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关于美国建国的经典之作，对美国革命的阐释，让作者跻身于托克维尔、阿伦特、伯林等历史哲学家的行列之中。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延续，《论美国的民主》的前传，补充托克维尔的经典论述。
    作者囊括历史学界所有奖项，普利策奖、班克罗夫特奖和约翰·H.邓宁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凝聚30年研究心血。
    用“激进主义”这把钥匙打开前人未曾窥见的美国建国的另一面。
    三幕剧形式，以戏剧性的叙事方式，回到美国革命的现场，感受建国的气氛。
    媒体和学界一致好评，《纽约书评》《纽约时报书评》盛赞“这本书能改变人们对美国革命及其在国家意识中所处地位的历史认识。”

    这不只是一场独立战争，更是一场激进主义的革命。
    作者考察了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历史，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的独立不仅意味着十三块殖民地与大不列颠帝国的决裂，还是新大陆对旧欧洲生活方式的抛弃——那个充满封建依附和贵族特权的社会，依靠恩庇关系和门第观念运转的政坛，政府横征暴敛和人人相信君权神授的世界。
    美国革命重新定义了“公众”和“政府”，重新实践了“共和”，还把“民主”从两千年来的恶名中拯救出来；是美国的建国者而不是欧洲的革命者真正实现了“启蒙”。革命者发明了一种新型的领取工资的官员体制，还为平民出身的“群氓”建立了一个以“平等”为原则的晋升体系，从而创造出那个时代欧洲还不存在的“中产阶层”。当1824年“弗吉尼亚王朝”谢幕、农民之子安德鲁·杰克逊加入总统竞选的混战时，美国已经成为一个洋溢着共和精神、平等理念和重商特征的新国家，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文明。

    过去20年中关于美国革命非常重要的研究……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保琳·迈尔（Pauline Maier），《纽约时报书评》
    一部杰作……这本书能改变人们对美国革命及其在国家意识中所处地位的历史认识。
    ——埃德蒙·S.摩根（Edmund S.Morgan），《纽约书评》
    这位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凭借几乎堪与托克维尔媲美的力量和驾驭复杂问题的天赋，生动再现了新美国社会。
    ——杰克·瑞科夫（Jack Rakove），斯坦福大学

    戈登·S.伍德（Gordon S.Wood），塔夫茨大学文学学士，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执教于哈佛大学威廉与玛丽学院及密歇根大学，并于1982—1983年获得剑桥大学美国历史研究院皮特教席。伍德自1969年开始在布朗大学任教，目前是该校的阿尔瓦·O.韦教授和历史学荣誉教授。1970年，他的著作《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1776－1787》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并摘得班克罗夫特奖和约翰·H.邓宁奖。1993年，他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获普利策奖。

前言
导论
第一部分  君主制
  第1章  等级制度
  第2章  贵族与平民
  第3章  父权制依附关系
  第4章  恩庇制
  第5章  政治权威
第二部分  共和制
  第6章  君主制的共和化
  第7章  被斩头去尾的社会
  第8章  社会纽带的松弛
  第9章  开明的父权主义
  第10章  革命
  第11章  启蒙
  第12章  仁爱
第三部分  民主制
  第13章  平等
  第14章  利益
  第15章  对贵族的抨击
  第16章  民主任职
  第17章  自成一体的世界
  第18章  商业的欢呼
  第19章  中产阶层体系
注释
索引

    本书是我过去几十年对美国早期民主化进程研究的后续成果。对于美国人，甚至对全世界而言，很少再有比这更重要的论题了。美国人并非生而享有现代语境下的自由和民主，美国人之所以成为今日之美国人，很大程度上乃是美国革命的结果。18世纪以降，于1776年摆脱了君主制的美国人开始苦苦寻找适合共和制的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身处一个已然纷繁多样的社会中，美国人意识到，旧世界的传统的种族、宗教和忠君情怀不可能成为这种纽带。于是，他们转而寻求某种新的开明关系，以期维系这个新生的大众社会。当种种尝试皆成泡影之后，他们终于发现，新的民主纽带其实就在普通民众的实践之中，就在他们期盼能自由地赚钱、追求幸福的日常愿景之中。基于芸芸众生的寻常生活来构建社会，这在今日看来或许顺理成章，但在彼时的历史长河中却显得异常激进。本书正是旨在阐述美国革命中的这一重要的激进主义。
    本书的初稿曾作为纽约大学安森·G.费尔普斯讲座（Anson G.Phelps Lectures）的讲义于1986年2月发表。对于纽约大学及其历史系邀请我执讲在美国早期历史研究领域中最负盛名的费尔普斯讲座，我深表感激。我尤其要感谢卡尔·普林斯（Carl Prince）和帕特里夏·U.博诺米（Patricia U.Bonomi）在我访问纽约大学期间给予的热情接待。
    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Advanced Stud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提供的职位令我有机会进一步补充这份讲义，使之充实为本书的主体部分。感谢中心及其工作人员的帮助，特别是玛格丽特·阿马拉（Margaret Amara）、莱斯利·林赛（Leslie Lindzey）、凯瑟琳·马奇（Kathleen Much）和罗莎娜·托尔（Rosanne Torre），他们无微不至地满足了我的种种需求，在此我要表示特别的谢意。我也要感谢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的乔纳森·克拉克（Jonathan Clark），他以自己的学识审阅了本书的第一部分。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和在美国早期历史研究领域的同行帕特里夏·U.博诺米、小理查德·比尔（RichardBuel，Jr.）和杰克·拉科夫（Jack Rakove），他们不仅通读了全书，而且提供了真诚的帮助与指正。
    一如往常，最该感谢的是我的夫人路易丝（Louise），感谢她的编辑工作和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谨怀爱意，将本书献给她。
    戈登·S.伍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