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英国历史作家协会非虚构类获奖作品。
    《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作者新书，聚焦一段非凡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时期，融政治、军事、外交、文学为一体的知识大餐。
    一段东西方交流的传奇史诗，伊丽莎白女王、莎士比亚与摩洛哥君主、奥斯曼苏丹、波斯沙阿之间的隐秘故事。

    1570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被教皇逐出教会。为了摆脱被大陆天主教国家包围的境地，英格兰与在地中海和天主教西班牙作战的伊斯兰势力开启了一段联盟的时期，并且与伊斯兰世界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有了深度的交流。这是一段非凡的时期，英格兰与奥斯曼高门签订了条约，接受了摩洛哥国王派来的大使，并向马拉喀什运送军火。到16世纪80年代末，从摩洛哥到波斯，成百上千的商人、外交官、海员、工匠和私掠船长定期往来于其间。
    其中包括足智多谋的商人安东尼·詹金森，他在16世纪60年代参见了苏莱曼大帝和波斯沙阿塔赫玛斯普。诺福克商人威廉·哈本在1582年成了第一位驻奥斯曼宫廷大使，而冒险家安东尼·舍利在16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驻留在沙阿阿巴斯大帝的宫廷里。这些人带回来的有关伊斯兰世界的消息令英国人非常感兴趣，并通过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表现了出来，比如马洛的《帖木儿》和莎士比亚的《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威尼斯商人》。《奥赛罗》的创作很可能与摩洛哥大使安努里造访英国有关。
    本书充分展现了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与伊斯兰世界间的广泛联系，而且常常是友好的。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这段异质文化间交流的历史仍然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

    在这本优雅而有趣的书中，杰里·布罗顿生动地描述了伊丽莎白时代历史上被忽视的一个方面——英格兰与伊斯兰世界第一次产生持久的互动，而詹金森只是促进这一面的迷人人物之一……在其中，对于所有关于偶像崇拜和异教徒的谈论，讨论可能是活跃的、有目的的，边界是互相渗透的，身份是流动的，即使在那个充满宗教色彩的时代，所谓的文明冲突也是十分微弱的。
    ——贾森·古德温，《纽约时报图书评论》
    我们习惯于把伊丽莎白视为一个令人目眩但本质上权势有限的君主，痴迷于固守她在欧洲西北部的小角落……但正如布罗顿所展示的那样，在她统治的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英国也深深地与伊斯兰世界的3个大国打交道。《女王与苏丹》既是对那个非凡时代的丰富多彩的描述，也提醒我们，我们自己的命运和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
    ——丹·琼斯，《泰晤士报》
    伊丽莎白的牙齿不好，这是因为在16世纪大量的糖从摩洛哥流人英国。糖渍水果是她的最爱。这一点只是一段英格兰和伊斯兰世界间更大、更重要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的历史的一个方面。当时女王所在的岛屿相当微不足道，而伊斯兰世界控制着地中海的一半地区，并控制着欧洲通往东方的通道。杰里·布罗顿的这本精彩著作揭示了新教英格兰与伊斯兰世界这段密切互动的有启发性的历史，展示了在十字军东征和大英帝国在中东崛起的500年间，穆斯林是如何塑造英国的文化、消费主义和文学的。
    ——《华尔街日报》
    《女王与苏丹》让人想起，在英国尚未学会如何主宰世界的世界里，它如何努力为自己寻找一席之地，而且在这一过程中经常犯下巨大的外交错误。布罗顿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他能够将这段历史呈现为一系列令人兴奋的关键、充满悬念的邂逅。
    ——《华盛顿邮报》
    杰里·布罗顿这本光彩夺目的新书阐述了英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曾经是多么广泛和复杂……在大众旅行兴起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当大多数人去世时离他们出生的地方只有二步之遥的时候，仍然有一些人的冒险经历将他们带到了已知世界的边缘，那里的文化与他们自己的文化是如此不同，以至于看起来像梦一样。布罗顿的书里全是这些内容……在许多人认为伊斯兰教是最近的怪异的入侵者的时代，布罗顿这本优秀历史著作提醒我们，仔细研究英国的“岛屿故事”就会发现，他们错得多么离谱。
    ——《卫报》

