出版于二十多年前。此次重译能否超越原译，拔掉二十多年间读者反馈的若干处欠妥、欠准确、看不懂的“钉子”，既能做到信息准确，阐明作者意图，又能体现作者语言风格，还原英式幽默，让读者如同读母语作品一般有酣畅淋漓之感，还能剖开思想内里，让作者“附体”，为读者呈现名家巨擘的思想盛宴，于沉思中赞叹，不仅是对译者翻译水准的一次考验，更是体现译者对公开出版物责任担当的一个道场。
    但很快我也回归沉静安定。本科阶段的专业课学习——《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行政制度史》《当代西方政治思潮》《比较政府体制》等，以及多年来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研读，让我能够透视本书的信息和思想内涵，对作者建立的逻辑框架的本末始终有清楚的认识。此外，我也通过了国家最高级别翻译资格认证——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CATTI)一级英语笔译，有扎实的英汉双语理解能力、表达能力，能够把握、呈现语言的明暗深浅。
    但信心只有贯彻到实践中，才能做到知行合一，才不会流于顾影自怜。有底气之后，我又制定了详细的翻译计划，并切实遵照执行。我每天给自己限定翻译工作量，按时完成初稿。完成后，即打印出英汉对照稿，逐字逐句审校了两遍。译文确保无误后，删除英文原文，仅保留汉语译稿，通篇大声朗诵，体会译稿是否体现了汉语语言的节奏，为此又做了两遍审校。前后共计四次审校。同时，为了确保读者阅读体验，于第四遍审校之时，以知识结构、阅读习惯为标准，有目的地挑选三位家人做第一读者，收到反馈后，回到英文原文中，揣摩译稿瑕疵所在，再行修改。
    前面提到翻译虽然是一种深有意趣的精神生活，但同时也是极为艰辛的体力劳动。和出版社确定交稿日期后，我就开始了没有节假日、没有任何娱乐休闲的生活状态。每天凌晨4：30准时起床，沏上一大杯咖啡，  “进入”作者的思路，再从译稿解放“出来”。白天翻译，晚上读书。根据本书的思想主旨．同时考虑到译入语为中文母语，为了向许渊冲先生倡导的“才学兼具，译得既忠实，又有吸引力”的标准靠拢，我把晚上读的书定为两类，一类是儒释道、史学经典，重点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钱穆《论语新解》、李叔同《说佛》、《老子》、《庄子》、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记》；另一类是现代白话文经典，重点看汪曾祺文集、张恨水小说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张恨水先生在《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中描写的人物、社会场景恰恰就是罗素见证的北洋政府、中华民国，可以说是民国版的“清明上河图”。我从中透视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军阀混战南北割据的情况，以及普通老百姓对欧美列强、日本人、租界、洋货国货、旧式教育、现代教育、西化与保守力量较量的看法，对本书翻译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功夫在诗外”不谬也。  再比如，一百年前清王朝、北洋政府时期的组织机构、领导职位等名称。我们虽然土生土长在中国，但隔着一个世纪的迷蒙烟雨，对很多概念已经不甚明了。例如：第九章“华盛顿会议”胶济铁路的“president'’应译作什么?为此，我查阅了胶济铁路博物馆公布的胶济铁路管理机构变迁。得知，1914年11月至1923年1月，胶济铁路管理部门分别是山东铁道联队、山东铁道管理部、山东铁道部，均由日本人管理；1923年1月至1929年5月，管理部门是胶济铁路管理局，由中国人管理。根据文中所指，所以将“president'’译作“局长”。又如，第十三章“中国的高等教育”提到的“Retumed Students’Club'’为“欧美同学会”，并不是“归国留学生俱乐部”。 诸如此类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的例子还有很多，篇幅所限，不再逐一列举。我在翻译初稿、四遍审校时，搜索、查证了很多资料，分门别类，建立了专门文档，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会让读者感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细节。根据第一读者反馈，这份苦功没有白下。 当然，翻译是一门艺术，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捧着这本书阅读的您看来，不当之处肯定还有很多。如能指出，不胜感激。因为您的这份识见，对于沉浸于翻译生活的我来说，意味着“以道治心气，终岁得晏然”。 田瑞雪 201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