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清史研究第一人”萧一山经典之作，奠定国内曾国藩研究基础，深度影响张宏杰等大批曾国藩后续研究者。
    以翔实资料为基础，以深厚学识为支撑，客观深刻，明了曾国藩的治世思想和历史贡献。
    根据据台湾商务印书馆2013版精心编校，对照传忠书局、广益书局等机构出版的历史文献，订正之前版本30多处错讹。
    新增李鸿章审订之《曾国藩事略》，了解曾国藩61年生平细节。
    入选北京四中人文素养阅读书单，提高自身修养的优质读本。
    内容经过萧一山家人亲自审核，最大程度上保持作品原貌。
    中国近现代名人一致推崇的完人，受后世模仿学习，影响遍及政学商。

内容提要

  

    曾国藩不是一个聪明人。小时候读书，屋里的贼都会背了，他还磕磕巴巴；年轻时秀才考了七次，举人考了三次；初入官场由于锋芒太露而遭同僚排挤；领兵打仗因为屡战屡败气得次次投江……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呆人，却建湘军、平天国、剿捻军、办洋务、做实事，完成了人生转折，被近现代中国伟人一致推崇为完人。
    从蛰伏乡村到高居庙堂，从资质平平到一代冠冕，曾国藩既有儒家的理想与追求，又有法家的清醒与现实，还有道家的成熟与灵活，从而达到了真正的圆通无碍的境界。
    萧一山先生的《曾国藩传》，内容严谨，文笔老练，以翔实的资料为基础，以深厚的学识为支撑，纵深挖掘曾国藩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治世思想和在近代史中的开拓贡献，堪称同类传记中的开山之作。

    萧一山（1902—1978），原名桂森，号非宇，字一山，江苏铜山（今徐州市）人。中国清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太平天国史专家。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大学等教授、院长。
    萧一山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其史学著作深得司马迁、班幽的写作精髓，代表作有《曾国藩传》《清代通史》《清史大纲》《太平天国从书》《太平天国诏谕》《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等。

引子
第一章 家庭环境
第二章 经世之礼学
第三章 学术背景
第四章 思想体系
第五章 天才与志气
第六章 京官时代的政论
第七章 湘军编练及其特点
第八章 太平天国的平定
第九章 改造旧社会与建设新事业
第十章 湘淮军代兴的关系
附录 曾国藩事略
  卷一 嘉庆十六年（1811年）至咸丰六年（1856年）
  卷二 咸丰七年（1857年）至同治元年（1862年）
  卷三 同治二年（1863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
  卷四 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

前言

  

