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如何面对一片荒原》选取阿来近些年创作的近二十篇读书笔记，包括《从中国偷走茶叶的英国“罪犯”——读<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我只看到一个矛盾的孔子——病中读书记一》《读阿历克西斯·赖特<卡彭塔利亚湾>》《一个成都市民读<成都调查>》《一头煽动了鸦片战争的商业巨兽——读<东印度公司：巨额商业资本之兴衰>》等。

内容提要

  

    《如何面对一片荒原》是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首部读书札记，包括《鸟类的悲剧是地域的，家族的宿命也是属于这个地域的——读<心灵的慰藉：一部非同寻常的地域与家族史>》《一个成都市民读<成都调查>》等，以故事创作者的角度解读其他创作者所讲述的故事，深刻独特，以一个作家的视角进入文化、历史、生活，站在“世界屋脊”上，面对世界。

    阿来，藏族作家，茅盾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近年来连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出生于四川省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总编和社长，现任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
    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后转向小说。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机村史诗》（六部曲）和《格萨尔王》《瞻对》《云中记》，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散文《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等等。
    200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9年，凭《机村史诗》六部曲（原用书名《空山》）获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2018年《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019年《云中记》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我只看到一个矛盾的孔子——病中读书记一
善的简单与恶的复杂——病中读书记二
不是解构，不是背离，是新可能——病中读书记三
马尔克斯与《百年孤独》
以一本诗作为旅行指南——上篇：在智利
以一本诗作为旅行指南——下篇：在秘鲁
读卡彭铁尔《光明世纪》
从中国偷走茶叶的英国“罪犯”——读《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
一头煽动了鸦片战争的商业巨兽——读《东印度公司：巨额商业资本之兴衰》
读亚历克西斯·赖特《卡彭塔利亚湾》
回首锦城一茫茫——杜甫成都诗传
鸟类的悲剧是地域的，家族的宿命也是属于这个地域的——读《心灵的慰藉：一部非同寻常的地域与家族史》
除了理性与感情融和的力量，我们更感到一个伟大科
学家强大的人格力量——读《爱因斯坦晚年文集》
一个成都市民读《成都调查》
一本书与一个人——周克芹印象
《人间宋词》：“莽汉诗人”的另类词话

前言

  

    阅读唤醒了我对世界原初的感触
    我的创作之源是我的少年时代。虽然，在度过少年时代的那个叫作故乡的地方，我并没有听说过“文学”这个字眼。我的母语里没有。我的母语被认定为一种藏语方言，除了宗教语一境之外，在这个只有口语而没有文字的语言中，一切文字表达都叫作“达斯觉”，就是文字的意思。而“文学”这个更趋于审美与咀嚼生活深意的名词还没来得及包含其中。
    即便是这样，在我的少年时代，文学中最重要的那些内容已然发生。智识渐开时，与生活的美好及苦难相逢，看见美丽的自然与急剧变化的社会，而这些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情感世界。这个世界里潜藏着那么多未解之谜。要再过好些年，直到我十四岁的时候，才第一次遭逢“文学”这个词。于是，那些少年时代的经验开始产生意义，开始尝试在内心解答被周围的文字世界忽略不计的询问与迷茫。
    又过了八九个年头，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勇敢地担负起启蒙的重担。虽然我并不曾立即从那些诗歌与小说中得到关于人生与世界的直接答案，但这些作品给了我不同凡响的启示，使我觉得唯有文学可以解释我自少年时代就沉积心中未有答案的那些疑虑：个人与家庭苦乐的因由，地域的开放与闭锁，信仰的正道与歧路，以及过往话语未曾予以足够关注的地方性历史叙事。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从事文学书写，就会从这里开始；如果有一天我从事文学书写，肯定是因为，到我获得写作能力的那一天，还没有人用我期待的方式书写这个地域、这些人。那我将开始书写。
    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让我开始大量阅读。阅读之后，是书写的尝试。开始是比较顺手的，但随即难度出现，超过了我的想象。把“我”当成书写对象稍微容易一些，但当这个“我”需要扩张成“我们”时，困难就出现了。最大的困难在于我进入的是一个从未被文学之光照耀的空白地带。我要书写的人们几乎从未用诗歌的语言呈现过自己的情感与理想，也从未在小说这样的文学方式中尝试探求人性的不同面向。
    那些困难巨大到差点使我放弃文学书写。
    当然，还有更开放更驳杂的阅读。人类的文学书写，在从狭窄走向宽广、从庸常超拨出诗意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智慧。我用审美的、思辨的文学之光，把我书写的那片地域照亮，把那些人照亮。这时我发现，少年时代那些原初性的经验是多么重要，而后来的行走、阅读与书写，把那些初始的来自身体的、来自情感的，而不是来自理念的感触与情绪唤醒。这种唤醒真是太重要了！它使得我在追求深刻时，还能保持纯真；在揭示复杂时，还能保持某种单纯。
    在我写作的这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急剧变化，这种变化最大的结果之一，是乐于表达乡愁的中国文学也很难回到往昔的故乡。但对我来讲，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惆怅。因为只要有少年时代那些身体性的记忆存在，只要有那些对世界的原初的感触存在，我就拥有一个完整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