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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奥尔巴赫(质朴的真实)

  • 定价: ¥88
  • ISBN:9787558613623
  • 开 本:16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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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上海人美
  • 页数:235页
  • 作者:(英)凯瑟琳·兰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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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08-01 第1版
  • 2019-08-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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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弗兰克·奥尔巴赫是英国很伟大的在世画家之一,也是现当代艺术界很清醒的思想家之一。
    凯瑟琳·兰珀特是艺术史学家,她在波恩现代艺术美术馆和英国泰特美术馆为奥尔巴赫策划过大型回顾展。她自1978年开始成为画家的模特,以这种独特方式逐渐进入了画家的生活。
    本书以兰珀特和奥尔巴赫的对话,以及公开和存档的访谈资料为切入点,通过奥尔巴赫曾表达过的言论这一独特视角展现出画家的绘画生涯,他的工作方式和理念。那些曾在他生命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地方、人和事在文中也有赘述。

内容提要

  

    本书好似奥尔巴赫创作的任何一幅自画像,精炼传神……
    奥尔巴赫坚称“艺术品也许可以激发我们的创作灵感,但我们作画凭的还是真实的感受。艺术的目标在于:捕捉未经加工的感受和经理进行创作。”
    这种感受与经理是他创作之源。通过作者的巧妙构想,他的感受与经理被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的配图也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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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好似奥尔巴赫创作的任何一幅自画像,精炼传神……
    奥尔巴赫坚称‘艺术品也许可以激发我们的创作灵感,但我们作画凭的还是真实的感受。艺术的目标在于:捕捉未经加工的感受和经理进行创作。’
    这种感受与经理是他创作之源。通过作者的巧妙构想,他的感受与经理被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的配图也恰到好处。”
    ——《旁观者杂志》

作者简介

    凯瑟琳·兰珀特,独立策展人和艺术史学家。她在海沃德画廊、皇家艺术学院和白教堂艺廊策划过众多展览,1988—2001年间曾担任自教堂艺廊总监。这些展览的主题涵盖古今艺坛巨匠,包括奥古斯特·罗丹、奥诺雷·杜米埃、弗兰克·奥尔巴赫、卢西安·弗洛伊德、彼得·多依格和迈克尔·安德鲁斯。她还曾在欧洲的博物馆里策划过展览。2014年,她与人合作在德国明斯特的LWL艺术与文化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为“赤裸的生命”展,聚焦战后英国抽象派作品。她公开出版的作品包括多份展览展目,以及《弗朗西斯·阿莱斯:先知与苍蝇》和《尤恩·厄格罗:作品全集》。

目录

前言
第一章:在英格兰安家
第二章:声名鹊起
第三章:“作画是我的行为方式”
第四章:最好玩的游戏
第五章:风格与主题
结语
注释
参考文献
生平大事记

前言

  