    上相南征策众材，
    军容十万转风雷。
    书生却进安民策，
    盗弄潢池事可哀！
    这是我国近代一位伟大的人物—曾国藩送别唐镜海先生之诗，其实这首诗不啻为他自己的写照，唐镜海哪有这样的功业呢？说起曾国藩来，一般人总要联想到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洪秀全承袭天地会的余绪，启发民族革命的伟业，为社会主义做先导，当然不能算“盗弄潢池”，但是清朝人都称他作“长毛贼”，而十五年的天国，居然被一个书生打平了，这不是很可哀的事吗？清末民初的革命党人，继洪、杨而倡排满运动，建民国而复皇汉声威，不免就要唾骂曾文正公了。章炳麟是当时激烈派的代表，他曾经说过：“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始在翰林，艳举声律书法以歆诸弟，稍游诸公名卿间，而慕声誉，沾沾以文词蔽道真。金陵之举，功成于历试，亦有群率张其羽翮，非深根宁极，举而措之为事业也。所志不过封彻侯，图紫光。既振旅，始为王而农行遗书，可谓知悔过矣。其功实方诸唐世王铎、郑畋之伦。世传曾国藩生时，其大父梦蛟龙绕柱，故终身癣疥如蛇蚹，其征也。凡有成勋长誉者，流俗必传之神怪。唐人谓郑畋之生，妊于死母，其夸诬盖相似。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见《检论》杂志）以民族罪人加诸曾国藩而托之于其子孙之口，真是他的“魂魄犹有余羞”吗？可是章炳麟又以英雄许之，说：“曾、左之伦，起儒衣韦带间，驱乡里服耒之民，以破强敌，宗棠又能将率南旅，西封天山，置其叛逆，则上度皇甫规嵩，下不失为王铎、郑畋，命以英雄诚不虚。”（《检论·对二宋》）更推论他们的为人治迹，说道：“湘军之夷洪氏，名言非正也。洪氏以夏人挞建夷，不修德政，而暴戮是闻，又横张神教以轶干之。曾国藩、左宗棠之起，其始不过卫保乡邑，非敢赞清也。当是时，骆秉章、向荣独知向义……湘人虽蔑易秉章，又甚恶向荣为人，卒不能干正义，故其檄书不称讨叛，独以异教愆礼数之。洪氏已弊，不乘方伯四岳之威，以除孱虏，而流大汉之岂弟，是以没世不免恶名。然其行事犹足以惬人心者，盖亦多矣。……曾、左知失民不可与共危难，又自以拔起田舍，始出治戎，即数为长吏牵掣，是以所至延进耆秀，与共地治，而杀官司之威。民之得伸，自曾、左始也。……终身衣不过大绸，食不过一肉，时时与人围棋宴游，或具酒肴，杂以茶荈，言谈时及载籍，文辞恢啁间之，其山泽之仪不替也。故其下吏化之，不至于奸，初政十年，吏道为清矣。……夫此诸将帅者，倨让不同，宽猛亦从其性也，而皆体任自然，不好苛礼，不扰四民，不徇污吏，不畏强死。群校所推，以曾、左为主。虽上未齿王导、谢安之流，诚令监视一国，辅以知远，而轨以法程，亦可以垂统矣！”（《检论·近思》）可见就是怪僻的章炳麟除民族大义一点外，也不能不佩服曾文正公，“行事足惬人心”，共治伸张民权，“体任自然”，“吏道为清”，是一个“可以垂统”的人物哩！要说他“不乘方伯四岳之威，以除孱虏，而流大汉之岂弟”，就是他“没世不免恶名”的原因，那更有点冤枉！章先生既知道他“不敢赞清”，而以“异教愆礼”数洪、杨，足征国藩是为文化而战争，为宗教而战争，自不能以民族大义责之！据传说，彭玉麟始终不愿做清朝的官，即有羞事异族之义，并曾劝国藩自主东南。英人戈登也劝过李鸿章，他们为什么都不敢做呢？我们试一看左宗棠的性格，那样豪迈不羁，他曾见过洪秀全，劝以仍用孔孟学说，秀全不听。后来他立功边徼，气凌朝右，尚不免懔殿陛之森严，以天威为可畏，就可以知道在几千年君主专制政体之下，一般人的忠君思想是如何牢不可破了。曾国藩又怎能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轻举妄动呢？后来剿捻军，办教案二事，均为盛名所累，不得国人谅解，一转眼间，钟铭世勋，圣相威严，却变为谤议纷纷，举国欲杀，可见旧社会的潜势力之大。如果他做些狐埋狐搰的勾当，难道就能成功吗？事后论人，自己不免忘掉时代环境了！他们在实际上确把满人的政权转移于汉人，无形中又增加了会党的势力，替民族革命隐隐做了下驱除艰难的工作，就在这一点来讲，也算功可补过吧！况且他们的眼光已着重在全世界上，帝国主义者乘方张之势，压迫欺凌我们，汉满的畛域，究竟是可有可无的，为整个中华民族谋出路，计划出一种复兴方案，守旧维新，安内攘外，虽然没有达到救国救世的目的，毕竟是个不世出的哲人，值得我们称赞啊！
    梁任公以史学家的眼光，批评曾国藩说：“曾文正公，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公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极谨严也，故虽用权变焉可也。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字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见《饮冰室文集·论私德》）又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最称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卓绝坚苦，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曾文正公嘉言钞序》）这把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而为“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的由来说得很明白，见解非常平允，可谓曾文正公一个知己。