序言
1 征服突尼斯
2 苏丹、沙皇和沙阿
3 争夺巴巴里
4 君士坦丁堡的合适人选
5 不洁的联盟
6 伊莎贝尔女苏丹
7 伦敦的土耳其化
8 穆罕默德的鸽子
9 逃离苏丹宫殿
10 舍利热
11 不止一个摩尔人
后记
注释
出版后记

    1579年9月底，一封写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信寄到了伦敦。包裹这封信的是一个绸缎制成的袋子，配有银囊，那封信精美绝伦，与女王曾收到过的任何外交信函都不同。信是写在一张缀有金沙的巨大的羊皮纸上的，精心设计的花押非常显眼，横跨顶端的饰纹华丽精致。这封信用奥斯曼土耳其语——该语言采用了一种风格化的阿拉伯字母——写成。写这封信的是33岁的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三世（Murad III），他在所有正式信函中都使用这种语言。这是有史以来土耳其苏丹和英格兰统治者之间的第一次交流。这封信是为了一个英格兰商人的到访而写的，商人名叫威廉·哈本（William Harborne），他在同年春天抵达了君士坦丁堡，要求奥斯曼帝国授予英格兰优于迄今为止奥斯曼帝国授予其他基督教国家的特权。
    这封信辗转了6个月，才从君士坦丁堡抵达伦敦，在伦敦被提交给女王，同时呈递给女王的还有一份由王室文士编写的拉丁文译文。这封信遵循奥斯曼帝国给臣民的书面命令（hukum）的标准惯例，被称为一道直接的“给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的命令”。穆拉德告诉伊丽莎白，他已获悉“她的商人抵达了我们神圣的领土进行贸易”一事。他已下诏，若“她的代理人和商人从英格兰领土乘船而来，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干涉”。只要这位遥远国度的女王愿意接受穆拉德的宗主地位，向他称臣，他将乐意保护她的商人。
    伊丽莎白很快回信。日期是1579年10月25日，回信的开头和穆拉德的一样意味深长。女王在开头这样描述自己：
    伊丽莎白，承蒙天地唯一的创造者、最强大的上帝的恩典，英格兰、法兰西及爱尔兰女王，对抗各种偶像崇拜者、冒称耶稣之名的基督徒的最战无不胜、最强大的基督信仰捍卫者，向最尊贵、最无敌的君主，穆拉德苏丹（Zuldan Murad Chan），最强大的土耳其王国的统治者，东方帝国最至高无上的君王致以问候，祝您幸运快乐。
    伊丽莎白迫切地炫耀自己的帝国野心，虽然自称法兰西女王有些言过其实。她向穆拉德保证，她和苏丹一样厌恶那些“偶像崇拜者”天主教徒和“冒称”基督教徒之人。但是她的主要兴趣是与奥斯曼建立商业关系，即使这意味着必须以一种臣服的立场来回信：
    最尊贵、最战无不胜的皇帝，我们今年收到了陛下于3月15日在君士坦丁堡写给我们的信，我们从中了解到，陛下面见了居住在您的皇城里的我们的臣民威廉·哈本，慷慨仁慈地接受了他的卑微请求，准许他和另外两个随行商人，以及其他他的公司里的我们的商人带着商品从海上和陆上访问贵国的领土，再从那里安全自由地离开回国。
    苏丹与女王之间长达17年的诚挚通信自此开始，这标志着一个在历史上不太可能形成的联盟就此产生。对这位已经统治了21年的老谋深算的新教女王来说，面对天主教对自己的咄咄相逼，与苏丹交好是另一个旨在确保她的政治地位的精明之举。
    自1570年教皇庇护五世（Pope Pius V）对伊丽莎白施以绝罚以来，欧洲天主教势力就开始仅允许英格兰商人在它们的港口和城市展开有限的商业活动。为了应对随之而来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一批商人聚在一起，提议在女王的祝福下探索与传说中的东方土地直接开展贸易的可能性。威尼斯人和西班牙人长期以来一直是东方贸易的中间人，大部分来自波斯和东印度群岛的令人垂涎的香料和优质丝绸都是通过他们的港口运来的，但少数有进取精神的英格兰商人想出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可以在帮助他们筹集资金的同时降低他们自己的个人风险。
    在给穆拉德写第一封信的不久之前，伊丽莎白已经授权创立了英格兰的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莫斯科公司（Muscovy Company），这种模式将在土耳其以及后来的印度和美洲殖民地被不断复制。成立股份制公司的逻辑很简单：考虑到长期远航东方需要高昂费用并存在不确定性，商人们签订合同以分担成本，并根据他们投资的资本分享可能得到的利润。这是一种无意中产生的有关做生意的模式的新概念，它即将引发革命性的长期后果。
    ……