    在给弗兰克·奥尔巴赫做模特的头几年里,听命于这样一个博学且擅于表达思想,擅于呈现记忆内容的人,一直让我难以承受。此外,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那间仅能置锥的画室里,将自己的全部身心用在画画上,而这个过程总是凌乱繁杂,让我心力交瘁,无法与他和谐共处。这位画家不仅拒绝抛头露面,拒绝担任任何职务,更鲜有交际,也不外出旅行,即使出去也待不了几天。
    我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及其所属斯莱德(Slade)美术学院求学期间,曾于1967年1月参观过奥尔巴赫在玛勃洛画廊(Malborough)举办的个展。他的作品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道道颜料像沟渠一般,缠绕纠结在一起,完全脱离了传统的表现手法,而其中的人物仿佛和画家串通好了似的,为风景烙上了人的印记,将观者拉回到那时那景,体会生命的悸动。之后大概又过了十年,我们才见面,当时我在海沃德画廊(Hayward Gallery)为他筹办回顾展。展览于1978年5月在伦敦开幕,我也于同期开始做他的模特。我保存并整理了和他的对话,编入了展品目录。也正是从那时起,我才见识到他的直言不讳,言辞中也绝无商量的余地。他绝不会揭去艺术那神秘的面纱,因而常使用类比反映他对艺术的思考。比如,“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曾说过一句话。尽管我没有理解这句讲诗歌的话,也没有看出这句话对绘画的隐喻作用,它对我而言却似乎是真理。弗罗斯特曾说过:‘我希望我的诗是炉子上的冰——主宰自己溶化的命运。’那么一幅伟大的画作也好比是炉子上的冰,是一种有形的存在,掌控着自己融入物质空间的时机,且从未停止过融入物质空间的努力。”
    众所周知,弗兰克特别反感自己的私生活受到任何干扰。2001年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为他举办了回顾展,在展目里对他的生活和创作有过几页的交代。除此之外,所有已出版年鉴的相关内容都不过是寥寥数笔而已。其中第二行通常是“1939年来到英格兰”,言简意赅,这毫无疑问正是对外界不断探寻其经历的反击。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被犹太父母送离柏林,再无亲近的人陪伴左右,随后他的父母死于纳粹大屠杀。他不愿意过多涉及人际关系或者情感,在谈及儿时记忆时曾说过:“如果人们忘记了自我的存在,也就不可能完全知晓随后发生的事情。”
    用传记方式撰写奥尔巴赫确实成问题,我也仅在第一章谈了谈他的早年生活。他的创作主题始终保持一致,即城市风景或人物肖像,这是除了他以画室为家的生活之外,我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他作画没有计划,也不会创作系列作品,因此不必奢谈“发展”。每画一幅,就是为了尽量和上一幅有所不同。如果你问及他的创作意图和手法,很可能得到这样的回答:“关于作品的样子,我讲不了太多,因为它们已经处于观者的审视中,这会让我有种莫名的挫败感,让我感到不自在。在我看来画画就是能够触发感受的一整套动作,或一系列体验,它们彼此关联,彼此冲突,进而人们希望它们彼此凝结、聚拢,或者在彼此排斥的过程中诞生出一个具体的画像。我不会花时间盯着自己的作品看。”
    基于以上因素,这本书由话题和作品的主题构成,各部分在时间关系上可能有重叠。我将从奥尔巴赫的言论中挖掘他创作的思路和想法,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从而着重谈谈他的创作生涯。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有幸从自己的记录或未经公开的与他的谈话中获取资料,这些资料还在他的回忆中得以不断完善;还有幸通过各类访谈(其中一些现在已经无缘看到了),从弗兰克的措辞和观点中汲取内容。当然他在玛勃洛画廊留存的资料也是我创作的源泉。我非常愿意通过本书表达对艺术家奥尔巴赫及其伟大成就的无限敬仰之情,同时希望本书能成为人们欣赏奥尔巴赫作品的参考用书,而非喧宾夺主地取代其作品。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第一章:在英格兰安家
    柏林的童年时光
    弗兰克·赫尔穆特·奥尔巴赫(Frank Helmut Auerbach)生于1931年4月29日,作为大龄父母的独养儿子,弗兰克倍受宠爱,而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溺爱甚至让小小年纪的他都倍感窒息。他记得自己常常穿一身天鹅绒质地的衣服,没有人看管就不能出去玩,因此与别的孩子几乎没有什么交往。他和父亲马克斯·奥尔巴赫(Max Auerbach,生于1890年)、母亲夏洛特·诺拉·博尔夏特·奥尔巴赫(Charlotte Nora Borchardt Auerbach,生于1902年)全家一起住在位于柏林维尔默斯多夫昆策尔大街49号的一幢带庭院的高层公寓中,这片区域是城市中产者的聚居区。他家玄关挂着一个铜制的招牌,上面写明了他父亲的姓名和他获得的文凭。父亲是一名工程学方面的专利代理人,在家办公,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被授予荣誉勋章。马克斯·奥尔巴赫生得矮小而粗壮,留着金发,戴一副眼镜。弗兰克母亲的家族是来自立陶宛的犹太人,她长着一头乌黑的头发,身材姣好,只是下巴有些向前突出,博尔夏特家的人都这样。夏洛特在少女时代曾研习过艺术,并且有过一次婚姻。