但梁先生还不晓得曾文正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曾公同时之新学家容闳，及今人郭斌龢氏对于此点颇有所见，容氏说：“曾文正公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谓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见《西学东渐记》）郭氏说：“我国过去教育目的，不在养成狭隘之专门人才，而在养成有高尚品格多方发展之完人。求之西方，以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之教育理想，与此为最近似。曾文正公即我国旧有教育理想与制度下所产生最良之果之一。故能才德俱备，文武兼资。有宗教家之信仰，而无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笃实，而无其迂腐；有艺术家之文采，而无其浮华；有哲学家之深思，而无其凿空；有科学家之条理，而无其支离；有政治家之手腕，而无其权诈；有军事家之韬略，而无其残忍。西洋历史上之人物中，造诣偏至者固甚多，然求一平均发展，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与文正相比者，实不数数觏。而文正之在中国，则虽极伟大，要不过为中国正统人物中之一人。呜呼！斯真中国教育之特色，中国文化之特色也。”（见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十一月七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曾文正公与中国文化》一文）容、郭二氏均以曾国藩的“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为我国教育文化之特色，较之梁先生的评论深刻多了。然而他们仍未能说明我国之教育理想，就是“内圣外王”“明体达用”的经世之学，曾国藩所谓“经世之礼”也。不错，礼学是孔子的教人之道，也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但如曾国藩其人者，在中国历史上，依然“不数数觏”，非仅其中之一人而已。为什么呢？因孔子没后，两千年来，“春秋经世”之义，甚少解人，有成就的更不用说了。考据、词章、义理三种学问的发展，致陷人于“狭隘之专门人才”一途，如荀子所讥为俗儒陋儒者。故曾国藩对他们均有所菲薄，而欲以深与博之功力，兼综三者之长，以恢复固有文化的特色。其成就之恢宏，远非一般号称“正统人物”者所能相比。倘不了解这种意境，则曾国藩岂不变成一个万能的天神了吗？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昔人之所以咏张江陵者，亦可以此诗来论定曾国藩。当时他的朋僚歌功颂德的话，我们不须一一征引，只看一个朋友而兼“政敌”的左宗棠，对他如何论定吧！宗棠寄其子孝威书云：“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盖亦道实语。见何小宋（璟）代恳恩恤一疏，于侯心事，颇道得着，阐发不遗余力，知劼刚亦能言父实际，可谓无忝矣。君臣友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锄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疑之词，何直一哂耶。”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扬揄，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宗棠之进用，亦由国藩所荐，乃二人性情不同，“有争者国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权利之争，故皆能持大体。以“撰语自夸，务压二公”（指曾、胡）的左宗棠，早有“曾侯觥觥，当世所宗，公与上下，如云如龙”（《祭胡文忠公文》）之言，又不仅俟盖棺以后始云“自愧不如元辅”了。即此可知曾国藩为一代冠冕，绝不是偶然的。
    曾国藩的事业之成就，完全由学问而来，无关乎命运，今昔人的议论都是一致的。就是撰《湘军志》的王闿运，对曾公时露不满之意，他说：“湘军兵威之盛，岂天数耶？一二人谋力之所致也。”国藩自己也说过：“山县寒儒守一经，出山姓氏各芳馨。要令天下销兵气，争说湘中聚德星。旧雨三年精化碧，孤镫五夜眼常青。书生自有平成量，地脉何曾独效灵？”（《次韵何廉昉太守感怀述事诗》）这是老实话，至于他在《金陵军营官军昭忠祠记》里说：“时未可为，虽圣哲亦终无成；时可为，则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所谓“天”“时”是指太平军初起“代兴迭盛，横行一时”的朝气；或指将衰“权分势散，广封竖”的暮气。其家书亦尝归功于天，乃谦让不矜之意，万不可体会有失。最有趣味的是他告诉门人俞樾的话说：“李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樾）拼命著书，吾皆不为也。”（见《春在堂随笔》）究竟他拼命干些什么事呢？岂仅“上相南征策众材，军容十万转风雷”吗？也不是的。假如读者要知道这位“书生自有平成量”的“圣相”是如何造成，请让我把他的生平一一仔细道来！