    英国人以多种方式对伊斯兰势力做出了回应：把它们视为一支可能能使英格兰免遭天主教威胁的力量、一个可以击溃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军事帝国，以及一个只要与之合作就能让国家富裕起来的国际商业力量。成千上万的英国商人、外交官、水手、士兵、布道者、工匠和仆人在从北非到波斯的伊斯兰国家生活过，每个人都提供了自己的视角。其中不乏显著的人物，例如安东尼·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这位商人在16世纪60年代会见了奥斯曼苏丹、俄国沙皇和波斯沙阿，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开辟了英国与亚洲的贸易往来；威廉·哈本是英国第一个出使奥斯曼帝国的官方大使；商人萨姆森·罗利（Samson Rowlie）被俘虏、阉割，他改信了伊斯兰教并以哈桑阿迦（Hassan Aga）这个名字作为阿尔及尔的首席宦官和司库度过了余生；安东尼·舍利（AnthonySherley）爵士是一个不服国教的叛国者、投机主义者，他一路远行到波斯，在那里结识了沙阿阿巴斯一世（Shah Abbas I），并“人乡随俗”，成了沙阿的私人特使，以波斯人的打扮游访了欧洲各国首都并称颂欧洲和波斯结成反抗土耳其人的军事联盟所具有的优点。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目标和期望，它们都注入了一股经验的洪流，这些多种多样且经常相互矛盾的经验共同构成了伊丽莎白时代探索伊斯兰世界的各种路径。
    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民如何与伊斯兰世界接触的故事从来都不在都铎王朝历史学家的视野之内，他们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英格兰是“这一个统于一尊的岛屿”（this sceptred isle），光荣孤立于世界其他绝大部分地区，与土耳其人、撒拉逊人和伊斯兰教教徒的相遇只不过是大胆的文学想象。而事实远非如此。在一个由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和西班牙帝国主宰的地缘政治世界中，伊丽莎白女王是位于边缘地带的一个小角色，她在不同的时刻公然承认伊斯兰势力具有优势，并一再使英国与之保持友好关系。这并不意味着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格兰是一个基督徒和穆斯林可以在宗教宽容和接受彼此文化差异的氛围中愉快共存的太平世界。双方的关系往往是以互相猜疑、误解和摇摆不定为底色的。其后果也是多种多样且有时自相矛盾的。卷入其中的人大多数人是由自身利益驱使的，他们并不相信自己正在终结某种文明之间的深刻冲突。这是一段阐明了伊丽莎白时代的微妙而复杂的历史，它也解释了我们自己的时代。

    在《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一书中，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文艺复兴研究中心教授杰里·布罗顿已经充分让我们领略了文化交流、人的思想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话题所富含的趣味。在本书中，作者再次通过英国历史上的一段插曲，向我们展示了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民族之间的接触会触发怎样的有趣的故事，这段往事对身处全球化的今天的我们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需要特别在此说明的是，书中涉及大量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文学著作，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借鉴了现有的中译本，并根据上下文做了一定的调整，其中包括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剧作、南京师范大学华明教授译马洛《帖木儿大帝》、四川大学曹明伦教授译菲利普·西德尼《爱星者与星》等，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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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