    奥尔巴赫一家过得不错,每天早晨都有新鲜牛奶和面包卷送到家。弗兰克父母间的关系似乎也不错,他父亲比母亲更随意宽容。  “我对父亲仅存的零星记忆是他给我买了一种特制的小圆面包,然后在我对面坐下,看着我津津有味吃面包的样子就很满足。”父亲宽大书桌上的物品成了他的玩具,特别是那个案头吸墨纸和打孔机。还有些记忆很有代表性,比如那个被当作礼物收到的颜料盒。“我仍然清楚记得第一次拿起画笔,蘸点水,再蘸点水彩色。就像你得到一条狗会和它一起翻滚那样,我拿到这盒颜料也有些小把戏。其中一个是大人要我画画,我却不画,而是把颜料盒当成骑踏板车的印第安小红人。那时我也不过三四岁。”他最心爱的一本书是沃尔夫·多莱思(Wolf Durian)写的《Kai aus der Kiste》(1926年),讲的是“一个德国小男孩藏在一个木箱里偷渡到了美国,之后靠不断想出绝妙的促销手法而大获成功”。。在我和弗兰克谈话时,他儿时的记忆还会时不时涌出来。比如我曾给他讲起2013年我去泰特现代美术馆涡旋厅观看“发电站”乐队的演出,其中有一首1974年的怀旧歌曲《高速公路》,令奥尔巴赫想起1936年柏林环线首期中的一段竣工通车时,驾车上环线成为人们的消遣之一。在高速下口处有一座天文馆,奥尔巴赫一家在那里停留,5岁的弗兰克突然冒出一个词“meteor”(流星),让家里的大人欣喜不已。
    随着纳粹党的崛起,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被拥立为德国总理,结果使奥尔巴赫一家笼罩在焦虑和不安中。这种不安向来存在,弗兰克的母亲一直担心不断高涨的反犹情绪。一次保姆带着弗兰克去公园,一个路人给了弗兰克一块糖,母亲知道后大惊失色,断定有人企图毒死她的儿子,还把弗兰克放在床上好好查看是否有中毒的迹象。随后的日子里,德国对犹太人的束缚与日俱增,1935年,界定犹太人的《纽伦堡法案》出台后更是每况愈下。由于犹太裔律师被剥夺了执业资格,奥尔巴赫家入口处的那块招牌也只好改为“马克斯·奥尔巴赫,工程学专业”。
    弗兰克的伯父雅各布也是一名律师。他的合伙人阿尔滕贝格博士1938年退休后去了意大利,并在那里遇到了富有的英裔美国作家艾丽斯·奥利高(Iris Origo),正是这位作家成了弗兰克的救星。艾丽斯在菲耶索菜(Fiesole)长大,1924年与意大利的小贵族安东尼奥·奥利高(Antonio origo)结婚。他们买下了位于托斯卡纳东南奥尔恰谷(val d'Orcia)的拉福切(La Foce),当时还是一片穷乡僻壤,他们尽己之力改变那里的贫困面貌。由于当地农民的孩子多数都不曾受过教育,奥利高就为他们办了一所学校。由此,艾丽斯便和德国犹太教育家安娜·艾辛格(Anna Essinger)有了通信往来。1926年,艾辛格在德国南部乌尔姆附近的赫林根开办了一所寄宿学校。由于艾辛格曾在美国的几所大学里受过教育,并且特别认同贵格会(Quaker)的教义,学校教学因此深受她这种经历的影响。她推崇的教育理念是师生平等,和学校休戚与共。到了1933年,乌尔姆学校全部在读生都是犹太人。艾辛格对纳粹抱有隐忧,于是把学校迁到了英格兰。起先她租下了一处乔治亚风格的房产邦斯庭院(Bunce Court),后来把它买了下来,在校生和后来的新生总算有了栖身之地。这处校址位于肯特郡北唐斯的莱纳姆村(Lenham)附近,离法弗沙姆镇(Faversham)也不远。不出所料,由于纳粹的种族主义政策愈演愈烈,犹太家庭的入学申请激增。艾丽斯同艾辛格协商并资助六个孩子赴邦斯庭院就学,这六名被选中的孩子包括阿尔滕贝格博士的侄子和侄女,以及弗兰克。
    奥尔巴赫的父母原本指望犹太人遭受迫害的境况不会继续恶化,结果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同意加入阿尔滕贝格博士的计划。弗兰克即将过8岁生日之际,被父母带到汉堡,并于1939年4月4曰从那里登上了“华盛顿”号。和他一起离开的有三个人,阿尔滕贝格家的两个孩子海因茨和伊尔丝,以及孩子们的保姆,他们都与弗兰克素昧平生。四人一起住一间二等舱,甲板上有个摇摆木马,成了孩子们在这个临时家庭的特别玩伴。弗兰克现在还记得那个木马,还有就是船上污浊的空气。当船在第一站勒阿弗尔(Le Havre)靠岸时,弗兰克惊恐地看到肉铺里摆放着成堆的动物尸体,上面盘旋着黑压压的苍蝇。他们到达南安普敦后,又坐上了去伦敦的火车。邦斯庭院派人在维多利亚车站接站,再南下把他们送到肯特郡,之后保姆便返回了德国。弗兰克的行李箱里装着他的衣服,母亲在其中较大的衣服上都绣了一个红十字,表明这些可以放放再穿;母亲还为他准备了长大后要用的桌布和床单,并在边角处绣了两个红十字。
    P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